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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堂甲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侯水平教授在《在更大背景下研究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一文中指出：“三星堆文明、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是相互关联的两个课题，将三星堆文明放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去观察和研究，必将涉及文化交流互动的途径和具体内容等问题”，“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正是解开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点。”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段渝说：“文献和考古研究表明，嫘祖是中国丝绸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均与古代巴蜀有关，尤其与今四川盐亭有着密切的联系。毫无疑问，研究中国丝绸的起源和发展，不能不研究巴蜀丝绸的起源和发展，而研究巴蜀丝绸的起源和发展，不能不研究嫘祖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嫘祖文化的深入系统研究，将是解决中国丝绸文化起源的关键性课题之一。”笔者认为在研究三星堆文明、南方丝绸之路的同时还应该追溯丝绸之源嫘祖故里盐亭，将三者融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才是更深层次探讨三星堆文明的有效途径。 多年来众多专家学者通过各种考古新成果和对巴蜀文化进行不懈探索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新成就，不但彻底否定了前人所谓“蜀无礼乐，无文字”的这一旧说。而且提出了“三星堆文明”、“巴蜀古代文明”和“巴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的崭新论断，引起了中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并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从而彻底打破了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所描述的“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神话传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四川广汉“三星堆”发掘出了大量的金器、青铜器、玉器及象牙等物件，出土的文物不但件件造型别致，工艺精湛，而且大部份属于抽象艺术，让世界为之震惊。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殷商以前的古代蜀人还有如此发达的文明!九十年代，又相继在新津、郫县、都江堰、温江、绵阳边堆山、汉源狮子山发现古代蜀人建造的古城遗迹、古城墙和出土的文物为研究古代巴蜀文明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这些灿烂的古巴蜀文明不仅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精神的纽带，而且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世人尊称为人文始祖的轩辕黄帝元妃嫘祖所发明的缫丝、养蚕，在黄帝及其所在的时代创造的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嫘祖及其嫘祖后人传播的丝绸文明在整个巴蜀文明中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教授总结的那样“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人研究，便不可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 一 、丝绸之国史证可鉴 丝绸文明是中华5000年光辉历史中最辉煌的篇章。从最古老的诗经到近现代的服饰文化，无不让人感受到蚕丝的光泽，锦绣的灿烂。是绚丽的丝绸最早使中国走向世界，使世界认识了中国。蚕桑丝织业对推进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进程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如今，丝绸的行迹已扩大到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十亿人口在享用丝绸带来的好处。对这一贡献流传最广和影响最大的就是嫘祖始蚕。丝绸在我国乃至世界产业史、科技史、文化史上都是独树一帜的，具有重要的地位。 （一）丝绸之国历史悠久 文献对中国丝绸的最早记载，见于《尚书·禹贡》。此篇记载的丝绸种类有丝、织文(有花纹的丝织品，应即绮)、玄纤缟(纤细的黑缯和白缯)、玄纁纟几组(黑色和浅红的丝织品)等。至于此篇提到的“织贝”，是细紵和贝壳两种物品，即把贝壳磨成小粒扁圆珠并缝缀于麻质(紵)衣物上，这是海洋文化的产物，在殷墟考古中曾有出土。不管怎样，《尚书·禹贡》的记载表明，早在中国文明兴起的初期，中国丝织品已经形成了多种类多样化的发展格局。显然，中国丝绸的起源时代，还远在《禹贡》的成书年代之前。 在浩若烟海的中国古典诗词里，不少诗篇是以蚕桑丝绸为题材的。如《诗经·豳风·七月》曰“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诗经·魏风·十亩之间》曰“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诗经·魏风·氓》曰“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汉代乐府诗《陌上桑》曰：“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诗仙李白《子夜吴歌·春歌》云：“秦地罗敷女，采桑绿水边。素手青条上，红妆白日鲜。蚕饥妾欲去，五马莫留连。”唐代崔颢《赠轻车》云“幽冀桑始绿，洛阳蚕欲老”。唐代李商隐《无题》云“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大量对蚕桑丝绸的描写，可以窥见丝绸对中国古代诗词文化的巨大影响。 作为世界蚕桑、丝绸业的发源地，中国流传着许多与此相关的神话和传说。如嫘祖养蚕、蚕女马头娘神话等等，都以天真美丽的幻想和清新质朴的风格，艺术地概括了人们对蚕桑丝绸的认识，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对蚕桑丝绸的亲情。 （二）文物佐证丝绸之国 1921年，在辽宁沙锅屯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过一个长达数寸的大理石雕刻，所刻形象颇类似蚕。 1927年，在山西夏县西阳村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个被人工切掉一半的蚕茧，经专家论证，可能是常见的三眠蚕。这说明在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时，人们已经和蚕茧有了直接的接触。 1975年至1978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一批4000年前的纺织用具和牙质蛊形器。这件盅形器周围，用阴纹清楚地雕刻着蠕动状的蚕纹，其身上的环节数历历可数，并配以纺织花纹。 1958年在整理浙江钱山漾文化遗址时，发现了4700多年前的一批丝绢纺织品。其中有平纹绸片和用蚕丝编结的丝带，以及用蚕丝加捻而成的丝线。经科学家鉴定，平纹绸片长2.4厘米，宽1厘米，呈黄褐色，经密度为每厘米52根，纬密度为每厘米48根，丝带宽5毫米，用16根粗细丝线交编而成，丝绳的技影度约为3毫米，用3根丝束合股加捻而成。而且，全部为家蚕丝。这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中国的养蚕、治丝、织绸的起源不可能晚于这个时期。 （三）锦绣丝绸源于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蚕桑、缫丝、丝绸的原产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蚕在公元550年左右从中国输入希腊”。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或更早开始，中国丝绸就己横穿欧亚大陆，远播至于西方。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也是伴随着中国丝绸的西传逐步形成的。从某种意义上看，丝绸或许是中国对于世界物质文化最大的一项贡献。由于丝绸对包括东西方在内的世界文明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因此，长期以来对于中国丝绸的研究一直是中外学术界所共同关心的重大课题。 《穆天子传》，又名《周穆王游行记》，是西周的历史典籍之一。此书记载周穆王从陕西西安出发，向西长途跋涉，到达了今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周穆王，是最早将丝绸作为国礼出访各国的君王。 在俄罗斯阿尔泰山乌拉干河畔的巴泽雷克(Pazyryk)古墓群内(约公元前5—前3世纪)，出土不少西伯利亚斯基泰文化的织物和中国的丝织品。丝织品中有用大量的捻股细线织成的普通的平纹织物，还有以红绿两种纬线斜纹显花的织锦，和一块绣着凤凰连蜷图案的刺绣。刺绣图案与长沙楚墓出土的刺绣图案极为相似，有学者据此认为是楚国刺绣。其实，楚地织锦和刺绣素不发达，战国和汉代楚地的丝织品均仰给于蜀，而长沙楚墓出土的织锦和刺绣均为蜀地所产，并非楚地所产。因此，巴泽雷克墓内出土的织锦和刺绣，必定就是蜀锦和蜀绣。 据传公元前53年，古罗马执政官、“三头政治”之一的克拉苏追击安息人的军队到了两河流域。酣战之际，安息人突然展开鲜艳夺目、令人眼花缭乱的军旗，使罗马人军心大扰，结果遭到了惨败。这就是著名的卡尔莱战役，那些鲜艳的彩旗就是用丝绸制成的。 据记载，凯撒大帝和被称为埃及艳后的克里奥帕特拉都喜欢穿中国的丝绸。一次凯撒大帝穿着中国丝袍出现在剧院，光彩照人，引起全场的惊羡。?开始丝绸的价格很贵，每磅要黄金12两。后来销售日增，以至平民百姓也纷纷穿起丝绸。著名地理博物学家普林尼曾抱怨说，罗马每年至少有一亿罗马金币在与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半岛的丝绸与珠宝生意中丧失。 有学者认为，一些著名的古希腊雕像身上透明柔软的服饰，也是中国丝绸制成的。 丝绸的出现，使养蚕织绸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非常重要并且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手工业门类。丝绸的兴盛则开创了中华民族丝绸服饰文明的新时代，给中国古代民俗、习惯以巨大的影响。在人类历史上，因丝绸贸易而兴起的东西方人民的大规模经济文化交流，对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二 、嫘祖始蚕丝源在蜀 （一）四川是中国丝绸的起源地之一 四川是中国丝绸的起源地之一。不仅以“嫘祖”、“蚕女”等古史传说饮誉海内外，而且以蜀锦、蜀绣等丝织品驰名中外。蜀锦是历史悠久的传统丝织品，兴于战国而盛于汉唐。是我国极负盛名的四大名锦之首。蜀绣又名川秀，被誉为蜀中之宝。蜀绣品种较多，图案多以神话为主题，花纹单位较大，呈二方或四方连续，绣法以辫绣为主。蜀锦色彩丰富，图案纹饰优美绮丽，多数可见于元代费著撰写的《蜀锦谱》。 广汉三星堆2号祭祀坑内出土的一尊青铜大立人像，身着内外三重衣衫，外衣长及小腿，胸襟和后背有异形龙纹和各种花纹。学术界认为：青铜大立人像头戴的花冠，身着的长襟衣服上所饰的有起有伏的各种花纹，表明其冠、服为蜀锦和蜀绣。 宝鸡弓鱼 国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丝织和刺绣制品遗痕，葬于墓中的丝织品，是现知我国最早的刺绣文物，同时还在墓中发现了玉石制作的蚕形饰物，玉蚕说明了对蚕的尊崇，其意义十分明确。这些丝织品、玉蚕同他们的主人一样，来自古代蜀国，来自于蚕丝绸的故乡。在古蜀时代的蚕桑丝绸文化，其起源时间至少应溯到新石器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蜀地的丝绸业持续发展，达到很高的水平。湖南长沙和湖北江陵出土的战国织锦和刺绣，据专家研究，均属古代蜀国的产品，并与四川炉霍卡莎石棺内发现的织品相似，均为1．2经二重夹纬(含心纬)1/1平纹，或1∶1经重夹纬1/1平纹，经密36×3根／厘米，或56×2根／厘米。 四川成都百花潭中学基建中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蜀地工匠制作的采桑纹铜壶。此壶制作精美，共八组图像。铜壶第一层左面一组定为采桑图。此图绘制出一群妇女，梳着长辫，挽着高髻，身着长裙，在桑树丛中采摘桑叶的情景。这群妇女，有站在桑树下用长竿钩摘状，有攀着桑枝作采摘状，有的手挽竹篮头顶竹筐从事运输，还有的在树下击鼓唱歌起舞，男子腰佩短剑以资助兴。从这幅采桑图中反映出战国时蜀中采桑养蚕的盛况。 秦汉时期，蜀锦生产形成了很大的规模，秦在成都专门设置“锦官”，主管丝绸织造。秦汉时期在成都“二江”岸边，分布着密集的蜀锦作坊，形成蜀锦生产的中心。西汉扬雄《古文苑?蜀都赋》所谓“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对蜀锦极尽赞誉之词，是有充分根据的，一点也不过分。 西晋左思《蜀都赋》说：“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可以见到蜀锦生产的盛况。三国时期蜀汉学者谯周《益州记》说：“成都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锦工用江水濯洗蜀锦，所以江水称为“锦江”，锦工濯锦之地称为“锦里”，成都因此而有“锦官城”、“锦城”之称。 汉末三国时，蜀锦的生产和贸易更为兴隆，以至垄断了中原和江东的丝绸贸易市场。曹丕说：“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可见蜀锦品种、式样和文彩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南宋山谦之撰写《丹阳记》中记载此种情况道：“江东历代均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至是始乃有之。”可见三国时蜀中织锦技术高于魏、吴，影响遍于全国。表明当时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的丝织品，以蜀锦独占鳌头。蜀锦还是献纳于朝廷的贡品。除供皇室享用外，朝廷常把蜀锦作为上等赏赐品，赐与权贵和大臣，其赏赐之多，动辄上千匹，甚至可达数万匹。 （二）巴蜀丝绸享誉中外 印度最早知道的中国，梵语中称作Cina，中译为支那，或脂那、至那等，就是古代成都的对音或转生语，其出现年代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印度古书里提到“支那产丝和纽带”，又提到“出产在支那成捆的丝”，即是指成都出产的丝和丝织品，Cina这个名称从印度转播中亚、西亚和欧洲大陆后，又形成其转生语，如今西文里对中国名称的称呼，其来源即与此直接相关。而Cina名称的西传，是随丝绸的西传进行的，说明了巴蜀丝绸对西方的巨大影响，和巴蜀丝绸在中西交流中的积极作用。 西汉扬雄著的《蜀都赋》说成都有“黄润细布，一筒数金”，意思是成都的丝绸以黄色的品质尤佳。印度考古学家乔希（M.C.Joshi）指出，古梵文文献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欢穿中国丝绸，湿尤婆神尤其喜欢黄色蚕茧的丝织品。这种黄色的丝织品，就是扬雄所说的“黄润细布”。 1976年11月内蒙古集宁路古城出土了元朝龟背鸟首羊身纹团花织锦被。被长195厘米，宽118厘米。花纹单位17厘米x17厘米。一个花内有精丝926根，纬丝1937根，有地经、纹经，黄蓝两色纹纬显花。此锦被四周缠枝牡丹花纹作底，中间以六边形龟背纹作地，龟背内以六瓣小花，上面两排十行，每行50个团图案，团中间为一对怪兽，兽为鸟首羊身，为欧洲神化中的格力芬。现为内蒙古博物馆藏。（《中国成都蜀锦》紫禁城出版社） 公元607元，隋炀帝把四天王狩纹锦作为礼品赠给圣德太子，现珍藏于日本法隆寺中。锦长250厘米，宽130厘米，纵横排列着20个狩纹图案。（《中国成都蜀锦》紫禁城出版社） 1972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了唐代联珠菊花纹蜀锦，现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只留部份残片，残片长19.7厘米，宽19厘米，花纹单位长4厘米。（《中国成都蜀锦》，紫禁城出版社） 1975年成都土桥曾家堡汉基出土了大型浮雕画石像，中间刻有两台织机，左边一台为结构简单的素织机，右边的一架织机和山东肥城孝堂郭巨祠、江苏铜山红楼、沛县留城镇等地出土的汉代织机画像基本相同。 1980年在新疆罗布泊楼兰古城东7公里高台楚墓地 2号基出土了东汉菱格双羊纹锦。残件11.5厘米，宽4.5 厘米；经密每厘米34根。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中国成都蜀锦》紫禁城出版社） 1995年，中日专家在新疆塔克拉玛干尼雅遗址，精绝国王墓挖掘出一座距今约两千年的古精绝国国王和王妃的墓葬。墓中出土了一件色彩斑斓的织锦，该锦上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文字。当年，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在后来对“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的研究中，有专家学者从其织造年代和多重经向组织等特点分析，指出这是一块汉代蜀锦。 通过近现代考古的成果已越来越多地证明，灿烂的古蜀文化主要包括丝绸文化与青铜文化两部分，二者互相联系，交相辉映。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的服饰和精美纹饰更折射辉映出古蜀丝绸锦绣的灿烂光辉。 1908年蜀锦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得金奖。1917年蜀锦在南洋博览会上夺得国际金奖。1937年蜀锦在美国纽约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东方美人奖”。 （三）巴蜀丝绸与南方丝绸之路 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罗马文献里记载的“Seres”(丝国），称“其地在东方极远的地域”。公元前4世纪或者更早西方人脱烈美《地志》记载：“Seres南有北印度与滇国(SmiKc)，西有大山与游牧民族；其东有人所不知的地域，多沼泽竹木，四围有山。”据研究，Seres便是当时古代的蜀国。这表明，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巴蜀丝绸已经远销至于西方。 丝绸之路亦称丝路,分为南、中、北三道，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横贯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经济交流的重要交通线，促进了欧亚大陆以及中西方的友好往来。其中北道最为著名，是因为在西汉（前202年—13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因为由这条路传播的华夏文明及经济贸易中丝绸影响最大，故得此名。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此后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沿用至今。可以说丝绸之路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经济交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可见我们研究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性。 早在商代中晚期，南方丝绸之路已初步开通，“南方丝绸之路"的提出，是基于以成都平原为重心，分布于云南至缅甸、印度和越南等地区内，近年出土大量相同、相似或相关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不仅有中国文化，而且有印度乃至西亚的文化因素集结，同时在东南亚、南亚、中亚至地中海区域发现了不少中国文化因素，表明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同外部世界所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交流线路的存在。由于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线路的代称已为中外学者所普遍接受，因此便称这条以成都为起点，向南经云南出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至西亚，以及从成都经云南至东南亚的古代中外国际交通线为"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纵贯亚洲，直抵欧洲地中海区域，是古代欧亚大陆途程最长、历史最悠久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动脉之一。经由南方丝绸之路，中国文明传播 到东南亚、南亚及西亚，并与上述地区的古代文明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互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古巴蜀丝绸在世界各地传播，丰富了南亚，中亚，西亚和欧洲文明的内容，并由丝绸的传播而引起了丝绸之路的开通，从而沟通了中国与世界各个文明区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不仅对于中国认识世界和世界认识中国，而且对于世界文明的繁荣和西方古典文明的发展，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四）巴蜀丝绸与三星堆文化 巴蜀丝绸素称发达，从它的蚕桑起源之早这个角度便足可见其一斑。《诗经?东山篇》有“蠋者虫蜀，蒸在桑野”。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左丘明著《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释“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诗》曰：‘蜎蜎者蜀。’”。从《说文》看出，蜀地与桑、与蚕有着密切的联系。蚕丛氏在虞夏之际南迁成都平原，“教民养蚕”，引起了巴蜀丝绸的兴起。到商周时代，蜀地的丝绸业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宋代成都太守田况《成都邀乐诗》正月五州南门蚕市，正月二十二日圣寿寺前蚕市，二月八日三月九日大慈寺前蚕市盛况（见明代杨慎编辑《全蜀艺文志》卷十七?诗）。宋代黄休复《茅亭客话》卷说：“蜀有市。每年春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此古之遗风也。”宋代赵抃《城都古今集记》云：“三月三日，远近祈福于龙桥，明曰蚕市。”明朝天启年间《成都府志》云：“蚕丛祠，府治西南。蚕丛氏初为蜀侯，后称蜀王，教民养蚕，俗呼为青衣神”。清代黄勤业《蜀游日记》说：“三十日，曙色初开，行经蚕市……。”“三月三日半阴阳，农妇养蚕勤采桑；桑蚕创自西陵母，穿绸勿忘养蚕娘。”至今仍在巴蜀地区传唱。 四川省盐亭县唐代《嫘祖圣地》碑文:“嫘祖宫，总殿五层，宫前设先蚕坛……宫内有桑林殿、育蚕殿、烘茧殿、抽丝殿、编绢殿、制衣殿。”四川省广元市皇泽寺内五佛楼侧，有一组表现古代种桑养蚕图碑，镶嵌在乌龙山体的崖石中。这组由十四块石碑组成的画屏称“蚕桑十二事图”。该画屏将“蚕事”精心绘成选椹、种桑、施肥、采桑叶、窝种、体蚕、喂蚕、起眠、上簇、育种、腌种、缫丝，刻碑立于先蚕祠（旧时供奉嫘祖及蚕公、蚕母的祠庙）内，意在课劝农桑，教民重视农业，不忘嫘祖始蚕。 川西古蜀文明有四个代表性区域，第一是（也是最早的）盐亭地区的嫘祖丝绸文明，嫘祖发明了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第二是三星堆为代表青铜文明；第三个阶段是以都江堰为代表的农业文明；第四是成都作为城市的诞生，代表川西古蜀城市文明。 然而巴蜀丝绸文化传播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蜀国的蚕丝已远销到印度，公元前4世纪，印度乔底利耶所著《治国安邦术》一书，曾写到“乔奢耶和中国成捆的丝”，可以确定丝绸之路中以缅甸道开辟最早，它由长安、咸阳经成都下僰道（宜宾），西出青衣（雅安），再经永昌到缅甸和印度。从成都至印度的一段称蜀道，以此证明了印度与三星堆间有过丝绸贸易，而三星堆与嫘祖故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经考古发现证明，“广汉三星堆文化”第一期有许多因素与岷江上游汶川增坡出土的文物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特别是盐亭县金鸡镇烟台山出土的一尊高６０厘米，衣着背面有丝纹，反剪双臂的跪式青铜俑。经专家鉴定他比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更古远。盐亭县麻秧乡出土的石壁，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测试是古人用于祭天的石玉器皿，故称“商周祭天石壁”。能敲出３５６１２等音阶，与广汉三星堆中出土的石壁均属同时代，属于龙山文化石器制作物件。盐亭县金鸡镇出土的青铜凤鸟和镂空龙凤呈祥玉雕等文物与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属于同一系列。盐亭县金鸡镇出土的玉器，此玉器，具有商代玉雕龙形质。是“古岫玉，硬度低，温润，半透明，色泽艳丽，包浆较厚，工艺讲究。这应是先民祭祀的图腾……” 蚕女马头娘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故事，是对中国蚕桑丝绸文化起源的一种美丽奇异的诠释。古代蜀地作为中国蚕桑丝绸文化的故乡，蚕女马头娘的传说体现了古蜀文化瑰丽神奇的特点，然而在三星堆出土的“人兽同体”的雕像正是古代蜀人对图腾崇拜的一种演变，表达了蜀人与蚕和马这两种动物之间深厚纯真的情感，同时这个故事表现了当时古蜀时代农业文明时期，蚕桑丝绸的发展和马匹的运输能力所发挥的两个作用有一定的联系。 这充分说明古西陵国盐亭和三星堆、金沙遗址有某种传承性，它对巴蜀文明起源有着重大关系。黄帝到古西陵国盐亭来娶嫘祖和后来其子昌意娶蜀山氏女昌仆，再一次说明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在古代就有交融。巴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证明岷江上游古文化是“三星堆”一期文化的来源之一，证明蚕丛氏从岷江上游南迁成都平原。盆地北部邻近盐亭的绵阳“边堆山遗址”，文化面貌与三星堆文化有许多共同性，而年代较“三星堆”更早，可以证明“边堆山”文化也是“三星堆”文化的来源之一。而“边堆山”文化、岷江上游蚕丛氏早期文化，深受嫘祖文化的影响。 三、丝绸之源嫘祖故里盐亭 中国养蚕，缫丝起源于黄帝时代，黄帝正妃西陵氏之女嫘祖“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早在黄帝时代，通过嫘祖氏族与岷江上游蜀山氏的结合，促成了蜀山氏的饲养桑蚕到饲养家蚕的重大历史性转变，从而引发了巴蜀丝绸的起源和演进，在中国蚕桑、丝绸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古文献所传而且大量考古材料也表明中国是蚕桑、缫丝、丝绸的起源时代相符合，同时也显示嫘祖为中国蚕桑丝绸之祖。 （一）嫘祖始蚕世所公认 嫘祖，亦作累祖、絫祖、纍祖、螺祖、傫祖和雷祖，最早见于战国《世本》“黄帝娶于西陵之子，谓之嫘祖，产青阳及昌意。” “嫘”（lei)当地读音螺（luó），谓桑田有虫吐丝；嫘祖最早是作“祖”“▲”字的本意，即包含着始蚕、治丝、织绸”等内涵，而“祖”的名称则有起源和始祖的意义。因此“祖”的本意就是蚕桑丝绸之祖。 唐代魏征主编的《隋书·礼仪志》记载，北周尊嫘祖“先蚕”（即始蚕之神）。南宋朱熹《通鉴纲目?前编》记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北宋刘恕《通鉴外纪》谓：“西陵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治丝、养蚕、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北宋金履祥《通鉴前编·外纪》说：“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之患，后世祀为先蚕。” 清朝官方纂修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一轩辕氏》记载：“教民育蚕：西陵氏之女嫘力追从祖，为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寒伤之患，后世祀为先蚕。” 清康熙朱廷献撰《新郑县志》卷之三人物载“……元妃西陵氏教民始蚕。”清代学者吴乘权编辑《纲鉴易知录》说：“西陵氏之女嫘祖……始教民养蚕，治丝蚕以供衣服……故后世祀为先蚕”。清代学者马骕著《绎史》卷五中，引《黄帝内传》有云：“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乃称积维之功。” 由臧励和主编的《中国人名大辞典》载：“西陵氏，黄帝元妃，又称嫘祖，始教民蚕，治丝茧，后世祀为先蚕。”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历代名人辞典》云：“西陵氏，黄帝元妃，又称嫘祖，始教民蚕，治丝茧，后世祀为先蚕。” 嫘祖始蚕世所公认，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养蚕、缫丝和织绸的国家，这是对世界文化的一个极大的贡献。对这一贡献流行最广和影响最大的就是嫘祖始蚕。其始蚕，后人祀之为“先蚕”。嫘祖发明种桑养蚕，奠定了农耕文化的基础，蚕桑丝绸是农耕时代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的飞跃，“丰衣足食”衣在先，“衣食住行”也衣在前。从此，人类有了羞耻感，进而发展成为人类的道德观，嫘祖是衣饰文明的缔造者。 蚕桑丝绸的发明，是人类科技史上的一次革命，是人类经济史上的一次革命，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革命，其根本原因，在于推动人类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嫘祖的伟大发明创造，意味着史前经济与文化的共生共荣关系，揭示了经济与文化互为中介，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原理。丝绸是我国古代光辉灿烂的东方文明的象征，通过丝绸之路传播世界，对推进东西方物质文化的交流和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至今仍在造福人类。 （二）古西陵今盐亭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是西陵氏人，“西陵”在哪里，通过多年的研究考察表明“西陵”就在东陵之西。《尚书禹贡》载：“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为灃，过九江，至于东陵。”宋代蔡沈《书集传》说：“东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县也。”即今之湖南岳阳。《禹贡》对长江流域“导江”所过之地均有记载，假如在长江干流地段有一处与东陵相对应的西陵，就不会只记载东陵而不记载西陵，显然意味着西陵不在长江干流地区，而是在其支流地区。岳阳“东陵”之名是因地处上陵而得名，与之相对应的“西陵“也是地处上陵的地方，正如汉代称汉江为汉水，称嘉陵江为西汉水，称汉江流域为东川，不仅在岳阳“东陵”之西，也在嘉陵江之西。盐亭位于川北山系以南、四川盆地北部边缘的低丘地区，北临龙门山，长江支流梓江（古称梓潼水）穿县而过，东隔米仓山、大巴山、巫山与岳阳遥遥相望，而且盐亭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偏北长江上流的嘉陵江支流西河与涪江支流的梓江分水岭处。蒙文通先生的《汉潺亭考》：“潺水今盐亭境内，上古时称西陵河。”并有上古界碑（现存北京博物馆）证实潺水正位于盐亭境内。 盐亭境内还有古时沿用下来的以西陵命名的地名，如西陵川、西陵河、西陵场、西陵山、西陵谷、西陵垭、西陵湾、西陵岩、西陵寨、西陵村、西陵嘴、西陵塔、西陵寺等。 从地里方位、地理环境的特征，地形、山水、动植物与人类生存的环境传承下来的文化足迹证明古西陵就是嫘祖故里盐亭。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任总主编吉林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炎黄汇典》载：“相传盐亭古为西陵之地，是黄帝正妃“先蚕”嫘祖的诞生和归葬之地。当地人世世代代敬奉“先蚕”嫘祖。”确认盐亭为“嫘祖故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又确认盐亭为“嫘祖文化圣地”。 中国古都学会会长、陕西大学教授朱士光主编的《历代文献汇典》载：“嫘祖诞生在古西陵，今四川盐亭县。”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中国历史》，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川社会与历史》等教科书，明确了“四川盐亭是嫘祖故里”。 （三）嫘祖始蚕遗迹犹存 嫘祖始蚕历史悠久，在古西陵国（今盐亭县内）有许多反映蚕桑丝绸的遗迹如：桑林坡、吉树坡、蚕丝山、丝姑垭、茧子山、丝源山、水丝山、丝织坪、丝姥山、蚕姑庙、锦机台、丝姑庙、丝姑山、织绢岭、抽丝台、赛丝廊、晒丝岭、先蚕楼、先蚕塔、嫘祖坪、嫘祖山、嫘甸坝、嫘祖宫、嫘轩殿等每一处都有一段神奇的传说流传至今。 （四）史志记载嫘祖故里 两晋时期郭璞著《山海经海内经》云：“黄帝娶嫘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也就是现在四川西部的雅砻江畔。）据此，当时的人们沿西陵河建起了西陵国，即盐亭县上古时代的西陵国所在地。在古巴蜀时期一度成为巴国的诸侯国。 清康熙《御制耕织图》《织部·祀谢》画副内，刻有宋朝绍兴县令楼王寿五言诗：“春前作蚕市，盛事传西蜀，此邦享先蚕，再拜丝满目。马革裹玉肌，能神不为辱，虽云事眇茫，解为民为福。”康熙为此画题诗赞曰：“劳劳拜簇祭神桑，喜得丝成愿已偿，自是西陵功德盛，万年衣被泽无疆。”两诗中均有“蚕市”、“西蜀”、“西陵”、“先蚕”、“神桑”及“蚕女马头娘”的描述，这些都是古蜀所特有的事物。而享有先蚕古礼历来是在帝都的先蚕坛举行，“此邦享先蚕”，则西蜀地方政权亦有享先蚕之礼。即在盐亭县城，原来也有蚕神庙、先蚕坛。民间持续举行祭先蚕，这更表明西蜀古来就是享先蚕之邦，而盐亭一个小县城也设先蚕坛祭拜嫘祖，这是十分罕见的。 清黄廷桂等修纂《四川通志》卷十八《舆地志一十七》“潼川府盐亭县”记载：“蚕丝山在县东北六十里。”原引注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潼川府蚕丝山：在永泰县西二十里”，又引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梓州：蚕丝山，每上春七日，远近仕女多游于此，以祀蚕丝。”《盐亭县志》载：“丝布帮。‘传说轩辕黄帝之妻嫘祖，教民养蚕、纺织，故疋头行纺织业祀奉为神，塑像于上乘寺。每年九月十五日祭祀，称为嫘祖会。’（民间称为“酬蚕节”）”又“缝纫业‘敬奉轩辕，以九月二十八日为轩辕会。’”《金孔区志》载：“嫘祖，古西陵氏人，轩辕黄帝的妻子。她发明养蚕抽丝编绢缝衣，辅助黄帝统一中原，奠定国基，开创了灿烂的炎黄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祖先。据考，四川省盐亭县金鸡镇是嫘祖的出生地，附近的蚕丝山、水丝山等地是她养蚕抽丝辛勤劳动的地方，这里广泛留存着许多遗迹和传说。” （五）文物佐证嫘祖故里 四川盐亭金鸡镇嫘祖村出土的《嫘祖圣地》碑，为唐代韬略家，经史学家赵蕤撰写，该碑文是研究嫘祖文化非常珍贵的史料，碑文曰：女中圣贤王凤，黄帝元妃嫘祖，生于本邑嫘祖山，殁于衡阳道，尊嘱葬于青龙之首，碑碣犹存。生前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兴嫁娶，尚礼仪，架宫室，奠国基，统一中原......。碑文非常明白地告诉世人嫘祖的出生归葬之地和历史功绩，记述了从蜀王到汉文翁再到大唐嫘祖故里人们祭祀嫘祖的盛况。《嫘祖圣地》碑对《史记》关于黄帝嫘祖的记载也同样起到了最具权威、最完整的补充、补证和诠释，同时对研究古代巴蜀文明、农耕文化、蚕桑丝绸文化都将起着重要的作用。 1955年，在盐亭古来乡水缸坪，发现一块长5厘米，宽10厘米的木化石，科学测定为万年以上的古桑化石。同年，在金鸡、高灯等地又出了大量的古桑化石。1974年，在金鸡桑林坝、雍江河畔，出土了大量古桑残骸。1986年，在高灯盘龙村，出土了长2米、直径0.4米的硅化桑木。1993年，在雍江建桥时，出土了大量的古桑残骸。1994年2月，在太阳沟，出土了粗陶蚕茧、蚕峨、人俑和陶盆、陶罐60余件，科学鉴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之随葬品。 1993年，金鸡镇龙翔山修建嫘祖上山公路时，发现一批地下文物，其中有一支手杖化石，形状与今人所用略同。考古学者认为，这种手杖器物用途虽不明确，但类似之物在欧洲晚期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屡有发现。欧州的考古学家们把这种鹿角作成的东西称之为“指挥棒”。在氏族社会中，“指挥棒”是权力的象征物，是权力、威严的象征。 1995年，在盐亭县高灯镇出土的金蚕、石蚕。金蚕重7克，长7厘米。《蜀中广纪》载：蚕丛氏，教人养蚕，时家给一金（头）蚕。这证明盐亭养蚕与蜀山氏后代蚕丛氏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1974年在盐亭县金鸡镇雍江河出土了剑齿象化石。1980年又在盐亭县高灯镇云毓山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石斧、石环，又在盐亭县丝姥山、二仙洞发现粗陶60余件，在金鸡镇的启文山十仙洞又发现粗陶200件。在盐亭县烟台山出土了与三星堆同时代之青铜跪俑，和三星堆同时代之六只玉璧货币，三星堆出土有齿海贝货币。嫘祖故里盐亭则应是南、北丝绸之路的中枢。 盐亭县龙泉乡石马沟，石崖上有两个石洞，洞距地面7.9米，大洞长9米，宽5米，高3米。洞中有11个约1立方米的长方石坑，洞口左壁刻着“凤姐二月十日生”。“壁上刻着一个女子骑马飞奔雕像，两旁刻一副对联，“王氏蚕姑丝绢藏，先祖功德黄帝昭。”专家确认是古时藏丝洞，已被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隋开皇年间，县令董叔封，在盐亭教民栽桑养蚕，一时蔚然成风，人们为纪念他，在凤凰山建了董叔亭。《嫘祖圣地》碑文“后山青龙场，全貌焕然，黎庶交易，百物咸集，惟丝绸繁多。”这说明唐代盐亭的丝织业很繁盛。 （六）唐代贡品鹅溪绢 盐亭县安家镇境内在唐代时建鹅溪镇。因此地重农桑,蚕茧出产丰富,丝绸质量上乘,梓州太守献于皇上,富丽堂皇的丝绢让皇上爱不释手,乃命岁岁朝贡,并赐名鹅溪绢,遂成朝廷贡品,闻名于世,盛极一时,并延至宋、元、明时期。 武则天诗云：“丝绸龟手富，贝锦鹅溪绢；功比马头娘，月映水三潭。”李白诗云：“鹅溪凤凰舞、贝锦亦成篇。九子七进士，京都一状元。地生天池玉带水、马蹄石下步步高。严龄辞去万神游，归卧鹅溪钓碧流。严陵高摄汉天，何须仗剑挂玉阶”。唐代杜甫《戏为韦偃歌》云：“ 韦侯 韦侯 数相见，我有一匹好东绢，重之不减锦绣段。已令拂拭光凌乱，请公放笔为直干。”宋代苏轼云：“为爱鹅溪白茧光，扫残鸡距紫毫铓。世间那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宋代文同诗云“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宋代黄庭坚《次前韵谢与迪惠所作竹五幅》云：“我有好东绢，晴明要会期。”宋代周紫芝?《竹坡诗话》云：“余尝戏作小诗，用少陵事云：‘百尺寒松老干枯，韦郎笔妙古今无。何如莫扫鹅溪绢，留取天吴紫凤图。’”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新唐书》云：“鹅溪绢为唐王室之贡品，皇家贡院广为采用。”明代李贤、彭时等奉敕修撰，明代官修地理总志《明统一志》载：“天下皆称鹅溪绢。”清代王士禛《池北偶谈》云：“蜀，盐亭县有鹅溪，县出绢，谓之鹅溪绢；亦名东绢，子美诗：我有一疋好东绢是也。”清代岳豁然诗云：“嫘祖吾乡里，青龙瘗帝妃。始蚕蚕作茧，织绢绢成衣。逸史传翁妪，功勋纪赵蕤。子孙承祖烈，织绢有鹅溪。”明清时代有川北绢，在中国丝绸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史上占有显著地位。 2015年在盐亭安家镇成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鹅溪绢旅游文化研究基地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基地。 （七）丝绸之母嫘祖 三星堆、金沙文化的起源和族源均来自西陵:嫘祖开创的蚕桑文明促进了西陵氏部落联盟的日益壮大和发展，形成古蜀最早的邦国之一。 嫘祖与黄帝联姻后，他们的子孙一部分随黄帝嫘祖到中原发展，如《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颛顼。”书中的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后来成为华夏的五帝之一。另有一部分子孙，留在蜀地发展，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则明确记载: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蜀之为邦，媾姻则黄帝婚其族。”明朝天启年间《成都府志》云：“蚕丛祠，府治西南。蚕丛氏初为蜀侯，后称蜀王，教民养蚕，俗呼为青衣神。”由此可见嫘祖直系子孙蚕丛氏，继承发展嫘祖开创的蚕桑丝绸文明。象征蚕丛偶像的大型纵目青铜面具、带冠纵目青铜面具在三星堆文化遗址二号坑出土面世，证明这里曾是蚕丛及其历代子孙(或蜀王)长期统治和经营过的古蜀王国。因此可以说，三星堆文明、金沙文明是黄帝嫘祖的子孙率领古蜀先民共同创造的古蜀灿烂文明的结晶。 嫘祖开创的蚕丝文明从山地向邻近的成都平原传播发展，(从山地走向平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其路线是:盐亭(西陵)→广 汉(三星堆)→成都(金沙)。最后在成都扎根下来，经过上千年漫长的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以成都平原为中心，辐射全川，走向全国，进而走向世界的川蜀丝绸文化产业。在殷商时期，三星堆文明已达到辉煌的顶峰， 其青铜文明和丝绸文明更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这时萌发的南方丝绸之路(即蜀——身毒道蜀身毒道)开始形成，起点是广汉三星堆，丝绸换海贝揭开了南丝路商贸往来的序幕。更有大量的文物挖掘可以说明在先秦战国时期，川蜀的丝绸已销往周边和中原地区的许多诸侯王国，大量销往北方秦国的都城“雍”（今陕西凤翔县南，雍水以北），在公元前四世纪，川蜀丝绸沿着南方丝绸之路辗转远销南亚，中亚，西亚，中东及地中海沿岸。 灿烂的古蜀文明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高度发达的农耕经济的基础上独立发展起来的本土文明，是长江文明的源头之一。农业和农桑丝绸业是古蜀的两大支柱产业。以此为基础又发展起高度发达的手工制造业。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河流纵横，物产丰富，经济发达。正如《嫘祖圣地》碑所述：“春不夺农时，即有食；夏不夺蚕工，即有衣。衣食足而后礼乐兴焉，皇图巩焉。是以岁在正月朔八至二月初十，天子庶民祭祀先蚕，典礼之隆，全然帝王祭祀先农之尊。”精神文明(包括礼 、乐、祭祀、以及丝绸服饰文化、青铜文化等文化产物)必然是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巴蜀上古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史，虽然神秘，但西陵古国、嫘祖出生归葬之地盐亭和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和史书中留下的记载，民间传说、地缘文化等，为我们开启了探索其神秘、神奇的钥匙。远古时代的中华民族，多族群相互融合的文化和历史，既有悠久性又有独特性，无论是三星堆文化还是嫘祖文化都是中华民族文化起源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只有深入对丝绸之源嫘祖故里盐亭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才是最终解决三星堆文化和丝绸之路的首先要解决的课题之一。在实施“一带一路”的战略当下，大力弘扬嫘祖开创的丝绸文明、创新奉献精神和卓越智慧，也十分符合国家、民族复兴发展之精神和文化诉求，是国人的需要，是凝聚民心所向的需要，也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需要。深入研究三星堆文化，丝绸之路与丝绸之源嫘祖故里盐亭的关系不仅是对巴蜀文化进行“顶层设计”同样也是把巴蜀文化融入中华民族大文化的“顶层设计”。 作者：王堂甲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四川省嫘祖文化促进会副会长、绵阳市嫘祖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四川盐亭嫘祖文化开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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