孙亚军：贺瑞麟——理学宗师 关学干城

贺瑞麟——理学宗师 关学干城

文/孙亚军

关学肇始张横渠

贺瑞麟（1824－1893） 

原名：贺均，榜名瑞麟，字角生，

号复斋、中阿山人，

清末著名理学家、教育家、书法家。

道光21年（18岁）中秀才，

后授业于关学大儒朝邑李桐阁，

与山西芮城薛于瑛（仁斋）、

朝邑杨树椿（损斋）并称“关中三学正”。

本籍渭南，清初其远祖

迁居三原县陂西乡响刘村

贺瑞麟主讲正谊书院20年,

学兼体用，精研程、朱之道，

集理学之大成。

同治九年(1870)，

购三原鲁桥北门外清凉山坡地，

以土窑为室，

创清麓精舍授徒讲学，来者麇集。

光绪初，知县焦云龙资助建为书院，

抚军谭云觐命名为正谊书院，

由中丞冯展云书写成匾额。

贺瑞麟极力倡导、支持刊刻正学之书

《小学句读记》 贺瑞麟序言一

清同治七年三原刘氏传经堂藏板本

《小学句读记》 贺瑞麟序言二

清同治七年三原刘氏传经堂藏板本

《小学句读记》六卷 贺瑞麟跋

清同治七年三原刘氏传经堂藏板本

《胡敬斋先生居业录》四卷 贺瑞麟序言

清同治八年传经堂刻本

贺瑞麟遗墨

拓片 左宗棠书

贺瑞麟跋语《天地有正气》碑拓

       【题记】

　　我常以为，明代冯从吾先生所编订的《关学编》，是暗夜里的一簇火光，照亮了整个关学历史发展的天空。冯从吾之前的历代关学人物，他们是星星之火，燎原之势亟待整束。冯从吾之后，一代又一代关学大师如满天星斗，既照亮了自张载之后至冯从吾时代的历史天空，又指引着冯从吾之后的关中学子，砥砺前行无畏风雨，奔向自我生命的终极意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历史永远铭记1606年，莅居长安的冯从吾完成了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书——《关学编》。自此而后，关学后劲自觉主动地承担起了续编此书的任务，清代二百多年当中，王心敬续编此书，完成了冯从吾之后之清初关学人物的续编，王心敬之后有李元春先生续编，李元春之后关中大儒柏景伟先生在病危之际，将自己未完成的《关学续编》交给三原贺瑞麟先生继续完成，以续关学之传。贺瑞麟先生临危受命，几易其稿，终于在1892年完成了《关学续编》的编纂。

　　关学自北宋张载而始，历经九百多年，数代学人浸心其中，笃志弥坚传续关学道统，这种学术精神如高山景行，令人心向往之。

　　一

　　公元1847年，关中朝邑，大儒李桐阁（元春）先生正在聚众讲学。

　　李元春，这位嘉庆三年的举人，九上春官而不第，遂绝意举业，不问仕途，潜心于学术研究之中，他生逢清代由盛转衰的历史阶段，深恶乾嘉以来的考据之学令天下士子不问时事埋头故纸堆的颓靡不振的学风。弃举业之后，他长期从事讲学活动，足迹遍及关中各地，所讲之学皆让士子回头猛醒，摒弃考据学风，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学问，以此砥砺国家之艰难。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时，深谙兵法的李元春上书道光皇帝，制服英军之策，提出了“破其所恃”“绝其所欲”“练乡勇”和“善用间谍”等御敌之策，他治学注重实践，不事声名，主张“儒者，不可不知兵”，以及“人我兼尽，身心交修，才可为人”，其学问、人格操守、笃行实践誉满关中，晚年居朝邑“桐阁精舍”讲学传道，人称“桐阁先生”。

　　1847年的春天，二十岁的三原廩膳生[1] 贺瑞麟，因久仰李元春先生学问高深，矢志不渝笃行程朱理学，不远百里前往朝邑桐阁精舍，拜师李元春。这是贺瑞麟学术人生的重要事件，古人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对于贺瑞麟而言拜师李元春正是志于关学之道的开始，贺瑞麟曾经在《上刘霞仙中丞》的信中回忆当年，师事李元春先生门下，使他“得闻圣学之大略。窃有意焉，而未知所入既泛滥于有明以来诸讲学之书，书愈多讲愈烦而心愈无主。乃取《小学》、《近思录》稍稍读之，始微窥其门庭户牖所在，诸家之说遂摒不事”[2] 。

　　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师友无数，但真能指点迷津开悟人生者，屈指可数，况且能终生敬其学问操守而师事门下者，也不过一二而已。对于贺瑞麟而言，李元春是带他进入学问境界的人师，正是因为李元春的教导，才使他确定了毕生学问研究的方向，而另外一个人，山西芮城学者薛于瑛，则使他坚定了为学的信念。

　　贺瑞麟与薛于瑛的结缘也是一波三折，先是咸丰元年（1851年），薛于瑛不远千里从山西来陕，至三原欲见贺瑞麟，贺因事不在，错过了第一次相识薛先生的机会。咸丰二年，薛于瑛派族弟薛于璜来陕现行见过贺瑞麟，带来薛先生的问候。贺瑞麟不胜欣喜，约好友杨树椿一起前往朝邑，拜访恩师李元春之后，便随薛于璜一起入晋，在山西芮城汉渡求仁精舍见到了思慕已久的薛于瑛先生。

　　薛于瑛，山西芮城人，号仁斋，学者称“仁斋先生”。薛先生为学不由师传，俗儒异端功利驳杂之习一无所染，励志为己之学，读《小学》万遍，精熟孔、朱之学，学有基本，在山西素有师名。薛于瑛见到年轻的贺瑞麟，十分欣赏他有志于“程朱”正学，得知他秋试不第后，薛于瑛告诉他：“应举终不免于一求字”，鼓励他制举之外还有圣贤之学，有志于圣学才能裨益时代人心，才能救时务于当下。贺瑞麟听闻薛先生之言，如沐三春之晖，恍然醒悟，他说：“某初向学得其一言，遂与一二知友毅然脱去场屋之累”[3] 。这次山西相见薛于瑛，使贺瑞麟彻底放弃了功名之学，回陕之后，潜心于师门之教，终生不入仕途。

　　其实，清代从道光到光绪，科举之学已经暴露出它的弱点来，不因时务所需，所考内容尽是辞章功利之学，导致很多学子功利之心泛滥，人心不知正学为何，社会风气低迷不振。最为可甚者，士子谈及孔孟程朱之学讥笑不止，贺瑞麟人生中的两位导师李元春、薛于瑛很早就看到了这样的社会结症，所以他们勇敢地摒弃科举之学，率先垂范，弘扬程朱正学，躬身实践，他们对贺瑞麟后来的治学思想有着很深的影响。

　　我相信一代人必有一代人的学术使命，李元春、薛于瑛、贺瑞麟他们处在风雨巨变的前夕，内外忧患的国家形势，以及昏昏欲睡的国民心态，使他们自觉地担当起拯救学术于既倒之时，正人心于迷乱之际的使命。学术传承的接力棒，由李元春交到贺瑞麟手上，任重而道远，注定了他的一生将为此而努力，也注定了他将成为关中学派在晚清重要的传承人。

　　二

　　顾炎武先生曾经说过陕西关中人的性格当中有刚毅忠勇之气，这样的性格如果戎装上阵必是一代豪杰，如果从事学术研究，也必能恪守如一，成就斐然。从张载开始，关中学人的性格里面，既有忠勇之气，又有执一之念，一旦认准的学术思想，不会轻易随波逐流更改志趣。贺瑞麟先生的性格当中完全地继承了先贤优良的学术传统，从二十四岁师事李元春那一天开始，几十年当中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恪守程朱之学”，传道受业。尽管在今天看来，他对于关学思想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建树，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他的时代，坚守就是对关学的贡献。

　　贺瑞麟，一个生而为传道而来的人，他的人生也必定充满了传奇，传奇中又充满了坚定，坚定中又充满了死生之决绝。他出生在一个半商半农的家庭，父亲贺含章是一个儒商，精通医术，少年时代知事甚早，“体祖与孀母志，读书应试。……贫益甚，不得已乃就贾，寓镇江，往来苏、扬间，过洞庭览西湖胜，登金焦二山，阅人已多，得山水人文助，医画兼进，闲吟诗自娱，人不以贾人目”[4] ，贺瑞麟五岁的时候就表现出了聪明颖悟的气象，父亲贺含章欣喜有加，他说：“吾诸子皆失学，读书承先人志者惟此子是望”[5] ，认为贺瑞麟将来可承先祖遗志，光大门楣，遂摒弃外省生意，回家专门督导贺瑞麟读书。据《清麓年谱》记载，贺瑞麟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读完了《四书》和《诗经》《尚书》等书籍，十一岁的时候，父亲贺含章出上联“半耕半读”，贺瑞麟对下联“全受全归”，贺含章大喜赞其有古人之志。十七岁的时候，贺瑞麟精通文章大义，参加县学获邑庠食禀饩，父亲贺含章鼓励贺瑞麟：“为学当志远大，即科名于身心何有哉！于天下国家何有哉”[6] ，学习不能自满自足。十九岁岁的时候，关中大儒路闰生先生主讲宏道书院，贺瑞麟学习制艺，准备参加科考至二十岁，科考不第，青年时期的贺瑞麟立志功名，光大门楣，直到见到李元春和薛于瑛二位先生后，才彻底摒弃科举，开始了他长达几十年的漫漫弘道之路。

　　于右任先生在《我的青年时代》一文中较为准确的总结了晚清民初，关中学派的学术脉络，他说：“ 关中学者有两大系：一为三原贺复斋先生瑞麟，为理学家之领袖，一为咸阳刘古愚先生光蕡，为经学家之领袖。贺先生学宗朱子，笃信力行，俨然道貌，尚时悬心目中。”纵观贺瑞麟先生弃举业之后的为学历程，一言以蔽之“谨守程朱主敬穷理之训”，这一条为学之路，是他从李元春先生那里得来的为学真脉。晚清民初之际，正是中国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时代，固有的农耕文明正在被动地接收海洋文明的强烈冲击，中国的知识分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选择，即主动地接收时代的洗礼，以经世致用之学应时代之变，还是固守传统以道德伦理应时代之变局？贺瑞麟选择了后者，他认为正人心是所有问题的核心，他目睹了大变局之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浮躁之气，盲目的跟风学习西方文化，盲目的极度批判固有的文化，弃伦理之不顾，一味地追求时代潮流，读书人常常华而不实坐而论道，空谈误国者比比皆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决然“逆流而上”，赋予朱子之学极高的地位，认为人心不正一切徒劳，而正人心之法，就是斥异端尊程朱。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贺瑞麟主讲三原学古书院，他在学古书院前后五年时间，在这五年当中，他充分践履了他的学术主张，专讲程朱之学，敦化学子礼仪之风，教学子为学定要为己，不事科举空乏之文。他的这一传统的教学方法，引起了当局的高度注意，当局认为他不课时文，不事举业，是不务正业之举。1870年，贺瑞麟在流言蜚声当中不得不辞去书院讲席。正是在学古书院的五年当中，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讲学风格，即：审途以严义利之辨，立志以大明新之规，居敬以密存察之公，穷理以究是非之极，反身以致克复之实，明统以正道学之宗。

　　就在贺瑞麟辞去学古书院讲习的那一年，为了继续弘道，从事讲学授徒的事业，贺瑞麟游走清川，联系四方友人，着手创办“清麓精舍”。既为弘道而来，必为传续先贤大道之道场而所念，在友人的帮助下，1870年夏天，开始建设他理想中的精神圣地——清麓精舍。八月，精舍完工，贺瑞麟终于有了一处传道之地，他在《清麓精舍落成告先圣文》中说：“亟买山营舍清凉之麓，幽寂高旷，以遂夙心，欲于同志共讲斯道”[7]。清麓精舍的落成对于贺瑞麟以及同道而言意义重大，在晚清“西学东进”的格局下，无疑是一块传授程朱理学的净土，对于关中理学而言，也是最后坚守的阵地。《清麓年谱》记载：“清麓精舍之成而关中文献之传寄于是矣……抑先生平生讲学一大转关也。数十年来清麓之名传播远迩，不惟斯文之统有系，亦世道人心之攸关也。”[8] ]贺瑞麟在清麓精舍充分实现了他的学问旨趣，他延聘有识之士如华阴李蔚坤、兴平马鉴元、大荔扈森、杨凤诏等饱学之士前来精舍讲授程朱理学，一时关中学子倾慕清麓之名，而前来求学者甚多。

　　清麓精舍作为关学在晚清的一方精神圣土，其意义不仅是传续关学薪火，更在于它对关学文化的一种梳理与保存。史书记载，贺瑞麟在清麓精舍，在弟子三原富绅刘昇之的资助下，对关学先贤的遗著进行了大规模的梳理，组织完成了关中学派经典文献巨著《西京清麓丛书》的刊刻工作。该丛书收录关学人物著作近百种，诸如王建常的《复斋录》、李因笃的《仪小经》等都悉数整理刊刻，对关学文献保存具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

　　对于一个有使命、有担当的学者而言，他的学术活动常常会在不经意间当中成为影响后世的举动。贺瑞麟先生晚年的学术活动，有三件事事关“关学”薪火的传承，即：拜见柏景伟先生临危受命，接受牛兆濂的问学，续编《关学编》。

　　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关中大儒柏景伟先生主讲陕西新式书院“味经书院”，培养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处为真儒，出为循吏”的“明体达用之才”。这一年，贺瑞麟先生率弟子前往味经书院拜会柏景伟，两位先生虽学术旨趣不同，但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贺瑞麟先生此行的目的据史料记载，在于劝说柏景伟与他一起共倡程朱之学，然而柏景伟笃信阳明心学主张倡导实学，以应时代之变化，以求儒者报国之用，在学术主张上存在分歧，但不影响两位智者成为朋友。贺瑞麟后来在《与柏子俊书》中说：“日前偕诸生访谒，辱蒙款待。甚感！甚感！谈论间所及警益良多。……欲说之话，及晤面则又忽忘。犹未免加以闲杂言语，其间紧要如身心亲切，工夫学问，精微义理，往往启其端而莫竞。”[9]他们之间的友谊因道而立，因学而并持，共在三原讲学，却能相互砥砺而不猜忌排斥，传为学林佳话。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柏景伟病入膏肓，在生命弥留之际，他把未完成的续《关学编》交给贺瑞麟，希望他继续完成这部铭载关中学人学术事迹的薪火之作。贺瑞麟在《柏子俊传》中盛赞柏景伟：“盖君好经济，重事功，意气慷慨，欲有为于天下而竟不得伸其志。……且刻《关学编》正续各集，功未竣而君殁。然其惓惓于关学者，其心未已也”[10] 。

　　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贺瑞麟担负起柏景伟未竟之事业，与是年在柏景伟续编的《关学编》的基础上，完成了贺版《续关学编》，增补关中学人传记七篇、人物十人。不过，贺瑞麟在续编《关学编》时，其标准皆宗朱子，对学尊陆王一概弃而不录，学术主张的不同，反映在《续关学编》的标准也不同，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择选标准，而并非冯从吾一开始确定的入编关学人物的标准，这是学术发展的时代所致。正如贺瑞麟的弟子马鉴源对老师的这一做法的评价：“至其《关学续编》，多以恪守程朱传，盖平生惟祖述孔孟、宪章程朱，故不觉性情流露，时见一斑者如是。”[11]

　　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暮年之际的贺瑞麟迎来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人物——牛兆濂。牛兆濂是关中学派最后一位大儒，他出生于贫寒人家，功名在身不愿为仕途所累，遵母亲“学为好人”之教，不远百里师事贺瑞麟先生。是年三月，牛兆濂在清麓精舍拜师贺瑞麟，关于这两位师徒之间的对话，简洁而明了，似有禅宗传道之感，语虽不多，但智者之间的心灵默契便在一时间开悟。贺瑞麟告诉前来问学的牛兆濂：“程朱是孔孟的嫡派，合乎程朱即合乎孔孟，不合乎程朱即不合乎孔孟”。如此传道，言简意赅，却直抵毕生学问之要。牛兆濂回去之后，皆按照贺瑞麟所示，恪守程朱不越半步，虽经历时代沧桑，至死不渝，遂成为关中学派最后的一位夫子！

　　公元1893年9月4日，贺瑞麟为东里刘村刘某写墓志时，突然中风不能一语，5日辰时谢世，享年七十岁。时人评述贺瑞麟先生一生之事业时说：“人之生也，有一乡一邑之人，有一国一世之人，先生上为往圣继绝学，下为千秋开太平，巍乎百世之师，一国一世，不得而囿也。”

　　注释：

　　[1]   廩膳生：科举制度中生员名目之一，明清两代称由公家给以膳食的生员，又称廪膳生；

　　[2]《贺瑞麟集》下卷第1096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

　　[3]《贺瑞麟集》下卷第1098页；

　　[4]李元春：《处士贞堂贺君暨配蓋孺人墓表》，《李元春集》第337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

　　[5]《贺瑞麟集》下卷第1093页；

　　[6]《贺瑞麟集》下卷第1094页；

　　[7]王美凤、张波、刘宗镐：《关学学术编年》第432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

　　[8]《贺瑞麟集》第1113页；

　　[9]王美凤、张波、刘宗镐：《关学学术编年》第441页；

　　[10]《贺瑞麟集》下卷第706、707页；

　　[11]王美凤、张波、刘宗镐：《关学学术编年》第4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