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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母亲说，当年我们从老家举家搬迁至米亚罗是搭乘一个熟人的顺风车。那是一辆解放牌货车。那天，本来只能坐三人的驾驶室坐了七个人。母亲抱着弟弟坐在她的膝上，妹妹蜷缩着坐在她的双脚上。另外一个搭车的妇女也跟母亲一样膝盖上和脚上分别坐一个孩子。父亲带着我和姐姐则坐在车厢上面。那时，从老家到米亚罗汽车要行驶两天，我很难想象当时两位母亲是怎样熬过那两天的行程，也不知抵达米亚罗时她们的双腿能否站起来。母亲回忆这段情景时，表情很轻松。或许，她们这代人吃的苦太多，那两天的劳累对她们来说根本不值一提。记得是在夜晚到达米亚罗的，当晚我们一家六口就挤在父亲那间小屋里的一张大床上睡觉。 父亲居住在川西林业局招待所。招待所位于米亚罗镇中间。进招待所大门，右边顺着公路边的围墙内那幢二层高的楼房是职工宿舍楼；左边是幢三层楼高的旅店；大门对面山脚下的一排平房是烧水房；在职工宿舍和水房之间是招待所食堂。这几幢建筑物中间有个宽敞的院坝，里面靠水房处横七竖八地堆着很多准备作燃料用的原木，靠大门的空地作为招待所的停车场。到米亚罗第二天早晨，我和姐姐走出房间，走出楼房甬道，穿过那偌大的院坝再拐两道弯找到厕所方便后，就再也找不到家在哪里了。姐妹俩人焦急又盲目地在那几幢房屋前转了几圈，后来还是姐姐说：“好像我们家窗台下有一小堆垃圾。”于是，我俩又一家挨一家地在窗户外面寻找。终于，瞅着前面有堆垃圾，急忙走过去，抬头就与父亲打个照面。只见他站在窗边含着一口水咕噜咕噜地漱口，正准备把水从窗户吐出来。“啊，终于找到家了”。姐妹俩喜出望外跑进屋去。从那一天起，我们正式在米亚罗开始了新的生活。 那幢二层高的楼房里，底楼除我们和张家，其余几户都是单身职工。张家五个孩子，年龄与我们相仿。初到米亚罗，我们一家六口就居住在父亲那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房间里除了一个大床，一个煮饭用的铁皮炉，和一个小方桌就再也放不下其它家具。装衣服的木箱只能塞到床下面，洗脸盆等不重要的物件则堆在门外过道上。六个人生活在那余下的狭窄空间里，稍不留神就会发生碰撞事故。一天，姐姐刚把一口烧得滚烫的炒锅从铁皮炉上拿下放在地上，穿着开裆裤正蹒跚学步的弟弟，不知被谁撞了下，一屁股就跌坐在铁锅里。顿时，只听见：“哇”的一声惨叫，当母亲把他抱起来时，他的屁股已被严重被烫伤。那段时间，为治疗他的烫伤，父母每天都要在他屁股上涂几次生清油和石膏水。记不清在那间厨房兼卧室拥挤不堪的小屋住了多久，隔壁一个单身职工搬离此楼腾出了房间。于是，我们多了一间房屋，添置了一架床，结束了六个人挤在一起睡的日子。渐渐地又有两人先后搬走，我们有了三间，最后是四间房屋。后来，随着我们年龄增长，父母又在窗户外面，楼房和围墙之间的空地上搭建了一间厨房，我们姐弟几人总算有了自己独立的卧室。 刚到米亚罗，我的最大收获是学会了画方形。在三台时，看见姐姐和她的朋友们在地上画得方方正正的格子里玩一种叫跳房子的游戏。她们高兴投入的神情让我也想学着跳。于是，捡起一截粉笔在地上一画，地面随即出现个不规则的圆圈，再一画还是个圆圈，怎么也画不出方形。到米亚罗后的一天清晨，当我从熟睡中醒来睁开迷蒙的双眼，瞅见由几根细木条在天花板上横竖交叉形成的一个个正方形。我蓦地瞪大眼睛睡意全无，仔细盯着那些方形琢磨着，终于知道该如何画它们了。我当时的兴奋不压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立即穿上衣服跳下床，找出粉笔跑到门外，一连在甬道的地板上画了好多大大小小的方格子。此后，我也学会了跳房子。 在米亚罗玩得最多的游戏是“打仗”。我们和张家及楼上赵家一共十多个孩子，常常在晚饭后就聚集在招待所院子。首先分配角色，一般由男孩扮演坏人，女孩扮演“八路。”然后就分头钻进院子里那些原木架起的我们称为地道的木材缝隙中。大家在地道里准备大小适中的石块、木块和木棒作为武器。随着一声：“冲啊。”的喊声想起，双方捡起石块、木块向对方掷去。紧接着，各自拿起一根小木棒跑出地道，站在高高矮矮的木头堆上你来我往地对打。那一往无前的精神，那严肃认真的神态像真的驰骋在战场上。双方棍子在空中接触，碰撞声、喊杀声连成一片，场面宏大壮观。一仗打下来，大家经常一身泥一身汗，胳膊和腿上青一块紫一块。一次激战中，张家老四一个木块向我掷来，情急之下我躲闪不及，那木块打在我鼻子上，痛得我眼冒金星。“唉约，好痛”。我蓦地用手捂住鼻子，姐妹们闻声停下战斗，跑到我面前，发现几滴血珠正顺着我的指缝渗透出来。张老四见此一改先前的英勇，吓得嗫嚅地傻站在那里。尽管姐妹们帮我掩饰，回到家中，我脸上的伤口还是被父亲瞅见，他知道原委后给我一顿臭骂。现在，我鼻子边都还留着一个小伤痕。 在米亚罗，除了一日三餐，孩子们很少有零食吃。虽然父亲有时也托人熟买回两斤没有糖纸，浑身裹着白糖五颜六色的水果糖，但那却不是天天都能吃上。隔几天才能吃到的一颗水果糖对我们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我们除了在山坡釆各种野果吃，更多的时候是在家里就地取材。如把土豆煮熟后剥皮放在碗里，用勺子把它摏成泥状，然后倒点酱油拌着吃。或把面粉放进锅里炒熟，放点白糖，用张白纸包起揣在衣服兜里，想吃了就拿出来打开纸包，伸出舌头舔一口。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炒胡豆了，走进楼道经常都会听到我们或张家传来“哗哗”的炒胡豆声音，接着就是“噼噼啪啪”胡豆在锅里爆裂的声音，随着就会闻到一股香味飘来。我喜欢吃张家的炒胡豆，他们炒的胡豆里外都是黄酥酥的，吃起来特别香。我家炒的胡豆经常皮都变成焦黑色了，吃在嘴里却还有股生味。某日，不知我们两家孩子从哪里捡了两角钱，大伙高兴得好像发了笔横财。姐姐们为如何使用这两角钱讨论了半天。最后，她们决定用这两角钱在馆子里去喝醪糟汤。于是，大孩子牵着小孩子一共九人走出招待所大门，穿过马路向人民食堂走去。下午的阳光照在我们的身上，在公路上投下长短不一的影子。走进食堂，我们围在一张大圆桌边高高矮矮站了一圈。姐姐们很快买了两碗醪糟汤放在桌子上。九个孩子你一口我一口轮流用那碗里的勺子舀汤喝。记不清每人喝了几口，反正那是我记忆中最美味的醪糟汤了。 那时，除了过年父母会给我们几毛压岁钱，平日基本没有零花钱。有的孩子利用周末和暑假时间，背着背篼拿上镰刀在河边割猪草卖给食堂（食堂都养了猪）赚取零花钱。父母从不准我们姐弟割猪草，他们说：“有时间好好在家里复习功课”。为了赚钱，我们只好收集牙膏皮。当攒有十来个牙膏皮后，就把它们撕开，将里面残留的牙膏洗干净，然后再撕成小块放在锅里熬锡。熬成的锡块卖给废品站，就能赚几毛钱。记得有一次，家里的一个铜壶烂了，我们姐弟四人把它拿到废品站卖了三块多。当时，那可是一大笔钱，废品站的阿姨把钱递给我们时，弟弟一把就抢过去牢牢攥在手中，仍凭我们软硬兼施，都不把钱给我们。 “好吧，不给就算啦。这几块钱就属于你了。”姐姐和颜悦色地对他说。然后就将他背起向家里走去。途中，我们三姐妹你一言我一语连哄带骗，一会说要带他看电影，一会说要给他买饼干，当走回家里时，那几块钱就已揣在我们衣兜里。 与现在孩子比较，我们的童年虽然没有手机、电脑、没有巧克力等，虽然我们的物质生活很贫乏，但是苦中有乐。如龙应台所说：贫穷的记忆，在事过境迁之后，像黑白片一样，可能产生一种烟尘朦胧的美感，转化为辛酸而甜美的回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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