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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五千年文明中诞生了浩如星河的伟大诗人、作家、画家,但唯独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在林语堂笔下,苏东坡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悲天悯人的道德家、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新派画家、伟大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假道学的反对派、瑜伽术的修炼者,是工程师、佛教徒、士大夫、皇帝的秘书…… 苏东坡的一生从未写过“活法”二字,却为何能成为“活法”说的集大成者?苏东坡的“活法”究竟是怎样的“活”,反映了中华文化怎样的底色?近日,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曾明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深度解读。 (陈选斌) 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解说】“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同期】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曾明 苏东坡是26岁的时候,他在那(今陕西凤翔县)当一个“干部”,他是在这个任上写的这篇文章《思治论》,这个《思治论》总数就2300多字,他这个背景(应该是)他在那(当地)任职两年多以后,(初步)提出了自己的执政理念、安邦理念,国家要太平(家国太平的理念)、长治久安的理念。 【解说】曾明表示,苏轼《思治论》中提到,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同期】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曾明 应该说他(苏轼)那个时候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但是他心中有老百姓,这个时候他是以人民至上,从黄州开始,他就应该说是开始倒霉了,但是他那个时候是政治地位低下,仕途受阻,但是他的精神力量、人格力量,他(却)不是向下,他是反向的,仕途向下政治灰暗,但是他精神向上、人格向上,他反而写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作品、大文章,而且他的一生真的是践行了“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他为什么能够实践自己的“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我自己研究(宋代)“活法”,我觉得和他的“活法”有关。 【解说】曾明直言,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将“活法”说自然而然、淋漓尽致地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 【同期】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曾明 苏东坡的思想他是“活”,它不是说就是一种诗文理论的“活”,它确实是贯穿在人生,贯穿在世界,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其实)也是一个“活”,(目的)就在联通世界,你如果不联通起来的话,封闭起来,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我觉得苏东坡的伟大确实是和他的人格,他的精神(相关联的),他不管是仕途受阻也好,精神受压也好,地位受到排挤也好,大家都以为他不行了,结果他反而爆发了。 【解说】曾明告诉记者,在新年前夕,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这句话也告诉我们,困难并不可怕,面对困难要全面、客观、辩证地看待,只要有克服“至难”的心境、勠力同心,就一定能战胜它。 【同期】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曾明 苏东坡他讲“至难”“至远”,其实也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一种辩证的关系,就是有些东西现在小,但它可以变大;有些事情现在弱,它可以变强;有些目前看来是困难,但是它可以(转)化为平安,就是化险为夷。这个就是我们确实要辩证地、全面地、客观地去看待它,只要有一种克服“至难”的心境(精神)、心态和坚定,那么就一定能够达到“至远”的目标、境界、格局。 记者何浠成都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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