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广之野”与古蜀文明——古蜀农耕文化与蚕丛记忆

四川文化网 2017-4-12 18:29 1351人围观学术评论

刘复生，1948年生，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思想文化史与民族史，代表作为《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　摘要：上古地理奇书《山海经》中，多次提到“天下之中”，其 ...

刘复生，1948年生，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思想文化史与民族史，代表作为《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

　摘要：上古地理奇书《山海经》中，多次提到“天下之中”，其所言的“都广之野”即在其中。这是一个草木荟萃之处，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源起地之一。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蚕丛开创了古蜀之国。由于无文字，给后世留下许多解释空间。蚕丛后来被尊崇为蚕神，这是“历史心性”的产物，也是蜀地农桑业发达的一种反映。

关键词：山海经；天下之中；古蜀；都广之野；蚕丛

一、“都广之野”与“天下之中”

　　《山海经》是一部集神话传说之大成的地理书，据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的研究，它产生于公元前四世纪之前，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1）。《山海经》全书共十八篇，分属《五藏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四个部分。除《海外经》外,其它三部分都谈到了“天下之中”的问题，颇耐人寻味。《五藏山经》包括东、西、南、北、中五篇《山经》，据蒙先生的分析，其中《中山经》所述居诸山之中，它把古代巴、蜀、荆楚之地作为“天下之中”来看待，很可能是产生于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作品。而且，它详述岷江中上游的山水地理，更可能属于古代西南地区的巴蜀文化。

　　《海内经》有东、西、南、北四经，其中《海内西经》提到，“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高万仞”，这个高万仞的“海内昆仑之虚”，舍岷山莫属，指今四川西部。晋郭璞(276~324)注引《禹本纪》说，这一片广阔的区域，正是“天下之中”。《海内西经》四次提到“开明兽”，守护着“昆仑之墟”大门。开明兽并非真实之兽，或许与最后一代古蜀国“开明王朝”有关，是神话后的古蜀国的历史记忆，时间、地点都是吻合的。

　　《大荒经》今存东、西、南、北四篇，其外还有另一篇《海内经》，是《山海经》的最后一篇①，其中说:“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郭璞注云:“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也。”此前东汉王逸(约89~158年)在《楚辞?九歌?章句》中引此文作《山海经》，那么可以判断郭璞注二语本是《山海经》原文。《海内西经》亦说:“后稷之葬,山水环之。”郭璞注云“在广都之野”。都广即广都,古籍多混用，前人辨之已明,此不赘言。都广(广都)一般认为即今双流，然而疆域之变迁不定，今之双流不足以概古之广都。西汉蜀郡有广都县，得名当自《山海经》所记而来。汉晋之广都，兼今仁寿、双流之地（2）。而《山海经》所述之都广及都广之野，是一个界限并不明确的地域。

据以上所言，《山海经》所言之“中”，是与中原文化系统所说的“中”指中原地区是全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山海经》所说的“天下之中”是指巴蜀荆楚或只是指巴蜀地区，撰写时间当古蜀国晚期，也正当古蜀国的顶盛发展时期。自视为“中心”,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自豪感,这是社会与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的表徵。这个“中心”，必然是一个相对富庶的适宜居住的地方。《蜀王本纪》所说的“蜀王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古人视域有限,把所居区域的作为“天下之中”是一件情理中事。

二、古蜀文明与农耕文化

　　《山海经》言后稷之葬也是一桩极为耐人寻味之事。后稷是传说中的周朝始祖,“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焉，民皆法则之”（3），后来演化为农业之神。《山海经》言其葬都广之野，其透露出的信息表明，古蜀与北方以至中原之间有着现今并不太清楚的文化交流，是高度发达的古蜀农耕文明的一种反映，也说明“都广之野”在中国农耕文明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山海经》末篇《海内经》载:在都广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好一个人间天堂！其所提到的都是热带或亚热带植物，百草丰茂，绿叶长青，正是成都平原景象的写照。有农业神后稷神灵的护,似乎也很自然。

　　1920年代，前苏联著名遗传学家瓦维洛夫提出栽培植物起源多中心说，后来他发表《育种的植物地理学基础》一书，进一步提出了作物的八大起源中心说，其中认为中国中部和西部山岳及其毗邻的低地在内的中国―东部亚洲是世界栽培植物八大起源中心之一（4），其对农作物的起源所作出的科学论证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就中国而言，栽培植物具有不同起源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考古学上的证实，川西地区是中国农耕文化的起源地之一，与中原(黄河中游)、东南并而为三，是中华文化多元的源头之一。

　　徐中舒先生于1940年提出，古代四川文化“萌茁于本土”同时也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的观点（5）。顾颉刚先生在1941年也说：“古蜀国的文化究竟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6）。古蜀国时代创造了灿烂的古蜀文明，先后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题西汉末扬雄《蜀王本纪》(徐中舒研究认为作者为三国蜀汉谯周)和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先后记载了古蜀国的史迹，传说与历史并存,需要我们仔细辩认和合理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星堆、金沙遗址的相继发现证明早期典籍留下的少量记载“所言不差”。容易被人忽略也是值得注意的是，古蜀国不是单一传承，是“外来”移民和本地居民结合的产物。除柏灌无闻外，蚕丛来自“岷山石室”；鱼凫“田于湔山”，或言来自江汉地区；望帝杜宇则“从天”而坠，且与朱提(今滇东北)有关；鳖灵开明来自荆楚①。不同民族、不同族群不约而同地来到川西平原，充分反映了这个“天下之中”的向心力，追求更为宜居之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殷商盘庚迁都就是一则生动的事例。今双流地属上古都广之野实即巴蜀文化的一个核心地区，具有很强的文化优势。

　　文化优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古蜀国时代农耕文明的发达与来源的多样性分不开，都广之野是海纳百川开放型的农耕文明，也是山地和河谷低地农业结合的产物。据《华阳国志?蜀志》，杜宇“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已经具有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这不仅得益于川西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也是自蚕丛开创以来长期发展的结果。战国晚期秦国伐蜀，秦将司马错即以“其国富饶、夷狄之长”为由，自是有充分根据的。

古蜀国时代，有鳖灵开明王治水成功而取代了望帝杜宇时代，秦国灭蜀后，进而以秦蜀守李冰治水。“治水”本身就是农耕文明发展到了一定高度的举措，同时也是推动当地农耕文明向前发展的动力。《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说李冰穿江引水，“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①有着如此发达的农耕文明，当然不会是一朝一夕的结果。“天府”既是大自然的选择，也是蜀民勇于创造的结晶。

三、蚕丛祠与历史心性

　　中国蚕丝业历史悠久，传说教民养蚕的始祖是黄帝正妃嫘祖。据《史记·五帝本纪》，嫘祖乃西陵之女，嫘祖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女。若水一般认为乃四川雅砻江，嫘祖被认为是蚕业之祖，后来演化为蚕神。宋罗泌《路史》之《黄帝篇》载:“(黄帝)命西陵氏劝蚕稼”，注云:“《皇图要览》云:伏羲化蚕，西陵氏始养蚕。故淮南王《蚕经》云：西陵氏劝蚕稼，亲蚕始此”（7）。蚕业始祖传说多元，嫘祖是流传最广的一种，此说在蜀中也很盛行。

　　蚕丛也是蜀民传说中“教人养蚕”的农业神，1939年，史学家朱希祖有《古蜀国为蚕国说》一文，力证蚕丛为蜀中蚕业之祖。后来蜀中有好几个蚕丛祠，均与蚕事有关。然而《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所记蚕丛，并无只言片语记有“养蚕”之事。古蜀国时无文字，留下解释空间。蚕丛是以口碑相传之说，后人记之，或纯音记，或音意兼之。最早记蚕丛之事既与蚕事无关，则当为音记。孙次舟撰文不赞同朱希祖之论，认为“先秦时蜀地蚕业尚不发达”，且言“以千载后所记载之传说与情况，而谓古代或即如此。将传说之虚妄，与夫时间上之隔离及变迁，尽行忽略，殊觉其所论之未能鉴定不移也”（8），我以为孙次舟说得很对。双流蚕丛祠，同后稷葬都广一样，二者都可视作是“历史心性”的产物②，其间有历史记忆的成分，也有建构的影子，都充分显示出这一区域在古蜀文明特别是农耕文化中的突出地位。

　　南宋中期罗泌《路史》卷四“蜀山氏”条，其子罗苹注云:“永明二年，萧鉴刺益，治园江南，凿石冢，有椁无棺。得铜器数千种，玉尘三斗，金蚕蛇数万，砂为阜，水银为池，珍玩多所不识，有篆云：蚕丛氏之墓。鉴责功曹何伫坟之，内无所犯，于上立神，衣青衣，即今成都青衣神也。”《路史》所本，是《南史》上的一则故事，然多增附之文。据《南史》卷四三《萧鉴传》，永明二年(484)十一月，南齐高帝一改益州(治今成都)刺史皆以武将为之的贯例，任命其子始兴简王萧鉴为益州刺史，“督益、宁二州军事，加鼓吹一部”。时值蜀土初平，益州宋梁时即以“险远，诸王不牧”著称，而遥领之宁州(治今云南曲靖境)也颇不平静，“道远土，蛮夷众多，齐民甚少，诸爨、氐强族,恃远擅命，故数有土反之虞”（9）。朝廷改变策略，显然有以文德怀远之意，故以乐队“鼓吹”相随。《南史·萧鉴传》载：（萧鉴）好学，善属文，不重华饰，器服清素，有高士风。与记室参军蔡仲熊登张仪楼，商略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鉴言辞和辩，仲熊应对无滞，当时以为盛事。

　　州城北门常闭不开，鉴问其故于虞，答曰:“蜀中多夷暴，有时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闭之。”鉴曰:“古人云‘善闭无关楗’，且在德不在门。”即令开之。戎夷慕义，自是清谧。于州园地得古冢，无复棺，但有石椁。铜器十余种，并古形；玉璧三枚；珍宝甚多，不可皆识；金银为蚕蛇形者数斗。又以朱沙为阜，水银为池，左右咸劝取之。鉴曰:“皇太子昔在雍，有发古冢者，得玉镜、玉屏风、玉匣之属，皆将还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伫为之起坟，诸宝物一不得犯。

　　这段文字记了两件事，一是打开城门示以恩德，二是发现古冢而不犯珍宝，都是在于安顿蜀地社和谐的举措。萧鉴治蜀取得成效，是他善于把握民心，因势利导报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萧鉴得金蚕之古冢，是在“与记室参军蔡仲熊登张仪楼,商略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之后发现的事，进而“起坟”。所以，是否真的发现藏有包括蚕形金银数十在内的大量珍宝古冢是值得怀疑的。《华阳国志·蜀志》明确记载第四代古蜀王杜宇“教民务农”,“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也就是说，常璩所处的时代，巴蜀之民已崇祀杜宇为农业神。萧鉴为金蚕“起坟”，尚未与蚕丛直接联系起来。然而他以此来安定社会、发展桑蚕业的用意十分明显。

而蚕丛作为蚕神来崇祀，却是更为后来之事。北宋初黄休复曾记说:“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此之遗风也。又蚕将兴以为名也，因是货蚕农之具，及花木果草药什物”（10）。蚕神是农桑之神，比单纯的农业神更进了一步，应是蜀中桑蚕业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反映。蜀中丝织业可能是东汉时期传入的，三国时大盛①。《隋书》卷二九《地理志》载蜀地“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唐有“扬一益二”之说，而卢求《成都记序》谓蜀“罗锦之丽，……扬不足以侔其半”。宋之成都，更是“罗纨锦绮等物甲天下”（11）。据《宋会要》，宋代成都府路占了各路上供绫绮类的丝物的绝大多数（12），成都是宋代丝织业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伴随蚕丝业的日益繁荣，唐宋时成都“蚕市”兴起，于是关于“蚕”的说法多了起来，也与“蚕丛”联系在了一起。宋初田况的二十五首《成都遨乐诗》中，竟有四首是关于“蚕市”的。宋张仲殊词：“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灯火粘红楼，车马溢瀛洲。人散后，茧馆喜绸缪，柳叶已饶烟黛细，桑条何似玉织柔，立马看风流”（13）。蚕市是成都城中“鬻花果蚕器于一所”（14）的集市，“蚕市盖蚕丛氏为之，俗往往呼为蚕丛”（15），蚕丛进一步被塑造成了蚕市的开创者，正是唐宋蜀地丝织业高度发展的一种反映。

参考文献：

　　〔1〕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A〕.蒙文通文集:第一卷古学甄微〔C〕.巴蜀书社,1987.35-66;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上海,1962。

　　〔2〕刘咸.双流足征录·地域考〔A〕.推十书(增补全本)〔C〕.上海科技出版社,2008。

　　〔3〕史记卷四周本纪〔M〕。

　　〔4〕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1)。

　　〔5〕徐中舒.古代四川之文化〔J〕.史学季刊(创刊号),1940,(3);刘复生.徐中舒先生巴蜀古民族史研究及其启示〔J〕.四川大学学报,2009,(04)。

　　〔6〕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A〕.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C〕.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70。

　　〔7〕罗泌.路史卷一四黄帝纪〔M〕。

　　〔8〕孙次舟.读《古蜀国为蚕国说》的献疑〔J〕.齐鲁学报,第1期,1941年1月私立齐鲁大学出版,上海开明书店代发行。朱希祖文载1939年《时事新报》之《学灯》第44期。

　　〔9〕南齐书卷一五州郡志下〔M〕之“益州、宁州”。

　　〔10〕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九鬻龙骨〔A〕.上海师大古籍所编.全宋笔记:第二编第一册〔C〕.大象出版社，2006.67。

　　〔11〕宋史卷二七六樊知古传〔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