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人之《简琴楼谈艺录》（连载）——关于中国文化的十二封书信（选二）

[孙亚军（四川省新文人画院学术主持）予闫照忠（四川省新文人画院创研部主任）庚子春节初一信函的回复。]

○孙亚军

石斋先生黄道周像

闫先生：

　　好！来信已收悉，得知先生安好，心甚安！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很多人措手不及，武汉的形势十分危急，今天看到很多医务工作者驰援武汉，其精神让我们为之动容。同时，也让我深感您信中所提及的“留得真气”，中华民族的“真气”从来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改变！在家国遇到危难之际，总有一些人为了我们舍弃小我，以壮士断腕之决绝踏上赴死之路，这便是我们民族精神之所在。先生来信，我反复读了数遍，感慨至深，现将一些思考记录如下，与先生商榷。

　　我在叙述之前，引出一个人物，他叫李颙，字二曲，人称“二曲先生”，是晚明清初杰出的理学家、思想家，也是明代晚期关中理学的扛旗人，他的学问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即“反躬自省·体悟不二”，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所有的圣人之言，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实践，然后才能明理致知。李颙和您信中所提及的王铎，他们是同时代人，年龄上李颙要小得多，不同的是前者作为民间的思想家而存在，后者是作为国中栋梁之臣而存在。他们共同的经历就是赶上了晚明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亡国和亡天下成为知识分子最为挖心之痛。

（闫照忠山水作品）

　　清顺治二年（1645年），李二曲19岁，这一年发生了一件让李二曲彻底走上独立问道之路的事件。这一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城，江南诸生周钟投降，并为李自成登基写诏书，他在诏书中将李自成比作“尧、舜而有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此事一出，南明朝野哗然。就是这件事情，让年轻的李二曲深恶周钟之流，素日里清谈义理，“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大谈忠孝节义，岂料李贼兵犯北京，临难之际连“一死报君王”都做不到，何谈气节。这一年之后，李二曲对当时文人的词赋曲艺不太相信，他把毕生的志业放在了寻求“正学”的路子上来，他恪守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毕生不与清廷妥协，康熙曾仰慕二曲之学，数次下诏启用，二曲宁死不应。我说李二曲，是想表明在晚明那一个恢弘而壮烈的时代，倒戈之士皆为以文取胜者，凡以学术立身者绝大部分都能以死见证学术的尊严，如刘宗周、顾炎武、黄宗羲等。我曾在《贞人堂己亥笔记》中写到：没有任何一段历史能比得上晚明，贰臣贼子、以死守节的故事，比比皆是！后来，我在仔细读完《明史?列传》之后，才发现其实晚明的那片天早就烂了，一个把宦官当儿子养的朝代，终究也好不到哪儿去！大厦倾颓之际，文人士大夫的嘴脸，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平素所学随着失节的那一刻起，变得分文不值！也是从刘宗周绝粒的那一刻起，为晚明的文人敲响了警钟，学问为大，名节尤重！即便无法挽留住历史的洪流，但如刘宗周、查继佐、黄道周、黄梨洲…这样一群用生命在捍卫学术的尊严的士大夫，多少为晚明那个天昏地暗的年月保留住文化的精血之气！

　　再说说您信中所提及的那位以书法成就盖世英明的王铎先生，王铎之风骤起，乃是当代之事，首先日本人学习书法捧王铎为上宾，以为王铎是开数百年书法之新风之人物，日本人是不能以中国文化的“道义”之思，来诠释中国艺术，他们对“文以载道”的理解，根本不能和国人相比。我以为，近世中国在欧风美雨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化几尽沦丧，加之建国之后种种对文化的非难，导致了当代中国学人、艺术者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严重缺失，才导致了“王铎书风”一起，一呼即应，以至于今日夸夸而谈王铎者比比皆是，学王铎者多如牛毛。细思之下，让人惶恐至极，诚如您所言“艺术如果失去了“道”之所载，何其轻浮！”

（闫照忠作品《水墨荷花》）

　　我姑且认为，一切艺术的技法演变，必须遵循“志于道”的原则，道之所载，法其变也！当今之世，习书法者千千万万，以书法家而自居者多不可数，急功近利求新立异，几乎弥漫了整个社会。王铎书风晚年的“激变”，以及由于文化人格的缺失而造成的“恣意放纵”的书体，极易迎合当今之世“根基不牢”者的需要。先生，您想想是否是这样，一个人老老实实写着古代的法帖，却被嗤之以鼻；还有“国展”，以求技法的多变立新，使多少人误入歧途，以为只有技法的娴熟多变，才能成为书法艺术家。缪也！

　　总之，王铎之风的骤起，实乃急功近利社会之所致，更是价值观紊乱之写照！试想一下，我们怎么能把一个失去民族气节的人，作为我们当世膜拜的对象，难道我们的心灵还不够扭曲吗？我记得您之前所言，文化自信就是恢复我们中华民族文化领域的“中正气象”，这种中正之气，来源于传统中国的“仁义礼智信”，书法实乃雕虫小技耳，载道者方为广大直！

（闫照忠作品）

　　说起王铎先生，让我想起了王铎的一位好朋友，他叫黄道周。黄道周，这位爱和皇帝“抬杠”的，不太令皇帝喜欢的人，最后却以“飞蛾扑火”般的决绝，在北京城沦陷之时，带领数百家丁展开轰轰烈烈的“北伐”之战，最终以身殉国。其实，王铎、黄道周、倪云璐三人他们都是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的进士，三人是同年，也是挚友，开始的时候他们三人关系甚好，但随着晚明朝廷局势的变化，三个人的人生之路分道扬镳，结局迥然不同。王铎选择了变节投降，在他的心中或许有一千个不得已，但终究他成为“贰臣录”里面的人物；黄道周在满清铁蹄肆意践踏中原之时，他率领军队奋起抵抗，兵败被俘不屈而死，他在临行前留下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倪元璐，官至户部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之时，倪元璐选择了自缢殉节！其实，在传统中国文化的视野之中，“文死谏，武死战”的例子多不胜举，作为王铎先生而言，他不会不知道，那么他选择乞降，一定有他难以名状的原因。对比王铎和黄道周二先生一生之行状，我以为二位先生的学养志趣不同、经历不同，所造成的结果也会不同，相比之下，黄道周无论在经史之学，还是在书法、绘画等堪为一代宗师。王铎的一生，离不开书法，他是以书法成名的，早期的书法典雅之气甚足，晚年变法之后，奇力奔放，犹如脱缰的野马在狂奔！

　　三十八岁入仕的黄道周，以一篇痛批朝政的文稿，让主考官袁可立拍案叫绝！这位闽南士子从一开始就带着一身的倔强，开始了他在风雨飘摇的大时代的官宦生涯！他和王铎一样，少年清贫吃尽苦头，《明史·黄道周传》载：“家贫业农，事亲以孝闻”。当宦官魏忠贤专政之时，人人谄媚畏惧，黄道周选择不合作，史载“魏忠贤用事，道周拂衣归”，而王铎选择了与魏忠贤合作，编纂《三朝要典》。黄道周的一生不计个人得失，心怀天下正道，在危难之秋，算得上一代仁臣。即便是最后沧桑之时，也能以一死见其学问之尊严。1645年4月25日，南京城破后，王铎和钱谦益选择了投降苟且，黄道周却返回福州积蓄力量。当时清廷颁布剃发令，江南人民求救于南明隆武朝廷，黄道周身为武英殿大学士，招募家丁兵士，兵分三路，向清兵发起进攻。12月24日，黄道周被清朝徽州守将张天禄俘获，送到南京狱中。在狱中，他写了“六十年来事已非，翻翻复复少生机。老臣挤尽一腔血，会看中原万里归”的绝命诗。清廷深知黄道周乃一代宗师，极尽劝降之能，委派洪承畴劝降，黄道周以“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的对联，谢绝了洪承畴。洪承畴羞愧难当，上疏请求免道周死刑，清廷不准，黄道周效法刘宗周绝食十二日而死，期间其妻蔡氏来信曰：忠臣有国无家，请不要顾及家里。壮怀激烈，唯黄道周哉！1645年这个多难之秋，就是王铎先生和他的好友钱谦益留守南京，清廷兵临城下之时，他和钱谦益主动开门投降！事成之后，王铎被清廷封为太子少保。

（闫照忠书法作品）

　　钱谦益说：“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人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我认为，这正是王铎、钱谦益、洪承畴这些贰臣的心声！苟且偷生，与斯文何益？与气节何益？不容否认的是，王铎在书法方面的确是神笔，但仅此而已！中国书法的中正之道，在于胸中的那一股浩然正气充盈其间，夫子所言“志于道”，这个道就是君子弘毅之道，王铎缺少的就是这个！所以，王铎在今天能享此盛名，我想还是与我们对中国书法的道的认知不够，我们为时代立下的楷模，难道就是这样一个至民族危难于不顾，贪生怕死之辈吗？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复兴什么？我认为复兴的就是从刘宗周、黄道周一脉而来的文化正气！

　　依着先生的思考，我就谈这些，或有无妄之词，先生斧正之！

　　谨问安好！

贞人堂主人  孙亚军

庚子春节正月初二

（书信选自闫照忠、孙亚军合著《简琴楼谈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