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 | 业师刘学智先生关学研究之主要创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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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人生最不得相忘的人除了双亲之外，大概就是影响自己毕生志业的先生。旧时代里，侍师如父，《孝经》开篇中孔子和曾子二人的对话中，曾子回答孔子问话时要“避席”，即离席起立,以示敬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师道传承，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方不至于断绝，一代又一代的师徒延续着固有的文化使命，使得中国文化光大发扬！

　　自己亥岁起，四川家宽文化艺术中心推出大型人文期刊《师道》以来，其精神旨趣，广受社会赞誉。作为发起人罗家宽先生，深受乃师郭蔓锄、陈无垢、蓝菊荪诸老的教诲，毕生以弘扬师者之道为己任，其精神气度着实让人钦佩。从即日起，四川家宽文化艺术中心将陆续推出《师道传承系列文章》，以正师道精神！同时，也欢迎社会各界好友，提供稿件，一起弘道致远！

○魏 冬

（中国当代著名学者刘学智先生）

　　业师刘学智先生多年从事关学研究，其理论创获颇多，旧则散见于早年发表诸文，今则集中于《关学思想史》一著。①某以为，业师多年从事关学研究之理论创获，为其多年从事关学研究之最重要结论，为当今研究关学之重大理论创获之一，亦可为吾辈从事关学研究提供一理论参照，但业师关学研究创获观点之主要内涵如何，其与前人关学观点之联系区别如何，业师建构此一概念之内在理路如何等问题，目前尚未有更为集中、系统之阐发，故不揆庸陋，以小试之牛刀，采业师之所论，撮为六题，并参以己意，为之述略。其一曰业师关学研究的理论背景，二曰业师对关学历史之下限拓展，三曰业师对关学学脉之内涵发掘，四曰业师对关学流变之时代揭橥，五曰业师对关学特征之凝练概括，六曰业师对关学概念之系统表述。其间概括，未必精当，然其用心，则在能为吾辈理解业师创获提供一借鉴参照，亦为诸位开展关学研究提供一指月津梁也。②

（始于张载）

　　关学发端，肇自横渠。有宋以来，张载之学及其后关中理学之发展，颇受重视。张载同时及稍后，二程夫子、朱熹等人即关注张载之学，并有所评议；金元诸儒，主宗朱子而兼传张子；明际罗钦顺、王廷相、韩邦奇诸人，皆对张载之学有所承接阐发，而后冯从吾著《关学编》，以王心敬、李元春、柏景伟为代表的三代关中学人先后为之补、续，由此关学之“源流初终，条贯秩然”（王心敬：《关学编序》）。关中之外，自明末清初王船山“抱刘越石之孤愤，希张横渠之正传”以来，黄宗羲、全祖望等著《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亦特开《横渠学案》《河东学案》《三原学案》等，以论关学之发展流变。民国初年，川人张骥更搜罗文献，完成《关学宗传》，关学史传，灿然大备。二十世纪后，张载及其关学之研究逐渐受到关注，谢无量之《中国哲学史》（1916）、吕思勉之《理学纲要》（1928）、钟泰之《中国哲学史》（1929）、冯友兰之《中国哲学史》（1931、1934）、陈钟凡之《两宋思想述评》（1933）、范寿康之《中国哲学史通论》（1936）、张岱年之《中国哲学大纲》（1937年完稿）等，均有对张载思想、学说之述评。而关中学人党晴梵之《关学学案》（1935年完稿），始阐关学近代转型之端倪；寓陕徽人曹冷泉之《关学概论》（1941），更述关学历史流变之特征。然对关学研究之影响最大者，当为建国后侯外庐先生主编之《中国思想通史》（1959）及陈俊民先生所著之《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1986）之所论。

　　侯外庐先生是建国后最早将“关学”作为主题展开探讨的学者。其主编之《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第十一章“关学学风与张载的哲学思想”提出：“北宋时期陕西地方的关学，以张载为核心，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派。”并提出“关学当时与洛学、蜀学相鼎峙，但北宋亡后，关学就渐归衰熄”。（1）【545】侯派后学龚杰教授之《张载评传》亦持此见，并认为“关学上无师承，下无继传，南宋初年已告终结”。（2）【206】从其论述来看，侯派的观点是将“关学”仅仅界定为“张载学派”，并认为其消亡于两宋之际。陈俊民先生是现代最早将“关学”界定为“宋元明清时代关中的理学”的研究者，其所著《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提出：“关学不是历史上一般的‘关中之学’，而是宋元明清时代关中的理学。”（3）【3】同时，陈氏还针对侯派的观点提出：“往昔时贤以为‘北宋之后，关学就渐衰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我以为‘衰落’了，但没有‘熄灭’，而是出现了两种趋向：‘三吕’的关学‘洛学化’和李复的关学‘正传’发展。”（3）【11】陈氏认为：“关学不只是一个张载思想，它同理学思潮相联系，共始终，也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史。无论就外在形式，还是内在思想而论，张载→吕柟、冯从吾→李颙的演进，基本上反映了关学从北宋兴起，经南宋衰落，明代中兴，到明清之际终结的历史过程。”（3）【4】除此之外，陈氏在该著中还以“关学思想的终结”为题，说：“关学作为宋明理学思潮中的一个独立学派，它的终结也同整个理学一样，是终于明清之际的理学自我批判思潮中。是由今陕西周至李颙完成的。”（3）【24】由侯派与陈氏之论述可见，他们都承认作为一个学派的“关学”的存在，都承认张载为关学学派之创始人；所不同的是：侯派认为关学就是北宋时期的张载学派，并且认为这一学派随着北宋的终结而终结；陈氏则认为关学不仅包括北宋的张载学派，而且还包括此后元明清各时代流行于关中的理学流派。张载之后的关学派别虽然存在衰落的事实，但并没有消亡，张载的弟子李复，正是代表张载之后宋代关学的“正传”发展；而金元明清的关学，是和理学的产生、发展、消亡相始终的。在他看来，整个理学消亡在明末清初，所以这一时代的关学代表人物李颙，即为关学学派终结的代表者。除以上两种主流观点之外，还有一种观点以“关学”为“关中之学”。此种观点或许与民国时期邵力子主持编纂的《关中丛书》有关。今人未谙关学之质者，多持此见，实与历史上传统所论之关学无关。

　　综合以上观点，可见在以关学的学理性质为理学这一共识的前提下，侯派、陈氏争论之焦点在于张载之后关学消亡还是存在，也即关学之历史下限问题。21世纪初，赵吉惠先生在此基础上把“关学”概念的含义划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他在《论张载关学与明清实学》中说：“关学概念在历史上向来有广义与狭义两种不同理解与用法。广义的关学，泛指封建社会后期的陕西关中理学( 儒学)”，而“狭义关学特指北宋时期以陕西关中张载为创始的理学或关学学派。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第十一章所使用的‘关学’概念多取其狭义。”（4）【282-283】赵吉惠先生关于关学的狭义界说与侯外庐学派的观点一致，广义界说则与陈俊民的看法接近，实际上是对两种观点的调和。以上观点及争论，基本构成业师探讨关学的理论背景。

　　业师从事关学研究二十余年创获之一，即是在近世关学研究之基础上，将关学之时代下限拓展至清末民初，并以牛兆濂为终结之标志。而业师这一观点的提出，正是在对侯派和陈说对关学下限的批判中形成的。

　　首先，针对上述以“关学”为“关中之学”的观点，业师明确提出：“‘关学’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关中之学’，而是指宋代关中出现的新儒学——理学的一个重要的地域性学术流派。”（5）【2】 这表明，业师对关学的界定，首先是将其与关中学术意义上的“关中之学”区分开来，而认为其学术性质为“地域性学术流派”，这一地域性学术流派的学术范围属于“理学”（新儒学），地理范围属于“关中”。概而言之，业师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认同关学是一个地域性学术流派的概念，其基本的含义是指“关中理学”。从业师这一界定可以看出：业师与侯派和陈氏对“关学”概念理解的基本出发点相同，即都认为关学为“关中理学”范围。

　　然而，业师对关学历史范围的界定，与侯派和陈氏并不完全相同。其一，业师并不赞同侯派仅以张载学派为关学的界定，对其仅以师承关系的中绝而认为关学在宋代即为终结的观点也不赞同。业师提出：“从广义上说，关学是指由张载开创及其后一直在关中流传的理学的统称”。（5）【5】这一观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信息：即是在前一界定中指出“关学”作为“新儒学——理学的一个重要的地域性学术流派”，是在“宋代关中出现的”这一基础上，进一步点明“关学”是“由张载开创”的。其二，业师也未接受陈氏以李颙为代表之学人终结关学的观点。业师上述观点中强调的是：关学自张载创立后，“一直在关中流传”。因此，对于关学是否有历史终结、是否有发展下限的观点，业师首先提出：“严格地说，作为一个思想流派，其发展是不可能停止的，它是不断演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下限问题或许缺乏严谨性。” （5）【7】此即从根本观点上，不赞同对思想流派的发展做下限的规定。但就研究的需要而言，则需要对关学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予以断言。业师指出：“如果把关学定位为张载及其后之关中理学，那么，关学也将随着理学在中国近代社会的逐渐解体而渐趋消亡或转型。” （5）【7】从这一角度出发，业师“同意关学史的发展同整个宋明理学发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具有同步性”，（5）【5】即认为关学在历史上的发展应该与理学这已基本思潮的发展相一致，相始终；但是，业师并不赞同陈氏以“关学”的“终结也同整个理学一样，是终于明清之际的理学自我批判思潮中” （3）【24】的观点，对于清代关学，业师的认识更为全面深刻，他说：

　　在清代，既有“理学的自我批判”，也有对传统理学的执着固守，如王建常、李元春、贺瑞麟、牛兆濂等，贺瑞麟甚至认为“程、朱是孔、孟嫡派，合于程、朱，即合于孔、孟；不合于程、朱，即不合于孔、孟”（《记清麓问学本末》，见《蓝川文钞》）。在理学的大厦已趋于崩塌之时，他们仍坚守濂洛关闽之学直到清末民初。可以说，关学思想史事实上已经延伸到清末民初。（5）【5】

　　进而，业师提出：“理学的解体和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发生在清末民初，所以关学的下限也应该在这一时期。因为在这一个时期，理学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思潮，已经基本解体，所以，作为与张载学脉相承的关中理学，也就会有一个发展下限的问题。” （5）【7】那么，何人应该作为当时关学之下限呢？业师提出：

　　沣西草堂的柏景伟、三原刘古愚，以及蓝田芸阁学社的创始人、关中大儒牛兆濂，为关学下限是较为合理的。张骥《关学宗传》所纪即以刘古愚为最后一位学人。牛兆濂较之刘古愚稍晚，在张骥撰该书时，牛兆濂尚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不过作贺瑞麟的弟子，牛兆濂其思想既以恪守程朱理学为特征，同时又有诸多适应新时代的思想要素，可以视为处于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关学大儒的代表。（5）【4】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业师对关学的基本是认识是：关学始于张载，是宋元明清至民国初年一直流行于关中的理学的统称，其终结的代表性人物，为牛兆濂。

　　这也表明一点：即从历史上对“关学”的而言，业师主要继承的是明末冯从吾为代表的对关学的界定。历史上对“关学”的界定，按照历史的发展，基本有两系：其一，以关学为张载学派之学。此种含义，南宋初年之理学家吕本中（1084-1145）已发之，其在谈及关学的开先者为侯（可）、申（颜）时，说：“关学未兴，申颜先生盖亦安定（胡瑗）、泰山（孙复）之俦，未几而张氏兄弟大之。”（《宋元学案》卷六《关学之先》），而明初宋濂、王祎编纂之《元史》，则将关学与其他理学诸派并称为“濂洛关闽”，如《刘因传》云：“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邹鲁，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 （《元史》卷一七一）其所言“关学”或与濂、洛、闽并称之关，实际上主要指张载之学及其学派。今人侯外庐先生之《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龚杰教授之《张载评传》亦持此见，以关学为张载及其弟子之学说。其二，主张关学为关中理学。明末，关中大儒冯从吾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 完成对关中理学人物之传记汇编，题名曰《关学编》，并曰：“聊以识吾关中理学之大略云。”（冯从吾：《关学编·序》），是为最早将“关学”用于书名并特指关中理学之始。其所谓关学，不仅含摄北宋的张载学派，而是包括张载学派之内的、兼及周、程、朱、王在内的、以关中地域为大致范围的理学的统称。而后《关学编》之补、续者如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柏景伟等，及民国时期《关学宗传》之编撰者张骥，其所用“关学”概念亦与此同，而今人陈俊民先生亦持此观点。客观的说，吕本中以及后来《元史》作者将关学界定为张载之学及其学派，乃是出于关学在北宋这一时期发展的史实及时代视野的限制；而冯从吾等关学后学将关学界定为“关中理学”，也是基于对北宋张载学派的认同以及对金元明清时期关学发展的史实，两者并不抵牾。不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冯从吾等人将关学界定为“关中理学”，是对此前关学概念的符合历史的发展，符合关学发展的基本事实，因此应该具有更好的合理性。侯派侧重于将关学为张载学派之学，更多出于学术史材料的限制，对此应有同情的理解而不必指责，陈俊民先生将关学理解为“宋元明清时代关中的理学”，则具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历史依据。而业师在接受冯从吾、陈俊民对关学基本界定的基础上，将关学界定为“宋代关中出现的新儒学——理学的一个重要的地域性学术流派”， 应该说既有历史文献之依据，也符合关学研究的需要。

　　业师对关学的界定并不仅仅是停留在对关学时代下限的判定，他更针对侯、陈两系对关学的界定，提出关学应该是张载“及与张载学脉相承之关中理学”这一观点。（6）如果说将关学的基本范围划定为宋元明清至民国的关中理学并以牛兆濂为终结是业师对关学概念外延的拓展的话，提出张载之后关学应该是“与张载学脉相承”的观点，则是业师对关学概念的内涵发掘。这一点进一步揭示了关学作为一个学派的基本特征，与传统将“关学”仅仅既定为“关中理学”相比，更具有的创新意义。

　　首先，业师指出前期对关学定义两种倾向存在的缺陷，他说：

　　狭义的关学定义将关学限定在张载及其弟子的学说，这就既忽视了张载关学在其后的发展，也忽略了张载思想对其后理学的极大影响，割断了张载关学对程朱理学的影响以及通过程朱理学对后世关学学者的影响，从而也否定了张载对明清时期包括吕柟、冯从吾、李二曲等人在内的许多关学传人影响的事实，因而是难以成立的；而广义的关学则把关学扩大到宋以后关中的所有学术或整个理学之属，而忽视或割断了其后关学学术思想与张载思想的关联。（5）【6】

　　从业师对上述两种关学观的评价来看，业师之所以对其不赞同，其主要原因在于“忽略了张载思想对其后理学的极大影响”以及“忽视或割断了其后关学学术思想与张载思想的关联”。这表明：业师对关学之思考，重点在于探求其作为一学派内在的、稳定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只是一个地方学术，而不是学派。而这一内在的、稳定的东西，在业师看来，就是张载与其后关中理学的内在关联。在“关中理学”之前提下，寻求不同关学学人与张载的内在联系，是业师定义关学的基本问题和出发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关学史上有没有一个与张载学脉相承的关中理学存在？业师认为，谈及这一点，必须澄清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历史上有没有不变的学术流派？学派传承有没有自身独特的因素？二是张载的学脉的传承是否仅仅以“气论”为标识？三是张载之后的理学发展中有没有对张载学脉和宗风的承传？某以为，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业师关学之所以为“与张载学脉相承”这一基本观点的理论基础。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涉及对一个学派认知的理论前提。对此，业师的回答是历史上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学术流派，而学派传承却有自身独特的因素。业师的论述，主要从关学发展的变动性和复杂性两个方面回答了这一问题。（一）关学发展的变动性。业师说：“我们说关学绵延不绝，并不是说张载关学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如孔子创立的儒学，一变而为汉儒，再变而为宋明儒，但却并不妨碍儒学在发展在传承、不妨碍儒学有史一样，关学在明代也曾出现程朱理学化和阳明心学化的倾向，但这也不妨碍关学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的存在，此正说明关学是一渠源头活水，她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被注入新的内容。……显然，关学有关，连绵不绝。”（5）【6】（二）关学流变过程的复杂性。业师说：“关学其传衍发展的过程相当复杂：既有师承的直接接续，又有思想上的间接承传；既有学脉上的一贯性，又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相对的特殊性；既有张载学说的正传发展，也有关学在与异地学派的学术交往中发生的互动与交融，从而使自身学术思想发生着顺应时代的某些变化。关学正是在这种‘常’与‘变’、‘一’与‘多’的矛盾冲突中，即在其学术宗旨和思想特征的明晰、恒定与顺应时代所发生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呈现出的理论特殊性的矛盾冲突中，演绎出一部既有时代普遍性、又有地域特殊性，既有低谷又有高潮的波澜起伏的关学思想史。” （5）【2】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业师对关学的研究，从方法论上强调既要把握住关学发展变化中的“变”与“多”，更注意关学“学术宗旨和思想特征的明晰、恒定”的“一”与 “常”。某以为，业师关学定义的提出，即是通过对关中理学流变历史的考察，在史中观察变、异，在变中求定，在多中求一、在异中求同。

　　对于第二个问题，张载的学脉的传承是否仅仅以“气论”为标识？这是关学之所以为“与张载学脉相承”这一基本观点是否能成立的基础。对此，业师早在1991发表《关于张载哲学研究的几点思考》即提出自己的看法。文中提出：张载不是“唯气论”，而是重在讲价值论和道德心性论，提出要重视对张载心性论的研究。并强调张载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也就是说，他的理论旨趣在于论证“性与天道合一”，在于以宇宙论说明人性论和道德论，在于沟通本体与价值，最终落脚到道德修养论。（7）业师的这一观点，将张载之学从传统单独的“气论”视野解放出来，也为进一步探索张载及其关学学派的特性奠定了基础。2015年，业师在《关学思想史》中对张载学说及其特点做了系统的探讨，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张载思想之主要内容。业师认为，“张载的思想学说具有体系性”，（5）【76】业师主张用张载所言“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正蒙·太和篇》）和“义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圣，动静合一存乎神，阴阳合一存乎道，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 （《正蒙·诚明篇》）两句，作为张载哲学思想内在体系的纲领。这也就是张载“性与天道合一”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具有以下内容：“太虚即气”的自然观、“气化即道”的道用论、“穷神知化”的境界论、“合虚与气，有性之名”的人性论、“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的心性论、“天人合一”的境界论等内容。（二）张载关学之基本特征。对此前侯外庐、冯友兰、张岱年、陈俊民、龚杰诸位先生对张载关学基本特征之揭橥，业师予以肯定，并提出张载关学的基本特征是：张载关学形成后，在学术上虽然与伊洛之学虽“大本则一”，然其门户“微殊于伊洛”。（全祖望语）其学派的特征主要表现在：躬行礼教、笃实践履、崇尚气节、求自然之实的科学精神以及以“横渠四句”为标志的理想情怀和精神气象五个方面。业师对张载思想内容、学派特征的发掘，为考察了此后关学发展过程中与张载思想特征之关系提供了基准。

　　其三，是张载之后的理学发展中有没有对张载学脉和宗风的承传？对此，业师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并主要从两个方面做了重点研究。（一）从张载门人的“师承”关系而言，业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前，陈俊民先生在其《张载哲学及其关学学派》一书中针对侯派“北宋之后，关学就渐衰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的观点提出，关学虽然“衰落”但并没有“熄灭”的观点，他认为张载门人思想的发展出现了 “‘三吕’的关学‘洛学化’和李复的关学‘正传’发展”两种趋向。（3）【11】业师对以上两种观点均不予认同，他通过对张载弟子思想及学风的逐一考察认为：张载之后，关学并未“洛学化”，李复也并非关学之“正传”。因为吕氏兄弟及苏日丙、范育、游师雄等张门弟子在张载卒后虽从学于二程，但仍基本上忠实于张载关学的宗旨，李复虽未投入二程门下，其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张载之学，但与张载有较大的差距，何况说李复“正传”关学，从文献上亦难觅其迹。因此业师认为，“张载身后关学尚未‘熄灭’”，（5）【128】虽然“在张载逝世后，关学一度失去领军人物，其弟子为承继张载‘继绝学’之志，又多及于二程（颢、颐）之门，……其中吕大钧、吕大临、苏日丙、范育等人对关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5）【3】（二）业师对金元明清之关学流变做了系统之考察，明确提出：“在张载之后关学的传衍中，虽然曾形成了一些不同的学派，各个时期也有不同的学术取向，但是张载‘为天地立心’的宏愿，‘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使命和宏伟理想，辟佛老异端、弘孔孟正学的学术路向，始于宇宙本体论而落归于心性论实践的学术旨趣，躬行礼教、笃行实践、经世致用、崇尚气节的关学学脉和宗风，则一直在关中学者身上不同程度地被承传和发扬光大。” （5）【5】

　　根据以上三个方面，业师提出：关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中之学，也不单纯指北宋时期的张载学派，也不是包括张载之学在内的整个关中理学的统称，而是指张载“及与张载学脉相承之关中理学”。（6）

　　如上所见，业师对关学基本特征之发现，乃是基于对关学史发展过程之研究而得出，此为关学发展中万变中之不变者。然关学自身亦随时代潮流、社会思潮而与时俱迁，其不变中之万变，情况又当如何，此即关学源流之特点，亦为业师所发现。业师《关学思想史》卷末仿柏景伟而有一《小识》，分时代阐明关学流变之时代特征。

　　首先，于宋代关学，业师言：

　　业师表明：关学之开派宗师为张载，张载主要以两个方面为关学后世之发展奠定基础，一为建立博大精思之思想体系；二为笃行礼教之学派宗风。而张载门人蓝田诸吕、武功苏日丙、三水范育、长安李复、三水芸叟、武功游师雄等均能接续横渠遗风，一时“关学之盛，不下洛学”。随后张载殁于临潼，诸吕、范、苏等，转入程氏之门，“再传何其寥寥”，关学遂中落衰微，终不逮程朱学脉之显达。

　　其次，于金元关学，业师言：

　　而后关中沦于金、元，关学更显寂寥。时有许鲁斋衍朱子之绪，一时奉天杨奂、高陵杨天德，皆以朱子学交相唱和。关中学者，始由宗横渠而宗关闽濂洛，关学被融入理学，复得重振。元末奉元之学稍盛，萧氏维斗、同氏榘庵，“阐关、洛宗旨”，既笃程朱主敬穷理，更尚张载礼教躬行。“元儒笃实，不甚近名”，此在关学学人身上，更为鲜明。（5）【521】

　　业师表明：在宋金对峙并立之时，关中一直处于金人的统治之下，时儒学凋零，习儒者少，故而“关学更显寂寥”。然当时亦有大儒出，是为金末元初之杨天德。杨天德肇端高陵之学，后由其子杨恭懿发扬光大。高陵之学代表了至元时期关学的学术水平。由高陵之学所建构的崇儒信道、笃行践履的学风一直元代关中得以承传。元代，关中学人从宗张载的关学而走向了宗濂洛关闽之理学，尤推崇程朱之学，这成为关学在元代的一个新动向。元代关学最早是以奉天之学和高陵之学为核心的奉天之学承继了金末传统，学宗程朱。元代后期，关中出现奉元之学，亦“阐关、洛宗旨”，更笃信程朱，躬行礼教，尤重践履，为奉天、高陵之学风的延续。

　　其三，于明代关学，业师言：

　　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其学多衍伊、洛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嘉、隆而后，笃信程朱而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此时关中之学，“大抵源出河东、三原”。河东薛瑄之学，经关陇段容思、周小泉而传薛敬之、吕泾野，其学恪守程朱，一时称盛。而泾野集诸儒之大成而直接横渠之传，尤为独步。王恕、王承裕父子首开三原之学，一度引领风骚。其学亦宗程朱，然与河东微别，故黄氏宗曦，称其为关学之“别派”。“二王”之外，又有马谿田、韩苑洛、杨斛山、王秦关者，虽学归程朱，而更尚横渠。谿田“得关、洛真传”，虽“论学归准于程、朱”，然执礼则诚“如横渠”。苑洛以《易》为宗，论道体乃“独取横渠”。明季学术分途，自献章、守仁而始。然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姚江之学，别立宗旨，诚与朱子背道。渭南南元善为官南国，服膺文成，刊刻《传习录》，后持心学以归，与弟姜泉讲学湭西，不遗余力，是为关中有王学之始。心学大行之时，其流弊亦愈滋甚。关中“东冯西张”，双峰并起，力戒浮虚，共相唱和。少墟讲学，既宗程朱，“使关闽学晦而复明”；亦服膺“良知”，与南皋、景逸鼎足相映。阐本体工夫合一之指，辨儒佛心性以立宗旨，其思想“盖统程朱陆王而一之”，遂集明季关学之大成。张舜典“明德”“致曲”，“洞源达本”，一改晚明重本体轻工夫之风。（5）【521-522】

　　业师表明：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中期后阳明学兴起，“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而“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这大致勾勒出明代儒学学术之演变。（5）【213】明初关中诸儒，“沿着金元关学学者从尊张载转而尊濂、洛、关、闽之学的路子前行，关学已被融入理学之中再被弘扬。” （5）【214】明代中期，关学大致沿着以王恕、王承裕、马理、韩邦奇等人为代表的“三原学派”和以薛敬之、吕柟为代表的“河东之学”两条路子进行。三原之学以既宗朱子之学、又反思程朱之弊为主要特征，同时又有向张载关学回归的趋向。河东之学之代表吕柟虽在师承上与河东之学有关，而从成长的文化土壤说，应是关中奉天、高陵之学的流衍。明万历以后，关中大儒冯从吾“统程、朱、陆、王而一之，集关学之大成”（柏景伟：《重刻关学编序》），关学由反思程朱而逐渐转向阳明心学，同时也开始以实学的方式反思陆王心学的空疏，将关学汇入到明末清初实学的潮流中，并向张载崇真务实的倾向回归。从总体上说，三原学派和吕柟的“关陇之学”以及冯从吾等所代表的晚明关学，都保持了关学躬行礼教、崇真务实、崇尚气节的宗风，从而使关学在明代出现了一个高潮，并传承不绝。

　　其四，于清代关学，业师言：

　　明清鼎革，“天崩地解”，学术亦为天下裂。朱、陆、薛、王之辨，纷然盈庭。时有被誉为“关学后镇”的周至李二曲，本于姚江致良知而不悖，会通朱陆薛王而不遗。以“悔过自新”为入德之门，以“明体适用”为学问依归。其嫡传王丰川“继横渠道统，承二曲心传”，力排门户之见，合朱、王之学而一之。并时之王复斋，于二曲倡心学正酣之时，却以“真隐高蹈”重开关学重程朱一路，“以主敬存诚为功，穷理守道为务”，其学之醇细，或谓“在二曲之上”。朝邑李桐阁者，心慕河东文清，学宗濂洛关闽，博大刚毅，确守程朱。其嫡传贺清麓承继其师宗风，以程朱为孔孟嫡传，故“惟程朱是守”；以陆王背孔孟之旨，故力加辟之；然承横渠宗风，更著躬行实践，不失关学本色。蓝田牛蓝川缵明师说，“远接紫阳之续，近恢清麓之传”，其学与桐阁、清麓一脉相承。惜时世聚变，虽知其不可而为之，仍克集诸儒之大成而未坠，挽道统于不绝，终成传统关学最后之守护者。而克识时务者，有三原刘古愚、长安柏子俊。古愚之学“导源姚江，汇通闽洛”，虽本于良知，却归于经世，尤能穷经以致用，故“百日维新”，有“南康北刘”之誉。子俊与古愚志同而道合，讲学于关中、泾干，致力于味经、沣西。讲理学，接西学，通经史，办实业，设“求友斋”，置“时务斋”，联络同志，以趋时进，终成关学转型之旗帜。其所重刻之《关学编》，一以少墟原编之例，整合补辍，终成关学之全编。其《前序》揭关学史之演变，《后序》显“关学编”之流衍，诚能破除门户之见，揭橥关学本源。阳明谓“关中自古多豪杰”，诚哉斯言！（5）【522】

　　业师表明：清代关学学术，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以二曲之学及二曲弟子的学术为主流，主之以陆王心学，又会通朱陆王薛诸家。继有王建常，实开关中恪守程朱一路；中期之后以李元春、贺瑞麟为代表，仍恪守程朱理学；清末民初传统理学受到冲击，以柏景伟、刘古愚、牛兆濂等为代表，既有向心学的回归，又有程朱之学和近代新学的影响，体现出中国这一特定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特征。（5）【374】李颙始于反身求己，归之于实践、经世的思想，也把心学、理学与关学重实践的特质有效地统一起来，对关学的复兴确大有裨益，故全祖望称其“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二曲先生窆石文》）。朝邑之学以王建常（复斋）、党湛（两一）、张珥（敦庵）等为代表，他们笃信程朱。又受张载关学的极大影响，躬行实践，笃雅谦恭，其引领的朝邑风气之醇“本甲三辅”（王心敬：《关学续编》卷一）。李因笃和李柏与二曲并称为“关中三李”，其学虽均以昌明关学为己任，然又各有异趣。在躬行礼教、崇尚气节方面，俨然一如张载、二曲。李元春、贺瑞麟其学以程朱为准的，又以倡导张载礼教为己任，延讲古礼，教化风俗。牛兆濂系统潜研程朱理学，并终身坚守程朱的学术立场。同时他又承继张载关学躬行礼教、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三原刘古愚、长安柏子俊克识时务，以趋时进，终成关学转型之旗帜。其所重刻之《关学编》，揭关学史之演变，显关学编之流衍，诚能破除门户之见，揭橥关学本源。

　　业师曾言：“从广义上说，关学是指由张载开创及其后一直在关中流传的理学的统称；而狭义的关学，则指张载及其后在关中流传的与张载学脉或宗风相承或相通之关中理学”。（5）【5】某以为，业师对关学流变之小识，不惟为其一部《关学思想史》之扼要表达，亦为业师所提出两层关学定义之史学注脚。

　　基于对关学发发展流变史之考察，业师不仅为其关学定义提供以史实依据，而且为关学特征之总括提供材料支撑。2014年业师《关学源流特征与<关学文库>的编纂》一文对关学的基本特征做了概括，提出关学学派之特征表现如下。

　　其一，躬行礼教。黄宗羲谓“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 (《明儒学案·师说》)，后人亦谓关学“与濂、洛鼎立，独尊礼教” (《柏景伟小识》)张载笃志好礼、躬行礼教，其具体表现在：效法圣人的“三代之治"，以礼治国；主张社会治理当以敦本善俗为先，强调遵循礼制，即以礼化俗；认为仁德的培养需要礼的约束，即礼以成德；主张在教育实践中贯彻以礼为教的原则和方法，主张“力行本于守礼”，即以礼为教。受张载的影响，其弟子“三吕”亦能“务为实践之学，取古礼，绎成义，陈其数，而力行之”(《宋元学案·吕范诸儒学案》)，特别是吕大临“尤邃于礼，每欲掇习三代遗文旧制，令可行”。明吕柟，其行亦“一准之以礼”，他教育弟子时“尝取《仪礼》诸篇，令按图习之”(《关学编》)其遵礼的传统，到清代的关学学者如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等人身上，仍一如先辈，守礼不辍。

　　其二，笃实践履。张载及关学承继孔子经世致用的传统，主张学贵有用、笃实践履，反对空知不行、学而不用。不空谈理论，主张“学贵于有用”是关学的显著特点，尤体现在“语学而及政”，不空谈学问，强调关注社会现实；“学古道以待今”，古为今用。在张载的教导和影响之下，其弟子大都有笃实践履之风，如吕大钧“率乡人”作(乡约)以移风易俗，其“治经说得于身践而心解，其文章不作于无用，能守其师说而践履之。”吕大忠尝谓“科举之学既无用，修身为己之学，不可不勉”。(《关学编》卷三)，吕大临更“不为空言以拂世骇俗”。明吕柟强调“学贵于力行”，他在任职解州时即爱民勤政，身体力行，“劝农课桑，筑堤以护盐池，开渠以兴水利，善政犁然”，还令“耆德者讲会典、行《乡约》，廉孝弟节义者表其闾” (《关学编》卷三)，深受当地民众的爱戴。总之，在这些学人的身上，都体现着关学笃实践履的宗风。

　　其三，崇尚气节。关学学者大都具有敦善行而不怠，坚持真理、不畏权贵、不苟安合污的道德节操。张载曾两次被荐入京，但当他发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与当权者有距离而难以实现时，则毅然辞官，回归乡里，以教授为务。王恕以直谏著称，明人称“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吕柟为官曾三起三落。在阉党刘谨乱政时，他针砭时弊，坚持原则，敢于直言，决不合污同流，曾两度引疾而归，后又因“大礼”之争而触犯龙颜，被判入狱，以后被贬解州，但仍不改初衷。冯从吾曾官至御史，他不畏皇权，因犯颜直谏，批评神宗对朝政的倦怠而差点被廷杖，后在大臣的力劝下方幸免于难，此后又因讲学之事遭阉党诋毁，遂五次上疏，力辞归乡。他坚守自己的理想和志向而不苟且为官，表现出高尚的人格和清纯的节操。清代关学大儒李二曲，在皇权面前更表现出铮铮铁骨。他因政治理想与当权者不合而终生不仕。一次，康熙帝到西安，欲约见二曲，他借口有病而不见，康熙帝只好索要其两本著作而去，还赐他“志操高洁”匾额，以示嘉奖。此外，关学大儒长安萧维斗、三原马理、富平杨爵、朝邑韩邦奇等人，其坚贞的气节和节操一直被传为佳话。总之，恪守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人生信条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节，清廉为官，刚正不阿，是张载以来关学学者之一贯操守。

　　其四，求自然之实的科学精神。张载是该时期善于吸收新的自然科学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儒学理论而求客观事物之实的颇富科学精神的哲学家之一。他不仅提出了颇有特色的天体理论，同时注意对物理、气象、生物等自然现象作客观的观察和合理的解释，重视生理现象、医药知识的考察。相对于同时出现但却更多关注道德心性的洛学来说，富于科学精神是关学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点也为后世关学学者所承继。如李复、韩邦奇、王征等，他们都能黜伪崇真，坚持真理，重视科学。

　　其五，开放包容精神。关学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能不断吸收新的思想观念进行理论创新的开放性体系。自张载逝世后，关学弟子一部分从二程学，虽然他们努力坚守张载关学宗旨，但亦将二程洛学的某些思想加以吸收注入关学；明初，关中学者受到薛瑄河东之学的影响，接受并传承朱子学；明中叶后，阳明心学在南方崛起，关中学人南大吉最早将王学引入关中，王之士、冯从吾、张舜典以及清代李二曲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心学的影响，遂使关学表现出心学的动向。此外，冯从吾还对伊斯兰教持兼收包容的态度，亲撰(敕赐清真寺碑记)等，称赞“唯清真一教，印以孔孟真传”，清教“诚得先天之秘”，主张“千圣一心，万古一道”，表现出以儒学包容异教的博大胸襟。明儒王征又接受了天主教和西方的科学思想，是关中学者中传播西学较早的学人。坚守而又不墨守传统，善于因时应物接受新思想进行新的理论创造，说明关学具有鲜明的开放包容的特征。

　　同时，业师提出：“关学由张载发端，但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与不同时期各思想流派( 如与朱子学、阳明学)的相互交流、相互融通中，自身的特点也在发生着某些变化，从而也在不断丰富和深化着关学。但其中不变的，是形成于张载而又贯穿和发展于关学史的那些基本的特征，这些特征，就学术思想上说，是‘重性命’、‘重礼教’、‘重实学’等; 就文化精神上说，是躬行礼教、崇真笃实、经世致用、崇尚气节。”（8）

　　以此为基准，业师考察了此后关学发展过程中与张载思想特征之关系，并提出：

　　关学固然由张载发端，但关学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与不同时期各思想流派(如朱子学、阳明学) 的相互交流、相互融通中，自身的特点也在发生着某些变化，故不能完全将关学的思想特征等同于张载的思想特征，但应该注意其一以贯之的“关学精神”。成于张载而又贯穿和发展于关学史的基本精神，是“重气学”、“重性命”、“重礼教”、“重实用”四个方面，这些在不同的关学学者身上也可能会有所侧重，但大旨不会离此多远。关学的宗风可以用“躬行礼教，崇真尚实，重视践履，崇尚气节”来概括。与其宗风相联系，关学学者的个人气质和行为方式，大多是“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颇有隐逸的情怀(儒家的隐者) ，如关中“三李”。这也是关学家人格气质的一个重要特点。（8）

　　由业师所述可见，其对关学之把握，虽从张载思想之主要内容及张载关学之基本特征入手，但也看到了关学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自身的特点之变化，故业师提出“不能完全将关学的思想特征等同于张载的思想特征”。业师进而于关学之流变中求其大同，发现成于张载而又贯穿发展于整个关学史者有二：其一，以“重气学”、“重性命”、“重礼教”、“重实用”四者为共性的“关学精神”；其二，以“躬行礼教，崇真尚实，重视践履，崇尚气节”为特征的“关学宗风”。应该说，对关学精神与关学宗风概括，是为业师研究关学之创见。

　　业师对关学概念之界定，主要体现在以上两个方面。需要注意的是，业师对关学概念的深化，是通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深化而来的，在《关学思想史》中，业师还进一步把对关学的认识表述的系统化，业师说：

　　从广义上说，关学是指由张载开创及其后一直在关中流传的理学的统称；而狭义的关学，则指张载及其后在关中流传的与张载学脉或宗风相承或相通之关中理学。事实表明，关学是一个有本源根基、学脉传承、学术宗旨、风格独特而又开放包容的多元的地域性理学学术流派。（5）【5】

　　某以为，业师的上述的三种表述，第一种表述主要揭示了关学存在的学派性及其主要特征，是一种外延性的表述；第二种则揭示了关学存在发展的内在精神脉络，是一种内涵性的表述。第三种表述则是一个多层次的表述，揭示了关学的基本范围、内在精神和基本特点。相较而言，第二种表述更能揭示关学的本质，第三种表述对认知关学更为完整全面。

　　再综合以上所见，可以看出业师与此前侯派、陈氏关学观之主要区别如下：

　　从表述上看，业师观点及以前三种观点相一致的地方在于：他们一致认为张载之学为关学之重要组成部分，也认同张载开创关学的历史地位；其差别则在于：三者对张载学派之后关学的判定和认识。侯外庐先生之观点，重在对张载学派之考察；陈俊民先生之观点，则在接受侯派以张载学派为关学的基础上，否定其对关学在北宋（南宋初）“衰熄”的观点，提出关学“洛学化”以及“李复正传”的观点，同时将关学之外延拓展到金元明清之关学，并以清初李二曲为关学之终结者；业师的观点，则在接受陈俊民以关学为“关中理学”观点的基础上，否定其关学“洛学化”以及“李复正传”的观点，重新肯定三吕、苏、范对张载学说、学风继承重要地位的基础上，将关学限定为张载学派及金元明清与张载学脉相承之关学，同时将其时代下限延伸到清末明初，而以牛兆濂为代表；从三种观点提出的先后时间、内涵变化可以看出三者之间的批判继承（扬弃）关系，而以业师的观点为最新之观点。

　　从以上可以看出，业师对关学的基本认识，实际上包括三个层面的基本意义。其一，从关学的基本范围上说，关学是指由张载开创及其后一直在关中流传的理学的统称，其下限应在清末民初，而以牛兆濂为代表；其二，从关学的内在精神而言，则指张载及其后在关中流传的与张载学脉或宗风相承或相通之关中理学。其三，从关学的外在特点而言，关学是一个有本源根基、学脉传承、学术宗旨、风格独特而又开放包容的多元的地域性理学学术流派。在这三个层面的含义中，第二层的含义为业师对关学最核心的理解，而第一层含义构成其建立的理论前提；第三层含义是其延伸出来的基本认识。业师对关学的理解，把握住了关学流变过程中“一”和“多”、“常”和“变”的内在统一，比以往仅仅将关学限定为“张载之学”或“关中理学”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

　　业师的这一观点，意在接受传统关学为“关中理学”的前提下，重在凸显出后世关中理学与张载之学的内在“学脉相承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性建构的概念。具体说来，这一概念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张载之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点的认识以及关中后学对张载学脉相承的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需要看到，业师对关学基本概念的建构，并不仅仅是理论层面的构思，而是对关学发展问题深入考察的结果。在这一考察中，业师不仅重新审视了张载弟子师承变化中关学的传承问题；而且第一次重新审视了金元明清关学发展过程中的思想变化和学风继承，以作为其关学观的史实支撑和观念展开。可以说，对张载之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点的认识，是这一观点的“源”；而对张载之后关中后学对张载学脉相承的历史考察，是这一观点的“流”。而历史上和现代研究对张载及关学的基本认识，构成了业师提出这一观点的理论背景。业师以为，以此为原则和方法，可以说明关学有其自身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这是不容忽略的事实。

　　① 业师自20世纪80年代初即开始关学研究，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于《中国哲学史》《孔子研究》《人文杂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唐都学刊》等刊物发表《关于张载哲学研究的几点思考》（1991）、《<横渠易说>与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1992)、《关学宗风：躬行礼教，崇尚气节——从关中“三李”谈起》（2001）《冯从吾与关学学风》（2002）、《关学及二十世纪大陆关学研究的辨析与前瞻》（2005）、《张载“和”论探微》（2008）、《王心敬理学旨趣浅析》（2009，第二作者，与刘党库合作）、《南大吉与王阳明——兼谈阳明心学对关学的影响》（2010）《张载及其关学研究的方法论与研究走向探析》（2012）、《关学大儒冯从吾哲学思想述论》（2013，第一作者，与米文科合作）、《韩邦奇易学著述及其主要思想特征》（2014，第一作者，与魏冬合作）、《关学源流特征与<关学文库>的编纂》（2014）等系列论文，以探讨关学之宗风、特征、研究方法。2015年，业师所著《关学思想史》一书出版（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关学学术发展的著作。于此书中，业师进一步系统阐发其对关学之基本理解，并对关学的创立、发展、传承及学术脉络进行了详细地介绍。

　　② 建国后之关学研究，以侯外庐、陈俊民先生前后崛起为先导。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岂之、赵吉惠、赵馥洁、李晓东、龚杰、林乐昌、丁为祥诸先生均对关学研究有所创获。然本文之主旨，非对关学研究领域诸位先达观点予以系统全面之评价，而在于弘扬师道、阐明师业，故对业师关学研究之主要创获予以介绍推阐，而文中所引，则以业师论中所及先达之主要观点予以重点引述。且文中所论业师观点，亦以业师1991—2015年间著述为限，至于此后业师关学研究观点之进展，亦非此文所能及，特此说明。

　　【1】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龚杰：《张载评传》【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葛荣晋、赵馥洁、赵吉惠:《张载关学与实学》【M】，西安: 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