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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先生说：“我是一个有恋母情结的人”，而我不是。高尔基说：“世界上一切光荣与伟大都源于母亲”，我非常认同。人品格不高,总为一利字看不破;学业不上进,总为一懒字丢不开。我们民盟的大画家范曾一副小品画，动辄上百万。从四川蓬溪走出去的书法家曾来德，一幅字少则也要十几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先生的出场高达五十万。有朋友就跟莫言说：“人家都说你贪财，下次你就不要喊那么高的价格嘛。”莫言说：“如果你太珍惜自己名声，终生将一事无成”。后来，我知道莫言成名后，有太多附庸风雅的、有攀龙附凤心理需求的粗鄙之人，让他不甚其烦。唯有以世俗高价，将胸无点墨的人拒之门外。诚如贾平凹先生所说：“贪财，既是道，让求字者尊重你的劳动，也是谢绝干扰你创作时间人的与技巧与手段”。但他们对真正爱画、书法的人来说，还真是大方的，可以说一点也不吝啬，甚至很性情与好爽。
我回到家乡捐几本书，也许有人就会觉得我有什么目的，今天我就说说这个目的吧。面对故乡人，我必须坦白。我不是为了什么名声，是因为我的母亲。大家都知道我是包集人，再往小了说是潘圩村潘少同与崔海华的大儿子潘成稷，其实我还有一个名字，叫苍山牧云。苍山是山东省的苍山县，现在改回春秋古县，又叫兰陵了。那是我奶奶的家乡。民国时期，我爷爷潘复贤在徐州做生意时认识了我的奶奶。我奶奶叫王玉镜，字鉴心。是山东河北一个大户的三小姐，后因战乱随父母迁居徐州沛县。我没见过我的奶奶，只见过她的亲妹妹——我的姨奶奶，漂亮而端庄，八十多年的沧桑岁月还没有磨灭她脸上大家闺秀的气象。姨奶奶嫁到徐州沛县胡屯于家，养育四儿两女，迄今八个孙子，六个孙女，四代以下近百人。1938年以后，我奶奶就叫王麻子了，这是为什么呢？
民国期间，怀远河北小街从石岸码头河边左边往上数，第六、七家铺子分别叫“显凤楼”与“银丰米行”，那就是爷爷和奶奶开的饭庄与粮店。我奶奶用毛笔记录饭店往来账目，我小时候见过一册。我大伯父就出生在河北小街“显凤楼”的三楼上，并齐了一个与此相关的乳名。我爷爷在他们兄弟中排行是老四，人称“四爷”。那时，我大爷爷、二爷爷、三爷爷都在怀远和蚌埠一带做生意。我唯一个姑奶奶就嫁在河北小街俞家（今已拆迁，我这代三个表兄弟搬到县三中东口的双墩子），小表大娘迄今健在。一个堂姑妈嫁到石羊岗子赵家（表哥赵道申，两个表侄分别叫水光与小辉），一个姨姑妈李丛英嫁到陆岗，做了陆大奎、路元奎的外甥媳妇。路元奎是黄埔军校（武汉七期）学员，我的声律启蒙老师。他们兄弟是怀远县闻名遐迩“宫宋杨林”四大家之一——林介弼的外甥。近代怀远文化坐标之一——林之望是林介弼的叔父，小时候我师从路元奎背过林之望的很多诗作，至今犹记。
说到这里，还没讲到我奶奶1938年以后为什么叫王麻子？ 1938年元月怀远沦陷，此前就垂涎我奶奶美貌的坏人咸鱼翻身，当上日伪的县长，企图将奶奶从爷爷身边夺走。一天下午，奶奶烧滚了一锅滚烫的热油，在油锅里洒下一捧盐巴，顿时油星狂飞乱炸扑向奶奶如花似玉的脸。等人发现的时候，由于脸部刺骨地疼痛奶奶几乎昏厥了。那个坏人知道后老羞成怒，带队闯进了显凤楼，进行了疯狂地报复。爷爷的腰就是那时被打坏、变成驼背的，直到解放后，死了躺在门板上，腰都再也没有挺直过。奶奶王玉镜在1949年写过一首诗： 远看潘圩是坡塘，近看潘家白茫茫。 夏无干地秋无米，冬拾柴火春喝汤。 东西两头难人桥，南北还饶苦人塘。 周围庄上生闺女，再丑不嫁潘圩郎。 四八一声春雷响，来了亲人共产党。 长工转来去时路，逃荒要饭回家乡。
迄今在还广为流传，1953年奶奶因身患痢疾在小蚌埠赵家逝世。1972年坟茔迁回老家安葬。 当时，我九爷爷潘复昭在小疯狗陆家云的队伍里做事，请求陆家云为他四哥四嫂报仇，陆家云怕吃亏按兵不动。我九爷爷便带着三个生死兄弟混进怀远城刺杀那个伪县长，结果被他识破杀害，头就挂在老西门外的炮楼上。据说，后来我九爷爷的头掉下来的时候，已经被风干了，连狼狗都啃不动。大汉奸之一宋墨农敬重他是英雄，就地将九爷爷的头掩埋了。我六爷爷潘复玉跟汪冰石干革命，以宿怀县特工部长兼淝河乡长，战死在三官庙，我曾《从祖潘复玉传》写过此事。我八爷爷潘复玺迄今下落不明，因为他加入的是国民党，有人说他战死在泗县，也有人说他去了台湾。 从我爷爷那辈算起到我们孩子这一代，我家四世都是九个堂兄弟，“成”之辈这一代，我排行老七。我爷爷一辈亲兄弟三人，为新中国的建立肝脑涂地、没有一个活到解放的，浓缩世居在怀远的一个普通家族在国家存亡之际的担当与责任，并时时激励、鼓舞着我的人生努力与选择。 我自己是怎对怀远产生感情的呢？
一年我病了，父亲带我从涡河南返回涡河北。那时过河要坐摆渡船，船是靠艄公摇橹的那种，艄公也是穷苦人。我们身上钱花光了，艄公当时就少收了我们5分钱。还有一次，大伯带我到怀远医院复诊。因为家里穷，大伯只给我一个人买了一碗面条，自己啃从家里带的干馍。那时，吃饭是需要粮票的年代。面店里一个好心的阿姨盛给我伯父一碗免费的面汤，至今我还记得当时伯父感激她的样子。阿姨笑得真美，迄今为止，我再也没有看到过笑得那么美的另外一张脸。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为伯父带架车——就是在架车便套一个绳索，套在自己的肩上在车子前进时加把力——到怀远机木头（把整木分成可以做家具的条状或扁平状）。一个三四岁的小妹妹和我玩得太开心了，我们机好木头要回家时，她哭着喊着要跟我们走，那种难舍难分得的情形犹如生离死别，终生不忘。这三件都是发生在河北小街的往事，一晃几十年了。
当然，小时候除了这些美好的回忆，也有一些尴尬的事。譬如，我只是想找个同龄的人说说自己的理想，却被人误会、甚至讥笑为“吹牛”。非但别人不理解，连自己的亲人有时候也看不起自己。一次美术课，我画了一条鱼，伯父偏说不是我画的，要和我打赌。赌注是：如果我画不出来，他揍我一顿。如果我画出来，奖励我两毛钱。我当着他的面画了，真的画出来了，非但没有赢到他承诺的两毛钱，还照样被痛打了一顿。因为我的行为被他理解为挑衅，我的画伤了他的自尊心。那时，我就在想：自己怎么与这块土地格格不入呢？想久了，就找到答案：读书。于是，我学会与书本对话，与圣贤聊天，从此孤独地走上“其修远兮”一条漫长的人生求学、问道之路。可以负责任地说，我在村子里的时候，方圆数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家有我个人藏书多的。 还有更尴尬的事：我在江苏读书求学期间，第一次从南京回家，刚出蚌埠站就被摸包了。当时已是深夜，无可奈何，只好从蚌埠出发，顺着八里桥一路沿着拦河大坝徒步走到怀远，再从苏集向北回潘圩，到家的时候天都亮了。我是走过黑路的人，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深秋，淮北大地虽然已是漠漠轻寒，但是我还能扛得住。 最难为情的是2000年，我第一次带夫人王惠回怀远，从成都到蚌埠的列车上一路无话。到了蚌埠站下车，计划从蚌埠坐车先到怀远，从怀远转车到包集，然后再辗转回潘圩。虚荣心驱使我希望家乡能给第一次上门的妻子留个好影响。可不争气地是汽车才驶到怀远地界，便招手上来三个中年人。他们上车后，就乘机向乘车的客人们销售手中的“英镑”，这种欺骗的活计当时在西南首府的成都，我们都没见过，非常新鲜而时髦。因为第一次回家，有点俊俏的妻子经过精心打扮便显得比较抢眼。很快就成为这伙人的“重点客户”，他们粗野而原始的热情让我妻子非常惊恐，也让我在深深地愧疚中感到丢脸，既愤怒又无奈。我站起来，用100元钱换了哪张他们做道具的“英镑”，闹剧才算结束。而回家的喜悦与兴奋，已荡然无存，心中只有愤懑与悲哀。
车开出几站，又上来四个中年人，这回不是兑换“英镑”，而是“可乐中奖”了，而且是特等奖，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我妻子又成为他们眼中的主角，这让她更加恐慌与不安。我摸出了口袋中所有的现金大概是三百块钱左右，才把他们打发了。愧疚、郁闷、羞辱，五味杂陈，这就是我的家乡接待它离家多年的游子，以这种方式赤裸地将家乡的鄙陋、寡薄、恶俗展现在我第一次上门的妻子面前，让我无地自容。此前，我对妻子描摹家乡与人民的溢美之词变成荒诞与神话，面对一个奔波千里的新媳妇，我真是颜面无存、百口莫辩、无言以对。时隔20多年，第一次上车又下车的哪三个中年，和后来第二次上车又下车的四个人，如今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们的模样。如同他们带给我的屈辱与羞愤，我也完全忘记，可迄今他们还代表着怀远，沉淀我妻子的心里，印象极差。
上次，我县里为我开作品研讨会，她没有回来，这次她也没有回来。近年我还将有计划地、陆续地向县图书馆等公共开放基地捐些书籍，包括我个人的藏书，我也不确定她会不会回来。不是说，我妻子从那以后跟别人跑了，而是她极其不愿与我再回我的家乡。我妻子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是我非常敬佩的职业女性。对此，她能理解而难以接受，除了家里亲族婚丧嫁娶，二十多年来，她几乎很少回家，即使偶尔回来几次，不是来车接送，便是打车，再也没做过公交车了。 其实，就连我本人对怀远最初的印象也不够良好。上初中时，因为贫穷，只有选择骑几十公里自行车进城。到城里由于没有所谓的“入城证”，被扣过车。由于“车闸不灵”，被罚过款。几次都把我原本准备到县里新华书店买书的钱罚没了，我只能到新华书店过眼瘾，却又给我一次积蓄能量进城逛新华书店的机会。 少年时代，因为进城看一场电影《少林弟子》被挤掉了鞋子、踩掉了指甲。只因喝过一碗茶，被待业青年讹诈过4块钱。因为刻一个印章，话说是5块钱，结果是每个字5元，一个印章4一个字，被刻章的恶棍敲诈了20块钱。这些都是发生在90年代前后的事，怀远县城给予我这个下乡的、没有商品量户口的成长资料与沃土，让我愈加知道读书明理的重要性，寄托了“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理想，让我长成今天的样子。
九十年代初，我从家里返回南京，母亲不舍得我走，非要送我到蚌埠火车站。因为疼我，怕我上车忘了吃煮熟的鸡蛋，就在候车室给我剥了一枚。随手将鸡蛋壳丢在地上，还没等那枚剥了皮的鸡蛋送到我的嘴里，车站里一位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就走过来，言辞粗暴、不可抗拒地罚没母亲10元钱。当时，我的确心疼那10元钱，但更让我心痛的是母亲在高高在上、理直气壮、嚣张至极、不可一世工作人员面前表现出来的那份惶恐、战栗及似乎犯下十恶不赦、滔天罪行的卑微与不安。 我的母亲叫崔海华，一位普通不能再普通的农村女子，可她只是我潘成稷一个人的母亲吗？只是我苍山牧云一生三兄妹的生生母亲吗？不，她是生活在涡淮两岸、江淮平原，乃至整个中国大地每一寸乡村里，生活在社会下层每一个农民子弟的母亲、每一农民子女的娘！从那时起，我就发誓，我要为这种现象，这种执法，为我们这个民族，为我们这个国家，尤其为像我母亲一样的卑微胆小、小心怕事的农村母亲们讨回应有的尊严去做点什么。哪怕去改变一点点，哪怕只影响一个人，我也要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直到发现光明与希望。母亲曾经的屈辱决定了我今天的行为——可以说“一切都源于母爱”。
甚至就在十年前左右，我母亲又一次像我当年一样进城，遭受了类似的屈辱。一个混世的人之说我母亲偷了他的钱，动手翻去了我母亲身上所有的现金，还不满意。因为对方有人、能混世、有路子、路子野，就把我母亲抓了起来。关进了怀远某拘留所，限制了我母亲一夜零一天的自由，第二天才放出来。当时，和我母亲一起进城的人证明我母亲的清白，甚至还说我母亲的儿子是苍山牧云。整我母亲的人说：“就是因为他是潘成稷的母亲，才关他”。 事后很久我才听说，我闻之此事时，趴着办公桌上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后来，我终于弄清了这个人是谁。也许，他从不曾会想到，我会知道他干过那件自作聪明的事。我想过报复，那种最疯狂地报复。但最终我还是原谅了他，如我今天已经选择失忆般忘记了他的名字。他的行止只能让我更加发奋，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去学习、思考、写作，让我成为今天与未来我喜欢的、热爱的自己。
诸如此类，离开家乡的早些年，我不愿回乡，甚至我写出了几十本书以后。我原以为自己不再爱家乡了，家乡让我爱不起来了。如同燃烧过的灰烬，无法再升腾起向上飞翔的火焰。宛如日本电影《望乡》里女主人翁——阿崎婆那样，故乡一度成为我心中的痛点与惊悸。成为扎进我血肉与骨液的铁针与锥子，让我刻骨铭心，疼痛难忍。因为在意才刻意，以为爱着才回避。如同恋爱、怀春时节的女子，因为她真是太爱了、太再乎了。所以，以至于都不敢经过他家门前的那条路，趟过他门前的那条河。渴望、远眺，却不敢看他打开又关闭的那扇窗户。 后来我长大了，经历人生太多的事，怀疑与谩骂、荣辱与沉浮、鲜花与掌声、赞叹与恭维。而这其中太多的角色都出于生存的需要，都是为了活着——悲苦地活着，犹如著名作家余华小说《活着》里所描摹的那般。我最终都从文字、阅读、写作中重新找到、拾起继续爱它的信心与力量，都能持续获得珍爱它的借口与理由。正如芥川龙之介所说：“删除人生的任何一个瞬间，我都不能成为今天的自己。”高贵的人可以对它投以白眼，觉不会与它同流合污。 我父母的确是非常平凡、极其普通的庄稼人，除了侍弄庄稼和靠本能养育子女之外，他们几乎什么也不会。因为晕车、晕船、晕机，母亲几乎没有见识过他们原可以见识的，我能给他们带来的一切。一次成都飞合肥的旅行体验，差点要了母亲的命。在红尘修行中，他们福分太薄，如同他们和我之间父子、母子缘分——我如同他们远嫁他乡的女儿，离家三十余年，我和他们共处的时间屈指可数。可以说，他们没见过也经不起人生较大点的风浪，受用不了太多的福气与恭喜，甚至真诚抑或虚假地恭维与打扰。
时光流逝，容颜苍老。这时间上，没有人能逃避自然的规律，只有时间才让我们懂得自己，并欣赏别人。父母天生属于土地，属于劳作，我曾像同情任何一位生活农村老人那样悲悯我父母的劳苦，可那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无法属于城市，无法和谐融入城市文明。他们只属于乡村，离开土地与劳作，他们就像鱼儿离开了水，瓜儿离开了秧，将失去生命的光华与意义。一母生九子，连娘十个命。后来，我终于想通了，只能顺其自然啊！这是父母在世间修行必须经历的炼狱与锻造，只有通过汗水与辛劳，才能让他们找到生命的欣喜与生活的尊严。他们享受不了儿女们带给他们的福祉，他们只能过原本属于平凡的乡村生活，才能平静的向前，犹如静水深流、大音希声。 得出上述这个结论，我有最真实、切指见肉的体悟。2002年前后，我曾双双把他们接到成都，安排在我的身边生活。我原以为都市文明能给我带来沉醉一样，也能给父母带来欢愉。可是才过半年，我母亲就廋了6斤。令本来就瘦小的她，更显憔悴、弱小。他们是江淮大地上的一粒种子，不适合四川成都的气候与土壤。虽然发出了我这颗芽儿，但他们的根在怀远、在包集、在潘圩，在他们的那一亩二分地上。他们不能属于异乡任何一片泥土或城市，哪怕那块土地能使他的儿子变得强壮有力。对他们，却是永远的水土不服、无福消受。于是，这里——怀远也无法改变地成了我永远的根，我的图腾、我的信仰与精神庄园。 古人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是说：要把别人家的老人当做自己的老人来爱戴、尊重及赡养，如同把别人家的孩子当成自己家的孩子来抚育、怜惜与疼爱一样。以尊敬自家的老人那样去尊重别人家的老人，以疼爱自己家的孩子那样去疼爱别人家的孩子。可是，这句话并不是每个都能听得懂的，更不是每个听懂了的人，都可以做到的。 小时候，就有同龄人利用我一点微不足道的“秘密”拿捏我、勒索我、敲诈我，甚至还有大人背着我的父母恐吓我、威胁我，甚至殴打我。如今，那些经历都化作我成长的养料，成为打开我心智、激发我思维模的化肥与营养品。终于促使我长成、成就今天的样子。感谢不幸、感谢苦难，成就了一切伟大与辉煌。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所有的坎坷都是提供给人前进的动能与力量，只要你能驾驭苦难、化解不幸，必能造化出你与别人不一样的光辉灿烂的人生。门坎，跨过去了就是一扇门，迈不过去就是一道坎。否则，只有被苦难与不幸吞噬，成为时空中的一束星火，时间里的一撮流沙。 我父亲是生于1946年8月15日白天，我母亲生于1947年正月初五子时，按我们老家的算法，父亲今年虚岁74岁，母亲今年虚岁73岁。4月29日，我之所以在怀远办一次笔会，完全是我想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尽一个儿子的孝道，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弥补我常年在外，不能守在父母身边尽孝的亏欠与遗憾。此生，我与父母修来的情缘真的很短，少小离家，万水千山，往返一面，诸多不易。 成年后，陪伴父母的日子了然可数。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赋》与《当代古风》分别是我写作以来，正式出版、公开发行的第73与74本（册）专著。一天我心血来潮，觉得自己的这个私心不错，于是就在一周内决定在怀远办一次作品研讨会。时间之匆忙，连胜似同胞二姐潘小平都觉得仓促了些。4月27日，我从合肥新桥机场辗转到怀远时，已是下午大约4点左右。原想，除了我请得几位来自北京、合肥的嘉宾外，县作协理事一级成员旁听就成了。潦草行事，仅供心知。让我感到意外的事，当县政协郭长富主席等家乡主要领导得知这件事后，性质完全变了。程序也完全超乎的想象，一些事我已无法把控，除了感动，只剩下感激。 28日9点前，县委由郭长富主席亲自召集主持会议，县委常委、宣传部刘学军部长，陈林副部长，副部长兼县文联李永虎主席等参加，就我在怀远召开“苍山牧云作品研讨会”的事宜进行研讨、磋商及部署。在接下来的一天里，他们甚至搁置了手上其他可能更重要的事宜，专门过问我的这件原本微不足道的个人私事。尤其感谢的是，在郭长富主席、刘学军部长直接过问下，陈林副部长，与李永虎主席等坐镇会议所在酒店——长久饭店，亲自部署、把控所有环节。从会议室布局、条桌摆放，LED视频画面、文字及效果展示，到讲台、话筒及麦克风调试，连每一个座牌名签打印、座次摆放等事无巨细，一一过手。 甚至，在29日研讨会开始前，陈林副部长等一早就又到酒店将流程又梳理、预演一遍。再后来，从领导接送、嘉宾签到，到摄影摄像、媒体宣传、会议主持，我们苍山牧云文学艺术院及四川人民出版社来得几个人反而成了客人，备受照顾。尤其是研讨会结束以后，刘学军常委代表县委委派屠伟副部长亲自到酒店欲为当天研讨会产生费用结账，真让我感谢之至、诚惶诚恐。本来是为父母寿年做件私事，客观上只想请县作协文友现场观摩、旁听，属于单纯的文学交流范畴，如此受到家乡党委、政协的重视已属意外，我们如何再忍心让政府买单，增加家乡一项不必要的开支？ 回到成都后，我们经过资源梳理及缜密思考，决定以这次感恩捐书活动为契机，再为家乡做几件具体的事：从人才资源引荐到融资等——我能想到的几个层面，甚至可以从怀远旅游文化顶层设计、文化名片打造等入手，策划怀远，营销乡土，造福桑梓。以报答县委县政府及郭长富主席对一个在外游子关怀之情。 游子在天涯，无母不成家！ 有一个词汇，全世界都只有一个发音，那就是妈妈！是淮涡之水养育了我的母亲，并哺育了她的儿女。可我做这些事，不是想让我母亲知晓，让我父亲为我骄傲的。如同，他们迄今都不知道什么是“诗词歌赋”，也不知道他们的儿子出过多少本书。又为何在家乡开了一次作品研讨会，而偏偏是选择第73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赋》，第74本《当代古风》。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父亲只上过2年左右的小学，母亲只读过小学一年级上半学期。他们非但不知道作品研讨会是干什么的，甚至连书面意义上的“作品”都不知道是何物。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慌乱的薄书，父辈们还来不及翻页，已经是迟暮。我是怀远走出去的七零后，转眼将近五十岁。人生渐入天命之年，头发也开始稀松疏落。可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而我辛苦一生的父亲、母亲，至今尚能自食其力。前些年，他们还已然满头的黑发，现有已经丝丝变白，灰多黑少。他们脸上被岁月的风刀镌刻的皱纹，让我心痛地不敢直视。尤其是我的父亲，牙齿近乎脱尽，岁月已经彻底改变了他们年轻时我见过的那么健康、那么有力、那么强壮的腰身与体魄。如果，父母能够不老那该多么美好？他们一生都活得都是那么的卑微、胆怯、小心翼翼，那么的勤恳、善良、寂静无声！ 古人云：“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健在，人生尚有来路；父母若去，人生只剩归途。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成名，父母犹在；苍天眷顾，此生何幸哉！我今天有能力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了，庆幸的是他们还依然健康。今天，父母可谓衣食无忧、丰衣足食，我幸喜之余，甚至想做些孝敬父母以外的事情。于是我决定，从今以后，在以后的若干年里，只要我父母还健康、欢快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与苍山牧云文学艺术院，每年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回报家乡、反馈故土，以感谢这片深情泥土对我父母的奉养，因为他们而给予我的养育之恩。 现在我可以宣布，假如故乡不嫌弃，我愿意从我成都家中收集藏书中，选出不低于五千册书籍，在九月十日教师节到来之后或春节之前，无偿捐献给我们怀远县图书馆或相关社会公共组织。下次我捐献的书，很多都是我亲自翻阅或研读过的书籍，好些书上面还有我的指纹与眉批，甚至有我二十多年前从家乡搬运到成都的老书。还记得当年，我从家里将几麻袋书籍办上火车的时候，我的妻子说：“书搬走了，似乎我们与家就没有什么思想的牵系了”。为了让我与故乡牵系不断，我们已经商定，将从怀远搬运到成都的部分旧书再搬回来。和家乡党委、政府与广大乡贤一起，将家乡建设的更美丽、富饶、可爱，让与我妻子一样在家乡收到相同礼遇的、安徽从外乡娶来的媳妇们愿意回家、喜欢回家、爱上回家。当然，这些都基于我父母健在的时候，如果，哪一天我父母走了，我就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怎么做了。至少，我现在会这么做，想这么做，心甘情愿这么做。 我们增长自己的智慧，是为了自己开一朵花；我们奉献自己的心，是为世界奉献一片绿色。如果一个人的人生之舟不知驶向何方,那么它的航行将会是痛苦并徒劳的。相反，如果他知道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哪怕再深重的苦难他都能忍受，再大的困难都压不跨他，再巨大的压力他都能扛起来。写作是脑力劳动，更是体力活。离开家的三十多年来，我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勤奋地感动着自己，由于长期久坐我的腰有些劳损，无论是三星级还是五星级的酒店，晚上我都只能睡在地板上，才能保证第二天醒来可以重新站起来，挺直腰杆。人只有挺直腰杆，才能说好话，说的话才会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上次我回家开研讨会期间，皖北潘氏联谊会会长潘成龙宗亲安排了一个，只有潘氏家人参加的团圆饭。以宗叔潘少忠和宗兄潘成勤为首的潘氏文化人早年就着手梳理潘氏家谱，且即将完成。皖北潘氏现存的家谱是大清道光皇帝二十四年（即1844年）修订的，迄今已经175年了，家谱斑驳累累、饱经沧桑。它先后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太平暴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革十年等沧桑巨变，迄今犹存。可谓历经千劫，九死一生。修谱建庙，历来为盛世之功业、治世之善政。受宗长们一致面命，让我重新梳理家训、家规。我旁征博取、谨慎裁夺，反复推敲，结合自己所学专业，把家训拟定为四句话：即非读书不能明理，非重学不能贵家；非勤劳不能致富，非积善不能修身。家规为三十二个字：即毕公苗裔，季孙一支；修身务本，读书励志；科教次之，官商再次；潘氏子孙，行之践之。我这段话的大意是：读书依然可以改变命运，并勉励大家去读书。只要愿意去读书，早迟你会信点什么。我们这些农村出生的孩子，唯有借读书的阶梯才可能走向上层社会，才有机会接近鲜花与掌声。否则，便身陷下层社会的阴湿之中，那儿幽暗、漆黑而昏昧，只有唾沫与谎言。希望以此心得、体悟与在坐者共勉，才是我此次会家乡捐书社会意义之所在。 诚如普金所说：“即使身陷沟壑，也要仰望星空。”触动我奋发图强的不是都市文明中的红灯绿酒，而是农民的辛劳与苦难。促使我此行不是因为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而是想积极参与建设家园的故土情怀。给予我思维模式的不仅是我生生父母，还有缘得遇的老师们。感谢家乡接受我的一点心意，感谢家乡学校及幼儿机构接受我的捐赠，感谢家乡相关接受捐献的幼儿园与学校。借此良机，我尤其要感谢怀远县委县政府能把皖北潘氏祠堂——独木祠堂列位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它和天留坊、望江楼、白乳泉一样，都是我们这座城市的根。假如我是有个有晚年的人，我一定在潘氏祠堂开设“诗郎义课”，为家乡子弟免费培养一些希望活成像我一样的人，以报历届党委、政府英明决策的无量功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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