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即是佛 宁静致远——孙友军与他的“水墨佛竹”和“水墨残佛”（上）

画家孙友军

引言

采访友军是在成都市锦城大道南苑他的画室兼书房里进行的，我与友军同住一个大院，串门聊天，相当方便。初秋的一天，友军书房，清茶一杯，谈诗论画，不知不觉，竟交流了近十小时。

我与友军先生应该是老朋友了，1992年我在四川省委宣传部外宣办任宣传处长，友军在成都市委宣传部先后任宣传处长、新闻出版处长，属宣传口的同事，且都是“50后”，生活经历也有相似之处。友军1968年在四川省三台县读中学时参军到西藏当兵，我1971年在成都市中学毕业入伍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当战士；友军在部队做过新闻干事、理论研究员；我在兵团也做过新闻工作、当过团部学校教师。列出这些并非显摆，只是想说明一个观点：一个人的社会存在决定其社会意识。其早年的生活经历、学习经历、工作经历，会形成其思想意识格局，会对人一生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

钟灵毓秀 不忘初心鲁班镇

从古至今，无论诗人、作家，还是画家、艺术家，其幼年生活的环境，接触的老师、亲人，对其成年后的发展无疑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

友军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绵阳的三台县鲁班镇度过的。旧时，成都至重庆不通公路也不通铁路，仅一条青石铺就不足三米宽的古栈道将这两座古城相连，它像一条飘带曲曲弯弯飘逸在群山之间。鲁班镇便是这条飘带上打的一个“结”。

鲁班镇始建于清雍正八年，历经数年这里先后建起了五馆两宫，即永州馆、黄州馆、江西馆、广东馆、福州馆及三圣宫、六福宫。这里十分热闹繁华，各路商贾，三教九流云集，每当逢场，街巷中茶楼、烟馆、酒馆座无虚席。那时几大会馆的戏班子竟相上演当时流行的川戏。友军小时在永州馆内就观看了现代川剧《箭杆河边》，其情其景仍历历在目。那时去会馆看戏是当地的一大时髦，戏班子之间为争得更多观众，每当开戏前一小时就竞相猛敲川戏锣鼓，其声震数里之遥，把个古镇搅得天翻地覆。

其实，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耳濡目染，文化种子已经在少年友军心中萌芽了。童年友军尤其喜看连环画，正是这些内容丰富形象生动的小人书，成为了小友军的启蒙老师，点燃了他未来在艺术道路上攀登的初心。友军说：“三国连环画我不仅喜欢看，还能画出来。”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这些历史人物，在小友军的笔下栩栩如生，他将放大后的图画当做门神贴在自家的大门上。惟妙惟肖的画作吸引了不少乡亲的青睐，有的甚至上门求画，让当时才十来岁的友军有了不小的成就感。

那时候，孙友军就读的学校里虽然开设了图画课，但没有专业的老师教授，基本都是有些艺术功底的老师来代课。尽管如此，他依旧很珍惜图画课的机会，这门课的成绩当时在全校都是数一数二。除了课堂上学习以外，小友军在课余时间也在不断摸索，那个时候学校也有书法课，不过教的都很简单，于是他尝试练毛体，还临摹得像模像样的。

上了中学以后，孙友军对于书画的热情愈发高涨，班里的黑板报都是由他一手操办，只是没有老师指导让友军感到苦恼。当时学校的校长隶书写得特别好，孙友军就想方设法寻找机会跟校长学习。“那个时候校长接了个任务，就是在临街的木板墙上写宣传语录，我一看，这就是大好的学习机会啊。”于是孙友军毛遂自荐当了校长的助手，借此机会偷经学艺。隶书的“蚕头燕尾”就是儿时打下的“烙印”。孙友军现在最擅长的字体就是隶书变体，他坦言，这得归功于当时打下的童子功基础。

登高望远 部队是所大学校

17岁之前孙友军在山青水秀的三台县鲁班镇度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艺术的种子其实已经在少年友军的心中萌芽。1968年，不到18周岁正在读中学的孙友军应征入伍参了军。从天府之国的鱼米之乡来到雪域高原的西藏昌都地区，巨大的地理反差，迥异的风土民情，让孙友军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本来，友军是被分到机枪连当战士的，结果在途经兵站休整时被军分区宣传科领导发现友军的字写得好，人也很机灵，于是将他中途留了下来，分配到宣传科，从事文字工作。

当时的雪域高原，交通极为不便，收音机也很少，由于山高，无线电信号很差，各连队官兵很难及时听到来自北京、拉萨的新闻；《解放军报》《人民日报》《西藏日报》《战旗报》翻山越岭送到连队时，往往已是数月后，新闻已经变成旧闻了。为了解决边防部队接收新闻的及时性问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门开设了一档记录新闻节目，每天早上6点开播，播音员用的记录速度，且每句念三遍。孙友军开始就做记录新闻的工作，将新闻记录下来后，用双鸽牌打字机打到蜡纸上，再油印出来，及时分发到分区司政后机关和下发到各个连队。后来他分配到电影队，负责放电影，当然也包括画幻灯片的工作。孙友军是个内心执着的人，每做一件事都力求完美，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就做到极致”。为了画好幻灯片，孙友军自学美术字，业余时间也在不断练习，提高自己的书画技艺。除此之外，他在业务上也是下足了功夫，除了刻苦钻研电影放映技术，还自己摸索学会了修理放映设备。当时主要放映的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站》等。孙友军当了三年战士，1970年底，刚到21岁的孙友军由于工作出色，有幸被军分区选中参加成都军区新闻摄影学习班，当时成都军区所属每个师级单位只有一个名额，共计20余人参加培训。两个月后学成归队，因成绩优秀，被提拔为军分区宣传科的新闻摄影干事。别说，当时的友军还真有点少年得志的成就感哦。

那个时候，孙友军以新闻摄影为主。他说:“摄影是一门视觉艺术，它和书画是有共通点的，因此那几年我花了很多工夫在摄影上面，这对我以后的书画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有句格言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孙友军勤于学习，刻苦钻研，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工作成绩十分突出，年年评为五好战士。孙友军在干好新闻摄影的同时，还主动从事文字采写工作。于是分区领导又让他改行从事文字新闻采访。由于工作出色，命运之神再次向友军伸出了橄榄枝。1972年，部队要培养理论教员，在全军各大军区选调了20名优秀的干部、战士，经过考试后，进入四川大学哲学系脱产学习，这20名优秀的学员，清一色的现役军人，在锦江河畔风光秀丽的四川大学一学就是三个春夏秋冬。在这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名师云集，高材生聚集的四川省最高学府，孙友军如饥似渴地学习，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眼界大开，心胸大开，格局大开，真正成了时代的幸运儿，为今后的理论、新闻、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5年，25岁的孙友军风华正茂，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回到昌都军分区任理论教员，由于在新闻宣传和理论研究上的突出成绩，孙友军先后被调到成都军区《战旗报》和《解放军报》担任记者、编辑。当时，孙友军在《西藏日报》上发表了大量理论文章，好多都是整版发表。虽然书画的创作在这些年被暂时搁置，但在孙友军心中，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对于书画的情结一直都在：“说来也奇怪，虽然那几年我自己不写不画，但是爱跟书画家打交道，他们的活动我能参加的都要参加。这可能是跟我潜意识里还是热爱着书画有关吧。”

1992年，孙友军从部队转业到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先后担任宣传处和新闻出版处处长一职，他领导的处室年年评为先进。担任宣传处长时，他组织了一次全市宣传系统的书画大赛，邀请到当时成都一批有影响力的书画名家参加，引起广泛关注。那个时候，孙友军发现自己真的是对书画情有独钟：“其实像这种活动应当是其他处室来组织的，但我却主动去做，可见于书画的热爱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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