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评长篇小说《废都》(原标题：心灵的挣扎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

　　盛夏已经过去，书摊上的“《废都》热”却还不见降温，从北国到南方，尽管物候、风尚、方言、服饰大异其趣，但就《废都》的畅销而言，却没有两样，它那熟悉的封面到处在招摇，好像妖冶的女子哪里都不会拒绝。它甚至悄悄地把王朔从书摊上挤了下来，同时似乎不无讽刺地告白着，文学的轰动效应并没有过去。据可能不准确的统计，此书发行已逾百万，盗印本也四面出没，至于读过这本书的人究竟有多少，那就谁也说不清楚了。这可真是新时期以来，甚至整个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

　　奇观之奇更在于，人们不但争相阅读，而且意见决不一致，其分歧之大、争执之剧烈，虽未到“几挥老拳”的地步，也已激昂得空前。在读者和评论界，有人说它堕落；有人说它变态；有人说它是明清艳情、狭邪小说的仿制品，并无创新价值；有人说它是狡猾的商业策略，一笔早就预谋好的赚钱生意；当然，也有人对它推崇备至，视为深沉之作、传世之作，几近绝响，因而听不进批评意见。

　　面对《废都》，面对它的恣肆和复杂，我一时尚难做出较为准确的评价，也很难用“好”或“坏”来简单判断。我对上述每一种看法似乎都不完全地认同，但也不敢抱说服他人的奢望，我知道那将是徒劳。我只想将之纳入文学研究的范围，尽量冷静、客观地研诘它的得失。我将循着作家创作个性的线索、作品人物和结构的线索、文学传统的线索，说一说我初步认识的《废都》。

　　一

　　这本书为什么要叫“废都”呢?从这个书名可否透露一些作者创作心态和倾向上的消息呢?贾平凹是很钟爱这个名字的，他先前的一部中篇小说即以此名之，现在的长篇仍用此名，可见寄托之深。看到这个名字，我立刻想到了新感觉派大师川端康成，想到了他的《雪国》《千鹤》《古都》三部长篇。在语词结构和命名方式上，《废都》确乎与之相近。诚然，《废都》的内容与川氏的小说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在作家的气质和情调上呢，就不能说没有沟通和默契了。贾平凹崇尚川端康成是众所周知的，但与其说在创作手法上崇尚、借鉴，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川端康成是以写女性、写颓废美而著称的，由于身世的不幸，他离群索居，落落寡合，气质阴郁，常常深陷在世事无常、人生幻化的精神危机之中，终至自杀。贾平凹当然没有感伤得这般严重，但他创作个性中的孤独、自卑，他那极其敏感、极其脆弱的性格，实与川氏心有灵犀，所以，《废都》的取名，未必没有川端康成颓废美的影子，未必不是一种连作者也不自觉的偶合。

　　由书名而提到川端康成，并不是出于索隐的兴趣，而是想探知贾平凹何以会突然写了《废都》。有人说他走火入魔了，无法理喻他创作此书的动因。的确，《废都》在贾的创作中前所未有，这倒不在于他首次描写了都市知识分子的生活，而在于剖露灵魂的大胆，性描写的肆无忌惮，由审美走向审丑，由美文走向“丑”文，以及那透骨的悲凉、彻底的绝望。

　　我倒不认为作者自言的“痛苦”有何矫饰，或竟以痛苦为幌子诲淫诲盗，更不以为作者是被金钱煎熬，早早打定了赚钱的主意。这些都不是真实的贾平凹，真实的贾平凹确实被痛苦的重负折磨着，无法解脱。他在《后记》里说，这些年来他的个人生活可谓大故迭起，灾难接踵，疾病、父丧、亲亡、离异、官司、流言……使他深怀悲抑，觉得“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病毒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其实，关于他的名人之累、本能之困、找不到精神归宿之苦，他还没有细说。像丧亲和离异之类，倘若放到平常人身上，大多自认晦气罢了，放到脆弱而感伤的贾平凹身上，就可能影响和触动他对整个宇宙人生的情绪反应。我们推想他因自身遭际的不幸而特别能品尝川端康成式的悲凉，特别沉溺于颓废美，大约不是毫无道理。

　　其实，这些终究只是外在的、直接的诱因，真正深刻的根源早就存在于他复杂的创作个性中了。他的创作从来都在两种倾向之间摆荡，《废都》不过是其中一种倾向的走向极端罢了。这两种倾向是：积极进取与感伤迷惘、注重社会现实与注重自我精神矛盾、审美与审丑、温柔敦厚与放纵狂躁、现实主义的执着与现代主义的虚无等等的对立。就他的小说而言，十多年间走过了一条曲折多变的历程。早期的《山地笔记》，单纯稚嫩，清新流丽，追求的是乡野的自然美、心灵美；后来，他阅历渐深，流露出困惑、迷惘的情绪，遂有《好了歌》《沙地》《二月杏》等作；80年代中期，他以《商州初录》发端，以长篇《浮躁》为其总汇，中经《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等作，积极投身改革大潮，介入政治经济变革，以强烈的时代感和文化精神为人称道，将现实性与文化寻根巧妙融合；80年代中后期，他由热情转入冷静，由关注外部世界转入探索人性的复杂，悲剧意识增长，连续发表了《冰炭》《黑氏》《古堡》等作；近年来，他的心态有些紊乱，笔致飘忽无定，既有《太白山记》式的诡谲神秘，又有《美穴地》《五魁》式的土匪系列，到了中篇《废都》再到长篇《废都》，他的精神逐渐被一种面对现实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沉沦感、悲伤感所左右。从这样的简约回顾中，不难看出他的摇摆幅度之大。这使人真想提出一个问题：到底哪一个贾平凹更真实?窃以为，写《废都》的贾平凹比写《浮躁》的贾平凹，要更真实，更接近他的本来面目。事实上，《废都》式的悲凉和幻灭，早就在他的心胸中潜伏着，若注意他的散文《闲人》《名人》《人病》诸篇，可发现《废都》的雏形和胚胎。当他晚近的创作中出现了以生存意义的追寻为核心、以性意识为焦点、以女性为中心的突出特点以后，其悲剧意识和幻灭感就愈发浓重，终以《废都》的方式来了个总爆发。所以，平心而论，《废都》的创作实为贾平凹创作发展的一种必然。

　　除了外在的刺激、内在的积聚，还有一个因素对《废都》的创作也至关重要，那就是贾平凹有股自我作古的勇气——不管这种勇气正确与否、理智与否，他所怀抱的这股勇气毕竟是真诚的。他在《后记》中说，他看不起他以前的作品，也失却了对世上很多作品的敬畏，他发现哪里有他过去的书，就“赶忙走开”，“脸烧如炭”，深愧自己不过是“浪了个虚名”。他说，往日企羡的什么辞章灿烂、情趣盎然、风格独特，其实正是阻碍着天才的发展。而真正称得起“千古事”的文章，并非作家的杜撰，而“属天地早有了的”，不需要雕琢，也不需要机巧，如冬雪夏雷、四季转换般自然，如上帝无言般大朴。《废都》，似正属于他向这种境界挺进的作品，故贾平凹称为“唯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的这本书”。贾平凹的见解有无道理姑置之勿论，仅从作品来看，他确实在大力扫荡“杜撰”“雕琢”“机巧”，让生活与灵魂尽可能本色地袒露，尽力追寻“天地早有了”的境界。

　　曹雪芹批评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才子佳人小说，决心“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地写“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是出于一种潜在的使命感。贾平凹虽无法与曹公同日而语，但他的自我否定，是否也是一种类似的冲动?“洗尽铅华悔少作，屏却丝竹入中年”，《废都》之作，不仅是为了宣泄一时的苦闷，对于时时梦想着走出商州，写出高境界大作品的贾平凹来说，他自有其内在的信念。他做好了“任人笑骂评说”的准备，对他揭示的心灵真实充满自信，他不顾忌家人会怎么看，朋友会怎么看，人们会怎么看，大有豁出去的决绝。一向胆怯、羞涩、淡泊自守的贾平凹，执着到这等程度，真不知鼓了多大的勇气。

　　二

　　《废都》的整体精神特征，有人名之曰“废都意识”，这不失为一种简明的概括，只是需要具体深入地剖析。

　　读《废都》，我确乎感到惊讶和震悚，它那大胆、赤裸、彻底、毫无顾忌的暴露笔墨，实为多年来文学中所仅见，就像筇竹寺里有位罗汉，撕开了胸膛亮出心脏让人看其形状。贾平凹的创作，向来以举重若轻、挥洒自如见长，颇得温柔敦厚之旨，其悲剧意识比较外在，更多的是乐感文化的自足，在这小说开始的部分，看他点染人物、铺排场景、熏染氛围，看他写酒席应酬、男女斗嘴、请客闲谈，很是叙次井然，且不时闪跳着幽默，以为贾平凹还是贾平凹；可是，越往后看就越难受、越压抑、越阴郁，前面欢愉、调侃的气氛迅即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一种毁灭的悲怆和窒息。书中的大多数男女，虽也谈笑自若，虽也自寻乐趣，但像一些虚幻的影子，或像一群乱撞的没头苍蝇，或为眼前的微末利益驱使，或深陷在物欲肉欲中不能自拔，大家都像丢了魂儿似的，不知明天干什么好，谁也腾不出空儿思索一下生存的意义。因为灵与肉分了家，灵魂还留在昨天的残梦中，躯体却不能不加入变动了的世事，于是只能听凭外物的裹胁和刺激，做出条件反射似的被动反应。为了感恩，就去写吹捧文章；要吹捧，就要媚俗，就要添油加醋；添油加醋就惹出了官司；惹出了官司就要设法平息；要平息就不能不贿送字画，捉刀代笔地写文章；捉刀代笔就不能不作假；作假就不能不惹出新麻烦……这可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人一旦进入了这种连环套、怪圈，就欲生不得，欲死无门了；可是，你能拦得住谁不进入这种连环套呢?是飞蛾就必然要扑火。这里的人们，头上没有理智的星光，脚下没有插足之地，大家都被从原先给定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背景中抛了出来，一个个晕眩、浮躁、迷茫、狂乱，变得互相不认识对方，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这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之风甚炽，大家都忙于动作，终止了思考，只好把思索人的退化问题留给那头奶牛，把思索阴阳两界的神秘现象交给行将就木的牛老太太。这样，我们面对的就是一片物欲膨胀、精神荒凉的废墟。

　　它之所以出现如此悲凉的情景，是与《废都》中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分不开的。有人批评《废都》中的人物环境缺乏现代都市意识，没有大都市的豪华景观，没有霓虹灯、高速公路，没有架着金丝眼镜的留洋博士，也少中西文化的交汇冲撞，因而近乎城镇而非大都，庄之蝶也不像观念簇新的当代作家，腿脚上的泥巴还没有洗干净呢。这当然不是没有一定道理，但多少有些误读，还是用虚悬了的现代都市题材作品的要求来衡量之故。在我看来，《废都》的写西京城、写庄之蝶，主旨并非写现代都市文明的困境和世界性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而是写古老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颓败，写由“士”演变的中国文化人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西京城的土里土气，庄之蝶的偷香窃玉，大约都与这种绝对中国化的传统有关。

　　在作者笔下，西京城像个大博物馆，同外界有种隔离感，街上不时可捡到汉砖，快要拆除的民房的门楼上，竟是郑板桥字画的砖雕；老百姓家里的两把矮椅、一个香炉，可能是唐代遗物；破破烂烂的院落，也许正是簪缨之族的故居，真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有人从杨玉环的坟丘挖了一兜土回来，居然长出奇异的四色花，旋即花儿枯死，人儿病倒；有人在城墙上吹埙，声调呜咽，如泣如诉，等力气用完，那声音像风撞在墙角，无力地消失了。这是一种谁也逃不脱的精神气候、人文氛围。如果说，这种氛围终究是外在形态的话，那么，可怕的是，浸渍在这种氛围中的几千年的人们，渐渐在他们的心中也有了一座废都生了根。这心中的废都，集纳了大量的古传丸散、秘制膏丹，集合着修炼千年的人格理想、行为模式、审美趣味、佛玄道秘，致使人们的外在环境虽已巨变，内在的心理结构却纹丝不动。庄之蝶一看到古玩就两眼放光，为之入迷；孟云房钻研《邵子神数》时一只眼瞎了，却偏说因为泄露了天机而“一目了然”，为之入魔。至于谈玄说道、巫医星相、品女人“足”、赏女人“态”之类的描写，比比皆是。这些废都里的文化人，由文人而闲人，由闲人而废人，哪一个不是怀着文化上的黍离之悲、丧家之痛、畸零之感呢?如此看来，《废都》像一个现代寓言。

　　事实上，渗透全书的“废都”意识，主要还不是对于古玩、丰臀、小脚之类的迷恋，而是被传统文化浸透了骨髓的人们，无法摆脱因袭的重担，无力应对剧变的现实，在绝望中挣扎的那种心态。这是一种心灵的挣扎，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或在传统与现实的夹缝中惶惑莫名，无所适从；或由禁欲而纵欲，狂躁不安，自寻毁灭；或投机钻营，聚敛财富，重温财主缙绅的旧梦；或一腔旧式文人、破落贵族的傲气，作困兽之斗。书中所谓四大文化名人者，以及书商、农民企业家、编辑、研究员们，大多如此。书法家兼赌鬼的龚靖元之死，就很典型。他最后“抱了那十万元发呆，恨全是钱来得容易，钱又害了自己和儿子，一时悲凉至极，万念俱灰，生出死的念头”。他们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可以商量，他们所表现的这种种意识、心态，不论叫“废都意识”也好，叫“世纪末情绪”也好，却不能不说反映着转型社会典型的精神特征的一方面。

　　我说过，贾平凹以往作品中的悲剧意识比较外在，这部作品中“牛”的思考者形象也仍然是外在的、表面的，可是，庄之蝶们缘于生命的颓废，却不能说是表面的。一般人只看到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混乱现象而看不到颓废，尤其不能从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矛盾中发现颓废。其实这种颓废包含着严肃的悲剧性，它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无力跟上这种要求的冲突。

　　三

　　我揣摩贾平凹的写《废都》，最初一个重要的意图是：毫无讳饰地展示这个光怪陆离的浮躁时代、晕眩时代的生活本相，尤其是世俗化、民间化的本相，留下一部珍贵的世情小说。从穿插其间的那个唱民间谣曲的老头，可以见出此种意图。作者未必不知道今天的人看这些谣曲并不怎么新鲜，但后世人看它们，就大有兴观群怨的喻世价值了。可是，写着写着，主调发生了微妙变化，主观化压倒了客观化，自剖灵魂的倾向压倒了展现世情的倾向，多少冲淡了它作为世情小说的品格，也缩小了它对社会历史内容的涵盖。从根本上说，问题出在作家与庄之蝶这个人物缺乏必要的距离感，庄之蝶的角色经常被作家自己代替，以至于无法分解。

　　然而，尽管如此，《废都》关于世情的描绘仍是极为出色的。鲁迅先生言及“世情小说”时说：“这种小说，大概都叙述些风流放纵的事情，间于悲欢离合之中，写炎凉的世态。”（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废都》的写法，正复如此。《废都》的结构很巧妙，貌似信笔所至，漫无边际，实乃精心结撰，细针密线，它以庄之蝶为中心，如蜘蛛结网一般地展开一层层世态风景；且联络自然，浑整一体，无生硬铺排、人为垒砌之病。庄与其他几个“文化名人”，如钟主编、景雪荫诸人，形成文化圈子；与孟云房、夏婕、京五、洪江、周敏诸人，形成社交圈子；与牛月清、唐宛儿、柳月、阿灿、汪希眠老婆等，形成男女圈子；与市长、秘书、农民企业家、人大主任等，形成政治经济圈子；与牛老太太、刘嫂、惠明、阿兰、黄鸿宝老婆等，形成民间圈子。这些“圈子”其实是我们划分出来的，在作品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流水般无法分切。

　　在这里，细细品味作者怎样描写世态是没有篇幅的。我只想指出，作者写世情，一不是孤立地写，而是完全将世情化入艺术肌体；二不是冷静地旁观，而是带着浓厚的废都意识来看世情，往往看得深刻。譬如，钟主编的命运可谓惨矣，无疑反映着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坎坷，如牛负重。他最惨者何在?在于得不到应有的爱，得不到视若生命的某些寄托物。他渴望收到“梅子”的信，殊不知“梅子”本属子虚，那些情书，不过是别人不忍看他痛苦而编造的假信。他一直苦求高级职称，不料到死也没有得到；只因死后火葬场规定高级职称者可提前火化，他才总算得到一纸空名。这不是黑色幽默吗?但又未必不是世情的烛照。同是评职称，阮知非就轻松得多。他头顶着“文化名人”的桂冠，其实不学无术，唯一的本钱是从父亲那儿继承的“耍獠牙”的舞台特技，也早忘光了。他要庄之蝶为他代笔一篇如何“耍獠牙”的论文，作为晋身之阶，并且声言，“我是活鬼闹世事，成了就成，不成拉倒”。他自然不会不成功。与不幸的钟主编相比，阮知非才是浮躁世事中的当代英雄，他不惧怕名实相违，只怕缺少欺世盗名的胆量。此人后来发了横财，却被人捅瞎了眼睛，马上换了一副狗眼，从此看人看物总要低上几分。这不也是黑色幽默吗?但透过滑稽，正可看到世事中伪劣和浮滑的部分。

　　人情世态就是这样从作者的笔底浮现出来的。鲁迅先生谈到《金瓶梅》等“世情书”时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52页。）我虽不认为《废都》已臻此境，但贾平凹写街景，写市风，写女人钩心斗角，写闲汉说长道短，真是着墨无多，跃跃欲生，他确是取了真经，得了神韵。他写黄鸿宝家的庭院小景，能让人想见一切乡村暴发户的气焰，他写“鬼市”的人影幢幢、交头接耳，能让人想见西京古都正在被“商品”这个怪物闹得夜不成寐。这样的世情，这样的氛围，才会有庄之蝶这样的人，否则，废都也就不成其为废都了。

　　贾平凹最新长篇小说《山本》精装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出

　　四

　　庄之蝶的大名，出自庄子的《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那本意并不悲凉，是个自适其志、无拘无束的美梦，同属“物化”，变蝴蝶比变大甲虫要愉快得多。可是，当庄之蝶发现，自己很像旅游点上披红挂绿任游客戏耍的那匹大红马后，这名字就成了反讽。证之于《废都》，庄之蝶让人联想到“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李商隐《锦瑟》)的迷惘，“长恨此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苏东坡《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的无奈，“庄之蝶”三个字，无他，“吾非我”而已。

　　从经典现实主义重视典型性格的眼光来看，庄之蝶并不棱角分明，有些模糊，有些虚飘，但是，若把庄之蝶看作一个精神载体、一个典型心理的寄寓体，甚至符号化的人，那就很富于底蕴。庄之蝶是个精神上的集合体，是个极端，是个超负荷地承载着文化人的复杂矛盾心理的人，通过他，作品把特定时代一部分文化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揭示得淋漓尽致。当然，像庄之蝶这样性欲泛滥的毕竟不多，倘说这就是当今文化人的模样，不但社会要鄙视，知识分子说不定也要抗议。可是，超过性欲狂疾的表象，他的自我迷失、无着无落，他的背负传统、无力超越，他的灵魂无寄、困于外物，能说没有一定的典型性吗?只是一切被推到了极端，推到了颓废和沉沦的极端，这就不免引起骇怪。

　　应该看到，庄之蝶终究是个缺乏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正如一些批评者指出的，他缺乏现代性，更像一个被突然捧上声名高位的乡土知识分子，他的活动太多地陷溺于声色玩乐，与几个女人的关系也有点闹剧化、轻薄化、感官化，这就不免刺激有余，灵性不足，感性的狂潮淹没了精神的求索，全书也就缺乏更为深邃的人文精神，以致伤害了整体的艺术品格。但是，即使如此，庄之蝶的苦闷和颓废，仍不无深意。

　　有一次，周敏对庄之蝶的苦恼很不理解，曾说：“我不明白，你现在是名人，要什么有什么，心想事成，倒喜欢这埙声?”周敏的不理解，也是一般人的不理解；但不理解庄的苦恼，也就无法理解《废都》全书。据书中介绍，庄之蝶是档次高、成就大、声名远播的作家，是个不大缺钱又不大爱钱的主儿。他不乏善良和同情心，为了安慰孤苦的钟主编，不厌其烦地炮制假情书。但他又善良得近乎懦怯，周敏胡乱吹捧他，他体谅周敏一是为了报恩，二是为了立足，也就默许了；景雪荫大闹，他于心不安，就写信道歉，说了实话。不料，这些善举、让步恰恰成了自掘的陷阱，给他招来无穷的祸患。书中写到庄之蝶，常用一个词，叫“泼烦”，此乃西北土语，意谓并非因一事引起的纷至沓来的烦恼。庄之蝶精神状态的总特征，正可由“泼烦”喻之。这“泼烦”包含三层内容，一是社会性烦恼，二是生存性烦恼，三是形而上的烦恼，而核心问题在于，不断丧失本真性的悲哀。

　　庄之蝶不是不想保持自己的本性、个性、独立性，做到我是我，不是物；我是我，不是他；我是我，不是“名”，但在现实面前一一崩溃了。作为名人，大家众星拱月似的包围他、需要他，他不愿别人以名人待他，却又意识到自己是名人，处处迁就角色，限制自我。市长利用他，制造假农药的厂长愚弄他，他最信任的洪江出卖他，全都离不开他的名人之“名”。他终于悟到，他其实是“名”的仆役。这可说是社会性烦恼。作为“作家”，我们几乎看不到他写什么正经东西，他的几桩宏伟文事，无非是写有偿的报告文学，写假情书，写假论文，写挽联，替法院某人之子代写文章之类，捉刀代笔，李代桃僵。结果他没有了自己的“时间性”，也没有了自己的“空间性”，找不到自己了。但正像唐宛儿说的，他又是个需要不停地寻找新刺激的人，既然作为生命存在的形式的创作已不存在，怎么办呢?只好到性欲狂潮中去发现自己的生命和力量。这可说是生存性烦恼。

　　“人之生也，与忧俱生”，但并非所有的人对忧烦都具有清醒的自觉。有人没入物质和世俗的无物之阵，人云亦云，只能感觉世俗的烦恼，不能感觉精神的烦恼，更不能感觉形而上意义的烦恼；庄之蝶则不同，他极度敏感，随时随地地追问着：我是谁？真正的我到哪里去了？加上他头脑里塞满了《素女经》《闲情偶寄》《浮生六记》之类的劳什子，硬要到现实中寻找他所谓的古典美，他能不恍兮惚兮吗?有一次，他在太阳下发现自己的影子没有了，惊骇不已；他和唐宛儿在宾馆里胡搞，丑态百出，不一会儿又在大会的主席台上就座，泰然自若，他自己也不明白他是个怎样的怪物，或人是个怎样复杂的怪物。对庄之蝶来说，存在有如牢狱，自我去而不返，“性”也拯救不了灵魂，他便日甚一日地走向颓废。他的频繁的性生活，从最初的性爱逐渐转化为动物性宣泄，由确证自我转化为体验死亡。小说接近尾声前，他与唐宛儿有过一次疯狂的自虐和施虐式的性行为，自始至终还有哀乐伴奏，这很像三岛由纪夫在《忧国》里，剖腹自杀前的武士用性交来告别人世，性变成了死亡的象征。庄之蝶与唐宛儿，终于像“两块泡了水的土坯”一样颓然无力。

　　还有比这更颓废的吗?庄之蝶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足为训，与许多并非不存在的意志坚韧的、信念坚定的献身者和殉道者类型的知识分子相比，庄之蝶显得多么羸弱和可怜。如果说，他也有价值，也有醒世意义的话，那就是，暴露了一个夹杂着污秽和血的、毫无遮饰的孤独而病态的灵魂，让人们看到，传统文化培植的某一种人格，怎样在这急遽变革的、世纪末的、浮躁的时代里，走向沉沦的精神悲剧。

　　五

　　性的描写在《废都》里所占的重量是毋庸讳言的，庄之蝶不断变换和扩大性对象，如患狂疾，到后来几乎陷在肉欲和感官的世界里不能自拔。问题是，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若说作者就是存心炮制性文学以宣淫，倒也不尽然；若说作者像劳伦斯一样，认为肉欲是使人从机器文明回到自然人的宗教，也不是。我的看法是，庄之蝶的沉溺女色，一是为了逃避现实，二是为了拯救灵魂，三是为了安全感，四是觉得轻松——人们不明白，堂堂大作家的庄之蝶为什么不与有才学、高智商的女性往来，偏偏与文化层次很低的女性纠缠，其原因就在试图卸下沉重、麻痹灵智，寻找片刻的轻松和麻醉。这并不奇怪，这是脆弱、胆怯、敏感，却又封闭、保守、充满封建士大夫情调的庄之蝶的行为必然。庄之蝶通过性活动所暴露的灵魂的复杂，比之他在现实活动中的流露，要多得多。他的软弱，他的窘迫，他的不无恶谑的情趣，他的自相矛盾的女性观，他的本想追求美的人性却终于跌落在兽性的樊笼的尴尬，全可从他的性史中看到。

　　就拿庄之蝶与唐宛儿的关系来说，很难说是谁最先勾引了谁，庄之蝶早就不堪虚无和烦躁，面对是是非非的世界，不知逃遁到哪里去。他在所有的地方都找不到人生意义之后，只有到温柔乡去找寄托，寻刺激。像他这样的人，自然是相信女人是水做的骨肉，而且想在现实中印证他的古典梦，找个风情万种、仪态万方的“尤物”。他突然发现了唐宛儿，焉能不一见倾心?唐宛儿呢，早就是个不安分的女人，她从乡下私奔出来，固然一方面是不堪忍受丈夫的肆虐，另一方面则在于对都市生活的艳羡和改变处境的强烈欲望。她有极强的虚荣心，从她对庄夫人牛月清地位的歆羡来看，她对幸福的理解可知。与其说她遇上了庄之蝶，不如说她早就等待着庄之蝶。为什么庄与唐一拍即合，一发而不可收拾呢?因为他们满足了各自的需要。唐宛儿心目中的幸福就是依附，不是依附粗俗，而是依附虚荣，而要依附得牢靠，就又必须色相出众，善解人意。她的注重修饰姿容和“态”的训练，正出于这样的目的。庄之蝶把他们的狂欢视为生命力的证明，找到了自己；她则认为是她能不断调整出“新鲜感”，激活了庄的艺术思维。他们共同认为“喜新厌旧是一种创造欲的表现”。他们的看法似乎很有些“现代性”，但我敢说，庄没有逃出“士”的美梦，唐也没有跳出“妾”的理想，他们的关系带有浓厚的中世纪的陈腐气息。如果一开始庄之蝶不无自我拯救的动机，那么到后来，颓废的享乐主义就占了上风。还是伶牙俐齿的柳月说得痛快：“是你把我、把唐宛儿都创造成了一个新人(这话值得商榷)，使我们产生了新生活的勇气和自信(这也值得商榷，“新生活”指什么？)，但你最后却又把我们毁灭了!而你在毁灭我们的过程中，你也毁了你，毁灭了你的形象和声誉，毁灭了大姐和这个家！(这话有理，但究竟是怎么毁的，根源何在？)”“哀莫大于心死”，毁灭的根源当然在于，在物欲的压力下，灵与肉的极度分裂，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衰竭，人性的彻底失落。

　　需要指出的是，庄之蝶绝不仅是我们时代独有的产物，他的家谱源远流长，他的血管里至今滞留着诸如元稹、李煜、柳永、李渔、冒辟疆、沈三白们的血液，只是他所依靠的文化城堡到了20世纪末的今天，已崩坏如废墟，他也就成为这个家族的末代飘零子弟。仅从唐宛儿的形象就看出(这里没有篇幅分析牛月清、柳月、阿灿等人)，作者把多少封建士大夫的、男性中心主义的观念加到她的身上。应该说，唐宛儿的性格不乏率真、热烈、坦诚的一面，也不无令人同情的一面，但后来就显得芜杂，不少恶谑的成分是硬添上去的，使之失去了统一性。例如：希望她痴情，就不时堕泪；希望她曼妙，就精通“态”学；希望她善淫，就花样翻新；希望她放荡，就满嘴亵语；希望她工愁，就望月伤怀。总之，她时而野性勃勃，时而贞静自守，一切以庄之蝶的需要为转移。她甚至“努嘴儿”暗中怂恿庄去占有别的女性。这当然是损害人物的。也许作者意在表现一种不只是物欲至上，而且肉欲至上的世风(从龚小乙的幻觉中可以看出)，但却暴露了自私而陈腐的女性观。像庄之蝶这样的文化人，带有浓厚的士大夫气本不足怪，也可说是刻画人物需要吧，可是，抱着玩赏的态度津津乐道，那就是拿肉麻当有趣，视腐朽为圭臬，丧失了起码的美感和道德感。

　　《废都》中的性描写，各处笔墨不尽相同，但不少地方确有堕入恶趣之嫌。文学史上写性的名著，有《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式的写法，有《西厢记》式的写法，有《金瓶梅》式的写法等等，就我个人的眼光来看，我不喜欢《金瓶梅》式的写法，它太阴冷，太生物化，太注重于性器官和性行为，像中世纪的暗夜令人窒息。具体到《废都》，我一直在想，可否换一种更蕴藉的方式来写呢?

　　六

　　在小说的叙事形态和风格类型上，《废都》与我国古典小说确有极密切的血缘关系，它不只在表述方式、语感和语境上，而且是在内在神髓、美学精神上，完成了令人惊叹的创造性转化。不错，由于作者对古典小说烂熟于心，潜移默化既久，他在创作中不自觉地露出了一些前文本的痕迹，例如：送奶的刘嫂自言“一个庄户人家能认识你们也是造化”，让人想到刘姥姥；汪希眠的老婆把浸了她的汗和肉体味儿的铜钱摘下来郑重送给庄之蝶，让人想到晴雯咬下指甲给宝玉；由牛月清让人想到吴月娘，由唐宛儿想到潘金莲，由柳月的嫁市长儿子想到春梅的嫁守备；再如，阿灿的肉香之类，偶尔跳出的“上床戏耍”之类的用词等等。如果还要继续找蛛丝马迹，《废都》的架构与张春帆的《九尾龟》还有几分相像呢。《九尾龟》的中心人物章秋谷，是有名的流氓加才子，所谓“万斛清才，一身侠骨，花柳惯家，温柔名手”。他的母亲临死时这样对他说：“你平日间专爱到堂子里去混闹，别人都说你不该这样，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的意思，无非为着心上不得意，借此发泄你的牢骚，所以我从没说过你一句。”这不是和庄之蝶也有点相通么。

　　我认为，能找到这么一些影影绰绰的痕迹是不足为怪的，古人评《红楼梦》还说它“深得金瓶壸奥”，至于一些杰作脱胎于前文本的事，更不鲜见。在我看来，《废都》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立创造，它表现的是我们时代特有的某种情绪，它写的是当今的日常生活，它的语言，主要是采自日常生活中活泼泼的语汇。像“阿灿笑了一下，笑得很硬”“人晦气了，放屁都砸脚后跟”“你是红得尿血的人”“蚊子也是知识蚊子，我们来了叮叮我们，也知识知识”之类，俯拾即是，哪本古书里何曾有过?作者把古典小说中有生命力的东西与当代生活巧妙化合，把叙事艺术提到了一个新高度。说它炉火纯青，说它浑然天成，并非溢美。

　　七

　　《废都》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它生成在20世纪末中国的一座文化古城，它沿袭本民族特有的美学风格，描写了古老文化精神在现代生活中的消沉，展现了由“士”演变而来的中国某些知识分子在文化交错的特定时空中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透过知识分子的精神矛盾来探索人的生存价值和终极关怀，原是20世纪许多大作家反复吟诵的主题，在这一点上，《废都》与这一世界性文学现象有所沟通。但《废都》是以性为透视焦点的，它试图从这最隐秘的生存层面切入，暴露一个病态而痛苦的真实灵魂，让人看到，知识分子一旦放弃了使命和信仰，将是多么可怕，多么凄凉；同时，透过这灵魂，又可看到某些浮靡和物化的世相。

　　然而，由于作者怀着苦闷之心来写苦闷之人，与人物缺乏必要的距离，虽能写之，却不能超越和洞观，故而削弱了批判的力量和悲剧的力量；另一方面，感性乃至感官的泛溢，淹滞了灵性的思考，也在阻滞作品的人文精神的深化。

　　1993年9月写于北京

　　——选自《雷达观潮》，雷达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定价5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