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编著：《马背诗人毛泽东》（三）

　　毛泽东指出进军福建，有人主张把队伍开到湖南去。这些人要面子，要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拒绝听毛泽东的，决定兵分两路，待机行事。毛泽东率领一队人马，兵指福建。毛泽东说服红一军团领导人林彪和聂荣臻向闽西发展，指向武夷山。周恩来批准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领军。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占领漳州城。毛泽东占领漳州城，强调商店照常营业，对一般工商业通过商会向他们筹款。项英去上海，中央常委们认为毛泽东的错误已经升级了。博古、洛甫(张闻天)认为毛泽东不是布尔什维克，是机会主义。项英带着"尚方宝剑”，回到苏区传达几个指示：1、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2、消灭国民党的武力，就是直接打击帝国主义，拥护苏联。不同意这些观点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断然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周恩来承认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表示要“彻底纠正”这种错误。蒋介石不去打日本人，总兵力50万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毛泽东从福建回来，周恩来、朱德、王家祥推举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项英和顾作霖反对。毛泽东和项英他们直接发生冲突。他要求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权力问题解决了，朱毛开干。采取声东击西，出其不意，速战速决，各个击破的战术，歼灭国军一个师，俘获5000多人，缴获长短枪4000余支。

　　暂处下风的项英等人得到中央支持，命令毛泽东乘胜前进。毛泽东没有理会，将红军主力退却整休，寻找战机。项英发现他们的命令得不到执行，他们召开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家祥。列席会议的有刘伯承。宁都会议旗帜鲜明反对毛泽东。在会上项英、顾作霖说打赣州输了也对，打漳州胜了也错。面对这种行为，王家祥拍案而起，坚决支持毛泽东。王家祥说：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朱德、刘伯承倾向于毛泽东的意见。支持毛泽东只有三票，他服从组织决定。毛泽东对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何时来。

　　宁都会议上，张闻天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这一回，毛泽东的军权又没了。会上，博古还批评周恩来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和毛泽东保守、退却。毛泽东站在上级的对立面说：“他们不做实际工作，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革命？他们懂吗？”毛泽东一气之下生病住院。这段时间内，周恩来、王家祥、朱德在前线顶住临时中央的压力，率领红军打了两次伏击战，共歼灭国民党军队近三个师，28000人。王家祥飞马向毛泽东报捷。毛泽东大为欣慰。

　　临时中央发现他们的“进攻路线”遭到抵制。他们撤销了谭震林、张鼎承等毛派人物的职务。接着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他们。又把萧劲光开除党籍，还判了刑。总共七个基层书记被撤职。毛泽东没有能力保护他的同志。邓小平连老婆都去了，罗荣桓被说成是宗派主义者被撤了职。毛泽东没有躺下不干，他把主要精力用来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1933年春，毛泽东写《菩萨蛮.大柏地》：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第十九章血染湘江

　　1933年，蒋介石自任总司令，调100万军队，采取“堡垒主义”和逐步推进的新战术对中央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红军连连失利，陷于被动。博古、李德说萧劲光退却逃跑，要枪毙萧劲光。毛泽东、王家祥坚决反对，萧劲光才没有掉脑袋。这时，毛泽东看到了一个打破"围剿”的机会：抗日名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李济深等在福建起来反蒋。他们派代表同红军合作。蒋介石从前线抽调九个师讨伐福建，毛泽东建议中央：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线，去进攻蒋介石的后方。博古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蒋介石击垮李济深等，转头又全力对付红军，红军错失良机。

　　1934年1月，毛泽东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继续认为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这时博古和张闻天产生了矛盾，张闻天把博古的军事指挥权交给李德，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博古等人继续批毛，何叔衡也被罢职。这时工人出生的王震只听毛泽东的。博古、李德等把周恩来留在后方，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自己亲自上阵，仗越打越臭。毛泽东借着周恩来主持工作之便，申请到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马背诗人毛泽东在会昌待了两个多月，1934年夏写下了诗词《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锋，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毛泽东在诗中反映出了红军失败就在眼前，需要为红军找后路。这时红军应撕开口子跑到外围，可惜博古不懂。失败就在眼前，毛泽东算无遗策，指示弟弟毛泽民，把金钱分散给部队。博古准备先西后北同贺龙、任弼时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他不想带毛泽东一起长征。毛泽东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留下被蒋介石俘杀，那就是巨大损失，所以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关键时刻毛泽东患上了恶性疟疾。多亏红军已经有西医西药，毛泽东才缓了过来。博古决定把瞿秋白、王家祥(此时已负重伤)留下来坚持斗争。毛泽东说瞿秋白当过我党最高领袖，应当一起走，被博古拒绝了。毛泽东说王家祥是军委副主席，应当随部队转移，博古同意了。瞿秋白、何叔衡、陈毅、项英等人被留了下来。后来何叔衡、瞿秋白等人牺牲了。

　　毛泽东的政治对手冷酷无情，很多通晓党史的人注意到了革命过程中领袖的错误带给革命者的牺牲和灾难是巨大的。博古还定了一条规举：不带女的，孩子更不能带。毛泽东又提了两条意见。第一，在转移时将他和张闻天、王家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各军团。第二，应带一部分女同志走。因为留下来几乎意味着死亡。

　　最后中央决定带走30名女同志，她们几乎都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妻子。把他们编成卫生部休养连，但不能带孩子。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儿子毛毛只托付给留下来的毛泽覃、贺怡了。毛泽覃同贺怡两口子牺牲后孩子毛毛再也没有找到。

　　权力不再毛泽东手里，灾难就降临到革命者头上。这时博古并没有放权，所以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共86000余人被迫转移。

　　红军从毛泽东事先选定路线于都出发。红军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地。红军损兵折将到了全军覆灭的边缘，将失去他辛苦打下来的这一片天地，毛泽东却无从发泄他的愤怒。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体弱，是被抬在担架上行军的。王家祥重伤也是被抬着走的。张闻天和他们在一起。他们三人开始议论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不能取胜的问题。

　　红军走后，根据地的人民遭到彻底屠杀。蒋介石设有耐心审查谁是共产党的拥护者。他把同红军沾上一点边的人，通通杀掉。大将徐海东留在老家的亲人全部杀死。中央红军在蒋介石合围之前跑了，只是逃脱了灭顶之灾。但并没有摆脱蒋介石。蒋介石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要求手下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毛泽东面对红军生死存亡的危局，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向中央建议，请毛泽东出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但博古不听，因为他舍不得交出军事指挥权。博古、李德一味地避战，结果更糟。在湘江，红军大部队遭受国民党优势兵力夹击，这就是损失惨重的湘江血战。红军由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为3万多人。湘江的水被红军的血染红了，湘江漂浮着红军战士的尸体。没有红军投降，敌人也不接受投降，周恩来的眼睛急红了。

　　1927年9月同毛泽东一起参加秋收起义的陈树湘，带领34军迎面撞向早已集结蒋、湘、桂10个师三路敌人的刀刃。陈树湘率全师拼死抵抗，拖住如蚁群般的强敌。苦战4天5夜，12月3日下午，虎口幸存的34师由6000多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师政委牺牲，湘江浮尸连遍。1934年12月4日，陈树湘遭遇了桂军残酷剿杀，仅有400余人突围。陈树湘还来不及喘一口气，一支国民党地方武装如同疯狗般扑来，陈树湘率领的34军消耗惨重。夜幕降临，枪声停下来，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又冷又饿。几天颗粒未进的陈树湘对战友们说：“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也要竭尽全力争取突围成功。万一围突不成……绝对忠诚，绝对担当。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天一亮，韩伟带着100来名战士拖住敌人1000多人，掩护陈树湘等战友突围。韩伟被敌人缠住了，子弹打光了，蜂拥而上的敌人企图活捉他们。韩伟和剩下的几名战士转身跳下了悬崖……。12月10日傍晚，陈树湘带领仅剩的200多人，迂回到了江华县桥头铺，欲强渡牯子江直奔湘南。忽然，从三面山头上钻出了大量敌人，陈树湘随手端起一挺轻机枪朝敌群猛烈地扫射。不料，被敌人一颗子弹打穿了陈树湘的腹部，热血喷涌而出……。陈树湘用皮带绑住伤口，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两天后，红军到达道县木田村，清点人数，仅存一名连长向担架上的陈树湘报告："中国工农红军第34师，现在还有53人，其中轻伤15人，重伤7人，子弹103发，手榴弹21颗。请师长指示！”

　　陈树湘扫视了一下他的战友，断然地说：“同志们赶紧突围，我和负伤的同志来掩护。从现在起，红34师只有同志，没有师长！”陈树湘忍着疼痛，与负伤的战友一道浴血奋战，掩护其他战友突围……。漫天的血色变成了无边的漆黑，死神像青面獠牙，张着血盆大口，排山倒海的剧痛汹汹而来，陈树湘昏迷过去了。12月18日，陈树湘睁开眼睛，发现抬担架的已变成了敌人。赤胆忠心，怎堪失志？士可杀而不可侮！陈树湘趁敌不备，毅然用手从伤口处抠出肠子，两手奋斗上下撕扯，却因伤重力量不济未能将自己的肠子扯断。担架在崎岖山路颠簸，他顺势将血色模糊的肠子塞进嘴边，用牙齿死死咬住。陈树湘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双手抓住肠子狠劲一扯。师长陈树湘的柔肠绷断，鲜血似焊花迸发，刹那间看傻了抬担架的敌人，两人腿一软瘫倒在地。

　　愁云惨淡，山河吗咽，天空上弥漫着悲壮的云彩。陈树湘不再动弹只有鲜红的血还在汩汩地往外涌动……。年仅29岁的陈树湘实现了“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铿锵誓言。陈树湘那绝对信仰、绝对忠诚的形象，隐没在烽火岁月中，鲜活在人们的心坎上。

　　周恩来愤怒得流不出泪来。数万烈士的血化作了一股子怨气，凝结在天上，变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谁应当对失败负责？博古一筹莫展，他热衷于夺取权力，利用权力把自己的同志带向死亡的深渊。他这时才想到以死谢罪。李德想拿断后的师长周子昆开刀。因为这个师在湘江岸边进行顽强阻击被打垮了。只有负伤的周子昆等十多人突围出来。李德指责周子昆临阵脱逃，命令警卫班将他捆起来，送红军法庭处置。面对这种乘戾举止，没有人再执行命令了。博古在一旁默不作者。

　　毛泽东直接站出来干预：“周子昆交给我处理。”李德知道后暴跳如雷，但也无可奈何。这一细节代表的是红军的心已经转变。这时，蒋介石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同贺龙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布署好了包围圈，等着红军往里钻。博古、李德坚持原定计划，周恩来没有自己的意见。毛泽东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继续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

　　李德、博古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红军主要由周恩来指挥，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中国革命的领袖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就是这样确定的。周恩来有机会成为最高领袖，他几乎是没有缺点的人。作为合作者和协调者是完美的，作为最高领袖的第一素质是方向，是胜利。而这时需要的是刀锋斧刃，是犀利和决绝。而周恩来性格圆润温和，他善于团结人，但他没有找到胜利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最高领袖所需要的素质毛泽东全部具备。因为中国革命在黑暗中需要指路明灯，这个明灯不是一群人，而是一个人，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是火种，他可以烧旺中国革命这口炉灶。而其他领袖贡献的是柴火和燃料。中国革命之火烧起来是毛泽东上山，建军，搞根据地，红军一步一步发展壮大的路线图是毛泽东摸索出来的。在他完成了战略战术的全面试验后，周恩来和其他领袖才来到苏区。革命之火没有熄灭，也是由于毛泽东在最危急的时刻，知道怎么才能跑出蒋介石的包围圈。

　　周恩来听从毛泽东的意见，最后的方向由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开会决定。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也赞同，博古已不坚持自己的观点了，最后决定西进贵州。毛泽东虽然没有站在舵手的位置上，但他出手拨转了航向，这时候他手已经扶在舵上了。

　　红军西进没有遇到太大阻力，日子好过多了。博古又提出北上，李德也坚持北上同贺龙会合。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西进军。两种不同的意见摆在周恩来面前，周恩来必须做出选择。在这事关生死面前，不能和稀泥。李德丝豪不尊重中国人的态度惹怒了周恩来。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拍案大怒和李德翻脸了。周恩来听从了毛泽东的意见，这一盘死棋就现出了活气。1934年至1935年，毛泽东写《十六字令.山》：

　　山，快马加鞭未下安。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第二十章遵义会议

　　早在周朝，中国就有人喊出了“一时强弱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中央红军挥戈西指，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而且红军士气得以恢复，胜利，不断地胜利。支撑着这支疲惫的队伍没有被强敌打垮，没有散火。

　　1935年元旦，毛泽东提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获得最高领袖们的赞同。他们开会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重新任命刘伯承为总参谋长。此时的刘伯承已经站在周恩来一边，靠进了毛泽东。王稼祥向毛泽东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他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西渡乌江，占领遵义。蒋介石丢了目标，命令军队整训待命。红军也能歇歇脚了。革命人不要钱，不要利，图的是有一个光明的前途。王稼祥提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接受了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按照组织原则，毛泽东是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是常委、王稼祥是候补委员，他们三人的提议是有效的。博古和周恩来需要解释湘江之战是怎么打的。博古不想坐以待毙，拱手让出权力。支持博古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几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荣臻在会上发言支持博古，被聂荣臻拒绝了。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国工农红军最强的大脑，最壮的心脏齐聚在二楼，秉烛讨论最关中国命运，最关中国红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讨论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长征开始时的左倾冒险主义、逃跑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瞎指挥严重危害着中国革命，危害着红军生命，必须清理，必须纠正。17月深夜，红军首脑们举起了庄严的手臂，马背诗人毛泽东当选为常委，张闻天接替博古总负责。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指挥权。在极其危难的时刻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红军。从此中国革命不再迷茫，中国工农红军不再处处被动挨打。

　　参加遵义会议第一阵容是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朱德、毛泽东；第二阵容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第三阵容是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共20人。会议由博古主持，死了这么多人，失败原因博古强调是敌人太强大。周恩来主动承担了责任，他承认失败是指挥错误。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给博古扣上了进攻时的冒验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三顶大帽子。在批评的同时，毛泽东告诉同志们他自己的战略战术。指出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会上更多人关心的是下一步怎么办？能不能活下去？而不是前头的坏账怎么算。这时候王稼祥从担架上站了起来，发言支持毛泽东。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时刻。王稼祥爬起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大贡献。

　　在会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被迫做出自己的政治选择。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是在共产国际的助产，苏联的引领和支持下，一路蹒跚学步。由于幼年，由于自己的领导人的书生气，使得革命很受伤，无数先烈被无顾牺牲了。根据地丢了，数百万人陷入血海，红军战士一战就死了三分之二。只有毛泽东找到了一条不依靠别人，靠着自己就能存活、就能发展的正确道路。遵义会上王稼祥、张闻天、刘少奇、刘伯承支持毛泽东，朱德在会上表态，他一开始就是跟着毛泽东革命的，今后只有跟着毛泽东。周恩来有自知之明，就是这条路是毛泽东走出来的。只剩邓发、凯丰支持博古。在多数人站在毛泽东一边的时候，凯丰讽刺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也不怎么高明，是照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的。

　　毛泽东抓住这一点，反问凯丰《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目录叫什么？凯丰答不上来。这样凯丰的指责就没有力度。其实大家不是关心《孙子兵法》，是生死，出路问题。博古的路子是错的，周恩来又指不出新的路子，张闻天也不知道，三大常委没有指路人。其他人也没有这个能耐。虽然毛泽东在政治局排名最后，但他不断地告诉大家应该怎么走。而且从来没有走失误过。

　　遵义会议的结果是毛泽东被选为常委，周恩来是军事上最高负责人。会议上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这时候周恩来、朱德选择了与毛泽东合作，从此后他们没有再动摇，成为中国第一代领导核心。会上张闻天替代博古成了总书记。毛泽东成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周恩来没有让出军权不是绝对重要的，因为他不反对毛泽东成为最高领袖。

　　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接受毛泽东为舵手。毛泽东为领头人，他锋利的一面就成为光闪闪的优点。毛泽东像一把开山巨斧，既厚重又锋利。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变得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遵义会议前邓小平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萧劲光恢复了党籍、军籍。

　　蒋介石不去打日本，又调集40万兵围堵红军。毛泽东带领三万五千多人的疲惫之师，北渡长江，寻求与张国焘、徐向前领导的第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在向土城行军途中，红军利用有利地形，围歼川军一个师。经过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由于情报误传敌军不到六千多人，而是一万多人。战局对红军不利，毛泽东决定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蒋介石把川军部署在长江南岸，防止红军北渡。毛泽东避实就虚，摆脱川军，接着向西进入云南。毛泽东开会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教训：“今后力戒之！”

　　第二十一章四渡赤水

　　1935年1月19日至5月9日，马背诗人毛泽东带领他的战友们在贵州、四川和云南交界处的赤水河，演绎了一幕精美绝伦的战争活剧一一四渡赤水。1月29日一渡赤水，诱使国民党军队汇聚川南。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重回贵州，再占遵义。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再入川南。3月21日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兵逼贵阳。这是为了向西，让敌人犯错，寻求战机。马背诗人毛泽东用兵真如神。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长期对红军的围追堵截。中国革命和红军长征迎来了新的曙光。赤水河边闪现着马背诗人毛泽东运筹帷幄的神情。

　　第二次渡过赤水河，俘敌约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1935年2月毛泽东在娄山关吟成《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经毛泽东提议成立了以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红军忽东忽西，飘忽不定。蒋介石分散兵力，四处防堵。为了调动蒋介石军队西移，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河西进。并派一个团伪装红军主力继续向西挺进，主力却隐蔽集结。蒋介石大举西进，红军立刻掉头再次东渡赤水河，反回贵州。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中的"得意之笔”，堪称是武侠里面的无招胜有招的最高境界。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他让红军立于不败之地。蒋介石动用几十倍的兵力，对付没有任何外援、没有根据地可依靠的毛泽东。蒋介石花了大价钱编织的大网就是逮不着毛泽东。你南北夹击，他就东西乱跑。在这个过程中，他还一口一口地吃掉蒋介石的小股部队。让红军不断成长壮大。

　　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毛泽东挥师南下，南渡乌江，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直逼贵阳督战的蒋介石。蒋介石荒了手足，急忙调离他最近的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毛泽东虚张声势，做出攻打蒋介石所在的贵阳之态，真正的主力直插云南，直逼昆明。吓得云南军阀龙云胆战心惊，毛泽东到昆明，只是晃一枪，没有心情占领城池。毛泽东的真正目的是抢渡天险金沙江，脱离追敌，让红军将士活下来。这时毛泽东夫人贺子珍被敌机炸得遍体鳞伤，受伤17处。毛泽东赶到担架旁看她，贺子珍对毛泽东说：

　　“润之，把我寄放在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来见面，你们走吧！”

　　毛泽东不同意，说：“抬也要抬走。”

　　当时要是毛泽东把夫人贺子珍留下来，重伤的贺子珍绝无可能活下来。但这次受伤是很重的，多次怀孕流产，以及身负重伤，能够坚持长征实在是个奇迹。毛泽东虚晃一枪比画着要打昆明，迫使云南军阀调兵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的防务。毛泽东亲率主力迅速北上抢渡金沙江。红军过河后烧掉船只，金沙江这一天险反而挡住了国民党追兵。 后来，肖华写的长征组歌唱道：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

　　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

　　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

　　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得到了整休。毛泽东心中的目标、方法、决策，只有周恩来、朱德少数人知道。林彪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林彪希望毛泽东不要直接指挥战役，在林彪看来毛泽东就应该是总书记，而不是前敌指挥官。北方不是蒋介石势力范围，所以毛泽东不断向西，再向西，才有了北上的机会和可能。

　　毛泽东批评林彪："你是娃娃，你懂什么？”周恩来、朱德知道毛泽东的高明，称赞毛泽东在危急的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一系列“东西乱窜”全是虚招。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向北，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

　　红军此时开始正式北上。红军首先要通过少数民族彝族聚居地区，才能到达大渡河畔。毛泽东制定了汉族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优待政策。先遣队司令刘伯承与彝族首领歃血为盟。红军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刘伯承在安顺场找到两只小船，由17名勇士抢渡过河，占领了渡口。先遣队各部陆续过江。但红军难以在短时间内从这里过江。红军大部队在安顺场以北170公里处的泸定桥全部渡过大渡河。

　　红军从13根光光的铁索上爬过去，泸定桥上的壮举是红军长征中最具有震撼力的画面。这是马背诗人毛泽东带领红军取胜成功的一个关键点。蒋介石军队大部队被毛泽东远远地甩在后面。红军摆脱了追敌，面对雪山草地，许多战士倒在寒冷中，再也没有起来。在一场激烈的突围战斗中，陈慧清疼得满地打滚，突然要生孩子，而且是难产，身边没有医护人员。董振堂正率领战士拼死作战，眼看顶不住了。董振堂拎着枪问道：到底还有多少时间把孩子生下来？没有人回答。于是董振堂再次冲入阵地，大声喊道：“你们一定要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来！”结果战士们死守了几个小时，硬是等陈慧清把孩子生了下来。为保护陈慧清生孩子，很多战士战死了。剩下的战士经过产妇陈慧清身边都怒目而视。董振堂说了一句载入史册的话：

　　“你们瞪什么瞪，我们流血和牺牲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吗？”

　　从战斗中熬过来的红军将士们在雪山坡滑下时有了笑声。他们终于没有敌人跟在屁股后了。下山后，毛泽东见到了退出原根据地的张国焘的部队，他们边打边撤，人马有八万多。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本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但对毛泽东来说，却成了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第二十二章一盏马灯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突围转移到遵义创建川黔边新苏维埃区域根据地。在遵义地区活动长达三个月，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遵义县委员会，遵义县革命委员会苏维埃政权，赤色工会、农会和工农武装游击队。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政治局常委分工毛泽东帮助周恩来指挥军事。 1935年3月10日，毛泽东、朱德正集中精力按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指挥中央红军乘遵义战役的胜利同驻仁怀坛厂的国民党追剿军周浑元纵队作战。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一个“万急”电报建议中央红军攻击打鼓新场(今为金沙县城)的国民党追剿军王家烈纵队。红军总司令、前敌司令部司令朱德认为:打鼓新场是黔北首镇，又是通往毕节的要塞，黔军比国民党中央军好打，打开打鼓新场有利于中央红军拓展川滇黔边根据地基础。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时称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在云南威信县境构思好把滇军调到贵州腹地来，绕个大圈子把中央红军带出蒋介石大包围圈套小包围圈的绝境。北渡金沙江去川西北会合红四方面军，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计划。同时军委二局戴镜元截获敌方向遵义调动部队的电令。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正从四面八方向遵义、鸭溪、枫香、打鼓新场压来。毛泽东同朱德产生分歧。猴场会议后，中央政治局收回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权和指挥权，中央红军的每一个行动都必须经中央政治局召集有20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讨论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职务后，几乎天天都要召集20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讨论决定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

　　1935年3月10日，张闻天在遵义县第十二下区平安乡苟坝新房子召集驻苟坝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首长开会，专题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其余参会首长都赞成林彪、聂荣臻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毛泽东来了脾气，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道：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

　　在座首长都豪不客气地顶撞毛泽东：

　　"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

　　毛泽东离开会议，张闻天搞了个举手表决。结果把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表决掉了。深夜，毛泽东独自一人打着马灯，借着马灯光亮，步行一里多乡间小道，来到周恩来住处，要周恩来晚一点下发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后，他们一起又去说服朱德，讨论决定撤销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经过争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终于说服了参会人员。毛泽东反对进攻打鼓新场，使中央红军再一次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如果没有毛泽东当夜此行，历史的结局会改写成另外的样子"《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3月12日，张闻天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提议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三人团。

　　苟坝会议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了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复执中国工农红军最高领导权、指挥权，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命运实现了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1935年3月13日毛泽东命令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指挥红十团、红十三团由枫香坝奔袭驻遵义县第十二上区西安镇、泮水镇黔军犹禹九旅周相魁团、宋华轩团，伴攻黔西县打鼓新场。这是毛泽东实施把滇军调出来的战略计划之始，目的是把固守在仁怀坛厂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引出来聚歼。彭雪枫指挥红十团、红十三团一举将黔军周相魁团、宋华轩团驱逐到打鼓新场，驻进遵义县岩孔场。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倾剿而出，向打鼓新场开进。

　　第二十三章乌云密布

　　红军长征时蒋军对苏区共产党及老百姓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从3岁孩童到80岁老人，均不能幸免，均遭屠戮。有的婴儿被蒋军抓住两条腿，活活撕成两半。有的革命群众被蒋军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的妇女被轮奸割乳，凌辱而死。

　　1935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国民党占领红军根据地后，立刻开始报复性屠杀。1934年一1935年国民党蓝衣社别动队特务康泽在接管地方后，开始清查户口，划分保甲。一批逃亡地主返回后，迅速成为了别动队员。康策指挥别动队，将村民赶进"战略村”圈禁起来。规定任何一家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要找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全家灭门。一家犯事，其余四家都“杀无赦"！蒋介石曾以"滴水不漏来评价别动队的工作。

　　蒋介石在江西组织"壮丁队”和“铲共义勇队”。要求队员熟记《剿匪手本》。江西的共产主义思潮被根绝了。《北华捷报》载国民党“三年多消灭了100多万江西"赤色”分子。1933年底由蒋伏生指挥的别动队开到大别山，对匪区壮丁一律处决；房屋一律烧毁；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造成大别山地区100多万青壮年死亡。《剿匪战史》载九万人口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在县城外处死、活埋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及家属，以及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杀了一千二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杀了上万人。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被关押的一万多人只剩一千多人。沙河流域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明码标价把她们卖到外地为奴。贩卖的现款，“一律充当军饷”。把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卖到武汉、合肥作包身工、士绅家奴和妓院的雏妓。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红军将领徐海东全家连同宗族66人被杀，几乎灭门。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党民党政府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极端口号，杀害共产党人31万多人。蒋军占领井冈山根据地，提出在苏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国民党33旅黄振中杀害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达数万人。国民党江西保安3团欧阳江一个晚上屠杀500多名抗交粮食的瑞金武阳群众，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门岗一次枪杀500多人。国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杀害120余人。

　　据史料统计，瑞金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于都被屠杀3000人。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蒋军的屠刀之下。瑞金和兴国两县80%人民被杀。千坟岗的一个村，民国初年有1000多人，到1936年被杀得只剩下8户，现在才100多户。今天重提这些历史，是为了让这些悲剧不在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