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炯先生书法作品欣赏

 

    我出生于世居成都的一个满族之家,自小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间蒙受了传统文化的薰习,四五岁时就手握毛笔开始涂鸦了。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那儿时的“习作”。既后，在孙人杰兄的引荐下，拜西蜀李灏先生为师，并因之结识了刘正成、郑家林、苏小波诸兄同参书艺。

    光阴似箭，弹指一挥间，数十年匆匆而过，我也由当初的懵懂少年转成半百之身。这期间，名碑、法帖、竹简、帛书，经我临习、参校、心追手摩的也不知凡几了。然而着重则在汉魏六朝，如《张迁碑》、〈石门颂〉、大小二爨、二王法帖，由此出入于颜鲁公，米南宫，黄山谷，王觉斯诸家……..

    为学，贵在取舍，贵在心悟。无取舍则囫囵吞枣，不能取精用宏，化融碑帖；心不能悟，则迷失于事物表象，不能洞彻书法之奥理。古人遗留下来的书迹何其之多，陷于迷宫之中，则举步维艰。如何披沙拣金，删繁就简，提炼精纯，进而与天地万物相通，“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化育自我，脱凡胎而换灵骨”，自是其中一大关节，也是探寻书法的内在规律，提升心性修为与道相合的修行过程。

    书法的宗旨，当以追求主体精神的无限自由为最高目的。这种精神须脱却一切束缚，而后超越时空，遨游天地之间，因之，可以说学习书法就是问道、体道，进而证道通神。

    道具有唯一性而涵盖万物，可感知而不可目见。其虽不可见，却又散见于历代各家各派的具体作品之中。道为本体，诸家之作为“体”之“用”，诸家在各自的体认层面，以自己的艺术作品为“用”去显示道之“体”；道亦因诸家之“用”而使他人认知其“体”。人们正是通过对诸家书法作品的学习，去逐渐认识，感知道之“体”，并在自己的书法作品中，以独特之“用”体现出来。道虽惟一而运用之妙存乎各人之心。石涛和尚曾说：“笔墨当随时代”，艺术作品要起“用”，则关乎时，关乎情。时代际遇的催生，因景生情的触发，驱使笔墨穿梭在特定的时空中。所以我在一篇短文中说过：“情生则象显，象显而形式之构成备焉。情因景生，景由心造，缘时空之差乃呈异态，殊非区区言语得以尽述也。”此情此景强化了作者的生命意识，致使空间振荡元气充溢，由此而化成独特的形式构成，也因之建立了作者不朽的生命。而道也在其中了。历史上，王右军的《兰亭序》、颜鲁公的《祭侄文稿》莫不如此而出世，承载道之体，一寓于书，为时而“用”。旨哉言乎！

    常言道： 一艺之成，良工心苦，技艺的锤炼，心性的提升，缺一不可。这其中关涉太多难以详述。但艺事常绕不开一个情字，无情则何以谈艺，何以论书。因之，我总觉得“情”这东西对于书法来说，真是至关重要的。修道人常说：“有情来下种”，这即是强调种子与现行的关系。情之种子一旦植入心田，必将与人现时行为纠结一处。而艺术作品就是其行为最终的果实。所以，我主张作书须以情感物，物以神会，有会于心，即挥毫走墨，以达心手双畅。思不滞于物也，如此，则物我无碍，而得大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