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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因天道无常惊险不断谓之灾。 “难”,于大害中顽强不屈,窥见希望而谓之难。 今年的春节,仿佛回到老子“小国寡民”的世界:“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春节“新民俗”,史无前例。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举国同心。 文艺“战疫”,也悄然打响。 各式各样的征文、比赛,此起彼伏,风起云涌。 “抗疫诗歌”,已铺天盖地。 文艺 “井喷”,或指日可待。 “山雨欲来……” 难道文艺复兴不期而至? 01 只有“诗人”,没有“情怀” “文艺灾腔”,自“5.12”地震以来,大有趋势。 然而那种将“灾难诗意化”的“灾腔”,越来越被大众所排斥。 在每个醒来的清晨,相信天还是蓝的,在每个崩裂的时刻,相信正义的聚集,在每个反转的时刻,相信价值的坚定。需要情感的浓度,需要思想的历练,需要质量,更需要“人的味道”。 内核是思想,一切技巧,都为解构真实。 文艺的作用多样,大众情感需求多样。失去对生命的尊重、对真实的敬畏,“闭门造车”,注定是方便面、大白菜,甚至就是“抗疫战争”中繁衍出的新型“文化肺炎”。 “抗疫”需要“驰援”,需要加油鼓劲、宣传普及。 也需要冷静思索,留下史诗。 灾难让人悲痛,让人充满无力感、恐惧感、愤怒感。 每次灾难,都会冒出一些“借灾演媚态”的文学奇葩。 奇葩出现,众矢之的。 “抗疫诗歌”。一首名为《“感谢”你,冠状病毒君》的诗作写道:“——我要感谢你,冠状君,因为你让我看到了一种甘露叫众志成城……”恕难摘录更多。 无论采用何种修辞手段,博人眼球的标题与内容,枉称为诗。 诗人应该是手擎思想的火炬,善于运用本民族的语言,令人产生共鸣者。 既无才华,更无真情,败坏诗风。 伤害诗的尊严、如匕首直插大众对文艺的信心。 瘟疫可怕,瘟疫刺激下繁衍出的新型“文化肺炎”,造成的“二次伤害”更可怕。 “文艺灾腔”。看不到对受害者的悲悯与同情,有的只是空洞的抒情,诗来词去,用一堆滥俗的意象,堆砌“感动”“情怀”,用虽有气势,却没有真情实感的排比句,硬凑“赞歌”。 不顾被赞美者与疫区大众的恐惧、悲痛,用抽象的大词、宏大的叙事,遮盖个体心力憔悴、痛不欲生的悲伤,用救灾的局部真实,将灾难诗意化、浪漫化。颇为诗意,却空洞无物。 不是面向灾难,而是借灾难刷存在感。 甚至,把疫区的灾难,当成营销自身的机会。 只有“文学”,没有“人文”。 只有“诗人”,没有“情怀”。 还有一些“文艺灾腔”的“雅玩”,完全是“集体无意识”。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始工”。 “抗疫作品”,不是展示诗歌大省的关怀、悲悯,反而凸显出某些人的诗性缺失与文化苍白,热衷在灾难中、后,写各种“抗疫诗歌”,被人痛斥“国家不幸,诗家可怜”。 看过那些充满“文艺灾腔”的诗文后,更对那种渲染感动、掩饰悲情的空洞“歌颂”,充满抵触,加上“5.12”那种“逆火而行”的“牺牲”题材的诗词,我们已经被感动过了12年…… 身处疫区,一直在隔离的武汉著名女作家池莉,忧虑、悲伤:“更可怕的是,人们一边自我破坏着隔离,还一边还以爱的名义、情的借口,大肆地泛滥爱与情。一时间,无数人,通过微信、抖音、微博,发表无数条煽情文字”,“目睹这样许多向大众示爱的表情与表现,自以为聪明到连隔离都没搞懂的人在网络上舞文弄墨煽情,我只有满目凄凉哭无泪,月光如水照缁衣”。 “爱与情,都是好东西,然而绝对不可以滥用,尤其此时此刻”。 “隔离就是战争!战争必须让愚蠢无知廉价的爱与情走开”! 忍无可忍。四川作家聂作平,在《一不小心,疫诗就榨出了文人们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中,大声疾呼作家、诗人:“哪怕你是一只歌喉婉转的夜莺,在人间的大悲大苦面前,也请闭上唱惯了小夜曲的鸟嘴;如果不能替沉默的苍生写下他们的疲惫、哀愁、坚持和希望,任何文字都是苍白的,任何文人也都是可笑的。” 最后,还是忍不住爆粗:“否则,你读书万卷,还不如他妈一个文盲。” 多一些真诚,少一点应景。 光喊加油、光有歌颂,肯定不行,作品不仅容易流于单薄和肤浅,也缺乏足够的感染力、震撼力,还应有自觉、必要的追问,唤醒和反思。 在面对灾难,以及其他社会性问题时,既要有肯定,也要有批判,特别对疫情各个环节中所暴露出的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创作上要敢于触碰,敢于质疑,敢于揭露,敢于表现。 守候生命安全,考量现代文明。 唯有如此,“抗疫诗歌”才会建构得更加全面、立体、丰富。 02 守候生命安全,考量现代文明 文化精英仍多在体制内,但在加速官员化。 熟人社会,“小共同体”。 “圈子文化”。存在荣誉高于生命,身份评价高于生命。 相当多的作家、诗人,已经在“体制内”级别的“排位”里、浅薄的官场亚文化的渗透中,丧失了人格、个性,变得官员化、商贾化与功利化,精神因猥琐而倒下,没有了神圣、崇高。 他们本身手持文化权力,控制文化资源,有意无意的“模范带头”下,太多的文化人,都想得到体面、尊重和崇高,但又不愿付出必须的劳动,懒惰竟然成为一个时代普遍的权利幻觉。 从“文艺灾腔”,到“文化肺炎”。 不可原谅的堕落。 形式上的“过失”情有可原,思想上的“扭曲”难平愤怒。 难以忍受,“权力媚语”。 冷血无情,厚颜无耻,不惜对生命尊严进行轻佻亵渎。最让人不齿,当属“5.12”地震后那位“鬼魂派”诗人,不惜以“纵做鬼,也幸福”来为死难者代言,媚权无尺度,人性无底线。 阿谀献媚之诗,权力投机使然。 现实中,“权力媚语”派作家、诗人,成批量存在。 “文艺灾腔”中,并非其衷之情、有感而发的“雨露滋润”“精神歌颂”,凸显的是文化精英失去用人话表达悲伤的能力、灾难表达的话语贫乏、思维偷懒和情感枯竭,失去对生命的敬畏、灾难的真诚悲痛,没有对何以发生灾难的追问,对灾难带来伤害的悲悯同情,把一堆很“正能量”的大词、大事堆在一起,继而,堆砌力量、阳光、前行、激情、坚持、喝彩、勇气、温暖、祝福,成了一场消费灾难、表演悲伤文学竞赛,带着某种利益追求的“即兴表演”。 忘记初心。颠倒顺序。 “权力媚语”。对上逢迎、对民“以红布蒙住双眼”。 在作家、诗人身上,重新发现久违的“大秘气”。 做官无技巧。最好的技巧,不忘初心、拒绝技巧。 一些诗人写的“权力媚语”,低级、恶俗。 彝良县文联主席陈衍强 县文联主席写恶诗,拍案而起众怒之。 中国作协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汤世杰,当即发表一篇《我的愤怒无可名状——关于陈衍强《仰望天空》一诗的严正声明》的文章,对其进行怒斥。 汤世杰这篇声明称,“陈衍强的一首所谓《仰望天空》,竟然打破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底线!”“而陈衍强不仅写了,还写得如此恶劣,如此肆无忌惮,公然拿同胞的灾难恶意调侃,在伤口上撒盐!无论他怎么辩解,说那只是一个反讽,都是无力的,无济于事的。他已以他的丧尽天良,把他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证实了他至少已是昭通的败类,云南的败类,也是中国人的败类,只差一步,就无异于当年的纳粹分子了!”“陈衍强冒犯的不仅仅是湖北人、武汉人,而是中国的十四亿人!”“他已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人性,离禽兽已不太远!这样的人,还能做一个县的文联主席吗?还能做一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吗?” 面对灾难时产生感情共鸣。 读者的情感触角敏感,特别在灾难期间,触角更为敏感。 一看便知。表达真情实感,还是表演悲伤,动情、矫情,甚至僵硬地煽情。 没人排斥救灾的感动,如用整齐划一的感动,遮盖其他情感,将感动变成没有节制、甩脱灾难悲悯的“小清新”抒情,本来高尚的情感,就已被异化,变灾难为歌颂,变坏事为庆功。 推掉追责的最好办法。 “文化肺炎”的“二次伤害”。 从隔离“武汉”,到隔离“湖北”。 体现社会生活、政府官员的文明程度、管理能力。 “责任主义”,先于英雄主义。 武汉出来了500万人,全国各地很多人都把武汉人当作仇人,骂武汉人是祸害,骂武汉人不要命,也让别人没命。只要有新闻称哪里又有武汉人,一群网友就开始骂“没事瞎跑的垃圾”。 双面生动呈现,发人深省。 一面。从1号通告的“ 封城”,到9号通告的“禁足”,有商家坐地起价,昧着良心发起“疫情财”;更有人居心叵测,制造散布各种谣言;河南、湖南挖路等“硬核做法”,与各地“因地制宜”的粗暴“隔绝”…… 一面。一批在离汉通道关闭前出行的旅行者,航线被迫取消、更改,滞留在全国各地,却被很多酒店拒之门外,过年也只能住帐篷或流落街头;还有很多关于武汉人乱跑在网上传播…… “互害域场”。烦燥的媒体鼓噪一时,把“歧视”武汉人,轻松嫁接在“尊重生命”上,让卑微的“人人自保”的劣根性,披上一层的美丽外衣,看一看那些挂在小区、村落的“硬核标语”,至今人们还在“赞叹不已”“频频叫好”…… 感同身受。文化也遭遇创伤。 瘟疫之中、普通民众、作家诗人,直接体现人性与兽性的比例…… 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 面对人类社会可知的东西,我们可能还能保持一点“不改色”。 面对人类根本不知,说“不改色”,只能用无知者无畏比喻。 无论是疾控学者,还是红十字会,人性在灾难面前,不堪一击。 03 诗歌没有原罪,灾难需要记忆 生与死,恐惧与轻松,从来都是瞬息间的变化。 比起死亡,活着是更加艰难的事情。 瘟疫把“真相”提到桌面。 戳破了多年的治理给很多人积攒的盛世幻觉,各级官员突发公共危机处理能力,社会医疗资源供应能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信息传播机制,普通民众的知情能力,引以为荣的技术进步对改善民生问题的意义……是不是围绕“真相机制”在设计、执行? 突发公共危机处理能力,医疗资源供应能力,信息传播机制,民众的知情能力,民间自组织的空间,引以为荣的技术进步对改善民生问题的意义,原来这一切的泡沫是那么大。 多难兴邦,容忍、麻木、视而不见,于国于民都是灾难。 诗歌没有原罪,灾难需要记忆。 内核一定是思想,技巧是为解构事实。 用诗歌记述灾难,不需要“权力媚语”“自我感动”,不需要“感谢你无数次游过那么悲伤的水域”这类造作抒情,不需要那种带着情绪冲动,失去文艺底色的“愤怒谩骂”。 灾难,让人痛苦。 痛苦,不应变成工具。 在僵立板结社会中,文艺人不应成为迷茫的个体,不论是蕴蓄公共意识,推动社会重建,还是集聚社会力量,寻求自我实现,都需要慌乱、寂寞的文艺人早一点醒过来,动起来。 群体中的个人,极易受刺激因素的影响,转眼之间,就从最血腥的狂热,变成最极端的宽宏大量与英雄主义。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举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就义,不惜失去人格。 感性泛滥,理性思考日益缺位。 社会戾气反映在诗文中,就是浅薄化、情绪化、污名化和妖魔化。 官场进行“治庸治懒治散”,来铲除看得见的特权。 “文艺灾腔”,漠视个体生命之殇的“权力媚语”,哪会有真实、真诚?祛除“文化肺炎”的土壤,需要修复人文精神谱系、价值伦理,形成共同的信仰,这是一个价值观系统工程。 守望人性,守护真实。 追寻价值正当,传递温暖力量。不要再试图请“挖眼泪”,在追寻真相中,表达真情,深挖价值,避免“权力媚语”成为“文化肺炎”,才会表现得更加深刻、有力,也更具现实意义。 为众人抱薪者,必为人民所铭记。 湖北作家方方风骨铮铮,卓而不凡,话不重却如同振聋发聩。 为作家、诗人找到了久违的坐标! 骨气、尊严、脊梁,粉饰成不了强国。 “文艺灾腔”,无法拂去创伤。 灾难需要用调查、追责告慰国人,安抚民心。 每年,都有欢乐和哀伤。这时代的宏阔与巨变中,什么又是从来不变的恒常。坚守者深知,无论媒体传播格局如何改变,文化舆论场如何喧嚣,真相与正义都是是社会需求不变的恒常。 每次悲喜,都是时代的怦然心动。 不变的恒常。每次怦然心动,都是因为,我们心底怀有正义、良知…… 政治家坚守恒常,好的机制就会出现;企业家坚守恒常,就会扩展人类的自由与富足;文化人坚守恒常,社会就会更积极向善的力量;每一个人都坚守恒常,就能走出“互害”域场。 面对灾难,面对隔离,人们只有进行冷静理性的表达,才能更加接近真实,追踪真相。也只有在真实基础上,在痛定思痛的基础上,抒情才不会是滥情,愤怒才不会是冲动。 灾难艺术意义深度的拓展与美学品格的提升。 深思新时期中国国家话语转型建构的思想文化语境,人性、命运、神秘与文本之维。 克服灾难艺术表征危机的创作前提。 瘟疫中,中国重新站在“子鼠”之口。 诡诈,还是天道? 丛林,还是规则? 愿文艺创作者们,用真心抒写真情,深入人类的苦难和灵魂,留下入木三分的历史笔迹,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创作,书写和记录现实生活,感触国运与时代变化,为祖国和人民鼓与呼,播撒真善美的种子。 作者简介:易旭东,1986年前写小说,1986年后做新闻。多家报纸任副总编,出版、经营“两手抓”。近50篇作品获地方到中央的各种奖项,发表了近400多万字的“纪实”作品。不忘初心,从新闻“回归”到文学。2012年辞职,闭门读史,跨文体、非虚构“纪实”历史。2019年10月“再现江湖”。现为四川省文艺传播促进会常务副秘书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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