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关学的现代建构与社会实践

 文/魏冬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认为，将“两个结合”落实到关学文化的学术研究之中，首先要认识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这一理论建构的主体。而两个结合——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落实到具体的关学研究中，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关学的现代建构，用关学文化丰富和滋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化的内容和形态。

       关学是根植于关中地区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是陕西的一张文化品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代意义的关学研究，以1959年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首次对关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有意义的论述” 为标志，已经走过六十多年的历程。改革开放后，陈俊民、赵吉惠、赵馥洁、刘学智、林乐昌、丁为详等先生的关学研究，又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关学研究的范围。进入21世纪，张岂之、赵馥洁、刘学智、林乐昌、方光华等先生以及更多的学人投入到关学的文献、历史、价值等多方面研究，更进一步促进了关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关学文库》对八百余年的关学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其成果在2015年得以出版，以及2020年张载诞辰千年纪念活动的开展，进一步从文献整理、学术研究、社会普及等方面全面促进了关学的现代研究和继承弘扬。近十年来，陕西的关学研究机构、关学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这些成果都是可喜的。

       基于当下的时代和关学研究现状和路向的思考，我们认为：基于当下的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关学”，仍是关学研究的时代主题；而对“什么是关学”的回答，仍是当前开展关学研究与普及、继承和弘扬关学优秀文化的基本问题。我的基本认识是：基于我们当前时代，我们需要建构和弘扬的，不是固守古代以理学为主要形态的传统关学，而应该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时代使命相符合，基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大格局和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结合的“中华关学”。

       “什么是关学”？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或界说，有两种视域：第一是“知其所以然”，即通过对历史上关学存在形态的考察，归纳总结出来什么是关学；第二种是“知其所当然”，即根据历史上的关学，并结合现实的需要，对历史上的关学予以提升总结，建构适合现代需要的关学。这两种界说方式不是截然对立的，第二种方式是在第一种方式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目前我们需要的关学，应该是在第一种基础上所建构的第二种意义的关学。然而要说明第二种意义的关学，就需要从第一种意义的关学说起。

       在历史上，“关学”一词随着历史的发展主要具有三种意义。

       第一种意义是张载之学。南宋宁宗时期，刘荀首先在其著作《明本释》中提出“关学”一词，说横渠先生张载：“倡道学于关中，世谓之关学。”这种意义下的“关学”是对张载学说的指称；专指一人学问，并不具有学派的意义，其在历史上也影响不大；（后来“濂洛关闽”并称的“关”，也是这种意义，延续影响了五百余年）。

       第二种意义的“关学”，是关中理学。明朝万历年间的冯从吾，首先作为关中的学者在其《关学编》中启用了这一概念，他在该书《自序》中说：“余不肖，私淑有日，顷山中无事，取诸君子行实，僭为纂次，题曰《关学编》，聊以识吾关中理学之大略云。”这种意义下的“关学”，其主体内容不仅指张载的学说，而是指张载以来在关中流传的儒家理学，因此具有地域性学派的意义。冯从吾的这种关学观，不仅为异地学者所认同，而且为后来的关中学者所普遍接受，因此具有广泛的认同和影响。传统时代的关学，多是在此意义上使用的。

       第三种意义的“关学”，是关中精神。这是在中华民族危机加深，中华传统学术转型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其代表作，就是党晴梵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完成的《关学学案》，党先生在《关学学案》中所提出的关学，是基于“宗国情怀”（对本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和热爱），融道德、知识、艺术于一体的关学，其本质与传统局限于理学形态的关学不同。

       我们现在要弘扬关学、发展关学，不是要回到关学的理学形态去，也不是要固守关学的近代形态，而是要在对传统和近代关学认知的基础上建构新的关学。遗憾的是，目前我们对关学的研究，对近现代转型以来的关学文献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上个世纪前半期能代表关学走出理学，具有近现代转型特点的关学研究文献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发掘。所以传统时代的关学观念，还是我们目前对关学认识的主流观念。

       那这样的关学观念具有怎样的特点呢？其一，就是认为关学是从北宋中期开始的，其代表人物是张载或者与张载同时的申颜、侯可（但以张载为关学开端的观点是主流），此前无所谓“关学”；其二，认为关学随着理学的总结而终结了，其观点因为对理学终结的认识不同，而有明末清初的李二曲、晚清的刘古愚，或民国的牛兆濂等几种观点，但总体认为关学是有其下限的。这两种观念，都是基于对传统时代关学谱系文献考察的基础上得出来的。即认为关学是“理学”在关中的一种地域形态，在历史上有始有终，但总之是以“理学”为视域限度的。历史上的关学谱系文献，从冯从吾的《关学编》，以及王心敬、李元春、柏景伟、贺瑞麟、刘古愚等人对《关学编》的补续，其主要内容无不体现这一特点。

       然而也需要注意的是，传统的关学谱系文献，其在“理学”的主题之外，还有另一种倾向，即试图超越“理学”，从正统儒学的角度建构关学的倾向。冯从吾在《关学编自序》中说“我关中自古理学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矣”，又在《关学编》卷首列入秦子、燕子、石作子、壤驷子“孔门关中四子”，已透露出这种倾向；而为其《关学编》作序的李维祯，说“夫伏羲画卦，为关西万世理学祖。至周，有文武周公父子兄弟，号称极盛”，也有这种认同，但他们普遍认为“西汉、李唐有天下最久，无能为理学者”，将汉唐儒学排除在理学之外。到了清代的王心敬，更认为“编关学者，编关中道统之脉络也”，于是他不仅把伏羲作为关学之鼻祖，泰伯、仲雍、文王、武王、周公为关学之大宗收入关学编，而且在汉代补入杨震、董仲舒，谓如此“而后关学之源流初终，条贯秩然”。实际上，在关学学人如张载等人那里，都有对关中文化道统的认可和追述。除此之外，冯从吾之后的关学学人，如王心敬、王承烈、李元春、贺瑞麟、柏景伟、刘古愚，以至此后的张元际、张元勋等，都对关学的谱系建构有延续，有突破。

       事实证明：传统时代的关学，虽然是以宋代到晚清民国的理学为主要形态，但并不止于这一形态，而是有其根源，有其发展的，是既根植于关中，又与理学思潮与时俱进，与异地学派有着密切交融关系的。所以我们说，关学是根植于关中地区（今陕西和甘肃渭河流域）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北宋时期形成，并一直流传至今的儒家理学学派。从历史形态来看，关学的主体形态是理学。但关学的产生，不是没有根源的，而是基于关中周秦汉唐文化得以发展的；关学的发展，也不是封闭的，而是基于张载之学，不断吸收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异地理学思潮，不断与时俱进的；关学的走向，也并没有随着理学的消亡而终结，而是在近代获得了新的学术形态并延续至今的。

       因此，现代的关学建构，是基于关中理学形态的精神建构。而要建构这样的关学，就要将关学的研究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中去，放到中华文化房发展的历史大格局下，放到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去思考。这不仅需要从传统以理学为主要形态的“关学”中提取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关学精神，而且需要以这一精神为基点，将理学形态的关学与关中的周秦汉唐文化联系起来，与关中近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建构体现关中历史文化传统、体现以儒学为本位的陕西精神的关学。正因为如此，我将今天我们要建构的关学，称之为“中华关学”。

       近些年来，特别是2020年纪念张载诞辰千年活动之后，我们一直思考：千年之后，我们如何继承发展弘扬关学？围绕这一问题，我们从两个方面做了努力。

       其一，在学术研究方面。（1）首先以上个世纪的关学研究文献的搜集整理为重点，回答“关学有没有终结”以及“现代的关学研究起于何时的问题”。2017年开始，我对这一问题做了个案性的探讨，完成了对党晴梵、曹冷泉两位先生关学现代研究成果的评述；从2020年开始，又与业师刘学智先生一道，协同门下的研究生，整理完成了《二十世纪前期关学研究文献辑要》150万字。该项研究分为“张载研究”“明清关学与关学综论”“关学与陕西文化”三卷，勾勒了关学在近现代转型期，也就是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主要研究成果和面向。此前，我正在完成《关学近现代转型研究》的论著，以进一步加深对关学从理学对近代转型的探讨；（2）以关学文献续编为重点，进一步补充完善和深入探讨关学的人物和文献构成。除了将《关学编》有体现，并有著作传世而《关学文库》未收入的关学学人的著作收入之外，还补充了《关学编》遗漏，但确为关学学人的关学著作，如计划将朝邑马氏、史记事、刘绍攽、王鼎等人的著作收入；同时深化关学道统以及关学与异地学派关系的研究，计划有《横渠关中道统文献辑要》，全面收入关中学人传述张载之学的文献，以体现关中的横渠道统；《关学与异地学人序跋书札汇编》，则体现关学与异地学人的学术往来关系等。（3）推进关学的专业化研究。以“经典”为重点，推进关学与“四书五经”的专门化研究；以“经世”为重点，已经开展了关学与关中天文、地理、农业、工业、商业、医学等专业领域的探索研究。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推进对关学与关中先秦汉唐儒学的研究，以为关学“正本清源”。

       其二，在社会普及方面。为了推动关学的普及，我们提出“中华关学中国行”的实践构想，提出让关学“从古代走向现代，从书斋走向社会，从关中走向海外”的目标。从2021年开始，我们在省社科联的支持下，以陕西省孔子学会、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为主办单位，连续开展了“中华关学中国行”系列活动。我们先后赴渭南、合阳、三原、富平、高陵、凤翔、郿县、盩厔、临潼等地开展了多次关学宣讲和支教活动，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了十余家关学文化普及宣传基地，同时又赴甘肃定西、平凉等地，建立“关陇一家”的关学研究互动平台，与国际儒联、中华孔子学会、中国哲学史学会等国家级的研究团体建立联系，与蜀学、湘学、阳明学、朱子学等地域学派建立联系。我们还与中国报道、亚洲华语文旅卫视、封面新闻、中央电视台央视频、四川文化网等媒体建立联系，有力推进了关学文化在网络上的传播和影响力。我们还办了《关学薪传》的流通刊物，反映活动的主要成果，目前已经出版了2期。

       我们认为，我们对关学现代建构的主要方向和做法，是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两个结合”是一致的。现在，陕西省委党校又成立了“两个结合”研究中心，我们愿意以此为更高的平台，进一步推进我们的关学研究，从而为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贡献我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