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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到达的是第五大队。随后，乐以琴所在的第四大队和第三大队也陆续赶了起来。乐以琴等飞行员就住宿在中山陵图书馆。这里丛林茂密，幽静雅致，是航空误会秘书长宋美龄安排的，励志社还组织了一个战地服务团，提供弹子房、扑克、象棋、围棋等娱乐设施，还提供书刊画报等，饮食方面也很丰富，南京各界群众捐献的慰劳品堆积如山，医院里摆放着花篮，从病房一直摆放到了走廊和扶梯。 最初几天，宋美龄还在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的陪同下，来到宿舍与飞行员闲谈，了解当天空战情况，鼓舞飞行员士气。宋美龄的普通话讲得不好，只会说广东话和上海话，喜欢跟广东、上海人聊天，也喜欢用英语跟华侨飞行员交谈。后来，汉奸发现了中国飞行员住在中山陵图书馆，日机丢了几颗炸弹，飞行员分散安置，宋美龄也就没来了。 从当时中国自卫和发展的需要，宋美龄认识到空军的重要性。因此，她不遗余力地参与空军的建设，她意识到要有高水准的空军，就不能假手他人。于是，在没有合适人选的情况下，只接受过文学和社会科学教育的宋美龄，便把许多时间花在了有关航空理论、飞机设计和比较各种飞机零件优劣的技术刊物上。她亲自和外商洽谈，订购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产品，用于空军建设。 抗战初期，宋美龄为组织空军抗战，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据说她认得中国空军的每一架飞机，每一个飞行员。”空战激烈时，她多次进行战前动员，为将士鼓劲并迎接他们从空中归来。 宋美龄还曾在南京保卫战中记录了一场战事。 1937年10月12日，宋美龄直接走出掩体，而且记录了这场南京空战的全过程。她在日记中写道： “三点十七分——现在空中寂然无声。此次空袭，历时约40分钟……我们的损失是两架被迫降落——但有飞行员受伤，一人殒命。” 三个大队集中起来，形成了更大的力量，航空委员会决定给日军一次更大的打击。 1937年9月17日晚，宋美龄来到了南京孝陵卫的一幢别墅里，这里是航空委员会的办公地点。 “我的将军们，明天是一个什么日子?我不说大家也知道，‘九一八’六周年了。为了雪洗国耻，委员会命令空军给日军一次最大限度的打击。”宋美龄下达了作战命令。 作战计划由是美国顾问陈纳德制定的。 阿纳德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退役军官，他有卓越的飞行技术，应中国航空委员会邀请，担任中央航校顾问。“七七”事变发生后，陈纳德预料中日战争将会升级，他以航校顾问的名义，穿梭于南京、杭州、南昌等地，他为中国空军“临阵磨刀”，传授驱逐机的实战经验。在南昌，他曾指导乐以琴等驱逐机飞行员传授如何做好空中射击以及准确地俯冲投弹。毕竟当时四大队的飞行员，除了高志航等少数飞行员有过空中作战经验外，其他飞行员毫无经验可言，凭的是一腔热血和不怕死的精神。 9月18日，是“九一八”6周年纪念日，空军指挥部决定对上海的日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夜袭。“中国空军要以死有决心，由傍晚打到天明，以雪‘九一八’之耻。人休息飞机不休息，轮番飞到上海去，到海上去，炸平上海的日军阵地，炸沉海上的日本军舰……” 参加中秋夜袭行动的是我空军第4大队、第5大队和第6大队。 晚上19点30分，首批参战的李桂丹（队长）、王远波（分队长）、柳哲生、龚业悌、王文骅、曹世荣6位勇士驾驶着6架霍克Ⅲ，每机携带8枚炸弹，从大校场起飞，向东呼啸而去。 从5000英尺的高空鸟瞰地面，茫茫大地漆黑一片，偶见一些城镇萤火似的灯光若隐若现。当时上海公共租界里的发电厂灯火通明，无形中为我空军指航，勇士们很快就飞抵南汇上空。 上海的侵华日军正陶醉在所谓“支那空军已被日本空军击溃”的喜悦中，此刻空中突然响起隆隆的飞机引擎声，瞬间几十颗炸弹陡然而落，在日军士兵尚未反应过来时，日寇的军火库已是火海一片，阵地上日军士兵鬼哭狼嚎，四下乱窜，死伤无数，惊慌失措的日军忙不迭地用高射炮对空反击。 我空军飞抵吴淞口，海面上日本军舰亮着灯光，空袭警报拉响了，探照灯的巨大雪亮的光柱在夜空中摇曳着，照射着天空中的飞机。高射炮和高射机枪的射击声响彻海面。我空军掠过军舰上方，打开弹舱门，一颗颗复仇的炸弹呼啸而下，落在军舰的甲板上，剧烈的爆炸将甲板炸穿；日军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中弹后爆炸起火，几艘护航的军舰亦被我方的500磅炸弹炸沉海底。 紧接着第二次袭击开始，20点30分由第5大队25队胡庄如队长率张伟华（分队长）、邹赓续、张慕飞等6位勇士驾机前往上海参战。一阵轰炸过后，汇山码头燃起熊熊大火，货栈里堆放的大量的刚从日本运来的军用物资化为灰烬。 22点05分，第三次夜袭由第5大队队长王常立率22队的乐以琴、张光明、巴清正、梁添成驾驶5架霍克Ⅲ，由浦东飞入杨树浦，轰炸苏州河一带日军和码头上的物资，日军鬼哭狼嚎，死的死伤的伤，四下乱钻。目标上空天都是红的。 23点20分，第四批夜袭开始，第21中队李桂丹再次出征，率王远波、柳哲生，驾驶三架飞机，前往上海吴淞口轰炸日军阵地。 午夜后，第六大队五中队飞行员陈历寿、刘盛芳、封仕强、叶子云、严镇川、曹朝觉分三批，单机前往上海轰炸日军营房。 整个夜袭行动持续到拂晓，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第四大队代理大队长王常立（原代理大队长王天祥在8月22日空战中牺牲）在返航落地时，飞机坠入大校机场边缘壕沟机毁人伤，因伤势过重不治而亡。 在这次夜袭中，中国空军出动23架次飞机，对停占上海的日军实施了通宵达旦的轮番轰炸，取得了继“八一四” 空战以来又一次大胜利。 9月19—20日，日本军队对我军进行疯狂报复，一场恶战在江南上空打响，乐以琴等人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连续作战。20日上午10许，日本海军出动32架轰炸机和战斗机，组成联合编队空袭南京，企图彻底摧毁大校场、明故宫机场。升空迎敌的刘粹刚、乐以琴猛冲猛打，很快冲散了敌机编队，乐以琴紧紧盯牢敌人的一架飞机，从南京上空就开始穷追猛打，敌机飞行员吓破了胆，赶紧逃窜。乐以琴从敌群中杀出，一路追至镇江上空，将敌机击落。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空军一举击落敌机辊架，又一次向全世界豪迈宣告：中华民族不可侮！ 乐以琴先后击落敌机六架，超过了王牌飞行员五架 标准，成为中国首个王牌飞行员。 高志航虽然住了医院，但他依然心系空战。在病床上他想到了“霍克3”的性能还可提高。9月底，他从医院回到了南京机场。围着飞机打转：“我就不想念霍克3打不过日本96！” 他发现霍克3其实有很多配件是“多余”的，如油箱前的整流罩、下油箱、机翼下面的炸弹架、落地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根本用不着，去掉这些东西，霍克3就可轻装“疾飞”。 此时日本人还蒙在鼓里。他们早就把中国飞机弄清楚了，当高志航、乐以琴等人驾驶着“瘦身”后的霍克3出现在他们面前时，面对飞行速度陡然加快的霍克3，他们一下愣了，霍克3大展雄风，打得敌机节节败退。 尽管如此，但中国空军最终还是败下阵来，毕竟我们的飞机数量有限，损失的飞机无法得到补充，很快就陷入困境中。 在华北方面，继北平、天津沦陷之后，日军开始西进、南下，华北战事告急。 9月14日，中国空军组成北正面支队，第六大队大队长陈栖霞为司令，司令部设在大同。从9月16日至10月底，北正面支队对晋北、大同、平型关、阳明堡、崞县、原平、平汉铁路等地的日军轰炸40余次，击落日机3架。 9月21日，14架日军轰炸机在8架驱逐机掩护下空袭太原。中国空军第五大队第二十八中队的4架驱逐机和笕桥中央航校3架驱逐机一起应战。当时空军力量对比悬殊，但中国空军勇士们沉着勇敢，时时寻找战机。第二十八中队中队长陈其光击中日军三轮宽少佐战机，该飞机迫降在麦田中，被当地农民群众包围击毙。三轮宽是日本空军中较老的飞行员。隶属于关东军飞行集团，“七七”事变后，他率大队由牡丹江飞抵天津，曾多次率队攻击轰炸南苑、北平西郊、保定、石家庄、张家口、大同等地，被日军称为“射击之王”、“攻击能手”，竟成为最先丧命的日本陆、海军“四大天王”之一。 10月25日，中国空军第二十四中队派了3架驱逐机赴山西，配合地面部队反攻娘子关；26日，中队长刘粹刚率队从南京出发，在途中，他驾机不幸撞在山西高平县城东南的魁星楼，牺牲。 在华南方面，8月31日，日机首次空袭广州。中国空军第二十九中队的8架霍克机起飞迎敌，并击落敌机1架，击伤1架。此后，日海军航空队经常袭击广东各地，日军舰艇也封锁了东南沿海。中国空军派出飞机沿海搜索，轰炸敌舰。9月13日至18日，中国空军出动8次，共炸沉敌舰3艘，对遏制日本海军对华南的侵略起了一定的作用。 10月上旬，驻扎在南京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受命前往兰州接收该批苏制飞机，高志航率乐以琴等人到了兰州，就地组织驾驶和作战训练。上海失守后，国民党军方一直在为即将打响的南京会战做准备。空军高层在命令中明确指示，一旦南京战事打响，第四大队必须立即驾机返回南京参战。刘粹刚等5人北上，加上第四大队调离，南京明故宫和大校场两个机场中第一、第三、第四、第五4个大队所剩的飞机总数已不足20架，且其中只有9架新“霍克”式战斗机和南昌飞机制造厂生产的1架“菲亚特”CR-32型战斗机，其余则全是老式“霍克”战机和“白鹰”战斗机，南京城上空基本上已无防空力量可言。 10月19日，龚业悌在日记中写道—— 抗战以来，我们空军已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在几个驱逐队里差不多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有击落过敌机的记录，我们队上没有击落敌机的仅只一两个人，而且他们都是在空中曾未遇到过敌机的。 今天有命令，四五两大队中，作战有过优异的成绩和记录最多的人都得晋职和升级，我们的队长李桂丹晋级上尉，升四大队副队长；队长的职务由二十四队的副队长董明德担任，他也是曾有过击落两架飞机的记录，其中一次是击落敌空军一联队长；二十二队的乐以琴分队长晋升上尉调为我们的副队长，他是曾经击落敌机六架，在上海曾被敌人击落着火，而跳伞受伤，在医院中休养了一个星期；二十三分队长吕基淳，也晋升上尉，他的记录也在四架以上，而且有一次是在敌人夜袭首都时创造的，他曾在太湖上截击敌轰炸机六架，将其击落一架，而右股中弹受伤，在中央医院治疗近一月，他的英勇是和副队长一样值得我们钦佩。还有二十四队队长刘粹刚和队长袁葆康，他们各有六架以上的记录，也都在这一次晋级，命令传来，使人无限羡慕，我们应该效法他们。 在未来的空战中，我们应该要使我们的大队也像第一次大战时德意志的厉秋风队和美利坚的九十四中队（即圈中帽马戏团）一样的闻名世界，千秋万代为人景仰。 在龚业悌的日记中，他对乐以琴等人的尊敬，洋溢在字里行间。 11月12日，上海陷落，中国守军全面向西退却，日军乘势进逼南京，作战形势非常严峻。中国空军成了“空军”，至此名存实亡。彻底获得制空权后，日军得以肆无忌惮地轰炸平民、卫生设施；配合野外作战部队对中国军队构成重大威胁；日本空军还能远离前线，去轰炸武汉等后方的城市。 没有飞机可开的飞行员，躲在防空洞中只跺脚，看着敌机接连不断地轰炸南京，他们的心在滴血，只得仰天长叹。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欧美各国实行绥靖政策，放任日本侵略。唯有苏联，因为牵涉到其自身利益——日本不仅将苏联势力驱逐出中国东北，更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在共同的敌人面前，中苏两国于1937年8月，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此后苏联曾给予中国三次信用借款，总计2.5亿美元，利息极低。 苏联援华的目的很简单：要中国顶住压力，而不投降日本。 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致电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请他帮忙与苏联洽商“飞机交涉”，表示中国“现最急需用者为驱逐机二百架与重轰炸双发动机一百架。”后来，蒋介石在给斯大林的密电中又说，“尤其飞机一项, 实迫不及待, 中国现只存轻轰炸机不足十架, 需要之急, 无可与比, 请先将所商允之轰炸机与发动机尽先借给, 速运来华。” 斯大林很快答应了国民政府的请求。苏联政府于1937 年9月开始运送第一批飞机来中国。随后，又选拔大批飞行员和航空地勤人员，以苏联空军志愿队名义来华。 苏联对中国空军的援助是多方面的，志愿队不仅为中国提供战机、人员训练，还出动优秀飞行员，直接帮助中国同日军作战。中国订购苏联飞机，使用的是苏联对华信用贷款。自1937年10月—1942年1月苏联供给中国各种型号的飞机1235架,?飞机炸弹215万颗。另外还供给了大量飞机的全套备用零件。很多志愿队队员直接开着这些战机，投入到了对日作战中。苏联航空专家先后帮助中国在兰州、伊犁、绥宁和成都等地创办了空军训练基地和航空学校，由他们亲自担任教官，对中国航空人员进行技术训练。 兰州接机 短暂的而又紧张的休整 10月中旬，第四大队飞行员辗转到了兰州，苏联援助的飞机还在路上。在等待的日子里，大家有了一次无奈而又难得的休整机会。 兰州是中国西部的重镇，古代丝绸之路的枢纽，别看是战争年月，这也算是个世外桃源啊！南来北往的人特别多。初到兰州。各期同学自毕业后各奔东西，平时难得一见，此时在千里之外的兰州再度相逢，显得格外亲切。他们暂时抛开了那无日无夜的战斗生活，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游遍了兰州附近的名胜古迹。 然而，这一次短暂、轻松、愉快的相聚，却成了部分同学和大家最后一次的见面。一个月后匆匆回南京作战的乐以琴，就在12月3日阵亡。而三有的吕基淳，也在1938年2月武汉空战中牺牲，他们两人都是当时中国最好的战斗机飞行员。在三期毕业生表演时，正是他俩代表学员进行空中特持表演。 短暂的放松，他们恢复了年轻人的朝气，他们非常珍惜这一段时光。 董明德、乐以琴、赖名汤、王广英、司徒福、龚业悌、周志开这几个年轻人就凑到一起了，几个人玩了几把扑空，感觉肚子饿了，结果去食堂一看，还是土豆、白菜、炒鸡蛋、馒头之类的，天天吃这些，有点腻了，有人就提出来了：“咱们好不容易到了兰州了，离新疆也不远，能不能弄点新疆烤羊肉串来解解馋啊？” “哎！有道理！” 这时候，飞行员司徒福一听：“哎！大家等等啊！我正好知道一个新疆人，烤羊肉串倍儿棒！” 说着就跑出去了，不一会儿，司徒福还真领来一个维吾尔族小伙子，这个小伙子搬着一大筐羊肉，还有烤羊肉的架子。 小伙子摆开炭火，开始烤起了羊肉串。这一烤不要紧，香气四溢。李桂丹、柳哲生也挤过来，几个小年轻的你一串，我一串的吃开了！没过一会儿，风卷残云一般，大家伙把一筐羊肉吃了一个干净！ 司徒福也高兴啊，等吃完了：“老板，算账！” 小伙子看看，这一共十来号人，直挠脑袋，拿手一个个点，他自己都数乱了。最后李桂丹说了：“别数了，你就说你一筐多少钱？” “我这一筐是一只羊，怎么也得七块法币吧。” “不多，给你十块！” 李桂丹说完了，从兜里掏出钞票，塞到了小伙子的手里。小伙子往兜里一摸，没带零钱！ 李桂丹一看人家犯难：“哎！甭找了！哥几个今天吃得都不错，高兴！剩下的就当小费了！” 小伙子揣着钱走了。等到第二天训练完了，队员们准备吃晚饭的当口，那个小伙子又来了，还带着一筐羊肉，二话不说，就烤上了。苏联飞行员闻到香味也过来吃。人多，不一会儿，一筐羊肉全部烤着吃完了，乐以琴又往小伙子的羊肉筐里放进了十块钱。 第三天训练完，小伙子又搬来一筐羊肉，抱着肩膀在炉子前面一站，“今天谁给钱，谁就是王八蛋！” 大伙全乐了。原来是前两天的钱给多了！今天小伙子是来给前两天找钱的！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10月30日，苏联第一批四架伊-16驱逐机到了兰州。乐以琴等人一见就扑了上去。伊-16矮小精悍，将来飞回战场必有一番作为。马上投入到训练。高志航、乐以琴等飞行员虽然飞行员底子，但是单翼机和双翼机有好多不同点，飞行员们从教练机开始，一点一点学，理论、飞行、降落、编队等，飞行员们一丝不苟！就算是休息的时候，飞行员们也不闲着，经常和苏联援华航空队的人一起切磋有关日本飞机的信息。等练熟一点了，还来几场模拟空战，交流经验。 但交接非常缓慢，队员们通常是一大早就乘车赶到机场，轮流坐上飞机，由苏联飞行员带领做一些高难度的战技动作。伊-16有单翼的，也有双翼的，他们先练单翼的，再练双翼的。在乐以琴看来，比美制霍克3好用，而且火力更强。 苏联飞行员十分教条，他们按照国内的训练条例进行培训。但高志航、乐以琴等飞行员却坐立不安，在他们的一再要求下，苏联飞行教官才同意他们试飞。 高志航爬上飞机，检查仪表，把飞机性能了解清楚后，在苏联飞行教官惊愕的眼神中，他点火开机，先是在跑道上慢慢滑行，突然一拉机头，就冲上了蓝天。 当高志航率领6架伊-16准备飞越六盘山时，却遭遇暴风雪，几经拼搏仍无法找到西安机场，最后6架宝贵的战斗机全部油尽坠毁，万幸的是无人员伤亡。 在损失了6架战斗机后，痛心疾首的高志航命令余下的战斗机全部返回兰州，并在兰州重新集结。11月15日，高志航率13架战机，准备从兰州直飞南京。然而连天大雨，天气恶劣，只得转飞周家口机场。 一连几天大雨，飞机趴在了周家口不能挪窝。11月21日上午，天气开始好转，高志航指挥飞行员准备登机，就在这时，日本9架轰炸已到了周家口机场上空。原来，中国飞机在周家口待命的消息，被日本破获，他们先下手为强，气势汹汹地前来轰炸。 在惊恐不安的警报声中，高志航全然不顾，他奔跑到飞机前，边拉舱门边大叫：“快起飞！快起飞！” 日本的炸弹已呼啸而下，高志航的大手刚抓住拉手，炸弹就在身后爆炸，高志航出师未捷身先死。牺牲时，他的双手还紧紧握着飞机的操纵杆。战神殒落。 乐以琴得知这一消息后，他一下惊呆了。他知道等待自己的，是更残酷的考验。 12天后的12月3日，乐以琴也战死在南京上空。1938年2月18日，李桂丹率队参加保卫武汉空战，李桂丹1人便击落敌机3架。激战中座驾被日机击中，李桂丹壮烈殉国，时年24岁。 空军“四大金刚”全部殉国，年龄最大的是高志航，殉国时30岁；刘粹刚生于1913年，殉国时24岁；乐以琴、李桂丹都生于1914年，殉国时分别为23岁、24岁。 后来，乐以琴等人和苏联空军远征分队，组成了第一支中苏联合空军编队。尽管中国空军已经损失了大批宝贵的飞行员，但在这支队伍中还有像董明德、李桂丹、乐以琴、罗英德、刘志汉等一批技术精湛的飞行员。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之后，这支队伍重新为中国空军带来了希望。 南京上空血洒天野 “乐以琴，我们来了！” 8月18日清晨，我们来到了“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 纪念馆外形呈机翼状,犹如一架蓄势待发的战斗机,随时准备冲向蓝天,为维护和平而战。而在这纪念馆一侧，就是乐以琴等航空烈士的长眠之地，位于南京市钟山北麓的“抗日航空烈士公墓”。 刚进入纪念馆大门，正碰到一群学生打着队旗来到这里。“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带学生们来给抗日先烈献花扫墓，正是为了更好地铭记历史，传承正义顽强的民族精神。”来自南京市区一小学的学生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为烈士献花。 纪念馆位于南京紫金山北麓抗日航空烈士公墓旁，占地30亩，建筑面积2200多平方米，由“奋勇抗战”“国际援华”“壮志凌云”“缅怀先烈”4个室内馆区及陈列雕塑、战机模型的两个室外展区组成，通过文字、图片、实物、文物史料、多媒体、场景再现等多种手段，全面展示了中、美、苏等国空军共同抗击侵华日军的英雄事迹，成为南京一处新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基地。 整个纪念馆基本上是由三角斜线构成。纪念馆前是一座巨大的雕塑，神像是借“后羿射日”的神话传说，一个三头六臂的“正义之神”骑在飞天虎上，持箭奋力向天空射去。“正义之神”雕塑，象征着中、苏、美三国团结一心联合抗战。它采用西方艺术表现形式创作而成，象征著正义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一旁的纪念碑上镌刻着两列墓志铭： 捍国骋长空，伟绩光照青史册； 凯旋埋烈骨，丰碑美媲黄花岗。 1932年，原国民政府在紫金山北麓建设了南京航空烈士公墓，陆续安葬了170余名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中国和援华的前苏联、美国、韩国航空人员。抗战胜利后，又陆续安葬了170多名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中国和援华的苏联、美国、韩国航空人员。 1984年，国家拨款重修抗日航空烈士公墓，建了176座衣冠冢。1995年9月，为纪念抗日航空烈士，在公墓上方建成了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在主碑后面排列着的30座附碑上镌刻着自淞沪抗战至1945年9月间牺牲的3306名烈士的英名，包括中国烈士882名，苏联烈士236名，美国烈士2186名，韩国烈士2名（2015年9月2日新补刻990名中美抗日航空烈士名单举行揭碑仪式，包括中国烈士586名，美国烈士404名；他们中有作战士兵、空勤服务及地勤保障人员。加上此前的3306名烈士，中外抗日航空烈士的总数达到4296名）。 在密密麻麻的名字中，我们找到了乐以琴的名字—— 乐以琴 少校 四川芦山 2009年9月26日，建成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 伴随着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的开馆，新建的南京国际抗日航空烈士公园正式开园，对公众免费开放。公园由公墓、纪念碑、纪念馆组成，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纪念抗日战争航空烈士的公园。 沿着纪念馆内路牌的指引，我们来到纪念馆之间的广场上，一架仿造当时的美国“霍克-3”驱逐机停放在那里。 乐以琴最先驾驶的，就是“霍克-3”战斗机，他的编号就是令日本飞行员望风而逃的“2204”号战机。 “霍克-3”战斗机做出来的1：1飞机模型，让人仿佛看到当年战斗机伟岸的身姿。飞机模型四周有五位抗日英雄的青铜雕像，他们分别是中国的阎海文、乐以琴、高志航，美国的小弗兰克·谢尔，苏联的格里戈里·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在铜像前分别有讲述他们英雄事迹的铭文。 阎海文，辽宁北镇人，中国空军第五大队二十五中队的少尉飞行员。1937年8月16日在完成轰炸任务返航时，座机被敌高射炮击中。跳伞时，因风向变化落入敌阵地，为敌包围。被围后，阎海文宁死不降，拔手枪击毙日军3人，击伤数人，在“中国无被俘空军”的呐喊声中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戕殉国，时年21岁。 乐以琴（1914－1937），四川芦山人，空军第四大队中队长，上尉，1937年12月3日于南京保卫战中壮烈殉国，现安葬于南京航空烈士公墓。共落日机8架，与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并列为空军“四大天王”。 高志航（1907.5.14—1937.11.21），汉族，吉林通化县人。抗日战争期间民国空军英雄、中国空军驱逐机部队司令兼第4航空大队大队长。1937年8月14日，率大队迎击偷袭杭州的日本航空队18架轰炸机，10分钟击落敌机6架，以6∶0的战绩载入史册，被誉为“空军军魂”。 库里申科，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1939年8月3日在轰炸武汉敌机场后，与敌机群相遇，一举击落敌机6架，后坠机牺牲。 小弗兰克·瑞尔，美国第14航空队王牌飞行员，在来华对日空战中打下7架日机，1943年2月在空战中壮烈牺牲。 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首次访问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他在提到两国人民相互支持和帮助的事例时，就列举了原苏联空军英雄库里申科的事迹。 8月18日下午，我们来到常州，采访陈立群介绍的采访对象徐霞梅。 坐上从南京到常州的高铁，我们开始在网上检索徐霞梅的相关资料，发现她是一个传奇人物。 祖籍上海，中学毕业教过书，务过农，返城后从事写作，进行民国史研究。她的这一华丽转身，诞生了一个中国空军研究专家。 徐霞梅创作出版的《国民党正面战场空军抗战纪实·国殇（第三部）》（团结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获得了“首次揭开中国空军抗战的真相——空军抗战：感天动地的惨烈，空前绝后的悲壮”的高度评价。 在《国殇（第三部）》一书中，我们看到了“江南大地的钢盔”一章，在这章中，徐霞梅对乐以琴进行了不惜笔墨的大篇幅的介绍。 8月18日下午，当我们赶往徐霞梅所居住的常州市区时，她还在常州市妇联讲课，她的讲课很有意思，讲的是“抗战中的常州女性”。 见到徐霞梅时，天色已近傍晚。徐霞梅将我们热情地引到家中。“乐以琴，我不仅知道他，而且我还在自己撰写的书中，专门写过他。”徐霞梅说。 徐霞梅的姨父陈崇文也是抗战时期的空军，曾参加过兰州空战等战斗，她从小就对中国空军抗战史特别感兴趣。 后来，陈崇文到了台湾，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取得了联系。2004年，徐霞梅收到了一本描写中国空战的书《国父与空军》，书中详细地记载着姨父陈崇文在兰州击落敌机的战斗经历，从而萌发了探究中国空军的念头。 从此，她一头扑在了浩瀚的史海中，历时8年，几易其稿，《国殇·第三部》公开出版发行，短短几年时间，迄今已多次再版印刷。 在徐霞梅眼里，中国空军在抗战时的境遇，可谓十分悲壮。他们在飞机性能和飞机数量上都不如日军，但他们却敢打敢拼，有勇有谋。他们在许多时候，都做好了赴死捐躯的准备。 “我在写乐以琴的时候，曾经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徐霞梅告诉我们，当时她的念头是，要把乐以琴的事迹写得鲜活真实。于是她多方考证，确定乐以琴就牺牲在南京市东北郊的栖霞山上。 后来，她索性一个人，多次顶着酷暑、冒着大雨跑到乐以琴牺牲的南京栖霞山上，一坐就是大半天，隔着时空，她与乐以琴“对话”，感受着他当时战斗和牺牲时的情形，这才顺利写完《江南大地的钢盔》这一章的写作。 “研究历史，不光是罗列一些表象的文史资料，更多的时候，我是在和历史对话，在和历史人物对话。还原事实，给读者一个鲜活的人物故事。” 一段令人热血贲张的历史，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让世人看到一个不屈的民族。 于是，在书中，我们读到了这样的精彩的文字—— 1937年，深秋季节，南京郊区的栖霞山的枫叶红了，漫山遍野如火如荼…… 有一天，被乐以琴打下来一位日本飞行员，被俘后，还很不服气地用日语说：“要不是美国人帮你们，我还能被打下来？”此时，听懂日语的高志航招招手，将在不远处的乐以琴喊到面前，对这位日本俘虏说：“你看看，是谁把你击落的。” 日本俘虏看到眼前站着的竟是一张充满稚气的娃娃脸，只得无奈地垂头服输了…… 23岁的乐以琴为保卫南京，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栖霞山的红叶和烈士的鲜血融合成一片，从此栖霞山的枫叶成为南京秋天最亮丽的风景，遍山的红叶，红得像火焰，红得似鲜血…… 提起民国时期的空军，不能不说民国空军与日军首战开始后，那段贯穿整个抗战的传奇经历，那些被誉为“飞将军”的勇士们在蓝天上与敌浴血奋战，为中国空军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 在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飞行员驾驶飞机驰骋在天空时，多半会觉得他们英姿飒爽。然而对当时的情况而言，空军的条件非常落后，上天意味着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在笕桥中央航校毕业恳亲会上，学校邀请了很多家长参加，很多家长这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投身军营。当他们走到校门口，看到那块校训石刻标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时，很多家长当场落泪，“这哪里是上大学，这分明就是当兵送死！”但他们依然支持儿子的选择！ 在徐霞梅的研究中，她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中国空军中，他们的家庭都是富贵人家。日本大举侵华，国难再次当头，一批又一批的“富二代”投笔从戎，而“高富帅”中的代表，就是中国空军飞行员。 在笕桥航校初招生时期，为了提高中国空军的素质，招收的都是高中学历以上者，尤其是在校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尤为欢迎。而民国时期，大学非一般人可以读得起，所以进入民国中央航校的，绝大部分都是“高富帅”，他们一是学历高，二是家庭富裕，三是未婚的居多。 徐霞梅的这一研究结论，正好回应了陈立群的迷惑不解之处。 “乐以琴这么一个空军英雄，他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翻开乐氏家族史，就知道这是文化教育的结果。”徐霞梅虽然没有到过雅安，但她对雅安、对芦山很“熟悉”，熟悉的原因，正是她对于乐以琴近乎痴迷的研究。 乐以琴牺牲时，他的父亲已在两年前过世了，但他的二叔、三伯和母亲还是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把民国政府发放的抚恤金，不仅全部捐献了出来，还另外变卖了不少家产，以乐以琴父亲的“字”开办了芦山县伯英中学（即今日芦山中学的前身）。 乐家儿女大多都成为了专家学者，不少还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乐家的钱财，大多用于送子女上学读书，因而培养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学，堪称“文化大家庭”。而在这个“文化大家庭”长大的乐以琴，投笔从戎、报效国家自然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乐以琴并不是乐以琴，他本名乐以忠。在她的书中，徐霞梅也为读者解开了这个谜底。 富有戏剧色彩的是，1936年，乐以琴的四哥、那位真正的“乐以琴”也来到了杭州，来到了笕校，他不是来探望弟弟的，他是来报考中央航校的。 此时，乐以琴的名字已被弟弟乐以忠占用了，无奈之下，“乐以琴”只得借用了妹妹的名字，以“乐以纯”之名，考入中央航校第8期航空班（后迁到昆明），毕业后分配到中央航校昆明分校任飞行教官。曾驾机空战，屡立战功。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在台湾、美国定居。 我查看了民国时期中央航校的所有学生名单，除了第3期的乐以琴和第8期的乐以纯籍贯注明是“四川芦山”外，再也没有看到一个雅安籍的学员。 乐氏两兄弟相继冒名参加空军的故事，一时传为美谈，以致后来在空军中流传着“乐以琴不是乐以琴,乐以纯不是乐以纯”佳话（于是，在乐氏17兄妹中，出现了一男一女两个乐以纯）。而他们的十弟乐以斌在成都读大学期间，也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在“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下，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 真可谓“一门十兄弟，个个大学生。三人文武兵”。 乐家的这一切，徐霞梅如数家珍，她娓娓道来。 “英雄值得我们共同尊重。”在“江南大地的钢盔”这章的结尾，徐霞梅写道—— “乐以琴虽死犹生。他是炎黄子孙和两岸中国人永远的骄傲！” 徐霞梅对我们的追访乐以琴的出川抗战路活动十分赞赏。徐霞梅不仅写过雅安人乐以琴，还在《常州日报》上发表过雅安独特气候的文章。 如今，年逾古稀的徐霞梅，依然醉心于抗战空军史料的研究。而她的新书《殒落——682位空军英烈的生死档案》已经脱稿，团结出版社已纳入出版计划，将于近期公开出版发行。 “在这本新书中，我还收录了乐以琴的更加详细的资料。”徐霞梅说。 我们期待她的新书早日问世。2017年5月28日，我收到一个包裹，正是徐霞每的新作。《陨落——682位空军英烈的生死档案》围绕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记录了从日寇对沪宁沿线各城镇轰炸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从8月13日到12月13日南京沦陷的四个月中，中国空军从主动出击到后撤出南京的历次空战。全书收集到抗战中牺牲人员的档案682份（简历和个人照片），每个烈士从出生、参加过的空战以及牺牲的经过档案里都做了简要介绍。 我当即把电话打过去，她已住进了医院。她告诉我，她患的是胃癌，本来早就该到医院住院治疗了，但书没有出，怕到了医院回不了家。直到这本书正式出版，夙愿已了，这才到医院治疗。她说得很冷静，仿佛说的是别人。 从《国殇》到《殒落》，徐霞梅“见”到了无数的空军先烈，“看”淡了生死，面对绝症，依然从容。 采访徐霞梅后，当晚，我们乘坐高铁，从常州赶到了南京。 南京，是我采访必去的地方——那里是乐以琴壮烈牺牲之地，那里是乐以琴忠魂长眠之所。 乐以琴在作战中勇猛顽强，屡立战功，以7天击落6架日军飞机的惊人战绩，成为中国空军史上第一位王牌飞行员。“王牌飞行员”这一称号，最早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对击落敌机超过5架的飞行员的荣称。 中国空军凭借自身的果敢，在“8·14”空战之后的3个多月中，击落日机230架，飞行员被击毙327人。但是中国空军同样也损失惨重。至当年12月南京陷落时，中国空军力量几乎损失殆尽，中国空军已成了真正的“空军”。南京失守前，我国能上天作战的飞机，东拼西凑也不到10架，无机可战的空军战士，只得在南京中山陵图书馆后的丛林中隐藏。 1937年10月19日，四大队有过优异成绩的人都得到了晋职和升级，击落敌机6架的分队长乐以琴晋升上尉，并由21队调到22中队，任副中队长。 但晋职和升级并没有给乐以琴带来多少快乐。由于中国空军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空军真的成了“空军”。制空权慢慢转移到了日本一方。日本空军对中国沿海、沿江地区的不设防城市进行了大规模轰炸，而这些轰炸对准的目标不是军事设施，而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他们的狼子野心就是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 中国空军只有利用夜间进行小规模的暗中袭击，再也没有8月中旬那几场酣畅淋漓的空中决战了。 英雄无用武之地，乐以琴仰天长啸。 雪上加霜的是中国空军的“四大金刚”成员高志航、刘粹刚在一个月内相继牺牲。局势急转直下，中国空军彻底放弃了对上海方向的支援，只能保证南京上空最低的安全保证。 在10多天时间里，中国的天空殒落了两颗巨星——高志航、刘粹刚。 高志航死后，第四大队由同为四大天王之一的“铁面判官”李桂丹接任大队长，几天之后，四大队全体飞行员，都驾驶着伊16战机来到南京，同时，第一批苏联援华航空队的飞行员，也驾机到了，大家是摩拳擦掌，准备给日本鬼子的航空队来个迎头痛击！还别说，几天的工夫，日本人还真是吃亏了！几次战斗下来，日本人损失五架飞机，咱们没损失！ 可是，到了现在，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南京守不住了！虽然说，南京周边还有不少的部队，但这些都是淞沪战场上撤下来的败兵，看番号，好像还是那些精锐部队，但有经验的战斗骨干早都打光了。蒋介石对此早有计划，所以淞沪战场上陷入被动的时候，他就开始把政府机关撤离到了武汉，连笕桥航校都撤到了昆明。可是如今南京到底还守不守？ 蒋介石一时间拿不定主意。可这时候，蒋介石手下大将唐生智力排众议，要坚守南京。蒋介石一看，正好，反正守不住，就交给你了，我也免得担责任。所以这时候，唐生智开始备战，蒋介石接着撤退。 可这时候，空军怎么办？蒋介石一琢磨：这批飞行员和飞机是我手下宝贵的财富，不能损失！但蒋介石已经下令南京备战，也不好意思说让空军全面撤退，所以明着下令：“立即备战，相机撤退。” 第三、第五大队全撤了，第四大队大队长李桂丹不干了，我们全撤了，南京怎么办？但是委员长有密令。李桂丹思虑再三：委员长明着下令立即备战，相机撤退，还没要求全军撤退啊！ 想来想去，最后李桂丹想出了一个可进可退的办法。 把手下几员干将全都召集起来：“兄弟们，如今南京城岌岌可危，可是委员长密令我们撤退，我身为大队长，不能带头违反委员长密令。但咱们身为空军，只要在一天，陆军以及百姓们就多一分安全，有谁愿意留下，为守卫南京搏上一搏？” 大伙一听，群情激奋啊：“大队长！我留下！” “我留下！” “还有我！” 李桂丹冷笑了一声：“大家的决心很大啊！不过大家可听好了，委员长有令，咱们以保存实力为目标，所以留下的人，等归队之后，有可能会遭到处罚。而且，日军现在攻陷上海，周边的敌机据说已经增加到了900多架，留下，就意味着留下的飞行员不仅要孤军奋战，而且没有后勤支持，一切都得靠自己。要对抗他们全部，几乎是十死无生！这可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大家可想好了！” 这话一出，大伙都傻了，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说话，突然间，只听“嗷”的一声：“就是死，我也要留下！” 大家转头一看，正是乐以琴！李桂丹点点头：“嗯，以琴，即使牺牲性命，你也愿意留下？” 乐以琴目眦尽裂：“大队长！老百姓称我为江南钢盔，如果我不能守护江南大地，我怎么能配得起他们的期待？老百姓赐我这个外号，空中子龙，江南钢盔，我就要一诺千金！不然还算个人吗？还够两撇吗？大队长你放心，别说900架飞机，就是日本人来他9000架，只要我在一天，我就要杀得七进七出！江南老百姓的头顶上就多一顶钢盔！” “好！好兄弟！还有没有愿意留下的？” “也算我一个！” 众人回头一看，是从第五大队借调到第四大队的骁将董明德，当初第四大队远赴兰州接收苏联飞机，高志航带了几个第五大队的精锐飞行员，董明德就是其中之一。 董明德相当不简单，在南京、上海前线两个多月的时间，多次升空跟日军交战，击落敌机5架，他的座机“2506”号也受创迫降好几次，不过每次董明德都没受伤，战友们都惊呼他为“打不死”。 李桂丹一看，董明德也愿意留下，挺高兴：“明德，你也要留下？” 董明德一乐：“当然了！大队长，您看还有比我合适的人吗？我是第五大队的成员，可我们大队长没通知我撤退啊！您这是第四大队，我听调不听宣，您也没法指挥我撤退，您看这多好！我不留下谁留下？” 董明德和李桂丹都是中央航校二期学员，他们都是辽宁人。虽然他在第五大队，但跟四大队有缘。“八一四”空战当晚，他本来要飞广德机场，因油料用尽，只得在笕桥机场加油住宿，与四大队战友一起参加了“八一五”空战，后来又多次与四大队战友一起出征作战。而这次到兰州接机，又与四大队在一起。 “好！你们哥俩是真正的壮士，我李桂丹自愧不如！来人！倒酒！我要敬你们哥俩！” 李桂丹拿过酒来，满了三杯：“以琴、明德，你们两个要多多保重，如果可能，一定要活着回来，咱们空军已经再也经不起损失了！如果回来有什么麻烦，我李桂丹一定帮你们到底！” “大队长放心！” “大队长！您放心！” 就这样，李桂丹带着队伍走了，临别前，战友们依次走过来，给了他俩一个紧紧的拥抱，后，再向他们庄重地敬了一个礼。 那一刻，大家都知道，这既是战友情深，更是生死离别！ 1937年12月2日，日军开始进逼南京，这时候，留在南京的空军只剩下了乐以琴、董明德两架飞机，而他们面对的是日军900多架飞机。 冬日的严寒，助长了凄苦的阴影。长江口的恶战，频频向南京吹着腥风。政府官员、百姓民众，有的奉命做撤退的准备，有的打点行装自动离京。一时间下关码头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大呼小叫，人车争鸣。 空军的眷属也开始回南昌，有的乘船，去汉口。几天后，空军的留守单位也纷纷撤离了总理陵寝所在的南京城。曾是那么喧闹、欢腾、人笑机鸣的大校场机场如今人走场空。那淡黄色的总站小楼，寂寞如冬日空空的鸟巢。 12月1日，暮色黄昏中，两架苏制伊-16悄悄出现，越过紫金山东峰茅山的南麓，总理孙中山的陵寝之地，超低空飞进南京。昔日那么喧闹、欢腾、战机轰鸣的大校场机场，已经人走场空，空军部队和眷属有的撤回了江西，有的去了武汉。 这是南京最后两架能升空作战的飞机了。两个人跳出战机，一个是短小精悍的机灵鬼中队长董明德；一个是虎背熊腰的副队长乐以琴。他们来执行侦察任务。两人把飞机隐蔽好，商量了明天行动的安排，就找地方睡觉了。 乐以琴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索性披衣起来，做他那断断续续拖了数月之久的事——自传。 寒月如霜，他弯曲着虎背熊腰，写着： 我的自传 乐以琴 四川省芦山县人。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三生人。 父名伯英，是清朝的武举人。母为人温和，慈善，文学颇好，为邻县大家印同庆之孙女，年幼随我舅父同在家读书，故学识高深。 在小学读书。这学校是我父亲办的，而父母除在开学那天到学校去一次外，一年之中很少去。我和别的孩子一样，闹、叫、顽皮，从不想这学校是我们办的。我父亲一年之内，至少要请全校的同学吃饭，或开聚会数次。同样我们是被请的一分子，我们吃饭快乐的时候，不知道父亲是主人，我们是客人，因为爸爸不肯说出，怕我们在小时候养成依赖父母心理和骄傲的态度。 小时候，我的一切不见得比旁人出众，但打架的成绩是大有可观的。 星期日，我喜欢去城外大铁桥去玩，用粗大的铁链连起来的桥，悬在两岸，在中间可以动荡，我在上面跑，用很小的力气，慢慢的荡，渐渐荡得更大，时常荡得那么伟大的桥没有一个人敢在上面走…… 我父亲每天起得很早，我们也需早起，满十岁，在我家都做洒扫工作。每天早饭后，父亲把我们带到客厅里坐下，讲朱伯庐先生治家格言，历代忠臣孝子的身世，有时还讲故事里的情节和我家过去的历史。听完父亲讲话，我们才拿书包去上学。每当夕阳西下，我们听母亲讲英烈故事。岳飞传，我很小就知道。据说我们是岳爷爷的后代，因为那时缉拿岳家后代很厉害，所以才改为姓乐的。这话，当时我就知道是母亲故意说出来勉励我们的，不过，我不愿指穿…… 白驹一般快的光阴，带去了我童年的欢笑。征尘满面，行色匆匆，我考进了齐鲁大学。那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山河变色了，民族快沦亡了，敌人的凶焰潮水般涌来，我心里愤恨如烈焰，我不愿再死在课堂里年死书，不忍看同胞们无辜被敌人惨杀……我沉闷，我决意从军。为了争取民族生存，宁可让我的身和心，永远战斗！战斗！直到最后一息。我爱我的父母，更爱我的国家，我们的民族！ 二十一年的冬天，中央航空军校招考第三期飞行生，在学校公布了…… 晚上，我静静地独自在教室里踱着，我思想，我计划。 “站到民族斗争的最前线！” “为什么？” “为打倒我的民族的仇敌！为保卫我们民族的生存！只有自己手中的武器，最能抵抗来袭的敌人。” “那么，我应该怎么去呢？” “拿定决心，披着火一般的热诚，抱着钢一般的意志，冲破那旧的迷梦，从我们血和肉所填筑的基础上，复兴我们的民族！” 二十二年（1933年）的春天，航校的信来了。一共是七十五位（最终毕业的只有61人）同学。我们开始入伍训练，队长是石邦藩“独臂将军”、教官是高志航…… 最使我忘不了的是四号那天，太阳刚从地下升起，血红的光彩，射满了飞行机场的上空。我们都站在棚厂前面，听美国飞行顾问罗兰先生的分配，我被分在第一组 飞机愈飞愈高，我坐在教官后面，东张西望地乱看，把刚才心中幻想都忘掉了。我看见西湖小得像一个鱼池，钱塘江也不过如一条白布带，一切都使我感觉惊异和新奇…… 乐以琴写不下去了，他看了看时间，此时已是凌晨两点钟。他长叹一声：“这既是我的自述，也是我的遗嘱吧。” 星疏月冷，乐以琴托着斗大的方头，不知今后何以慰藉父母双亲和这破碎的祖国。乐以琴衣服也没有脱，倒在床上，和衣而卧。 12月2日拂晓，冷月还挂在西天，董明德、乐以琴两人已经披挂齐全，没有饭吃，也没有地方洗脸，他们跳进飞机。可是乐以琴的伊-16出了毛病，捣鼓半天就是发动不起来，他想起他的恩师高志航就是因为3次都发动不起来，才遭日机轰炸而牺牲，气得他一边乱吼着一边拍打着飞机。 人在机器面前有时候就是这么无奈，他只好看着董明德独自升空而去。 “八一五”那天，董明德还在五大队，他先于四大队起飞并击落2架日机，人们称他是90斤的体重，100斤的胆。今天，董明德不问情报，不管天上有无敌机，离地便飞往宜兴。自上海沦陷后，地面情报非常混乱，为了军队和民众的撤离，他必须飞到日军头顶上，看个真切。 在向西行的路上是逃难的人流，男女老幼，拖家带口，乘牛车的，推手车的，挑担的，背包袱的，步行的。董明德贴近大茅山低飞，尽量让人们看见机身上的蓝色机徽。他怕地上的人流误以为是敌机而恐慌，他想让同胞们看到自己的飞机还在伴随着他们而得到些安慰。 公路上开始出现一段空白，他意识到敌人不远了，于是爬高，钻进云中。向下看去，他发现一条黄色的大蚯蚓，正在向西蠕动。队伍见头不见尾，有步兵、骑兵，有大炮，有军车，还有小型铁甲车。他们趾高气扬，不紧不慢，如入无人之境。 他一推机头，冲出云层，像是逛风景的日军，开始还以为是自己的飞机，竟有人晃动小军旗，向他致意。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快速航空机枪顺着公路向东喷出火蛇，一直扫到队尾，只见人仰车翻，马嘶人号，乱作一团。 打光了所有的子弹，董明德才飞回南京。落地后他把情报电告上级，又领受新的任务。 晚上，董明德对闷闷不乐的乐以琴说：“明天咱们一起去，我攻击你掩护，你攻击我掩护。今天开销了鬼子一个搜索大队，明天两架飞机，准可以消灭他一个联队！” 乐以琴却摇头：“队长，明天的任务归我，机械士说我那飞机一下子修不好。” 不等董明德开口说话，他就笑着说：“谢谢！谢谢队长啦！” 12月3日一大早，防空警报就响起来了。日本集中主力分三路杀向民国政府首都南京，又出动30多架歼击机轮番轰炸南京。面对日本空军在中国蓝天上恣意飞行狂轰滥炸，乐以琴义愤填膺，他边跑边吼叫着：“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鬼子如此嚣张！” 杀敌心切的他抢先钻进了董明德的战机，大笑道：“龟儿子们昨天吃了亏，今天找上门啦！”他毅然决然地升入高空，截击敌机。 偌大的南京上空，此时只有一只悲鸣的孤鹰在翱翔，尽管它就像一只走进狼群的羊羔，它依然孤傲而又勇猛地向来犯的敌机扑了过去。 这是一场何其悲壮的搏杀，因为搏杀还没有开始，天平已经倾斜，胜负已无悬念。 虽千万人吾往矣！ 乐以琴这只孤鹰毫不示弱，纵然是孤军奋战，依然要杀出中国人抵御外辱的血性，依然要杀出中国空军毫不畏死的勇气。 鹰击长空，气贯长虹！ 乐以琴呼啸着冲上天空，刚改平飞就与敌机交上手。他先是一机对三机，接着从云中又蹿出6架，日机团团把他围住。与死神玩着长大的勇士乐以琴见此状，兴奋得乱叫狂吼。他翻上覆下，声东击西，左右翻滚，宛若游龙。在南京武定门和栖霞山上空，人们又一次看见刘粹刚以“英麦曼”8字形特技击落日机的场景在南京上空重现，乐以琴也以同样漂亮的动作，甩开众敌包围，造成日机相撞互伤的局面。恼怒的日机更是疯狂地攻击他，只见他左滚右翻，前飞倒转，忽上突下，连蹦带跳，弄得日机一次次扑空。正在兴头上，突然油禁警告灯亮了，他对准一架敌机扑过去，抠动扳机，几乎是在同时，轰的一声，他的油箱也被从高空冲下来的敌机击中。 油箱起火，战机折翼，伊-16燃起大火，冒着滚滚浓烟在，孤鹰开始坠落…… 乐以琴本想撞向敌机同归于尽，可战机已失去控制，在迫不得已的紧急情况之下，他决定跳伞离开了心爱的战机。 他想起在9月的那次经历。他奉命飞往浦东，在炮兵阵地上空与敌机鏖战，他击落2架日机后，“2204”号不幸被击中，在4000米高空，他跳出飞机，张开降落伞。野蛮凶残的敌人不顾国际公法，向失去战斗力飘荡在空中的乐以琴扫射。有了那次教训，他打算离机后，暂不开伞，直线下落，待到一定距离再开伞。 在那寥寞的天穹与大地之间，乐以琴如同一块陨石，飞落而下。 可是，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伞却一直没有打开。乐以琴这颗巨星也陨落了，他直扑祖国苍茫大地，就像孩儿扑向母亲的怀抱…… 与乐以琴同期的学员王倬的回忆文章中，乐以琴还曾跳伞过一次。 在一次浦东张发奎指挥的炮兵阵地上空，我机四架与敌机六架遭遇。经过几分钟的战斗，性能、速度、数量上，我们是劣势，乐以琴的坐机已被击坏，失去操纵能力，那时高度四千多公尺，他跳出了飞机，用降落伞徐徐下降时，敌人不顾国际公法，向失去战斗能力、在降落伞上飘荡的乐以琴，还用机枪扫射，乐以琴急中生智，立即将伞缩小，增加下降速度，但敌人始终不肯放松，不断地向他射击，可惜敌人射击技术较差，未曾击中，乐以琴安降地面后，甩开降落伞，及时躲入乡下的竹林中。 当时民众对空军是敬爱的，他们热情领路，把他送过了黄浦江，到达苏州，由当时一位五省电话局长王君侠急电南京，一方面安排火车票，送回基地。 从此，他战斗意志更增强了。对敌人的野蛮更痛恨，但相反方面，我们对敌人却很仁厚宽大， 我记得是九月七日，我们同班同学吕基淳在太湖上空与敌机空战中，屁股上被敌弹射进一粒子弹到膝盖处，足有一尺三寸深，尚未取出，动手术时，站立着，吸着烟，请医生取弹头，医生给他打麻药，他说：“关云长刮骨疗毒还要别人陪他下棋，我比关公强，就这样开刀吧。” 乐以琴听了以后，第二天，我俩是休息班，一同去探望这位同班同学吕基淳，走到中央医院病房里，各界送来的花篮，把房间堆满后，放不下了，只好放在走廊上，扶梯旁…… 慰劳的青年男女，把巧克力糖剥好送到他的嘴边。糕点、花旗桔，房间里放不下了，事后我们俩拿了一部份吃不完的慰劳品。 董明德听到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虽然这一天，他早已料到，但没有想到如此突然。 已是黄昏时分，在机场的枯草地上，董明德独坐对天，难过得一句话也不说。 他一动不动，就像是座雕像，任谁劝，他也不动。直到机械士向他报告，乐以琴的战机修好了，他才从痛苦中回过神来，马上说：“不要试车，发动机一响就等于通知汉奸，我们又有飞机了。我们吃汉奸的亏还少吗？连高大座在南口遇害都是因为汉奸报告，才引来日本轰炸机的。明早，一试车我就起飞，汉奸报告也来不及了。” 12月4日，东方渐白，董明德驾驶着亲密战友乐以琴的战机，这也是中国空军在江南大地上唯一的一架作战飞机了。 他一路向东南，低空搜索。发现日军的一个快速纵队在向宣城方向挺进。他马上意识到日军一到宣城，就形成了对南京的合围之势，南京将后退无路，撤退中的军民将被日军吞食。他惊出一头冷汗，急忙掉头飞回了南京。他跳出座舱，一边命令机械师给飞机加油，一边跑回总站小楼，抓起电话向上级报告了情况。然后又急速跑回飞机，升空而去，飞向宣城。 日军的行军速度很快，宣城危在旦夕。 董明德猛推机头，向公路的隘道冲下去，机翼几乎撞到鬼子兵的刺刀上，他才猛按下枪炮的射击按钮，机枪扫过，就像是割草机过后，顿时倒下了一片黄绿色的尸体。飞机飞得很快，眨眼间，他已从头扫到尾。 董明德看着还有惊恐不安日本鬼子站在地上，他调转机头对着混乱的日军队伍又是一通狂射，直到把所有的枪弹打光。飞机过后，拖出一条血红的瀑布。 董明德的这次意外攻击，造成日军一个联队主攻力量的土崩瓦解，延迟了5天攻取宣城的时间，营救了数以万计的逃难百姓和数百辆撤退的汽车。 董明德在空中长长舒了一口气：“以琴弟兄，我为你报仇了！” 他依依不舍驾驶着乐以琴的战机向西飞去，一直向西，向西，追随他的战友飞向南昌。 至此，空前激烈的华东大空战落下了帷幕。 在笕桥中央航校学习时，乐以琴曾发出铿镪誓言： “西子湖之神诸鉴，我决以鲜血洒出一道长城，放在祖国江南的天野！” 一代天骄乐以琴静静地躺在栖霞山上，他洒下的鲜血，染红了栖霞山的片片枫叶。 乐以琴就这样离开了他深爱的祖国和亲人，实践了他在西子湖畔发出的铮铮誓言。 乐以琴牺牲后的第10天，南京沦陷。 攻入南京城的日军开始了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我30万军民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神州陆沉，百姓涂炭。中国的空军和人民一起在流血！ 雄鹰远去，浩气长存。 从1932年到1945年，中、苏、美等国空军并肩作战，共击落炸毁日本飞机5242架，炸毁日本舰船8177艘，击毁日本坦克军车8456辆，击毙日军66700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5年8月18日清晨，我来到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纪念馆外形呈机翼状,犹如一架蓄势待发的战斗机,随时准备冲向蓝天,为维护和平而战。纪念馆一侧，就是乐以琴等航空烈士的长眠之地。 巍峨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后面，排列着30座附碑，镌刻着自淞沪抗战至1945年9月间牺牲的3306名烈士的英名，包括中国烈士882名，苏联烈士236名，美国烈士2186名，韩国烈士2名（2015年9月2日新补刻990名中美抗日航空烈士名单并举行揭碑仪式，包括中国烈士586名，美国烈士404名；他们中有作战士兵、空勤服务及地勤保障人员。加上此前的3306名烈士，中外抗日航空烈士的总数达到4296名）。 在密密麻麻的名字中，我找到了乐以琴的名字。 沿着纪念馆内路牌的指引，我来到纪念馆之间的广场上，一架仿造的“霍克Ⅲ”驱逐机停放在那里。乐以琴最先驾驶的，就是“霍克Ⅲ”战斗机，他的编号就是令日本飞行员望风而逃的“2204”号战机。 飞机模型四周有五位抗日英雄的青铜雕像，他们分别是中国的阎海文、乐以琴、高志航，美国的小弗兰克·谢尔，苏联的格里戈里·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铜像前分别有讲述他们英雄事迹的铭文。 在距乐以琴铜像不远处，就是“抗日航空烈士公墓”，乐以琴就长眠在这里： “乐以琴烈士，四川芦山人，中央航校三期毕业，任空军四大队二十一队副队长。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日南京空战阵亡时，年二十四岁，追赠少校。” 阎海文、乐以琴、高志航，美国的小弗兰克·谢尔，苏联的格里戈里·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这五位铜像，正是中、苏、美等国空军的杰出代表。他们为了世界和平而血洒长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的附碑上，我还意外地看到了一个雅安人的名字： 郝国梁西康雅安 郝国梁是谁？他家在哪里？ 我马上通过手机上网检索，在黄埔16期的学员名单中，发现了郝国梁的名字。 在黄埔16期学员名单中，对他是这样介绍的： 郝国梁，字晟，年龄19岁。家庭联系地址为：西康省雅安中正西路二十七号。 遗憾的是，尽管我们在公墓中仔细寻找，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郝国梁的墓碑和灵位。 站在抗日航空烈士公墓里，我喃喃地对他们说： 乐以琴、郝国梁，除了来自世界各地爱好和平的友人来祭奠你们外，同喝青衣江水长大的哥俩，在这里作伴，除了你们有着志在蓝天的话题外，你们还可以说说家乡话、唠唠家常事，你们在这里也不会孤独。 此时，在纪念碑上空，一只雄鹰正从紫金山巅飞过。 在南京采访期间，我们追随着徐霞梅的脚步，也来到了南京市栖霞山。 2015年8月19日上午，我们登上满目青翠的栖霞山主峰凤翔峰， 山风徐来，松涛呜鸣。仰望苍穹，云卷云舒。看着变幻万千的云彩，遥想1937年12月3日的那只孤鹰、那场惨烈空战。 望着天空，似乎在栖霞山的上空正上演着一场激战。 乐以琴捍不畏死独闯敌人机群的英姿，依然在蓝天白云中时隐时现；在战机的轰鸣声中，乐以琴的嘶吼场也在云霄中回荡—— “这万里长空，不但是我们的战场，而且还是我们的坟墓。” 乐以琴洒下的鲜血，幻化成一道道红色的长城，还固守在江南的天野…… 飞鹰远去，魂归蓝天； 归去来兮，英魂长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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