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曾明｜苏轼民族共同意识的形成契机及其精神内核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原校长、二级教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社科联副主席、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文论等。代表性著作有《诗学“活法”考索》《古代五大山水诗人论》《山水诗画自然——中国古代山水诗歌艺术》等。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项目3项。

　　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摘要：苏轼民族共同意识的形成与他自身经历密切相关。被贬黄州、惠州与儋州是苏轼民族共同意识产生与形成的关键节点。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生活困顿与精神创伤使他的思想变得多元，并兼容三教。苏轼沉沦下僚的坎坷仕途让他有机会接触少数民族百姓，作于黄州、惠州的诗文可反映其不断融入当地生活、以他乡作故乡的豁达情怀。被贬海南是苏轼民族共同意识产生的天然契机，他与黎族百姓比邻而居，相识相知，互相扶持，最终形成了汉黎一家、华夷同合的民族共同意识。在贬谪生涯中，苏轼与黎族人民平等交流，互相认可、彼此接纳、互相融合，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苏轼的民族共同意识。此外，苏轼在被贬三州内所作的和陶诗及编写的经典传著为其民族共同意识的形成注入了精神内核。这些创作表明了苏轼在精神上逐步隐逸田园，谦恭克己，爱民护民，自觉地与他们结为命运共同体。透过诗文我们已然可以看到苏轼真诚待民的高尚人格，而这种朴素的民本主义情结恰恰也是对民族共同意识最形象、最直观的演绎。

　　关键词：苏轼；诗文；民族共同意识

　　北宋时期，与中原王朝并存的主要有辽、金、大理、西夏、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北宋王朝除东面临海以外，其余正北、东北、西北、西南皆与这些边疆民族接壤。继而引发了不少政治问题，尤其是宋与西夏及辽之间的战事尤为紧张，但统治者考虑到战争成本与综合国力之间的矛盾，大多选择议和来平息边界纷争。真宗时期的澶渊之盟即是如此。但长此以往难免造成财政负担，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便旨在解决此问题。然而保守派的强大势力致使变法遭遇了重重阻碍，为了推动变法进程，当政者不惜将保守派官员远贬外放以阻止敌对政见，于是，苏轼等一大批保守派官员便不断地被贬往中国南端边远地区。苏轼被贬是其政治上的不幸遭遇，却是其文学上的难得际遇。

　　苏轼从元丰三年（1080）被贬黄州开始无意识地接触下层人民，他的价值观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再贬到惠州、儋州之后，其生存生活与民族百姓深度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华夷一体的民族共同意识。反观苏轼对待境外的少数民族则始终保持着警醒，如他反对西夏对宋朝的侵扰，熙宁三年（1070）作《江城子》词云：“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天狼星含有侵略的意思。苏轼《送子由使契丹》诗云：“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即使当时异国少数民族的知识阶层对他表示崇敬，苏轼内心依然对他们有所戒惧。但苏轼被贬之后接触到本朝荒远地区的异族百姓，却发自内心地同情并爱护他们，主动融入其中。苏轼的平等民族意识在其与民族百姓相处中不断走向成熟，最终达到圆融。苏轼诗文中所蕴含的民族共同意识穿越千年时空，与我们当下所强调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谋而合，令人叹为观止。

　　苏轼自入京赶考后人生便充满了跌宕起伏。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时知贡举，苏轼、苏辙兄弟崭露头角，被“拔在高等”。苏轼对于国家治理有自己的理念，并且想一展宏图为国分忧，其《进策·策略三》言：“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天下之所以大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英宗治平二年（1065），苏轼入判登闻鼓院，正当事业一片大好时，却接连遭遇夫人去世、父亲去世，后回乡为父守制，再入朝时已是神宗熙宁二年（1069），此时正值王安石变法伊始，苏轼后半生的仕途命运从此与变法结下了不解之缘。苏轼本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改革派，他在《拟进士对御试策》中论道：“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于慎重，则屡作屡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于轻发，则每举每败，不惟人不信，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慎重者，始若怯，终必勇；轻发者，始若勇，终必怯。”劝告神宗要慎重对待变法之事，不可轻易冒进，且反驳王安石言论曰：“其施设之方，各随其时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从众，必法祖宗……诗书所称，大略如此，未尝言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也。”变法必须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这些观点显然是正确的。苏轼在《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中明言：“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主张循序渐进式变法本是一条妥善的改革之路，但王安石主导的变法派坚持强硬推进，完全不听异己声音，这使得苏轼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却难以施展。

　　于是，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调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从杭州调任密州，熙宁十年（1077）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移知湖州。然而，苏轼四月在湖州上任，七月却被控告谤讪君王押至御史台狱，精神受到了极大摧残，后于元丰三年（1080）赴黄州贬所任团练副使，直到元丰七年（1084）移往汝州。苏轼于神宗一朝终究没有得到重用，还因文字狱被下狱130余天，这些困苦经历皆缘于他与当权者的政见不合。直到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哲宗继位，高太后听政之后才召回旧党成员，苏轼得以于此年复官朝奉郎。却因与司马光政见不合，苏轼仅仅在朝三年（1086-1088）时间，便于元祐四年（1089）自求外放至杭州。元祐六年（1091），苏轼复侍迩英殿，然因诗祸而自求外放至颍州，元祐七年（1092）先移至扬州，又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守礼部尚书，然而仅仅几个月便结束了。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崩，苏轼乞补外移至定州。元祐时期共八年，本是旧党执政，保守派官员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时期，然而耿直的苏轼反对将王安石集团制定的新法一并废除而遭到嫉恨，被不断外放，错失了政治上最有利的时机。哲宗亲政之后绍述神宗之志，力图恢复变法，重用变法派官员，这使苏轼的仕途更加多舛。绍圣元年（1094）苏轼以本官被贬谪至广东英州，后降一官，再被贬往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绍圣四年（1097）被贬海南，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被贬海南近三年，后于元符三年（1100）移至广西廉州，后至永州居住，复朝奉郎任便居住，岁末过大庾岭，建中靖国元年（1101）北归至常州因病去世。

　　由此看来，苏轼的仕途坎坷多因对变法持保守意见所致。不同的政见往往难以融合，虽说北宋治国讲究“异论相搅”，但处于变法关键期的朝廷只愿维护一种声音，容不得异见。于是造成实事求是改革派苏轼长期沉沦下僚，接连被贬官外任。然而，身心俱疲而放浪山水之间的苏轼却创作出了一批文质兼善的文学作品。同时也让苏轼有机会接触到北宋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群众，这种经历既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也使其民族观念在悄然间不断地酝酿。正如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北归抵达金山寺后，看到李公麟所绘他的画像，作《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在这三个州贬官近十年之久，一次比一次偏远，一次比一次绝望，因此在人生最后时光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可以说，沉沦下僚的经历既是苏轼民族观念形成的前奏，也是前提条件。被贬黄州使他接触到更多的底层民众，惠州经历使他与少数民族比邻而居增进了解，海南谪居则迫使其与少数民族杂居而日渐融入其中，这屡次贬官的经历使苏轼的民族观念渐趋深入，不觉在诗文中流露出民族共同意识。

苏轼画像

　　唐代刘禹锡有感于张九龄的身世遭遇而作诗《读〈张曲江集〉作》，诗前有一段小引：“世称张曲江为相，建议放臣不宜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地。及今读其文，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刑门，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这段话表明张九龄建言放逐之臣应该贬往不毛之地，官员一朝失意，必然被贬往边远之地而作罢。刘禹锡显然有些怨言，他本身因政治变法失败被贬，尤其能理解这种贬官心理。然而这一作风逐渐延续下来，到了宋代，朝廷允诺不杀上书言事士大夫之后，被贬边地已成为一种常态化操作。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即是这种情形。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记载：“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节，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价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蓁莽荒秽，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通。”造竹屋是为了价廉省工。元代江西庐陵永新人龙仁夫《黄州路重修竹楼记》一文提到：“黄为郡，历世称遐陬，非羁人谪客左迁鹚退，不至是间。王公以危言直道获谴，当朝自玉堂而滁而扬而至是州也，江湖魏阙之情，盖不胜黯然。”可见当时黄州的贫穷落后。这段黄州经历自然不比苏轼外放所任的杭州、密州、颍州、定州、湖州等地。黄州之行是苏轼的仕途磨难，也是他接触底层社会及民族群体的一次契机。

　　黄州位于长江中游北岸，大别山南麓，东连浠水北接团风，西南与鄂州隔江相望。黄州自隋唐以来，历为“州” “府” “县” 驻地，境内主体民族为汉族，此外还有少数民族分布。属于典型的散杂居少数民族地区。既然有如此多的民族聚居，那么苏轼所居之地可能也有他们的身影。苏轼《答李端叔书》云：“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因言获罪后，苏轼反而以隐然众人不被识破而自喜。苏轼《次韵和王巩六首》其一云：“若问我贫天所赋，不因迁谪始囊空。”可见其生活贫困。无奈苏轼只好自己开辟东坡种地，自造雪堂接待亲友居住。苏轼除了与当时有身份或官位的陈慥、王齐愈、王齐万、朱寿昌、徐大受、米芾等人有来往外，还结识了黄州本地的几位朋友，如卖酒商人潘丙，潘丙哥哥潘鲠，弟弟潘原，潘鲠儿子潘大临、潘大观，潘鲠两个儿子后来成为江西诗派的主将，市井中人古耕道、卖药商人郭遘，以及当地的农民邻居等人，其余都是下层普通民众。苏轼开辟东坡时，几位朋友热心帮忙，《东坡八首》其七云：“吾师卜子夏，四海皆弟昆。”与当地朋友的相处使苏轼更深刻地领悟了不同阶层百姓的生活，这丰富了他的思想阅历，同时也增强了他适应谪居偏僻之地的能力。

　　如果说黄州的贬谪生涯使苏轼有机会与普通民众比邻而居，了解境内民族地区的生存状况，那么苏轼被贬惠州则对当地的民族百姓有了更多了解。岭南古为百越之地，岭南即五岭之南，包括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山之南。其地域包括今广东、广西、海南以及香港、澳门等地惠州在广东省东南部，自然也在岭南范围以内。惠州在宋代政区划分基本沿袭唐制，北宋开宝四年（971）北宋灭南汉后，仍称祯州，天禧四年（1020） 祯州改名惠州。惠州是一个多民族散杂居地区，境内分布有多个少数民族。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被贬往岭南心中已做好于瘴乡终老的打算，他在去往惠州途中作诗《南康望湖亭》：“八月渡长湖，萧条万象疏。秋风片帆急，暮霭一山孤。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苏轼虽然仍抱有许国之心，但年老体衰不堪胜任，不禁起了思乡之情。

　　苏轼初迁至惠州不免要与当地的民族百姓一起生活。当地群众见到苏轼这种大文豪，都对之礼遇有加，苏轼显得格外高兴，作《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诗中的“万户”苏轼自注为“岭南万户酒”。该诗借苏武和管宁的典故说明自己想要在惠州养老的决心。苏轼《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诗云：“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蜑雨愁黄昏。长条半落荔支浦，卧树独秀桄榔园……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作此诗时，苏轼已从合江楼迁居嘉祐寺。他怀念湖北春风岭上的梅花，如今到了惠州又见到松风亭的梅花更是喜不自胜。诗中的“蜑雨”泛指南方海上的暴雨，“蜑”指惠州的蜑户，以船为家捕鱼为生。“蛮蜑”泛指惠州少数民族地区。虽然怀念北方故地，但是有梅花、落月、清樽相伴，多少减弱了思念，反而能与当地群众其乐融融地居住在一起。不久，苏轼便盖起了新居，其《白鹤山新居凿井四十尺遇盘石石尽乃得泉》诗云：“海国困蒸溽，新居利高寒。以彼陟降劳，易此寝处干。但苦江路峻，常惭汲腰酸……我生类如此，何适不艰难。一勺亦天赐，曲肱有馀欢。”虽然天气炎热，但凿井得泉依然令诗人兴奋不已，曲肱尽欢更能看出他对生活的满足。

　　苏轼到惠州凭借其乐观本性逐渐适应了当地环境。其《与王定国书》云：“某启：罪大责轻，得此甚幸，未尝戚戚。但知识数十人，缘我得罪，而定国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阔。每念至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逐渐适应后，作《与王定国书》云：“某到此八月，独与幼子一人、三庖者来。凡百不失所。风土不甚恶。某既缘此绝弃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儿亦遂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归，明年买田筑室，作惠州人矣。”决心要与当地人一起长居惠州。苏轼《寄虎儿》云：“独倚桄榔树，间挑荜拨根。谋生看拙否，送老此蛮村。”苏轼《答钱济明》云：“瘴乡风土，不问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唯绝嗜欲、节饮食，可以不死，此言已书之绅矣。余则信命而已。” 其《答陈季常书》云：“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虽蛮貊之邦行矣。’岂欺我哉……自失官后，便觉三山跬步，云汉咫尺，此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轻出入，老劣不烦过虑，决须幅巾草履相从于林下也。”半年后苏轼就已完全适应了当地生活习惯，还叮嘱陈慥不用忧虑自己。苏轼《与参寥子》云：“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便吃，便过一生也得。其余，瘴疠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障气。”表明他已完全融入当地人群，即使瘴疠也不害怕，缺少医药宁可自己亲手种植药材来抵御瘴气侵袭。

　　蛮荒之地成为苏轼的理想居处。惠州终年气温较高、雨水充沛，非常适宜农作物耕种，也有利于水果种植。宋初惠州百姓就广泛种植荔枝、龙眼、杨梅、枇杷等水果。苏轼到此地后对荔枝尤为欣赏，其《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诗云：“南村诸杨北村卢，白华青叶冬不枯……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不知天公有意无，遣此尤物生海隅……我生涉世本为口，一官久已轻莼鲈。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苏轼《新年五首》其五：“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探春先拣树，买夏欲论园。居士常摧客，参军许扣门。明年更有味，怀抱带诸孙。”其《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苏轼《三月二十九日二首》：“南岭过云开紫翠，北江飞雨送凄凉。酒醒梦回春尽日，闭门隐几坐烧香。门外橘花犹的皪，墙头荔子已斓斑。树暗草深人静处，卷帘欹枕卧看山。”他时常想念荔枝的美味，因荔枝美味而认为南来岭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苏轼著名诗作《惠州一绝》云：“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形容荔枝是惠州一绝，更为岭南荔枝增光添色。

荔枝

　　正如黄庭坚称赞他的“和陶诗”而作《跋子瞻和陶诗》：“饱食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子瞻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道潜《读东坡居士南迁诗》云：“居士胸中真旷夷，南行万里尚能诗。牢笼天地词方壮，弹压山川气未衰。忠义凛然刚不负，瘴烟虽苦力何施。往来惯酌曹溪水，一滴还应契祖师。”也同样是称赞有加，可见苏轼的友朋们都佩服他的大无畏精神。对于这段经历，苏轼自己的总结最为全面，他在《答张文潜》一文中说道：

　　某启。屏居荒服，真无一物为信。有桄榔方杖一枚，前此土人不知以为杖也。勿诮微陋，收其远意尔。荔枝正出林下，恣食亦一快也。罗浮曾一游，每出劳人，不如闭户之有味也。术不辍服。无咎竟坐修造，不肖累之也，愧怍。家有婢，能造酒，极佳，全似王晋卿家碧香，但乏可与饮者尔。罗浮有道士邓守安，虽朴野，养练有功，至行清苦，常欲济人，深可钦爱。见邀之在此，又颇集医药，极有益也。曾子开、陆农师俱不免，以知默定非智力所能避就也。小儿承问，不欲令拜状烦览也。

　　他要将桄榔杖送给学生张耒，同时也告知自己在惠州的交游及生活。他生活丰富精神健全，能自己集医药以防病患，各圈层人士皆能与之友好交往。虽然生活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荒服”之地，但苏轼依然能够超脱尘俗，保持精神上的高标独立。杨子怡曾认为：“岭海惠州之贬，苏轼诗歌创作题材发生了明显变化……书剑报国的慷慨之音已被悠然潇洒的江山之咏所取代，忠而被谤的愤懑之情已被知足常乐的平常心所取代。”的确如此。

　　可见，苏轼在黄州及其惠州的谪居生活悄然间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使他的思想境界变得更加恬淡圆融，加之与佛印、参寥等佛门中人过从相交，三教兼容的思想体系逐渐完成。黄州和惠州境内都分布着少数民族，苏轼日常生活也与他们比邻而居。尤其到了惠州之后，蛮风蜑雨的人文环境使苏轼的思想得到洗礼与升华，与中原友朋的进一步隔离迫使他快速融入当地生活，为当地的民族百姓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比如初到惠州，在惠守詹范的帮助下募集经费，收拾路边枯骨造为丛冢，作《秧马歌》在惠州推广秧马技术以方便农民插秧种稻，造船桥以方便人民出行等善举，都获得了当地人民极大的好感。在这种日复一日孤独难捱的贬谪生涯中，又不幸幼子夭折、朝云去世，这都给苏轼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在这种情况下，苏轼逐渐萌生了随缘委命、达观自适的想法。不幸的生存处境促使他与当地人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互为依存的背后是互相体谅的人格信赖，更是患难与共的精神交融。在这种高度默契的精神共通之下，苏轼诗文中的民族共同意识正在徐徐萌发。

　　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十月三日到惠州，当时他已59岁。绍圣四年（1097）二月白鹤峰新居落成，刚要安顿之时，却在五月接到命令，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62岁的苏轼只好留家人于惠州，独与幼子苏过一同前往海南琼州。据说这次被贬是因为绍圣四年苏轼曾写过一首《纵笔》：“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诗中表现了诗人安闲自适的生活态度，这首诗作后不久，就遭到变法派章惇的强烈报复，将苏轼贬往了更遥远的海南岛。而同样被贬的还有苏辙等人，因为苏轼字子瞻，儋与瞻右部相同而被贬至儋州；苏辙字子由，由与雷下部相同而被贬至雷州；黄庭坚字鲁直，宜与直相类而被贬宜州。这被贬的旧党人士，还属苏轼被贬得最远。从绍圣四年（1097）七月至元符三年（1100）春正月哲宗崩，继而大赦天下后，苏轼得以量移广西廉州，他在海南生活了近三年时间，这段时间也为其民族共同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天然契机。

　　海南省简称琼，别称琼州，位于中国最南端。地处南海、与祖国大陆有琼州海峡相隔的海南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南部海疆，早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就已设置朱崖、儋耳二郡，纳入中原王朝的经治体系。然而，由于位置偏远，唐前舆地志很少记载。到了宋代才有专门记述，《宋史·蛮夷》记载：“黎峒，唐故琼管之地，在大海南，距雷州泛海一日而至。其地有黎母山，黎人居焉。旧说五岭之南，人杂夷獠，朱崖环海，豪富兼并，役属贫弱。妇人服缌缏绩，木皮为布，陶土为金，器用瓠瓢，人饮石汁又有椒酒，以安石榴花著瓮中即成酒，俗呼山岭为黎，居其间者，号曰黎人。弓刀未尝去手。弓以竹为弦。今儋崖、万安皆与黎为境，其服属州县者为熟黎，其居山洞无征者为生黎，时出与郡人互市。”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平南汉政权后，“设１州和３个军，琼州领５县，南宁军领３县，万安军领2县，吉阳军领３镇。”对海南境内实行全面管理。海南可算北宋境内最南端最偏远的谪居之地了。苏轼从惠州行至广西梧州，听闻苏辙尚在广西藤州，乃作《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诗云：“九疑联绵属衡湘，苍梧独在天一方……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这首诗可以看作是诗人的自我勉励，诗人虽知海南偏远落后，但在精神上依然自我激励，用步入暮年的沧桑来迎接人生即将出现的暴风雨。

　　果如苏轼此前的心理预期，刚到海南岛，其内心的失望与不安便涌现出来，他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言道：“臣寻于当月十九日起离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军讫者。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臣轼中谢……而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掉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臣无任。”言辞切切，表明他初到海南岛时已做好不再北归的打算，刚远离了瘴疠之乡，又投入蛮荒之远的琼州，苏轼及其亲友或许早已做好心理准备，苏轼此行只怕与北归无望了。由于宋代居住在海南岛的汉族人数相对较少，当地多是黎族人，因此比起黄州、惠州，苏轼在海南与当地民族百姓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他“汉夷一家”的民族共同意识也于此时彻底形成。其形成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苏轼于绍圣四年（1097）六月居儋之初作《儋耳山》：“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馀。” （《 墨庄漫录》：叔党云，“石”当作“者”，传写之误。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的确“者”字更符合平仄，“石”却突出这首诗的本意在赞美儋耳山上的山石，有补天之余的气概。登岸之初，苏轼便因长途跋涉生病了，其《与张逢六首之五》云：“某到此数卧病，今幸少间。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张逢身为雷州守官派人将苏轼送往海南，苏轼作诗报告近况。同年七月初，苏轼谪居儋州后不久就开始买米、买柴、种地，《籴米》：“籴米买束薪，百物资之市。不缘耕樵得，饱食殊少味。再拜请邦君，愿受一廛地。知非笑昨梦，食力免内愧。春秧几时花，夏稗早已穗。怅焉抚耒耜，谁复识此意。”苏轼此时已完全放下士大夫的身份，为一日三餐躬耕力行。同年八月苏轼又作《和陶劝农六首》来劝导当地人学会种植庄稼，序言云：“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粳稌，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予既哀之，乃和渊明《劝农》 诗，以告其有知者。”他有感于当地人只以薯芋杂米作粥，生活艰苦，因此劝导人们开辟荒田以种稻。其一诗云：“咨尔汉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训，夫岂其真。”汉族和黎族都是大宋的臣民，如果鄙视黎人而不加以教导，又怎么能算得上是真诚相待呢？这表明苏轼一开始就意识到汉黎两个民族真诚交流的重要性。

　　待生活稍作安定之后，苏轼便开始寻求酿酒之法，他于绍圣四年（1097）九月作《黍麦说》阐述自酿酒的经过，“北方之稻不足于阴，南方之麦不足于阳，故南方无嘉酒者，以麯麦杂阴气也，又况如南海无麦而用米作麯耶？吾尝在京师，载麦百斛至钱塘以踏麯。是岁官酒比京酝而北方造酒者皆用南米，故当有善酒。吾昔在高密，用土米作酒，皆无味。今在海南，取。舶上麵作麯，则酒亦绝佳。以此知其验也。”他认为只有用麦面做麯酿的酒才是佳品。因为拥有自酿酒的手艺，苏轼的生活也丰富起来，《与张逢六首之六》云：“某启：新酿四壶，开尝如宿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风，逐客何幸得此，但举杯属影而已。一笑一笑！海错亦珍绝。此虽岛外，人不收此，得之又一段奇事也。眷意之厚，感怍无已。”有酒便足以谈论人生，过好生活。然而，初到海南时的情景确实不太乐观，开封人张中到了海南，由于十分崇拜苏轼便让他住在破漏的官房，后为之维修，但却遭到朝臣弹劾被黜。苏轼不得已买地筑室五间，绍圣四年（1097）冬落成，取名“恍榔庵”。其《新居》诗云：“结茅得兹地，翳翳村巷永。数朝风雨凉，畦菊发新颖。俯仰可卒岁，何必谋二顷。”得此畦菊争发、俯仰自得的风水宝地，也就不用计较那二顷地了。《恍榔庵铭（并叙）》 云：“东坡居士，强安四隅。以动寓止，以实托虚。放此四大，还于一如。东坡非名，岷峨非庐。须发不改，示现毗卢。无作无止，无欠无余。”再一次申明自己无欲无求、寄托虚空的心智理念。

　　经过了换屋风波，苏轼的住房问题得以解决，精神上更加超脱了，其《独觉》诗云：“瘴雾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风生体疥。朝来缩颈似寒鸦，焰火生薪聊一快。红波翻屋春风起，先生默坐春风里。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翛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诗可看作是苏轼在心理上适应了海南生活的写照，并且结尾最后两句引用其《定风波》词句，更加说明他彼时的心态已然与黄州连为一体，互为关照，足见苏轼此时所怀有的寂定无为的心理状态。苏轼《入开元寺》诗云：“我是玉堂仙，谪来海南村。多生宿业尽，一气中夜存……闲看树转午，坐到钟鸣昏。收敛平生心，耿耿聊自温。”《和陶杂诗十一首》其一云：“从我来海南，幽绝无四邻。耿耿如缺月，独与长庚晨。此道固应尔，不当怨尤人。”《司命宫杨道士息轩》诗云：“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心态平稳，幽居寂静的生活最适宜疗愈心理创伤，等创伤过后便与生活和解，同时也对周围邻人表现出高度的接纳与包容。

《定风波》

　　苏轼在海南生活一年以后，已经完全适应了当地生活，尽管清苦但也充满了安定祥和。苏轼《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北海金齑鲙，轻比东坡玉糁羹。”海南种稻很少，当地人以香为业，百姓只能以山薯充饥，玉糁羹是用山药磨碎为羹。南宋林洪《山家清供·玉糁羹》：“东坡与子由饮，酣甚，槌芦菔烂煮，不用他料，只研白米为糁。食之，忽放箸抚几曰：‘若非天竺酥酡，人间决无此味。’”普通的山药粥便能让苏轼体会到人间至纯的美味和至真的情感。苏轼尝到了生蚝的新鲜美味，《食蚝》言：“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虽是戏言，也可看出苏轼对海南风物的喜爱之情。《民国儋县志》中记载苏轼在海南时的言行颇为有趣：

　　公一日过访黎子云，遇雨，从农家借箬笠戴之，着展而行。妇人儿童相随争笑，篱犬群吠。竹坡周小隐作诗咏其事曰：“持节休夸海上苏，前身原是牧羝奴。应嫌朱绒当年梦，故作黄冠一笑娱。遗迹与公归海外，清风为我袭庭隅。凭谁唤起王摩诘，画作东坡戴笠图。”

　　儋城东有老妪，年七十馀，尝负大瓢行田野食。《侯靖录》作公负。公问曰：“世事何如？”答曰：“世事如春梦耳。” 公复曰：“ 何如？” 妪曰：“翰林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耳。”公曰：“然。因号为“春梦婆”。

　　公见黎女含槟榔、簪茉莉，戏书几曰：暗麝着人簪茉莉，红潮登颊醉槟榔。

　　海南气候多炎热，公诗曰：四时俱是夏，一雨便成秋。公有占星图，授百岁翁王肱。一日，公往访不遇，书其壁曰：轼来奉谒，往庄未还。

　　海南风俗，食无肉，出无舆，居无屋，病无医，冬无炭，夏无泉。惟夏无蝇蚊，则可喜也。

　　东坡戴笠图、春梦婆的故事如今已成为海南当地有名的典故，这都反映了苏轼与当地群众和谐相处的画面。其中的黎子云兄弟是苏轼经常交往会面的朋友，他们无话不谈。

东坡戴笠图

　　与黎族人士黎子云兄弟的交往是苏轼在海南最为快乐的时光，其《和陶〈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序云：“儋人黎子云兄弟居城东南，躬农圃之劳。偶与军使张中同访之。居临大池，水竹幽茂。坐客欲为醵钱作屋，余亦欣然许之。名其屋曰载酒堂。”其诗云：“城东两黎子，室迩人自远。呼我钓其池，人鱼两忘返。”表现出对于田园生活的喜爱。其二云：“茅茨破不补，嗟子乃尔贫。菜肥人愈瘦，灶闲井常勤。我欲致薄少，解衣劝坐人。临池作虚堂，雨急瓦声新。客来有美载，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津。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鴃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因为对这种诗朋酒友生活的向往，苏轼甚至想要与他们结邻而居，还要学习当地难懂的方言，做一个黎族人。黎子云兄弟的出现不仅排解了苏轼举目无亲的孤独辛苦，同时也让苏轼真正融入当地民族群众的生活中。这对于苏轼民族观念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苏轼意识到黎子云待人接物的盛情，趣味相投之下竟频频拜访对方，《过黎君郊居》诗云：“半园荒草没佳蔬，煮得占禾半是薯。万事思量都是错，不如还叩仲尼居。”这首诗中形容荒草埋没了蔬菜，锅里煮的半是稻谷半是红薯。新旧党争中自己进退维谷，还不如向孔子看齐做个教书育人的先生。黎子云曾慷慨让出环境僻静清幽的城东旧宅为东坡建屋办学，苏轼取《汉书·扬雄传》 “载酒问字”之典故，命名为“载酒堂”，这是苏轼对海南教育的贡献，后来此处扩建为东坡书院，名留千载。

　　苏轼喜爱饮酒，在海南除了拿椰子汁当酒外还经常自酿酒，他会做椰子酒，喝完酒还把椰子壳做成头冠，《椰子冠》：“天教日饮欲全丝，美酒生林不待仪。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师。规模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发不知。更著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简直是任性自然。其《庚辰岁正月十二日，天门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尝，遂以大醉，二首》其一云：“天门冬熟新年喜，曲米春香并舍闻。”其二云：“载酒无人过子云，年来家酝有奇芬。醉乡杳杳谁同梦，睡息齁齁得自闻。”酿好了天门冬酒，自然想到黎子云便想邀请对方来饮酒。苏轼《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一云：“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其三云：“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惟逢春梦婆。”可见，苏轼与当地黎族百姓相处得其乐融融。其《访黎子云》：“野径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语说坡翁。东行策杖寻黎老，打狗惊鸡似病疯。”儿童对东坡早已不陌生，小路上欢笑着讲说东坡的故事，可见当地人对苏轼的喜爱。《海外集》之《杂著》篇记述“黎子明父子” 云：“黎子明之子为继母所谗，岀数月。其父年高，子幼，不给于耕。夫妇、父子皆有悔意，而不能自还。予为买羊沽酒，送归其家，为父子如初。庶几颍谷封人之意。”苏轼与黎子云彼此关心可见一斑。

　　不仅黎子云兄弟善待苏轼，普通黎族百姓也能对他以礼相待。苏轼《和陶拟古九首》其九云：“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负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问答了不通，叹息指屡弹。似言君贵人，草莽栖龙鸾。遗我古贝布，海风今岁寒。”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当地人赠送诗人古贝布来御寒，足见其诚心。苏轼主动帮助当地百姓治病，其《书药方赠民某君》记述：“予在儋耳，民有相殴内损者，不下粥饮，且不能言。予以家传接骨丹疗之，乃能言。又以南岳活血丹授之。”深得当地人信任。苏轼刚到海南时上元夜独坐静思，等到元符二年（1099） 在海南待了两年之后，其《书上元夜游》云：“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苏轼完全融入了当地生活，看到各族群众杂居一起和睦相处，自是欣然。同样是酒醉归来闻见鼾声，这次苏轼不再像黄州作《临江仙》无奈感言“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反而是大笑而过。可见，苏轼在与当地百姓的和谐相处中真正产生认同，并形成民族共同意识。

　　苏轼在海南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民族共同意识已然深植心中，其诗文中处处彰显着这种至真至纯的民族观念。苏轼《峻灵王庙记》记载：

　　自念谪居海南三载，饮咸食腥、陵暴雨飓雾而得生还者，山川之神实相之。谨再拜稽首，西向而辞焉，且书其事，碑而铭之。山有石池，产紫鳞鱼，民莫敢犯。石峰之侧多荔枝、黄柑，得就食，持去则有风雨之变。铭曰：琼崖千里块海中，民夷错居古相蒙。方壶蓬莱此别宫，峻灵独立秀且雄。为帝守宝甚严恭，庇荫嘉谷岁屡丰。小大逍遥远虾龙，鶢鶋安栖不避风。我浮而西今复东，碑铭晔然照无穷。

　　这篇文章写苏轼为峻灵王庙作碑文，而其中的山有紫鳞鱼，民莫敢犯，以及石峰侧面的荔枝、黄柑只能就地而食不能带走，带走这些水果则会遭遇风雨变故，读来颇为有趣。这也可见苏轼对海南风土人情的熟稔。铭文中提到民夷错杂而居，民族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也祝愿此地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苏轼对海南人民的感情就在这点滴的交往中愈发浓厚。苏轼于元符二年（1099）十一月八日（冬至日）于儋州作《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云：“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明确表示华夷民族间的感情是相合相通的。

　　苏轼于元符二年（1099）作《千秋岁·次韵少游》词云：“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凭浮于海。”本来是打算乘桴远行，从此儋州为家，终老于海南，但苏轼毕竟家在北方且尚有报国之心，因此他还有北归的愿望。元符三年（1100）苏轼接到朝令得以量移廉州安置，后又移舒州节度副使，未至，后被朝廷允许任便居住。这年岁末苏轼过大庾岭，准备回到内地。《清波杂志》记载：“东坡在海外，语其子过曰：‘我决不为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州气象。’ 乃涤砚焚香，写平生所作八赋，当不脱误一字以卜之。写毕，大喜曰：‘吾归无疑矣。’后数日，廉州之命至。”这则传说也可证明苏轼求取北归的渴望，毕竟北方有亲人朋友，还有他心之所系的中原王朝。然而，在海南生活的三年时间使苏轼对海南风土人情有了深入了解，并与当地群众团结一致，民族共同意识早已深植心中，因此在即将离开海南时才会恋恋不舍，感慨万千。

　　元符三年（1100）苏轼离开海南前作《别海南黎民表》赠别黎子云：“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表明自己本是海南人的初心，宽慰了朋友的离别之思。同年北归时，苏轼作《答丁连州朝奉启》再次感言：“七年远谪，不知骨肉之存亡；万里生还，自笑音容之改易。久恬飓雾，稍习蛙蛇。自疑本儋崖之人，难复见鲁卫之士。”重申了自己作为海南人的初心及对海南的无限眷恋。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正值夜里三更时分，苦雨大风也快要停止了，晴天终究会来临，青天碧海本来就是澄澈明净的。海南这片土地上的奇遇太多了，纵使终老于此也无怨言，表明作者在北归之时的恋恋不舍。同时也为海南之行画上了一个生动的休止符。

　　可见，苏轼从惠州出发经由广西再到海南的整个行程充满了艰辛。而他也是整个宋代为数不多的因党争失利而被贬到海南岛的高级官员、诗人和学者。正是具备了这多重身份，苏轼才能更达观地面对命运的苦难，也更能放下身段走入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去体会他们的艰辛与不易。苏轼初到海南时的生疏与不适随着时间流逝被一一化解，代之而来的是当地人对他的敬仰与包容，这更促进了双方的友好交流。与黎子云兄弟等人的愉快交往让苏轼更加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交游欢饮也正好消解苏轼举目无亲之苦，使他彻底融入当地黎族百姓的生活，继而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种情感不觉化为民族共同意识而频频现诸诗文。有幸北归之时，苏轼依然念念不忘海南的故人故土，自疑本是儋崖人的执念更透出他对海南岛的一片深情与眷恋。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命运及思想观念的重要转折点，经历党争的政治风波后，苏轼的人生观悄悄转向了淡泊无为，谪居期间更以著书隐居自乐。绍圣年间苏轼被贬岭南及至海南后，这种处世态度一直未曾改变。在黄州、惠州、儋州期间，苏轼的蜀学思想不断发展完善，同时也获得了同民族百姓接触的机会，这三州境内都生活着少数民族，被贬地的先后顺序恰好也体现出少数民族占比从少到多分布的特点，其中以海南的民族群体最为广大。苏轼与这些民族群体和睦相处，并逐渐从内心深处接纳了他们。苏轼作为为数不多的被贬“海外”的宋朝高级官员，他以身体力行的示范促进民族间的友好交流，其诗文中所体现的民族共同意识放在今天亦不过时。此意识形成的背后除了苏轼达观自适的乐天性格之外，还与他长期濡染儒家悲天悯人的淑世精神息息相关。

　　苏轼因言获罪被贬黄州后，内心深处对于有着强大言志功能的诗文体式本能地产生回避，而和陶诗与经典传著成为他这一时期抒写心灵的重要载体。苏轼在被贬岭南、海南时开始大量创作和陶诗。从黄州开始编写《东坡易传》，一直到惠州、儋州仍在继续，《东坡书传》大致完成于海南，可以说和陶诗与经典传著编写几乎贯穿了苏轼的人生低谷期，成为其精神上的重要支柱。

　　陶渊明作为失意文人，远离官场回归田园是推崇他的隐逸萧散，苏轼亦是如此。苏轼在黄州虽未作和陶诗，但他的诗词中均可见对陶渊明的欣赏及对归园田居生活的向往。比如元丰五年（1082）苏轼作《江城子》词云：“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其词《哨遍》自序云：“陶渊明赋归去来，有其词而无其声。余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人俱笑其陋，独鄱阳董毅夫过而悦之，有卜邻之意。乃取《归去来》词，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以遗毅夫。这首词首句便是“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相交累。”整首词的内容皆是对《归去来兮辞》重新演绎。苏轼于元丰七年（1084）将要离开黄州时依然留恋田园生活，《满庭芳》词云：“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此词说明苏轼同当地民众相处融洽，彼此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及至惠州、儋州两地，苏轼和陶诗的创作频繁见诸诗文。和陶诗的创作是苏轼心灵上回归田园的象征，也暗示着他与民众团结一致，真正融入民间生活。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有言：“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这段话体现作者自觉远离官场，摒弃世俗交游，而与周围亲戚邻人保持密切交往的生动图景。苏轼亦是如此，绍圣二年（1095）他又作《和陶神释》诗云：“莫从老君言，亦莫用佛语。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甚欲随陶翁，移家酒中住。” 再次言明想要效仿陶潜的决心。他于同年（1095）居惠州时作《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三云：“ 步从父老语，有约吾敢违。”其六云：“老人八十余，不识城市娱。造物偶遗漏，同侪尽娱墟。”其《和陶还旧居》云：“梦与邻翁言，悯默怜我衰。往来付造物，未用相招麾。”可见他乐意与当地民众交流。正如苏轼所说：“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陶渊明彻底回归田园与苏轼被贬官的政治遭遇是不同的，但他们所表现出的厌倦官场，乐于融入民众的田园情思又是相通的，因此和陶诗是苏轼真正隐居身心的象征。

　　苏轼到了海南之后所作的和陶诗尤为体现出与当地黎民平等相待，心怀大爱的民族共同意识。苏轼《和陶劝农六首》其四云：“听我苦言，其福永久。利尔锄耜，好尔邻偶。斩艾蓬藋，南东其亩。父兄搢梃，以抶游手。”劝告当地农民使用先进生产工具开垦荒田，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其福永久。其和陶诗《怨诗示庞主簿、邓治中》云：“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宁当出怨句，惨惨如孤烟。但恨不早悟，犹推渊明贤。”在茅屋破旧的生活环境下更加认可渊明的贤士风格。其《和陶和刘柴桑》云：“我本早衰人，不谓老更劬。邦君助畚锸，邻里通有无。竹屋从低深，山窗自明疏。一饱便终日，高眠忘百须。自笑四壁空，无妻老相如。”与邻里和睦相处，高枕忘忧，即使四壁空空犹能淡然处之。正是养成了这样的心境，面对海南风吹雨打的日子，才能神定自若地“我不出门，寤寐北窗。”其《和陶杂诗十一首》其十一云：“今兹黎母国，何异于公乡。蚝浦既黏山，暑路亦飞霜。所欣非自誷，不怨道里长。”诗人已不作任何抱怨，淡定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在海南坦然生活，用苏轼《书陶淡传》中的话总结即是“ 淡高逸如此，近类得道。”苏轼和陶诗的创作不仅用陶渊明的诗旨精神治愈了自己的精神创伤，同时也促使他与民族百姓相处并结为命运共同体。可以说，和陶诗的创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它所体现的隐逸、悲悯与达观自适正是士大夫淑世情怀的体现，同时也成为苏轼民族共同意识的精神内核。

　　如果说和陶诗创作代表了苏轼在精神上深入民间、归隐田园，那么《东坡易传》《东坡书传》等传著的编写则为其民族共同意识注入了理论之源，凸显出更多的人性光辉。可以说，贯穿于黄州、惠州、儋州并附带作者命途多舛的两本著作，正体现出蜀学性情一体而主情论的学派特色，也映照出苏轼大爱博爱的淑世情怀，同时也是其民族共同意识的精神内核。苏轼在黄州《与腾达道书》言：“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 《书》《易》，舍弟已了却《春秋》《诗》。虽拙学，然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在《黄州上文潞公书》云：“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穷苦多难，寿命不可期，恐此书一旦复沦没不传，意欲写数本留人间。”后来在北归途中《与李之仪五首》之一言：“所喜者，在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苏轼《答苏伯固》言：“某凡百如昨，但抚视 《易》《书》《论语》 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可见苏轼对这几本传著的珍视，认为这是人生的重要成就。可惜《论语传》后来散佚未能流传至今。但通过其余两种传著依然能看出苏轼的治国理念及入世精神。

　　《东坡易传》是苏氏父子合力而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苏洵作《易传》未成而卒，属二子述其志。轼书先成，辙乃送所解于轼，今蒙卦犹是辙解，则此书实苏氏父子兄弟合力为之，题曰轼撰，要其成耳。”《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苏氏易传》的风格为“推阐理势，言简易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辞博辩，足资启发。”事实的确如此，苏氏的解说比较偏重人事，且用词准确易懂。乾卦《彖》曰：“保合大和，乃利贞。”苏轼借此解释性情观曰：“情者，性之动也，溯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无非性者。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方其散而有为，则谓之情耳。命之与性，非有天人之辨也，至其一而无我，则谓之命耳。其于《易》 也，卦以言其性，爻以言其情。情以为利，性以为贞。其言也互见之，故人莫之明也。”充分说明性情一体的观点，性之与情本无善恶之别，言及此就能看出苏轼生命哲学中的乐观豁达从何而出。故乡与他乡对苏轼而言越来越趋于同质，因此他在黄州时还曾悲吟《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临江仙》词云：“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临江仙》词云：“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然而经历了精神洗礼之后，在黄州的最后一年苏轼改变了想法，元丰六年（1083）与王巩北上相见时，他作《定风波》词云：“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恰是夫子自道。到了惠州时则高唱“不辞长作岭南人”，及至被贬海南，更是在途中高歌“海南万里真吾乡”，完全把自己融入当时当地的环境中。

　　苏辙解释《蒙》卦的《彖》言曰：“蒙者，有蔽于物而已，其中固自有正也。蔽虽甚，终不能没其正，将战于内以求自达，因其欲达而一发之，迎其正心，彼将沛然而自得焉……夫患蔽不深，则求达不力；求达不力，则正心不胜；正心不胜，则我虽告之，彼无自入焉。”蒙蔽终究会解除，但前提是要认识到弊端，并一心求正才可能消除蒙蔽。这或许是支撑苏轼始终保持清醒的重要提示。苏轼解释《讼》卦《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为：“夫使胜者自多其胜以夸其能，不胜者自耻其不胜以遂其恶，则讼之祸，吾不知其所止矣。故胜者褫服，不胜者安贞无眚，止讼之道也。”这止讼之道实则也是宽恕之道，胜败两方都不骄不躁，方能息事宁人。苏轼解释《谦》卦《彖》言“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表明君子要谦虚谨慎、不卑不亢方能取得成功。这正是苏轼被贬生涯中的处世态度，广受民族百姓的欢迎。《观》 卦六三言：“ 观我生，进退。” 其《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苏轼解释为：“六三，上下之际也。故当自观其生，以卜进退。夫欲知其君，则观其民；故我之生，则君之所为也。知君之所为，则进退决矣。进退在我，故未失道也。”强调君王治理国家的重要性，个人的进退亦可反映君王的意志，进退不失其道方为合理。苏轼彼时虽身处逆境，但却依然进退有度不失礼节，可谓是雅正君子之所为。苏轼解释《无妄》卦《彖》言曰：“无故而为恶者，天之所甚疾也。世之妄也，则其不正者容有不得已焉。无妄之世，正则安，不正则危。弃安即危非人情，故不正者，必有天灾。”无论何时都不能无故为妄，保持端方雅正才可免灾。苏轼在被贬生涯中的确做到了不怨天不尤人，泰然自若。

　　苏轼解释《涣》卦《彖》言“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为：“世之方治也，如大川安流而就下，及其乱也，溃溢四出而不可止。水非乐为此，盖必有逆其性者，泛溢而不已。逆之者必衰，其性必复。水将自择其所安而归焉。古之善治者，未尝与民争，而听其自择，然后从而导之……先王居涣散之中，安然不争，而自为长久之计。宗庙既立，享帝之位定，而天下之心始有所系矣。”也是同样的道理，遵从水的特性不强加干涉，而采用因势利导的方式与之共存。这即是治国之道，也是治民之道。这与苏轼的《自评文》以水喻文的意旨几乎如出一辙。联想苏轼在岭南及儋州的荒远之地，犹能不慌不忙地淡然融入当地民众，就像水一样可以自由流动而不失其“刚中”的性格。水流所及之处，无论高下，不分贵贱，只是以物取形，只求从容流淌，这些品质皆是诗人真性情的展示，也是苏轼形成民族共同意识的根源所在。因为打造一个共同体首先要讲究的就是平等待人，尊重个体发展，这一点在苏轼阐释水的属性上尤为透辟。

　　苏轼解释《恒》卦《彖》言“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下万物之情可见矣”为：“非其至情者，久则厌矣。” 更进一步佐证自己的观点，唯有真性情才能长久致力于学道而不厌烦，才能化成天下。苏轼的人生正是如此，待人接物皆以真诚为上。解释《损》卦《彖》言“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为“惟益亦然，则未尝不益，益未尝不损，然其为名，则取一而已。何也？曰：君子务知远者大者，损下以自益，君子以为自损。自损以益下，君子以为自益也。”损与益本是事物的两面，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苏轼认为自损以益下反而是自益，也是表明甘于奉献和乐于奉献的精神。苏轼解释《未济》卦《象》言“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为：“上下方安其位，而不乐于进取，则君子慎静其身，而辨物居方，以待其会。”表明君子处于不利之时依然能慎独以待时机。苏轼解释《中孚》卦《彖》言“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 为：“内无阳不生，故必柔内而刚外，且刚得中，然后为中孚也。刚得中则正，而一柔在内，则静而久，此羽虫之所以孚天之道也。君子法之，行之以说，辅之以巽，而民化矣。”这段话表明内刚外柔的重要性，只有刚柔相济才能教化人民。这与苏轼的治民理念是相通的。同卦解释《象》言“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为：“化邦之时，不可以用刑。”更进一步突出了德化的重要性，一味用刑则不能达到治民化民的效果。凡此种种，可见《东坡易传》在苏轼人生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被贬之后慰藉其心灵，使其精神保持超然独立，同时又能放下姿态与民教化，真正融入当地民族百姓，形成精神上互相依赖，心灵上友爱共通，自觉结为命运共同体。

　　《东坡书传》的编写可看出苏轼治国理政的民本思想。比如苏轼阐释《虞书·大禹谟》 “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为：“君臣无所艰畏，则易事而简贤，贤者遁去，而善言不敢出矣。”说明贤者建言的重要性。解释“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为：“民至愚而不可欺，凡其所毁誉，天且以是为聪明，而况人君乎。违道足以致民毁而已，安能求誉哉？”表明为上者不可欺民，要以民为本顺从民意，这就是苏轼的平等待民思想。无论是在朝还是被贬，苏轼都很好地贯彻了这一宗旨，爱护民众一视同仁，绝不欺民虐民，因此受到了民族百姓普遍的尊敬与爱戴。苏轼的民族观念实则就是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的展现，在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概念之前，苏轼就以这种爱民护民、平等真诚待民的朴素民本思想将民族共同意识完整地演绎了一番。

　　苏轼借为《尚书》作传很好地阐释了其民本主义思想。苏轼阐释《虞书》“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俞，往钦哉”为：“盖始从禹之谏而取益之言，有畏满思谦之意也。皋陶扬言曰念哉，申禹之谏也。曰凡所兴作，慎用刑，广禹之意也。虽成功，犹内自省，终益之戒也。”慎用刑罚，多次内省，畏满思谦才是统治者该做的事情。阐释《商书·太甲下》 “君罔以辩言乱旧政，臣罔以宠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为：“天下之乱，必始于君臣携离。君以辩言乱旧政，则大臣惧，臣以宠利居成功，则人主疑，乱之始也。”说明守成法的重要性，即不支持激烈的变法，大臣也不必邀宠以居功，如此国家才能太平。苏轼一直推崇正法度而不造新令，即使被贬儋州至晚年依然坚守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与他多年在地方执政的所见所闻有关，切身体验更能知晓民意，更能站在民众的立场去反观政治决策，因此对受新法负面影响的民众产生了更多的悲悯，这是苏轼民族共同意识形成的理论根源。

　　苏轼阐释《商书·盘庚下》“念敬我众，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为：“鞠人，穷人也。谋人，富人也，富则能谋。贫富相保而居，各以其叙相敬也。此教民厚生之道也。”贫富相保，富能济贫，这才是厚生之道。阐释“式敷民德，永肩一心”为：“然民怨诽逆命，而盘庚终不怒，引咎自责，益开众言，反覆告谕，以口舌代斧钺，忠厚之至。此殷所以不亡而复兴也。”表明统治者要广开言路、善于反省自身才是仁君的表现。阐释《周书·无逸》“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为：“旧说先知农事之艰难，乃谋逸豫，非也。周公方以逸为深戒，何其谋逸之亟也？盖曰王当先知稼穑之道为艰难，乃所以逸乐，则知小人之所依怙以生者。知此，则不妨农时，不夺民利，不尽民力也。这段话先驳斥了旧说君王先知农事艰难然后谋安逸，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乃是君王先知农事艰难，所以享乐的时候就知道小人享乐所依凭的背后是农民的巨大艰辛和劳苦。君王若知晓这一点，就应该不夺农时不尽民力而与民方便。这与孟子不违农时让利于民的观点相似，都是朴素的以农为主的民本思想。统治者以民为本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苏轼阐释《周书·无逸》“（文王）厥享国五十年”为：“使人主不寿者五：一曰色，二曰酒，三曰便辟嬖佞，四曰台榭游观，五曰田猎。此五者，《无逸》之所讳也。既困其身，又困其民，民怨咨吁天，此最害寿之大者。予欲以恶衣食，远女色，卑宫室，罢游田，夙兴勤劳，以此五物者，为人主永年之药石也。”这段话明确说明君主应该摈弃五逸，不困其身亦不扰其民，使民众能够正常休养生息，国家才能强盛，人主也才能健康长寿，苏轼欲借周文王享国日久来告诫后来君王要与民为善。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苏轼在黄州时便效仿陶渊明作诗，在岭南及儋州更是频频写作和陶诗，谪居生活的物质艰苦客观上也为他创作和陶诗提供了现实依据，和陶诗的创作表明苏轼在精神上逐步回归田园。被贬黄州的经历使苏轼的精神得到了洗礼与升华，他的思想开始向佛老倾斜，因此在黄州时便计划创作《东坡易传》《东坡书传》等传著来展示蜀学思想，并一直持续创作，孜孜不倦。这些著作不仅是苏轼贬官生涯中的重要活动，同时也展现了他的政治哲学思想，更可视为他的心灵慰藉。我们透过传著作品看到了苏轼的治国治民理念，看到了他以民为本悲天悯人的儒士风范，在激烈的党争时代苏轼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心怀大爱、心系人民，试图用实事求是的改革让民众从中获利，以谋求国泰民安。可以说，在没有民族共同体这一提法的北宋时代，苏轼用一种至情至性的朴素民本主义思想很好地为我们诠释了这一当今世界的潮流价值观。

　　苏轼后半生在朝为官时间较短，命途多舛不断被贬官外放，其中以被贬黄州、惠州、儋州最为知名。这不仅是因为苏轼作诗自道，而是这三个地方确实对苏轼的影响最大，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同时也为其创作提供了天然良机。自黄州始，苏轼的思想渐渐转向佛老以求得内心平静，荒居野外的东坡、雪堂成为他效仿陶渊明创作的必备条件，由是他开始回归田园，并在精神上逐步隐逸。及至被贬惠州及儋州，他的和陶诗数量渐多，柳宗元和陶渊明被他亲切地称为“南迁二友”。惠州和儋州的少数民族百姓比黄州更多，生活所迫促使他与当地百姓比邻而居，在睦邻友好的居住环境中，苏轼的民族共同意识不断萌发，尤其是在海南与黎子云兄弟等人的愉快交往，更使苏轼融入其间并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苏轼在被贬三州期间所编的《东坡易传》《东坡书传》等传著作品，则从思想上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民族认同感，为其民族共同意识的形成注入了理论根源。蜀学性情一体而主情的观点融于易学，力求学人平等待人，谦虚自持，尊重个体发展。苏轼在为《尚书》作传的过程中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治国治民理念，其朴素真诚的民本主义思想贯穿全传，熠熠闪光。正是因为有这些朴实且多维的价值观引导，使苏轼在当时尚处于封建社会的北宋年代就已经超然物外，摒弃狭隘的民族观，真正融入民族百姓并与他们相处相知，以真诚回馈真诚，从而形成了民族共同意识。“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在平凡的交往中，与黎族人民相互认可、相互吸纳，彼此趋同；“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 在平等的交流中，与黎族人民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彼此认同；“咨尔汉黎，均是一民。”在平常的交融中，与黎族人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共同。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既有一体属性，又有多元特征，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有机整体（这就是共同意识）。

　　“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这是晚年苏轼在儋州写下的诗句，既表现出生活生态生命的快意，也是他人生心境的绝妙传真。从中我们不难发现，认识理解把握苏轼平等进步的民族共同意识，的确应该杜绝和改变将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截然分割或对立的思维模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从历史看，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而成的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历史。这既是苏轼个人的贡献，同时也成为那个历史时代的一抹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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