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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题记 目 录 前 言 上篇 雏鹰在崇山峻岭起飞 孤独的碉楼 乐家的点滴行事 教会来了 乐家开办了小学 地球是圆的 一半光明一半黑暗的世界是怎么回事？ 给我一张书桌 我可以改变世界 投笔从戎 乐以琴从成都跑到了上海 附一：乐以钟的乳名叫“寅生” 附二：回忆乐以琴 中篇 飞鹰在江南大地奋飞 追访出川抗战路 在江南大地上 乐以琴的故事还在传诵 中国空军起步早发展慢 乐以琴走进笕桥航校 蛰伏的飞鹰 一飞冲飞 下篇 孤鹰在南京上空悲鸣 一战成名 江南大地的钢盔 再接再励 成为中国首个王牌飞行员 兰州接机 短暂而又紧张的休整 南京上空 空中赵子龙血洒天野 后记 乐以琴——中国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之一。 耕读传家久，读书济世长。 一座偏僻的县城，走出一个教育豪门， 在民国时期，乐家17兄妹，出了14个大学生，其中3人走上抗日战争最前线。 得遂凌云志，空际任回旋。 一座孤独的雕楼，诉说一个英雄传奇， 中国首个王牌飞行员，在南京保卫战中，血洒长空，不幸殉国，年仅23周岁。 王牌飞行员，这一称号最早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对击落敌机超过5架的飞行员的荣称。 1937年的夏天，23岁的飞行员乐以琴在杭州、上海一带，以7天击落6架日军飞机的惊人战绩，成为中国空军史上第一位王牌飞行员。 乐以琴和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长高志航、战友刘粹刚、李桂丹称为中国空军所向披靡的“四个金刚”、“空中四勇士”，乐以琴更是获得“空中赵子龙”、“江南大地之钢盔”的美誉。 上篇 雏鹰在崇山峻岭起飞 1914年11月—1933年2月 芦山——雅安——成都——上海——济南 引子 1920年春，在路边的荒坡上，散落着十多具石兽，一个中年人带着一个六岁的男孩在这里玩耍。这是一个当地人称之为石马坝的地方。他们听说这里曾来过高鼻子蓝眼睛的人，他们专门来看这里的石兽。 他们是父子俩，中年人叫乐和洲，小男孩叫乐以钟。 “爸爸，这只石兽怎么会有翅膀？” “这是辟邪，是古代的瑞兽，一种会飞的动物。” “哦，我知道了，老鹰会飞，瑞兽也会飞。我长大了能不能飞起来？” “会呀！夏神父不是告诉过你，在美国有一种会飞的东西叫飞机吗？” “我想起来了，飞机是需要人开的，我长大就去开飞机！” “好吧！你长大就去开飞机……” 乐和洲望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他笑了起来，心里暗暗说道，在几百公路外的成都，才有公路和汽车，飞机是什么样子，连我都没有见过，刚学会走路就想开飞机，做梦去吧。 然而让乐和洲想不到的是，一颗“开飞机”的种子已经在儿子乐以钟心中扎下了根，长大后，他真的成了“飞将军”。 风雨中飘摇的碉楼 11月11日，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一个另类“光棍节”和一个全民狂欢“网络购物节”同在的日子。 在历史上，11月11日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相关的日子，1918年11月11日，德国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纪念日。1988年第43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将每年11月11日所在周设立为“国际科学与和平周”，在这一周里，联合国各成员国举行活动宣传科技在保持世界和平和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为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而努力。 而在此前1914年的这一天，中国首个王牌飞行员乐以琴诞生，一个为和平为而生的人。 说到乐以琴，还得从乐家说起。 我的老家在四川省芦山县龙门乡王家村，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山村。在村背后的山坡上，有座圆圆的坟。在我小时候就知道，那座坟大有来头，是开飞机打日本鬼子的英雄乐以琴父亲的坟。 那些年，我喜欢看电影，尤其喜欢看打日本鬼子的，跟着大人到处看乡村“坝坝电影”，但不是《地道战》，就是《地雷战》，后来还有了《小兵张嘎》，看过来看过去，也就腻了，总觉得不过瘾，怎么不演一部乐以琴开飞机打鬼子的电影？ 那些年，我还喜欢跟大人赶场，到了县城，大人总会给我一些零食。从老家王家坝走过佛子岩，远远地看到一座高高的碉楼，我就知道县城要到了。那座碉楼，是乐以琴家的，也是县城的标志。 看着碉楼，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当年，乐以琴开的飞机是不是从碉楼起飞的呢？ 小时候，我有“当写家”的梦想，等我长大了，我就专门写一本乐以琴开飞机打日本鬼子的书。 参加工作后，几经折腾，在《雅安日报》当了一个小记者，写乐以琴的念头再一次迸发，2005年8月，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前夕，我采写了一篇《乐以琴长空击敌名存青史》的故事，被列入《四川日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特刊“抗战四川感动中国”的六个故事之一，在我供职的《雅安日报》也刊发了此文。 后来，我陆续写了几篇介绍乐以琴的文章，但始终没有写成一本书。 好在从少年到白头，梦想一直在心头。 2014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乐以琴的名字，名列其中。 在芦山县城，有一条蜿蜒的河流，叫芦山河，再往下便汇入青衣江，再往下，青衣江、大渡河、岷江三江合流，最后汇入长江。而滚滚长江流入东海的地方，正是乐以琴鹰击长空，最终血洒天野的江南水乡。 当年乐以琴犹如芦山河的一股激流，沿着芦山河一路奔涌东进，从大后方飞到了最前线，让家乡人民骄傲自豪，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 时光荏苒，物景已昔，逝去的飞鹰，是否已经远去？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从乐以琴的家门口出发，从西南到东南，从山乡到水乡，追寻乐以琴的出川抗战路，从而搜寻历史的碎片，探寻久远的记忆…… 2013年4月20日上午8时02分，“4·20”7﹒0级强烈地震袭击芦山县。在县城大水塘，一座在风雨中飘摇了几十年的碉楼剧烈地摇晃了起来，在人们的惊呼声中，周围的房屋大多塌了，而碉楼依然挺立。碉楼是用土石筑成的，主体建筑还很牢固。 如果不是“4·20”芦山强烈地震，我相信芦山不会太有名，毕竟芦山县只是一个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10多万人的山区小县。在秦汉时期虽然曾作为边关重镇设置过“汉嘉郡”，但“昙花一现”，很快就消失在了历史的深处，只是留下了几座精美的汉代碑阙和石兽，汉风吹拂2000年，仿佛还在述说着昔日曾经的辉煌。 2014年9月1日，芦山县又一次出名，这次不是“地震”，而是民政部公布中国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和英雄群体，芦山籍抗日英烈乐以琴名列其中，而他的家乡就是芦山县。 而那座强烈地震也没有震毁倒塌的碉楼，就是乐家碉楼。 乐家不仅是芦山的大富人家，而且还是一个在四川历史上少有的“博士之家”。 “北有林巧稚，南有乐以成”，中国妇产科两大权威之一的乐以成，便是这家人中的其中一人。乐以成并不是乐家的全部，有着“空中赵子龙”、“江南大地的钢盔”美誉的乐以琴，中国首个王牌飞行员，正是这座碉楼的少主人、乐以成的六弟。 在民国年间，乐氏三兄弟共有17个子女，就走出了14个大学生。 碉楼、博士之家、王牌飞行员、抗日英烈…… 这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关的事，怎么能扯到一起？ 乐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在昔日封闭落后的芦山，乐家怎么会如此开明、开放？ 据《芦山县志》（2000年11月出版，方志出版社）记载，昔日的乐家大院颇为气派—— “多院式建筑，由五个四合院联结，大四合院套小四合院，院院相通，各院均有庭院天井，每个庭院逐级升高0﹒5至1米，前院为门厅，后院设有粮仓、蚕房，并建有四楼一底土木结构碉楼。整个院落占地15亩，果园、桑园及大小花园错落其间，布局完整。” 拨开历史的迷雾，隐藏在碉楼里的神秘往事渐渐地浮现在世人面前。 1914年11月11日，乐以琴就降生在这个院子中。 “盛世修志。”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参加工作不久，我遇上了“修志热”，我承担了《芦山县志·交通分志》的编写任务，就知道在《芦山县志》中，有很多篇章写到了乐家。 在“金融”篇中，写到了乐家的“裕丰厚”当铺； 在“政权·政协篇”中，写到了乐家女婿汪作民当选“国大代表”，赴南京出席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7月至1951年4月，乐以钧成为芦山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当时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两人）； 在“商业”篇中，写到了乐家的“义丰全”—— 县内有黄烟铺多家，其中乐家“义丰全”黄烟最有名，因其在选购本地上乘烟叶，搭配郫县、金堂等外地烟叶精制而成，色味俱佳，不仅在本地畅销，而且远销到宝兴、懋功、康定等地； 在“教育”篇中，写到了乐伯英举办私立初等小学堂（后交基督教会承办，改名为私立明德小学）、三年制私立伯英初级中学—— 1942年秋，县人乐伯英之子女将抗日英雄乐以琴为国捐躯的抚恤费和乐家在郫县的部分产业作为办学基金，开办芦山县私立伯英初级中学。校长由办学人报县政府转呈省成立批准，首任校长为乐伯英之婿李尚英，继任校长乐以钧。校舍为木结构楼房，有4个教室，全校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至解放，共招收学生8个班，毕业学生102人。1950年，芦山县私立伯英初级中学与芦山县立初级中学合并，成立西康省芦山县立初级中学； 在“文化·体育”篇中，写到胡冶钧撰写的传记故事《空中英雄乐以琴》（《四川人物》杂志）；对乐以钧的木刻板画作了专题介绍；有关乐以琴的报道，在民国28年（1939年）8月至9月，《华西日报》、《东方杂志》先后刊载了《空中名将访问记》等9篇新闻报道，报道空军英雄乐以琴的战绩等； 在“卫生”篇中，写到凌琢如（乐以钧的妻子）在民国30年（1941年），在县城开办新法接生所，引进新法接生，降低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 在“社会风俗”篇中，写道美国牧师夏时雨到芦山传教，吸引乐伯英等10余人为基督教徒。乐伯英以自家东街房子作为教会礼拜堂，取名真道堂，附设小学；还写到了乐家的“乐家大院”、乐家捐资办学等。 在“人物”篇中，有较长篇幅的乐以琴传记故事。 在“杂录”篇中，有乐以成、乐以钧等人的著述及作品篇目。 在“大事记”篇中，多次提到乐以琴、乐以钧等乐家的人和事。 在民国1943年版的《芦山县志》上，也有多处提到乐家。 在卷五“学校略”中，有私立明德小学的介绍； 在卷九“选举表”中，有乐和洲爷爷乐敏元的介绍——“岁贡，年贡无考。” 而相传乐和洲、乐和济是清代武举人的说法，在县志列了5名武举人的姓名，并没有他们的名字。由此看来，看举人一说，也许并不存在。 在卷十“忠义列传”中，有乐以琴的介绍。 包罗万象的《芦山县志》，从古说到今，自然惜墨如金，但两部新旧《芦山县志》，似乎都有一道绕不过的“坎”，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故事，那就是乐家的人和事。 《芦山县志》的内容虽然简略，但给我提供了很多采访线索和历史史料。而让我更感意外的是，在编写县志的老师中，有一位叫胡冶君的老人，他不仅与乐以琴是表兄弟，而且他们还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在有意无意间，胡冶君给我讲述了很多乐以琴的故事。 乐家的点滴往事 2015年8月12日，我又一次从雅安市区来到芦山县城。 我策划了一个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选题——追随乐以琴出川抗战路。采访就从芦山县开始。 地震一瞬，三年重建。“从伤口长出翅膀”的芦山县，灾后重建已近尾声，但依然是一个大工地，昔日的汉姜古城已现雏形。“4·20”芦山强烈地震，震中就在与县城相邻的龙门乡。 原县城东门的大水塘，如今已是连接旧城和新城新区的中心位置上。穿过七弯八拐的小巷，一幢三间木屋的小院子出现在我的眼前，从残留在门窗上的雕花，还依稀看出这是大户人家的房屋。 如果不是小院里还挂着“乐以琴故居”的小木牌，让人很难想象，这就是曾经名嗓一时的乐家大院。 住在这里的人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后，乐家大院“化整为零”，分给了很多没有房子的穷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乐家大院拆的拆，建的建，早已面目全非。 听说我要采写乐以琴的故事，民革雅安市委副主委董敏雷先生给我提供了一份来自浙江省杭州市档案馆的影印件，是民国时期中央航校有关乐以琴的档案。 当年，中央航校设在今天的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档案中，有一份中央航校第三期学员登记表，里面有着乐以琴的简短记载，当年他的通讯地址是“四川省芦山县东门义丰全号”。 在网上查阅“中央航校”毕业学员名单，在第三期中有“乐以琴”，在第八期中有“乐以纯”，他们是乐家17兄妹中的两兄弟（其实，乐以琴排行老六，本名乐以钟；乐以纯，排行老四，本名乐以琴。此乃后话，暂且不表）。 乐家大院几乎不在了，“义丰全号”更是不见踪影。但在芦山县城，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在芦山县城东门这个叫大水塘的地方，就是“义丰全号”老店。这里除了乐家大院外，临街还有好几个商铺，有黄烟铺，也有茶庄、盐铺、当铺、生丝铺等。 在民国时期，走出芦山县城东南西北四道城门，都有乐家成片的田地，是川西富甲一方的大财主。 “4·20”芦山强烈地震，芦山县“一震成名”。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78年前“一战成名”的著名抗日英烈乐以琴，更是牵动了海内外爱好和平人士的眼光，乐家碉楼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造访者。 乐家碉楼虽然没有倒塌，但已成了摇摇欲坠的危楼。作为乐以琴的故居保护，乐家碉楼也列入到了灾后重建项目，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也正在进行维修加固。 我依稀记得当年胡冶君在编写《芦山县志》时，从全国各地征集了很多乐以琴的资料。30多年过去了，我相信这些资料没有散失。在芦山县方志办主任刘照辉先生等人的帮助下，果然找到了上世纪80年代新编《芦山县志》时留存的相关档案资料，上面有不少乐家和乐以琴的记载，让我喜出望外。 乐以琴的父亲叫乐和洲。乐和洲（字伯英），乐家为芦山地方望族。乐氏三兄弟，二弟乐和济（字作舟），三弟乐和澄（字宇熙）。兄弟手足情深，是传统的中国大家庭，三兄弟一直没有分家，除土地出租外，还在芦山、雅安、成都经营黄烟、茶庄、生丝铺、当铺、盐铺和钱庄，一度还与南洋陈嘉庚合伙经营过橡胶，公司就设在成都春熙路，据说获利颇丰。 乐和洲生于1867年，早年曾参加武举考试，落榜回家。 当年，他从父亲乐敏元手中接过手的祖业并不多，只有100多亩田地，每年收租不到300担。到了1949年底，乐家在芦山县的田地已达2000多亩，每年收租近3000担，在四川省郫县、新津县、西康省雅安县设商行、开钱庄，并购置了大量土地。 芦山县城的骆秉魁、升恒乡的杨体刚、白金贵等人是乐家的“二管家”，帮乐家管理田地，收缴租子；沫乐乡吕村坝的乐天喜，在乐家当了20多年的长工。骆秉魁、杨体刚、白金贵等人向胡冶君提供了很多乐家的资料。 骆秉魁在解放前，一直给乐家当“二管家”。他多次给别人讲述乐家的故事，其中不乏乐家是如何积累财富的故事。 骆秉魁讲得最多的故事就是乐和洲收购并倒卖盐巴的故事，从中赚了不少钱。 “罗城朝瀑”是芦山的外八景之一，意思是早晨起来看县城东边的罗顺山云雾，就知道近期的天气变化。而乐济洲深谙此道，他根据天气变化安排长工和短工的活路，基本上不会出现因“雨班”窝工的现象。 更绝的是，在民国17年（1928年）农历7月12日半夜，一阵惊雷把乐和洲打醒，他披衣起床，打起灯笼到东门城楼上看天象。 “备马，起夜到雅安！” 走下城楼，乐和洲喊了管家骆秉魁、长工乐天喜跟他一起，冒雨连夜往雅安赶。 为什么要到雅安，乐和洲并没有告诉他们。 跌跌撞撞赶雅安，住进自家的“裕丰厚”商行，差不多天亮了，这时雨也停了。 吃了早饭，乐和洲二话没说，马上安排人上街买回几个竹背篼，并请来短工，由管家带着他们，背上背篼到雅安全城各盐铺收盐巴。 “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要收盐巴，你们就说芦山盐库没有盐巴了。”乐和洲再三叮嘱道。 安排好这一切后，乐和洲这才上床休息。 仅仅两天时间，雅安城内的盐巴，就被乐和洲安排的人不声不响地买光了。 骆秉魁看着商行里满屋子的盐巴，他百思不得其解，乐老爷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他几次开口问乐和洲，但乐和洲只是笑了笑，告诉他： “别问我为什么，再过几天，你就会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乐和洲又连夜安排骡马，将一半的盐巴驮运回芦山。 7月15日晚上，天气突变，瓢泼大雨从天而降，一连就是好几天，青衣江波涛汹涌，风高浪急，从乐山到雅安的竹筏不能通航，雅安无盐可售，一时全城恐慌。 几天后，乐和洲一声令下，同时在芦山“义丰全”雅安“裕丰厚”商行卖盐。 大家一听说乐家还有盐卖，蜂拥过去，抢购盐巴。一时盐价暴涨，平时一升米可买一斤盐，眼下涨到三升米才能买一斤盐，而且去迟了，还买不到。 短短几天时间，收购回来的5万多斤盐巴就被抢购一空，让乐和洲赚得盆钵满。跟着他到雅安收购盐巴的管家、长工这才明白过来。 骆秉魁暗暗叫好。类似这种倒卖倒买的事，乐和洲还干过不少。如新粮上市，价格相对便宜，他就大量收购囤积起来，等到第二年开春，很多人家的存粮吃完了，在“闹春荒”之际，他又开仓买粮。一进一出，年年如此，让乐家赚了不少钱。 乐和洲挣钱“狠”，是出了名的。但他对求上门的，他也有情有义。 乐和洲在成都也有家，他每年有好几个月是在成都度过的。出门在外的芦山人，想回家没有路费的，大多会向乐和洲求助。乐和洲大多都会资助。但他算得比较精，从成都到雅安的车费是多少钱，在雅安住一晚上又要花多少钱，头天的一顿晚饭和第二天的一顿早饭钱，他也算出来。至于从雅安到芦山，没有公路，靠两条腿走路，自然不用花钱，第二天的路费就没有了。 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长征南下，在芦山县建立了四川省委和四川省苏维埃政权，芦山县成为川康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怕“共产”的乐和洲便跑到成都躲了起来，当时，他已病入膏肓，次年春，客死成都。而当时芦山县很多有钱人家也跑到成都一带“避难”。 1935年腊月，一场伤寒病，让“避难”到新津县的戴体昆一家老小病卧不起，只有12岁的小儿子戴庚元没有病。更可怕的戴家已山穷水尽，眼看着就要揭不开锅了。1936年正月初八，戴体昆就让戴庚元到成都找大姑爹乐和洲求救。戴家和乐家不仅同乡，还有姻亲关系。 当时乐和洲住在成都四圣祠医院，他一进去看着乐家老小都围在一张病床前，原来乐和洲已病卧在床多日了，时而昏迷时而清醒。 待到乐和洲神志清醒过来，戴庚元赶紧上前，跪在乐和洲床前，哭哭啼啼地说：“大姑爹，我们一家人没有吃的，就要饿死了……” “我们是亲戚，我不会见死不救。”乐和洲不等戴庚元说话，颤抖着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从床枕头下取出自己的印章盖好后，交给戴庚元，嘱他到新津县城田庄商行，说这张条子可以兑换50个大洋。 想着自己的亲人还躺在床上，戴庚元不敢耽搁，马上回到了新津县城，找到田庄商行，账房先生拿过条子一看，只问了一句： “你们跟乐和洲是什么关系？” 戴庚元回答道：“一是亲戚，二是同乡。” 那人再也不问了，马上取了50个大洋给戴庚元。 戴庚元拿着大洋回家，母亲已死在床上。后来，戴家才知道，就在戴庚元拿到条子离开的当天下午，乐和洲就断了气。 当年春节刚过，南下红军就离开了芦山。后来，乐氏家人扶灵回到芦山县城，在乐家大院里做了几天道场后，把他送到升恒乡王家坝的山坡上安葬。 民间传闻这块墓地是个“风水宝地”，是乐和洲生前请人看好的，说是一个“上山凤”的好地方，后人要出“飞将军”。其实，这是乡人的穿凿附会，1932年秋，乐和洲之子乐以琴已考入中央航校，1934年12月31日毕业，1935年2月，他已是中国空军第8队的一员了。换句话说，在乐和洲去世前，乐以琴早已是“飞将军”了。 查阅芦山县志办征集到的资料，据长工乐天喜回忆： 乐和洲家里常年请长工，农忙时请短工。乐家老小对长工并不苛刻，每天三餐吃饱，每月初二、十六打牙祭（吃猪肉），每年腊月二十四，一年的工钱全部结清，要钱的给钱，要粮的给粮，不欠分文。同时宣布第二年的长工名单，初六开工，过期不请。而请短工的工钱，完工走人前一次性结清，从不不欠账。 而在骆秉魁的回忆中，当年乐家虽然有钱，没有势力，还是两头受气——受官府欺负，遭土匪抢劫。 教会来了 乐家开办了小学 1894年7月，一个叫夏时雨的美国人从乐山出发，他乘从竹筏溯青衣江而上，来到雅安。 夏时雨是美国浸礼会的传教士。到雅安传教，由于语言不通，他曾感到十分迷茫，好在跟他同行的，还有一个叫刘强的中国人，在交流和沟通上几乎没有什么障碍。 第二年，夏时雨便在雅安创办了教会，设立了雅安总堂。随后，夏时雨开始向雅安周边渗透，荥经、汉源、西昌等地也出现了他的身影，而与雅安仅一天路程的芦山，自然成了他传教的首选之地。在他到芦山传教之前，有人向他推荐了乐和洲，建议他首先发展乐和洲加入教会。 夏时雨在雅安传教期间，他为了结交上层社会，加入袍哥组织，自称“夏大爷”，他以“夏大爷”身份通行州县，详查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地上、地下的诸多矿藏资源。 夏时雨的打算很简单，通过乐和洲加入教会，从而打开芦山传教大门。 如何接近乐和洲，夏时雨下了些功夫。 这天，夏时雨风尘仆仆来到了芦山，大大咧咧地跑到“义丰全”老店，他不但要买黄烟，还嚷着要跟乐老板谈笔大买卖。 面对这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伙计吓得不敢说话，忙让人叫老板乐和洲过来。 “乐老爷！有一个洋人来了，说是要跟你谈一笔大买卖！” 乐和洲正窝了一肚子火，上午县太爷给他传话，要让他捐银子打土匪。 乐和洲知道，这打土匪是假，让他出钱是真。 乐家算是芦山县城数一数二的大富人家，但纵然是大富人家，也经不起昨天捐了，今天又捐，再这样捐下去，大房子都会捐成光刷刷。 土匪要来了，官府要乐家捐银组织民团守城，而土匪真的打进了城，第一个遭土匪抢的还是乐家，“谁让你捐银子打我们?”乐家左边是崖右边是坎，横竖都得出银子。 但乐家的家业大多在芦山，有钱无势，惹不起也躲不起。 乐和洲一听洋人上门了，顿时火了： “让他走吧！不见！” 乐和洲转念一想，洋人能到中国，说明是有势力的，说不定乐家还可借助洋人的势力，摆脱官府的盘剥和土匪的抢劫。 芦山县城的势力大致分成三派，有仰仗官府的，有依靠地方势力的。而“有钱无势”的乐家正是第三方势力的代表，往往是最吃亏的。如何改变“有钱无势”的状况，乐家兄弟作了很多尝试，大多都成了背沙填海，钱花了不少，但“有钱无势”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 瞬间之间，千万个念头在乐和洲的脑海中快速闪过。 “别让洋人走了！我去会会他！”乐和洲对着刚要出门的下人叫了起来。 说起乐家，还得从明末说起。 当年，新上任的知县是从遥远的江西抚州远道来的。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位知县在芦山任职的几年间，姜城（因三国姜维曾镇守于此，故芦山县城也叫做姜城）政通人和。任期满后，他卸任告老返乡。 当背着行李、带着家眷走出芦山东门时，他数了数自己几年下来的银两，远不够回家的盘缠。 他长长一声叹息。看来，老家是回去不成了。面对老家的方位，他猛然跪了下去，“列祖列宗，叶落不能归根了，我只有在芦山立业了！”口中喃喃有词。说罢，痛哭了起来。 后来，他来到离县城不远的一个小山村，搭了一间草房，把家眷安顿下来，便上山开荒。好在这里人烟稀少，可以“插草为标”，开垦了很多田地后，一家人便在土地上辛勤耕耘，仅仅几年时间，就积累了一些财富。 据说，他就是乐家迁到芦山的先祖乐吕，后来这个小山村便称为吕村坝。 从乐吕那一代算起，至“近”字辈，已是第15代了。 “耕读传家久，读书济世长。”乐吕为后人定下了“乐家不得为官”的祖训。 到了乐和洲这一代，虽然财富的积累，已到了一个高峰，但没有什么势力，只能算是“穷人中的富人”。原因很简单，乐家没有地位。 自古以来，中国各朝列代一直“重农抑商”，商人的地位比工人还低，读书人的地位最高，其次是农民和手工业者，最后才是商人。在秦朝时，商人即使富得流油，也不可以穿丝绸衣物。到了唐朝，朝廷更是明确规定，商人不能入朝为官，直到明清时期，商人的地位才有所转变，富商巨贾可以捐官，当“红顶商人”。 但由于乐吕定了祖训，“乐家不得为官”，自然不能捐官，当不成“红顶商人”。 乐和洲边走边想，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县城东街。 离自家的“黄烟铺”还有好几个铺子，乐和洲就远远地听到一个洋腔洋调的声音。 夏时雨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乐和洲知道，他的声音大，自然势力也大，什么也不怕。 此时的大清帝国已近黄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入住中原清朝，虽然顶戴花翎和长辫子，看上去很威风，没有足够的力量捍卫民族的独立。不能与时俱进的王朝，最终将成为黄昏帝国。随着西方的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基督教、天主教等“洋教”也传入到了中国。 清咸丰十年（1860年），基督教取得了在中国传教的权利，基督教各新教会纷纷进入四川，到1910年，据四川洋务局统计，全川新教徒36823人。随着基督教的进入，西学东渐，也为位于内陆的四川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文化理念。 经常在外面走动，乐和洲对洋人并不陌生，他知道朝廷虽然对“洋教”既恨又爱，但还是专门下了圣旨，给予了他们特殊的方便。 由于有着利益的“互补”，夏时雨和乐和洲相谈甚欢，两人一拍即合，乐和洲当场就答应了夏时雨的入教要求。 没过多久，乐和洲就带领芦山县城的戴体昆等10余人到了雅安，他们在浸礼会接受了洗礼，算是正式加入了基督教，夏时雨还指定乐和洲为芦山教会片区的召集人。 乐和洲入教并成为芦山教区的负责人，从单纯的商绅变成了商绅加基督教的代理人，做生意时他是商绅，与官府打交道时，他是芦山教区的负责人，总算有了与官府“对话”的底气和资格，他一边尽力发挥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推动教会在芦山的扩展，一边也为乐家的发展拓宽道路，乐家的资产如同滚雪球似的，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1906年，乐和洲在芦山陕西馆办蒙养小学堂。不久又拿出自家东街的房子作教会礼拜堂，取名真道堂，附设小学，后来干脆交给了教会，更名明德小学。 乐和洲参与了教会雅安仁德医院筹备和建设，从建筑材料到人工开支、零星杂务，都是乐和洲一手操办，还将医院建设款项投入到乐家的“义丰全号”中经营生利，为医院建设筹集资金，1905年动工修建，次年建成。西医开始在雅安登堂入室。 加入了“洋教”，乐和洲算是有了“靠山”和“身份”，眼界高了，视野宽了，日子也过得滋润多了。但他依然遵守祖训，既不入官府，也不买枪护院，更不养家丁打手，更加和善起来，在四乡八邻，有了“乐大善人”的雅号。 明德小学聘请老师的费用，他出；学生的费用，他免，遇到学生家境贫寒的，他还要掏钱资助。有了教会的支持，乐家跟官府的关系也改善了不少。 一半光明一半黑暗的世界是怎么回事？ 乐以琴生于1914年11月11日，乳名为“寅生”。从骆秉魁提供的资料看，乐以琴的乳名除了虎年生的之意外，还有虎虎生威之意。说是乐以琴出生的那天，风很大，就像老虎的嘶吼声。 “你别只是拿钱出来办学，你还应该送子女出去读书见世面。”有一天，夏时雨又来到芦山。 乐家大院是他下榻的地方。饭后喝茶闲聊时，他对乐和洲说。 “我送子女读书的呀。”乐和洲有些不解。 乐和洲也送子女读书，并不是为了科举做官，真实他想得很简单，能识字能管账就行。随着他与基督教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对西方的文化、科技也有了新的认识。 “我说的读书，不是在你家门口读的书，而是到外面上大学。”夏时雨说道。 “大学？什么大学？”乐和洲愣了。 1904年，代表各自教会组织的英国人陶维新、启尔德，美国人毕启等人在成都商议创办一所高等学校——华西协和大学，他们的目光锁定在城南一片荒草萋萋的地方，1907年开始兴建校舍，1909年，作为大学的预备学校，华西协合中学开办，1910年3月11日，一所西式大学在成都南郊的一片荒冢之中破土而出，华西协合大学正式开学，第一班学生11名，全是从华西协合中学100多名学生中选录的。 毕启担任首位校长。毕启曾是成都华美中学的校长，没有人相信他能在偏僻的中国西部实现梦想，他的办学计划遭到了教会的多次否定。但这并没有消解毕启的坚定信念，他最终联合几个基督教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毕启是美以美会的，与他联手打造华西协合大学的有英美会、公谊会的。后来，圣公会和浸礼会也参加进来，大学名称故称“协合”，取其协同合作之意。 “教会已在成都开办了华西协合大学。夏时雨 一语点醒梦中人。 随后不久，一个医学豪门出现在巴蜀大地上。 看来，读书不仅是能识字、能管账，还能干更多的事。后来，教会在雅安开办了医院，教会安排乐和洲监管小北街仁德医院的建设，更是让他见识了西医的神奇，不仅一、两片白色的药片就能治病，而且还能拿刀子在身体做手术。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迫打开，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为了更好的传播西方思想和文化，他们往往选择“曲线传教”：通过“拯救肉体”来“拯救灵魂”，就是他们最先采取的接近中国人、并获得中国人好感的策略。但老百姓对西医的好奇和害怕明显多于接受，再加上语言交流困难，要弄清楚病人的症状体征真是难之又难。后来，他们研究中国文化，试图让西医“中国化”。于是，将医院改名为具有儒家仁爱济民思想和自身基督教派博爱怜悯教义的“仁济”、“仁德”；甚至还提出了“勤慎服务、品德为先”的院训；根据“男女授受不亲”的中国传统，创办了专门为妇女儿童服务的女医院；对穷人免费看病，免费用药，免费施粥和补贴住院生活。 “仁济”医院在成都军阀混战、保路运动中开展现场救护；他们还倡导开办大学医科教育和医院护理教育，培养中国的医学人才。逐渐的，西医被老百姓普遍接受了。1907年，多伦多大学牙医学院的博士林则来到成都，在仁济医院借了一间房子，号称“远东第一”的口腔医学也在这里开始萌芽、生根。 虽然医学传教士们行医的根本理想是为了传播“福音”，但从客观上说，他们确实把现代医学带了进来，引发了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在四川的一种重要的碰撞与融合。 也许这些传教士更没有想到的是，西医到了四川，到了雅安，也让封闭在大山里的乐家子女的命运得到了彻底地改变。 夏时雨的话，乐和洲听进去了，就在他犹豫着是否送子女读书时，乐家里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后世、影响中国的大事—— 满秀离家出走，她“逃婚”跑了！ “伤风败俗！把她给我追回来！”乐和洲暴跳如雷。 满秀是谁？ 她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中国妇产科权威专家乐以成。 满秀生于1905年，在她9岁那年（也正是乐以琴出生的当年），就被父亲带到雅安浸礼会福音堂接受了洗礼，成为一个基督教徒。 乐和洲重男轻男，乐以成的小名之所以取名叫“满秀”，是因为在她前面，乐家已有一个女儿，乐家生了两个女儿就够了，再多就“满”了。 虽然家里办了学堂，但乐和洲并不让女儿上学，但乐以成喜爱读书，不让她进教室，她就躲在教室外当“旁听生”，跟着哥哥弟弟们学文化。有时遇到老师提问，看到教室里的哥哥弟弟答不出来，手掌心被老师打得通红，她就在教室外面大声替他们回答。 后来，乐和洲看着女儿喜欢读书，再加上夏时雨等人告诉他，在上帝的眼里，儿女都是一样的，乐和洲便把乐以成送到了雅安明德中学（也是教会办的学校），在雅安读了4年小学。 “我们生活的地方，叫地球。地球是圆的，悬挂在星空中，就跟天上的星星、月亮一样，它们都在不停地转动。现在我们这里是星光耀眼的晚上，但在地球的另一端——我的家乡美国却是阳光灿烂的白天。” 在一个星斗满天的夜晚，夏时雨坐在乐家大院里，吸着乐家的黄烟，一边仰望着星空，一边对着乐家子弟说。说罢，他还拿起了两个盖碗茶的盖子合起来，慢慢地托在手中旋转起来，“地球就是这样转动的。” 也许夏时雨此时也想家了，他望着星空，遥想着远在万里之外的亲人。于是，他情不自禁地讲起了星空和地球，让星空传递着他的思乡之情。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然而就是夏时雨的无意之举，给乐家子弟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来自北美洲的蝴蝶效应，让乐家“医学豪门”横空出世。 夏时雨的话，让乐以成等人惊呆了，这世界怎么会是这样？如果就是真的话，这世界就太神奇了，地球怎么会是圆的？而且还在转动？如果地球真的是圆的，那么河里的水怎么流啊？地球在转动，我们怎么没有被转晕呢？地球挂在星空中，万一掉下去了，我们又怎么办？ 一时间，乐以成无法想象，这世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位深眼高鼻的洋人，让乐家后代震撼不已。 离乐家大院不远，就有一条蜿蜒而过的芦山河，是青衣江的上游，当年夏时雨从乐山到雅安，正是乘坐竹筏溯青衣江而上来的。 “芦山河再往下流，又是什么呢？”乐以成问道。 “是青衣江，再往下就是长江，一条比芦山县城还大的河流。而长江还不是最大的，百川归大海，长江流进了太平洋。太平洋的这边是中国，另一边就是美国。我从太平洋的那边坐船到中国，要在船上坐好几个月，才能过来。” 夏时雨的话，在乐以成的幼小心灵里，种下了一颗种子，原来世界这么奇妙。她暗暗握紧了拳头，发誓要学西方科技，将来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一半白天一半黑夜的地球是怎么回事。 乐以成小学毕业后，乐和洲再也不让她读书了。他已将女儿许配给了街邻的毛家，他让乐以成学在家学做家务活，偶尔为乐家管管账，再大一点，嫁出去就行了。 1920年春节刚过，毛家上门来提亲，乐和洲满口答应，两家开始谈婚论嫁，合了八字，阴阳先生说这是“天作之合”。双方约定，再过一年，等到满秀16岁就嫁过去。 此时已15岁的满秀已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 乐以成知道，如果嫁人了，自己这辈子就再也不可能离开这个家了，一半是光明一半是黑暗的地球，自己就再也没有机会去弄明白了。 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她一人偷偷哭泣。后来，倔强的乐以成决定逃出这个家，走出去看外面的世界。 正当乐以成准备离家出走时，乐家一个远房婶娘在生小孩时死了。原来她遇上了难产，乡间接生婆采用愚昧的迷信方法为她接生，婶娘痛得死去活来，悲怆的哭声响彻夜空，折腾了一天一夜，最后悲惨死去，一尸两命。这两件事情对乐以成触动很大，她为女性一生悲凉的命运感到难过，认为女人不能就这样听天由命地了此一生。 地球长得是什么样子，乐以成不去想的。此时，大哥正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上大学，学的是牙科，她立志要学医。于是，她悄悄攒钱，准备离家出走。 眼看着夏天就要过完了，自己再不走，等待自己的就是嫁人，婶娘的今天，也许就是自己的明天。 “我要读书！我不嫁人！”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乐以成给父母亲留下一张纸条，她“逃婚”离家出走了。 女儿离家出走，让乐和洲颜面扫地。但他知道，腰无分文的女儿跑不了多远，很有可能到成都投靠二弟。 乐以成的母亲听说女儿跑了，哭得死去活来。她悄悄把追赶的人叫到一旁，给他们塞了不少钱，让他们转交给乐以成，让女儿跑得快一点，跑得远一点。 “罢了！她要走，就让她走吧！”乐和洲让人去追赶，其实也是做个样子，好给毛家一个交代而已。 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教会在成都建立了很多学校，这为乐以成“逃婚”后的求学提供了方便。 由于乐家子弟在华西协合大学、华西协合中学读书的学生已有了好几个，在夏时雨的推荐下，乐和洲的二弟乐和济在华西协合大学当舍监（学生宿舍管理员）。挣钱倒是次要，主要是方便管理在这里读书的乐家子女。 果然，乐以成“逃婚”到了成都，走投无路的她，唯一能投奔的还是在二叔乐和济。 “出来就别回去了。二叔送你去读书吧。”当时男女分校，乐和济也是基督教徒，长期生活在成都，他跟教会学校的关系都不错。 于是，乐以成便到了华美女子中学读书。 让人想不到的是，华西协合大学也成了乐家兄妹成长的摇篮，在乐家17兄妹中，就有8人是从华西协合大学毕业。而乐家子女的高中都是在华西协合中学、华美女子中学读的书，他们一家几乎都是“华西”学生——华西坝有支“乐家军”。 给我一张书桌 我可以改变世界 乐和济把乐以成安顿好后，他赶紧回到了芦山，要给大哥一个交代。 “我把满秀安排到华美女子中学上学了。你放心，她安心读书，很听话的。” 一回到家，乐和济就把满秀的下落告诉了大哥。 女儿的“逃婚”出走，尽管让乐和洲很不高兴，但毕竟是自己的心头肉，他也生怕女儿在外面出事。 听说女儿进了学校，乐和洲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乐和济接着话锋一转，“大哥，儿女大了，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就顺其自然吧。要不然，今天跑一个，明天逃一个，我们担惊受怕不说，说出去一家老小也没有面子。不如风风光光地都把他们送出去读书。再说，读书又不是丢人的事。” 乐以成“逃婚”出走，让乐和洲颜面大伤。后来，他给毛家说了一堆好话，赔了一笔银子，总算退了这桩婚事。 常年走南闯北，再加上长期与“夏老爷”等传教者接触，乐和洲也多多少少接受了西方自由、男女平等的思想，也有了博爱、宽容、开明的理念。 “满秀要去读书，就由她去吧！”乐和洲在心里长叹一声。 乐和洲把三弟也招呼过来，一起商量子女培养的事。 “有田有地不如有文化，修房造屋不如办教育。”商量的结果，他们决定送子女读书，凡是愿意读书的，全都送出去。 但他们给了子女一个学习的方向，“不为良相，但为良医。那就让他们学医吧。”同时要求在外读书的子女，一是不加入任何党派，二是不准参军参政。后来，外出读书的子女多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医学救国”的理念也深入到他们的心底，子女不可能都去学医，他们又定了一条家规：“不靠祖业要靠自立，声光化电、农林医师各精一门。” 1900年，随着乐和洲大儿子乐以壎的出生，乐和洲、乐和济、乐和澄三兄弟先后生育了18个子女，三兄弟没有分家，所以在子女排行上，以年龄大小，分男女排行。男十女八。 子：乐以壎、乐以篪、乐以钧、乐以纯、乐以和、乐以琴、乐以雅、乐以本、乐以伦、乐以斌。 女：乐以正、乐以成、乐以熙、乐以笙、乐以雍、乐以纯、乐以清 在“近”字辈的记忆中，他们应该还有一个七孃，因为有“六孃”和“八孃”，缺了一个“七孃”的人。 “七孃”叫什么名字，他们都记不得了。原来，“七孃”早年夭折，还来不及取名就去世了。生育18人，长大成人的是17人，而且大学生就有14人。这在新生儿死亡率极高、普遍是文盲的年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从此，乐家子女要想读书的，乐和洲三兄弟都送他们去读书。17兄妹让家族子女从自家的学校毕业后，就送到雅安，进入教会办的雅安明德初级中学继续读书，毕业后又升入成都高级中学（当时男女分校，男的读华西协和中学，学的读华美女子中学）读书，高中毕业后，升人成都华西协合大学读书，甚至还送到国外留学。 乐以成先是在教会办的成都华美中学读书，后转入省立女师附中。眼看就要毕业了，四川没有女子大学，自己又到哪里读书？ 经老师介绍，乐以成打算到湖南长沙，报考湘雅医学院。就在准备启程赴湘时，1924年，华西协合大学开始招收女生，率先在中国西部实行男女合校，乐以成的二叔父乐和济在学校当舍监（学生宿舍管理员）得到消息后，马上告诉了乐以成，并鼓励乐以成报考该校。 当年学校招了8位女生，乐以成是唯一通过考试入学的，其余7人是各教会保送的。 无独有偶，原在湘雅医学院读书的谢锡萘，从四川省壁山县考入长沙湘雅医学院读书，1928年，由于时局动乱，湘雅学院停办，转入成都华西协和医学院深造，专攻骨科与放射科，1931年毕业。 1932年，经过8年的学习，乐以成从华西协合大学毕业，同时获得了华西协合大学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颁发的博士证书，成为四川历史上第一位女医学博士。 想到长沙读书的没有去成，本在长沙读书的却转到了成都，也许是命运的安排，谢锡萘、乐以成这对原来隔着千山万水的男女，在阴差阳错之间走到了一起，最终结成了伴侣。 乐以成与丈夫谢锡萘的姻缘颇具传奇色彩，当年仪表堂堂的谢锡萘是众多女生眼中的白马王子，曾经有个湘妹子从长沙追到了成都，而他始终没有答应。而当年已在医学院读书的乐以成身边当然也是不乏追求者，但她也不为所动。当谢锡萘出现在风光秀丽的华西坝后不久，就与乐以成一见钟情。当时男女同学不易见面，尤其在医学院，女生只有乐以成一人，每天上下课来去都有学校安排的老妈子（女佣）陪伴。 有情人终成眷属，谢锡萘与乐以成成了天赐良缘的一对夫妻——妻子是著名的妇科专家，曾任华西妇产科主任，丈夫是高明的骨科医生，30多岁就任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院长，后又出任四川省医院院长。他们相濡以沫几十年，传为华西医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无巧不成书，同样的爱情佳话又在乐以成的五妹乐以雍、六妹乐以纯身上重演。 乐以雍在9岁那年，就被二姐乐以成带到成都读书，1938年从乐西协合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与同班同学易明志（四川省富顺县人）结婚。 1932年，乐以纯在二姐从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当年，她也考进了这所大学，1939年，她毕业后，成为我国初级保健医疗和社区医疗的先驱，而她的丈夫吴和光是四川省巴县人，1936年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并获得该院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解放前，曾担任重庆中央医院、华西协合医院副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他是华西医院首任院长。 乐家子弟大多在成都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翻开华西协合大学历届毕业生名单，就有乐以壎、乐以篪、乐以成、乐以和、乐以雍、乐以纯、乐以清等乐家兄妹的名字。 给我一张书桌，我就能改变世界。 一次意外的“逃婚”求学，促成了一个医学豪门的诞生。仅在“以”、“近”字辈两代中，在内科、外科、妇产科、骨科、放射科、口腔科等专业，都有在国内顶尖级的专家，足以称得上是一个医学帝国了。 “和”的下四代依次为“以”、“近”、“大”、“同”字辈。 如今，“近”字辈17兄妹中，还有一个乐以伦健在（退休后在美国居住），生于1919年的乐以伦早年从华西协合大学毕业，后留学英国，回国后在四川大学任教，从事皮革和医用高分子的研究教学工作，是四川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创始人之一。“近”字辈80多人，年龄最大的是生于1934年的乐近孝，年龄最小的就是生于1952年的乐近刚，而“大”字辈的已是200多人，乐氏子孙遍及海峡两岸和海外。 在芦山县流传着一有句俗语，说的是“一代夹骨（吝啬）、二代脱俗（阔气）、三代出脱（败家）、四代流落（离散）”。大意是第一代靠勤俭和小气发家，第二代就开始摆阔显富了，到了第三代挥霍，第四代就走向衰败没落。大富人家，都富不过三代。如今乐家已时过三代，依然兴旺发达，一年四季，都有乐家后人从天南海北回到芦山县老家省亲，为祖坟扫墓。 乐家除了是医学豪门外，乐家还是一个“军人之家”。 我在芦山县城东门转悠了大半天，逢人就打听乐家后人在哪里？几经周折，最后碰到了一个叫乐近刚的人，他告诉我，他是乐以琴十弟乐以斌的儿子，是目前依然生活在芦山唯一“近”字代的人。 查阅中央航校毕业档案，在航校学员中，第三期有乐以琴，在第八期有乐以纯。在第十期中，有杨种德（山东省博山县人，今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第八期的乐以纯，正是乐以琴的四哥；第十期的杨种德，是乐以琴的妹夫（八妹乐以清的丈夫）。再加上远征军战士乐以斌，在国家危难时期，乐家一门忠烈，出现了四个军人（其中三位空军、一位远征军），都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 “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1943年下半年，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缺员很多，为弥补兵源不足状况，改善兵源质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广泛动员学生参军。正在成都协合大学读书的乐以斌投身军营，参加了远征军。后来随部队到了台湾后，又辗转回到大陆，回到芦山，结婚生子。 乐以清早年从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毕业后，曾任中学老师，解放前夕，随丈夫杨种德到台湾定居。 在乐近刚的协助下，我大致梳理出了乐家17兄妹的基本情况。 长子：乐以壎，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牙科博士。 长子媳：余淑德，毕业于幼儿师范专科学校，1949年病故； 续弦：先正蓉，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 次子：乐以篪，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 二媳：杨淑荣，毕业于成都女子师范学校。 三子：乐以钧，先后就读于四川美专科、上海美专，木刻版画家。 三媳：凌琢如，毕业于北京协和大学医学院。 四子：乐以纯，先后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中央航校。 四媳：竹芷君。 五子：乐以和，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 五媳：蔡尔莹，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 六子：乐以琴：中央航校毕业。 七子：乐以雅，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 八子：乐以本，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 八媳：阙哲尧。 九子：乐以伦，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理学院，博士。 十子：乐以斌，毕业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长女：乐以正，家庭妇女。 大女婿：孟体廉，曾留学美国，获政治经济学博士。 次女：乐以成，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博士。 二女婿：谢锡萘，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博士。 三女：乐以熙，毕业于成都华美女子中学。 三女婿：李尚英，毕业于四川大学教育系，芦山县私立伯英中学首任校长。 四女：乐以笙，毕业于成都华美女子中学。 四女婿：汪作民，曾任民国时期国大代表。 五女：乐以雍，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博士。 五女婿：易明志，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博士。 六女：乐以纯，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 六女婿：吴和光，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博士。 八女：乐以清，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 八女婿：杨种德，毕业于中央航校。 乐家17兄妹，无一文盲，除长女、三女、四女只读了中学外，其余14人，全是大学毕业。 这是一个什么家庭？会如此辉煌？ 这在民国年间，也算得上是一个教育大家了。我不知道，这样的“高知家庭”，在民国年间的西康省、四川省有几家？在全国又有多少？ 虽然没有准确的答案，但我想，要超过乐家的，恐怕也不多吧。 乐家培养出14个大学生，要花费多少银两? 在采写过程中，我查阅到了相关资料表明，当年无论是华西协合高级中学、还是华美女子中学，学费不菲，以大米价计算，一学期要好几担大米，另外还要交生活费。在华西协合大学读书，学费就更高了。乐家17兄妹，无一文盲，14个大学生，3个姐妹没有上大学，也是读到了初级中学。如果把17人从小到大所交的学费、生活费全部加起来，折算成大米堆在一起，恐怕是今天一个中等粮库所储存的全部粮食吧。 在中国近代时期，乐和洲一家生活在“修房造屋、买田置地”的传统乡绅文化中，最终走向了“以近大同”、追求现代文化科技的“高知家庭”。这一“高知家族”的成功转型，无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转型样本。如果有人要研究中国近代乡村士绅的转变，请来芦山吧，乐家会给你满意的答案。 西学东渐，受到西方教育文化影响大的，大多是靠大江大海的地方。要知道，乐家当年生活的环境，还是一个不通公路，没有电灯、更没有电话的大山区。如果要进行农村现代转型研究，乐家更具样本意义。 而乐家的成功转型，又影响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乡绅走在了“转型”路上？ 写到这里，当年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故事突然浮现了我的脑海中。 当年娜拉“离家出走时的摔门声”，似乎惊动了整个欧洲。而乐以成的“逃婚”出走，又惊动了谁？ 这肯定是一个“蝴蝶效应”，小到对乐家、大到对中国的影响，自然是一个谁也说不清楚的事，但谁也不能忽视难以估量的影响。 娜拉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 的经典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的主人公。她在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后，终于看清了丈夫的真实面目和自己在家中的“玩偶”地位，在庄严地声称“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之后，娜拉毅然走出家门。 1879年《玩偶之家》在欧洲首演，惊动了欧洲。后来惊醒了“五四”之后积极探索中国命运和出路的知识分子们，“娜拉”几乎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思想启蒙的标志性人物，也成了当时激进女性的效仿对象。 虽然《玩偶之家》被称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在世界上引起了一场妇女解放的风暴，但《玩偶之家》却只是以娜拉“出走”为最终结局——门一摔，剧终了。 至于她走了以后会怎么样，易卜生没有给我们任何答案。半个世纪过去了，到了1923年，鲁迅先生提出了一个世纪命题，并发出了一声旷世的质问——“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先生是敏锐地觉察出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即如果娜拉口袋里没有钱，没有经济大权，则“出走”以后也不外乎是两种结局：不是回来，就是饿死。只有娜拉真正掌握了经济大权，参与了社会生活，不把自己局限在小家庭里，不把婚姻当成女人唯一的职业，才有可能真正获得“解放”和“自由”。 乐以成的“逃婚”出走，故事还在延续，演绎了一个更加精彩的传奇故事。 如此看来，乐以成的成功“逃婚”，看似偶然，实是必然。 后来，乐以成功成名就了，但她只要一想起自己过去“逃婚”出走的那一幕，她总时感叹不已：“如果当初没有离家出走，在这个世界上，就会多了一个地主婆，而少了一个医学家。” 而乐以成成功“逃婚”出走了，少的何止是一个地主婆？多的又何止是一个医学家？ 单是乐家，继乐以成外出求后，她的五妹、六妹、八妹也跟着到了成都求学，也先后上了大学，先后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 乐以成的“逃婚”出走之所以成功了，原因是有开明的二叔作“内应”，乐以成一到成都，就有了落脚点，而且还能让她衣食无忧地走进课堂，最终父亲乐和洲也默认了她的行为，再也没有为难她。 乐以成的离家出走，也给了六弟乐以琴极大的影响。 就在乐以成毕业的1932年，乐以琴也悄悄离开了成都协合高级中学，他走得更远，跑到上海，到处十九路军。他一心想的是：“我要当兵！我要当兵！我要拿枪打鬼子！” 他决心打破父辈定下的“不准当兵”的家规，也毅然离家出走，他要到抗日最前线，扛枪杀敌！ 后来，乐以成专门写文章怀念父亲：“我的父亲是虔诚的基督徒，性格刚正不阿，治家严谨，经常对子女讲朱柏庐治家格言及历代名人嘉言懿行、故乡风土掌故，教育子女懂得爱国爱乡和做人的道理。并规定子女年满10岁，就要帮做家事，做一些洒扫劳务。” 投笔从戎 乐以琴从成都跑到了上海 乐以琴在乐家男丁中排行老六，在他的上面，有5个哥哥，6个姐姐。 乐以琴从小就很顽皮，家门口有座铁索桥，他经常跑去摇铁索，让桥剧烈地晃动起来，吓得胆小的人不敢过桥，而他站在一旁哈哈大笑。直到他后来考进了中央航校，依然不忘这一幕。 也许正在站在铁索桥是晃多了，后来进了中央航校，再难的飞行特技动作他都能学会，而且从不晕机。 爬城墙掏鸟窝，下河坝摸螃蟹，整天玩得不亦乐乎。在他6岁那年，乐和洲就把他送进伯英小学开始读书。读完小学后，一乘小轿子，把他从芦山送到了雅安。 那时，从芦山到雅安没有公路，一路上翻山越岭，要走一整天。 乐以琴在雅安城里的明德中学读完初中。1929年，他又被送到成都华西协合中学读高中。 1932年，18岁的乐以琴已成为一个帅小伙，不仅学习成绩不错，而且酷爱体育运动和武术，在学校有“短跑王”和“球王”、“射匠”的称号。乐以琴的800米长跑成绩，破了四川省纪录，直到他牺牲的1937年，还没有人打破他的纪录。 华西协合中学与协合大学就在华西的上坝、下坝，相距很近。只要有空，乐以琴就跑过去跟着二叔父乐和济练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坝义愤，成都各大、中学校的师生也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华西协合大学和协合中学的师生也参加了示威游行。 对于日本人，乐以琴有着切肤之痛。 乐以琴与日本人有什么仇？ 说来还有个故事。 乐和洲曾与南洋陈嘉庚合作在成都开了家四川橡胶公司，公司就设在成都春熙路。房子是乐家的，在街面房的背后，还有一个小院子，小院子的隔壁就是锦江大剧院。那些年，演戏的女演员经常受到地痞流氓的欺负，剧院老板便与乐和洲商量，在橡胶公司的后院开了道小门，算了剧院的后门，遇到紧急情况，作为女演员躲避地痞流氓欺负的“秘密通道”。 乐和洲二话没说，满口答应。作为回报，剧院老板给了乐和洲一块铜牌，凭这块铜牌，可以自由进出剧院，免费看戏。 作为有钱人，乐和洲讲究脸面，自然不会“走后门”蹭不要钱的戏，他顺手就把铜牌扔给了乐以琴。 “走！金跳蚤，我们看戏去！” 乐以琴和胡冶钧既是同学，又是同学，而且他们还是弟兄弟，从在雅安明德小学读书起，他们一直在一起读书。乐以琴长得高大，而胡冶钧身材矮小，他们相互取了个外号，乐以琴叫胡冶钧“金跳蚤”，意为个子小但机灵，胡冶钧叫乐以琴“斯巴达克斯”，那是古罗马的一位奴隶起义将领，用在乐以琴身上，形象他高大威猛有力气。 华西坝与春熙路相距不远，喜欢热闹的乐以琴乐得有个好去处，每到周末，他就约上同学胡冶钧去看不要钱的戏。 又是一个周末，乐以琴和胡冶钧又来到了锦江大剧院看戏了。 这天戏没有看成，倒是跟人打了一架。 原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指使特务、浪人到我国四处制造事端，来为挑起侵略战争作借口。日本浪人在锦江大剧院看戏，戏刚开演，日本浪子就起哄喝倒彩，还要让女演员过来陪他们玩玩。 看到这里，乐以琴肺都气炸了，他示意胡冶钧把女演员从后门悄悄带出去，他就一头冲了过去，对着叫得最响的那个浪人就是狠狠一拳。 那人正叫得起劲，根本没有防备，就被乐以琴一拳打倒在地上。其他浪人一看，一拥而上，围着乐以琴打了起来。一人不敌双拳，乐以琴很快就被日本浪人打倒在地。 在看戏的人中，也不乏热血青年，他们看到冲上去的人吃了亏，也跟着跑过去，与日本浪人扭打成一团，很快就把那几个浪人打得躺在地上，无法动弹。 “国事如此，眼看中国前途暗淡，这书还有啥读头？还是认真学点硬功夫，直线救国好。与其老死牖下，不如战死疆场！” 痛痛快快地打了一架，鼻青脸肿的乐以琴他回到学校，还气愤不已，他怒气冲冲地对胡冶钧说。 “国仇国恨肯定要报，但我们还是很把学业完成。”胡冶钧劝他道。 乐以琴一言不发。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 许久，他“腾”地一下坐了起来，往床板上猛击一拳，长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有说。 但从那时起，一颗弃笔从戎的种子已埋在了乐以琴的心中。 1931年秋，学校接到通知，1932年4月，将在南京举行全国运动会，要求组建运动队参加，800米长跑四川纪录保持者乐以琴自然是参赛选手。 当年底，乐以琴随四川代表团抵达南京，正在集训时，“一二八”淞沪战事爆发，民国政府急令“全运会”停办，全国各地的集训队取消。 四川代表团的参赛队员陆续回来了，但始终不见乐以琴的身影。乐和洲急了，连忙派人到南京找到乐以琴，让其回成都继续读书。 乐以琴表面答应了，但他主意已定，到抗日前线去。 乐以琴想方设法摆脱了执意要带他回成都的人，买了张船票，只身一人到了上海，他的目标是找到19路军，参加到抗日队伍中去。 乐以琴辗转到了上海，看到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的暴行，乐以琴更加坚定了“直线救国”的理念。然而此时孤军无援的19路军在激战一个月后，此时已撤离出了上海。 上海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爱国青年和市民集会游行，热血沸腾的乐以琴也走进抗日救国的游行队伍中。 乐以琴的三哥乐以钧此时也在上海读书。 1930年，从小喜欢写写画画的乐以钧没有学医，而是报考美术学校，被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录取读书。 乐以钧平时喜欢逛书店。离学校不远处，正好有家内山书店。有一天，乐以钧和四川老乡苗勃然走进内山书店，发现一套彩印的油画集，他俩都很喜欢。这时，同学蒋丁引也凑了过来，看到油画集也爱不释手。 这本油画集，书店只有—套，三个人都争着要买，互不相让。正争执着，乐以钧突然发现有人在自己的肩上轻轻拍了一下，他掉头一看，—位穿着褪了色的长衫，面孔清瘦，上唇蓄着—字形浓黑胡须的人站在身后，对着他说：“你们别争了，这本油画集，过几天就能运到，请稍等几天再来买吧。” 那人以浓重的浙江口音问他们：“你们叫什么名字？是工人还是学生？住在哪里？” 乐以钧一一作了回答。那人还告诉他们：“我叫周树人。” 乐以钧等人大吃一惊，他们还能巧遇到当时千千万万青年所敬仰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 当时，“左联”刚成立不久，为了实现鲁迅在成立大会上所讲的“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他非常重视美术青年的培养。后来，鲁迅先生邀乐以钧等人去自己家中，他把自己收藏的画册和德国、苏联等国一些著名版画家的木刻原作介绍给他们鉴赏，让他们“捏刀向木，用版画投入战斗”。 1931年8月，鲁迅筹办了中国第一个木刻讲习班，聘请日本友人内山嘉吉先生教授木刻创作技术、技法，鲁迅主持和翻译，并作辅导，乐以钧等人参加培训。后来，在鲁迅的推荐下，乐以钧还到日本深造，专攻版画印刷，1935年回国后，在四川南虹艺术专科学校一边任教，一边在春熙路与苗勃然、张漾兮等一批爱国青年组织“四川漫画社”，举办漫画展，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三哥，你说我该怎么办？” 乐以琴找到三哥想办法。报国无门，又在上海无处安身，但他根本不愿意再回到四川。 乐以钧是一个穷学生，自己的生活也过得很窘迫，无法照顾乐以琴。想来想去，他让乐以琴到山东济南找大哥想办法。 无奈之下，乐以琴只得离开上海，跑到山东省济南市，暂时投奔大哥乐以壎，等待时机。 乐以壎早年毕业于四川华西协合大学，他学的是牙科，一读就是好几年，当年曾被人讥笑：“一个人就只有28颗牙齿，你一颗牙齿就学多少年？”山东齐鲁大学也是一所教会办的大学，乐以壎毕业后，被推荐到齐鲁大学任教，并在济南开了一家名叫“少和齿科”的诊所。 “先在山东读书吧，有机会再去当兵吧。” 乐以壎劝六弟乐以琴报考齐鲁大学，兄弟俩人在一起，相互间也有个照应。 乐以琴本名其实为乐以钟，由于没有学历证明，而四哥乐以琴的学历证明正好寄放在三哥乐以钧那里。乐以钟借用了四哥“乐以琴”的学历证明，报考了齐鲁大学，被该校理学院录取。 乐以琴的老家芦山县虽小，但“芦山花灯”远近闻名，脱胎于傩戏的芦山花灯，表演形式简单，不择场地，器乐也不复杂，大多是民间乐器，只有在芦山呆久了，无论大人小孩都会哼唱几句。 乐家老少都喜欢芦山花灯，乐和洲三兄弟给子女取名，也十分别致，老大乐以壎、老二乐以篪、老三乐以钧、老四乐以琴、老五乐以和、老六乐以钟……壎、篪、钧、琴、和、钟，大多是民间乐器名，不是乐器的，也与音乐有关。几兄弟在一起，单是名字，就可以开一个音乐会了。“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有着“耕读传家”思想的乐和洲，在给子女取名上，也隐约透露出乐氏家族的避世心态。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子孙的排行也大有考究，“以”“近”“大”“同”，连在一起读，一听就知道，有追求“大同”的理想。 虽然走进了大学校园，但乐以琴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一边认真读书，而“直线救国”的理想一直在乐以琴的脑海中盘旋，一边寻求弃笔从戎的机会。 乐以琴就像一只蛰伏的山鹰，他在寻找着捕获猎物的时机，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精忠报国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 当时冯玉祥驻守在山东济南，他与乐以壎交往甚密，一有牙痛，就找乐以壎治疗。1932年冬，冯玉祥来到了“少和齿科”诊所看牙病。在闲聊时，他透露中央航空学校正在扩建，准备招收一批文化程度较高的新生。 冯玉祥的话，正好被站在一旁的乐以琴听到了，他顿时热血上涌，“报效祖国的机会来了！” 乐以琴心想，读中央航校，既能上大学，又能进军营，一举两得。这等好事，岂能放过。 “大哥，我要读中央航校！” 幼时“长大开飞机”的梦想，犹如干柴遇上烈火，一下熊熊燃烧起来，乐以琴热血沸腾。 冯玉祥刚一走出门，乐以琴就缠着大哥，求他向冯玉祥推荐，他要去报考中央航校。 从平时的言行举止中，乐以壎早就知道六弟想到前线杀敌，如今机会来了，拦是拦不住了，不如遂他的心愿。 “当空军意味着九死一生，你可要考虑好！”乐以壎对他说。 “大哥放心！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乐以琴咬着牙说。 “看来六弟是铁了心了，就让他去吧！”乐以壎在心里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过了几天，冯玉祥又来“少和齿科”诊所复诊，乐以壎便向冯玉祥推荐了六弟。 望着铁塔般的乐以琴，冯玉祥点头同意了。不过，他叮嘱了一句：“当空军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要作好为国牺牲的心理准备！”乐以琴咬了咬牙，使劲地点了点头。 在大哥的支持下，乐以琴以齐鲁大学在校学生的身份报考了中央航校。 在离开山东前，他给远在成都的二姐乐以成写了一封信： “父母生我，祖国养我，此时此刻，弟惟有投笔从戎耳！” 乐以琴虽然有冯玉祥将军的推荐介绍，学校还是对他进行了严格的考核。由于体质强健，而且理工科基础知识扎实，乐以琴被顺利录取。1933年春，乐以琴正式成为中央航校第三期飞行队学员。 附一：乐以钟的乳名叫“寅生” 胡冶钧 1984年7月8日，邀同殷定宇同志，走访了昔日在义丰全烟铺工作的骆秉魁老人。老人今年七十三岁，他不仅是乐家义丰全烟铺的长工，而且自幼是乐家的邻居（住乐家巷）和乐氏弟兄幼时耳鬓厮磨，感情密厚，深知乐底细。烟茶已毕，我们的谈话便纳入正题。 “老兄贵庚是……？”我问。 “辛亥年生的。今年七十三岁。”老人很谦逊。 “那么，你和乐以钧同岁了。” “他长我月份。” “乐以钟呢？” 老人闭目想了一阵说：“他和乐以和同岁，乐以和是癸丑年生的，二人相差不到半岁，以和是五哥。”显然，老人把乐以钟的具体生辰遗忘了。 “你和乐家关系密切，对乐以钟当很了解了?”我说。 “那不一定。对乐以钟，我只知道他幼小时的情况。自从他出门读书起，我们就很少见面。” “我们正想了解一下他幼小时的事，比如性情啦，习惯啦，爱好啦，学习啦……” “如说乐以钟的性情呢，脾气倒是很好的。乐伯英家规严，管得紧，他的子侄，一般都不乱惹祸。虽然自己开烟铺，却不准他们吸烟。”老人接着说“学习呢，乐以钟六岁发蒙，在真道堂读书。也还专心，爱好体育，会洗澡（游泳），他有个绰号叫‘释迦佛’。” “这绰号从何说起？”我插问了一句。 “小时候，他头上生过几个疔疮，长过几个包，有些象弥勒的头顶。” “你知道他叫什么乳名？” 老人又想了想，扳着手指数着，“维生、留祥、成生、瑞生、庆祥，噢！他叫‘寅生’” 我见老人如数家珍，问道：“听说他家弟兄中有个叫以纯的，是老几?” 老人又数着“大哥以勋、二哥以箎、三以钧、四以琴、五以和、六以钟、七以雅、八以本、九以伦、十以斌，弟兄十人，哪有个叫以纯的？怕是听错了，只有个以成，是二姐、奶名满秀的。” 我突然有所领悟，击膝说：“这就对了，乐以钟是甲寅年生的，不是癸丑年，所以叫‘寅生’”。甲寅是民国三年，即公历1914年。这就是根据了。 “对！对！”殷骆二位同时拍手称是。“乐以和可能是癸丑下半年秋冬出生，乐以钟可能是甲寅上半年春夏生的，所以只差半岁。”殷定宇同志补充说。 据骆秉魁老人说，乐以钟上高小时，已经到雅安去了，老人还介绍了一些乐家的其他情况因与我们访问的目的无关，或关系不大就不必记了。 附二：回忆乐以琴 胡冶钧 芦山东门乐氏，我们是表亲，乐以钟的叔父乐作舟是我姑父，所以我和以钟，也以表兄弟称呼，以钟行六（大排行），我通常呼他叫六老表，论生岁，他还是老弟哩，由于我们同是奉教人家子弟，所以我们青少年时期，都曾同读于教会学校。（雅安明中和成都协中）。1930年在协中读书时，我俩还是同班生。 以钟自幼身体健壮，爱好体育，打得一手好乒乓。篮球、足球、排球也无所不会，无一不精，特别是足球，经常打前锋，由于他射门有力，十发九中，在同学中博了个“射匠（将）”的徽号。其它田径运动，也不外行；只是课堂学习上，稍有逊色，特别是上文史课，总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课堂上不搞“外业”就打瞌睡，用他对我的话来说。“胡老表，我二人是贴反的门神爷（意思是我爱好的，他不喜欢；他爱好的，我又不会）”。可有一种爱好，我俩却是共同的，那就是看戏。 1929年，乐伯英阿伯在成都春熙南路开了爿“陈嘉庚”胶鞋公司，地点恰在春熙大午台紧邻，店后有个小门可通剧场后台，有的坤角为了避免军警、流氓的麻烦，卸妆出场通常都悄悄由小门从鞋店通过。由于有这个关系、剧院特别送给乐伯英一枚免费观戏的铜牌。而这枚铜牌却又经常被乐以钟据为己有，在他的携带下，我俩常是无阻无碍地进场看“特座戏”。 1931年秋，我们上了高中二年级，课余之后，在华西坝优美的环境里——那高高的钟楼下；那中西合璧的万德门、赫斐院的草坪里；那青翠得如大绿球似的侧柏丛中，随处都有我们协中同学的倩影。而十九岁的乐以钟，对于这种优哉游哉的散步闲聊，却不感兴趣，要寻他么，看吧！那宽宽的林荫道上练长跑跑来的小伙子，不正是他么？ 开学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成都学界中，的确也震动一时，记得还搞过示威游行，贴标语反对过“不抵抗”。然而到底是远处雷声，嗡嗡一阵而已。不久，学校接到通知，要选派运动员参加预定于明年（1932）四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运动会（简称全运会），成都学联组织的中学生代表队成立了。协中参加的项目中足球选手就有乐以钟和一位姓林的同学（威远人）。于是校中加强了参加各项选目的训练，以钟更是忙得不顾一切，把免费铜牌也扔给了我。年底，我为了参加基督教自养教会运动，被停了会费供给（我是借费生），在协中停了学，转入了四川省立国术专门学校，但仍和协中同学往来不断。与此同时，成都市中学生代表队起程了（据说到南京后，还有一段时间的预备期）。按照上面通知指定：四川选手应在重庆集中，领公费乘轮东下。因而由成都到重庆一段的旅费必须自备。那时成渝还无铁路，陆行靠汽车，水行靠木船。一千多里的路费当然不是少数，学生时期的乐以钟，除了向父亲要钱，别无他法，然而乐伯英，说怎也不给，反而责骂他说：“运动会，卵运动会！运动了不吃饭？千本万本，读书为本，废读乱跑，算个?！”乐以钟象泄了气的皮球，垂着头束手无策，退出来一头就碰见我二哥胡敬伯。当时伯英和胡敬伯同住难打金（今红星南路）100号。敬伯问明情况后，慷慨地帮助了他去渝的旅费。因而得以上路。 以上情况，我是清楚的，以下便是耳闻—— 听说他们到重庆后，很顺利地就转坐轮船于1932年1月中旬抵达南京。在南京不久，突然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战。影响所及，不能不威胁着近在咫尺的南京国府。所谓“全运会”也不得不奉令停止。运动会一停，国民党政府哪管你运动员如何归去，机构撤销了，任你领队教练徒唤奈何。这一下，选手们傻眼了。如鸟兽散，凭自己的能耐，各寻归路。以钟如说秦不售的苏季子，只好跑到上海去找他三哥乐以钧（有一说找过北山西路的胡又新）。不久，听说他又到济南找他大哥乐以壎去了。 乐以壎是山东齐鲁医院著名的牙科医生。同冯玉祥、韩复渠有相当密切的友谊。在乐以钟未去之先，乐伯英在成都听说全运会停了，就估计到以钟可能要跑山东，因而写信告诉乐以壎：“老六如到山东，要严格家教……”所以当以钟到济之初，很受了以壎不少善意的“冷遇”。但到底手足之亲，骨肉相关，“冷遇”无非是个教育罢了。 以钟在济南，闲耍得无聊，屡屡要求就学或就业，似乎都未能成功。以壎的磨砺，使他受到很大的教训，他目击过淞沪战争的战火场面，想到强寇侵凌，愤慨国事凋敝，在山东更由于紧靠华北，眼见关外不少东北同胞，逃进内地流浪街头的悲惨日月，一种亡国的预感，使那颗要求报国的心在胸膛里不断起伏，然而严兄管束得紧，壮志难展，苦闷及了。正在这时，冯玉祥（一说是韩复渠）来医院请乐以壎看牙病，闲谈中，冯透露了中央笕桥空军学校要各省申送学生，招生条件首先是身体健康，能胜任高空飞行者，其次是文化程度必须在高中毕业以上，以壎问明情况后，当面推荐了以钟，冯玉祥听说是乐医生的亲兄弟，立即召见。就凭他那铁塔般魁梧、健壮的仪表，博得了冯玉祥的当场拍板。但第二个条件——学历的问题怎么办？以钟高中未毕业，那来的学校毕业证。为了迎合情势的需要，搞了个借名顶替。写信回成都，向已上大学的四哥乐以琴，借了高中毕业证书。他和四哥年龄相差不大，同胞兄弟照片相貌脸型也颇相似，粗一看是不易认出的。这样，他就拿着推荐书和学历凭证，到笕桥航校报名去了。从此，“乐以琴”三字载入了航校的学生名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种借名投考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原不是什么稀罕事。 确切地说，从乐以钟出川起，我俩就未见过面，直到他首创战功。“乐以琴”三字在全国报刊上轰动一时，我又才在一本《东方杂志》上见到这位久违的表弟的照片。那已经是神圣的抗日战争开始了。他的飞机编号，我恍惚记得是“2204”号，这也是《东方杂志》上看到的。当时有些报刊称誉他和其他三位空军勇士为“四大天王”。 其它的，我就不太清楚了。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九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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