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谦说陈淑芬

八禾 2020-4-20 12:28 861人围观艺术动态

陈昌歉，摄影家。江苏海门人。１９３９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时代学生》半月刊主编、《群众》周刊编辑。１９４７年赴延安，任新华通讯社国内部编辑组组长。建国后，历任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大众摄影》杂志 ...

　　陈昌歉，摄影家。江苏海门人。１９３９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时代学生》半月刊主编、《群众》周刊编辑。１９４７年赴延安，任新华通讯社国内部编辑组组长。建国后，历任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大众摄影》杂志主编，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三、四届副主席，兼任秘书长。

　　今天是清明节，淑芬同志西归已有一个多月了，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历程。

　　1987年，淑芬患了乳腺癌，在301医院动的手术，手术很成功，把患处附近的淋巴结都清除干净了。不料16年后癌细胞复活，扩散到了腰骨。淑芬很坚强，凭着她的刚韧的性格，挺到了去年晚冬，转到今年年初，终于精疲力竭、神志渐渐不清楚了。她的唯一亲人--儿子从美国回来陪伴跟前，她稍微清醒一些，让儿子弯下腰来，紧紧抱住他，亲情是多么可贵！医院频报病危，拖到春节正月初六，因全身器官衰竭平静而去。

　　淑芬1948年15岁时在上海投身革命，1949年入党。那两年她在中共上海地下党办的省吾中学读初中，"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她担任了学生刊物《中学时代》的通联工作，到各学校联系，上街义卖救助失学学生，全身心地从事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她父亲是上海市静安区的警察局长，国民党的高级官员，1949年上海临解放时，她父亲携全家逃往香港。地下党出于组织安全的考虑，动员她随家庭去港。1950年她背叛家庭只身回到解放了的上海。1953年她到北京进入中国妇女联合会，担任了英文《中国妇女》杂志的摄影记者。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批斗、审查。粉碎"四人帮"后，她离开了中国妇联，调到一所中学当了几年教员。

　　我最初见到淑芬是1963年春天，邓颖超大姐在中南海西花厅邀请在京几个单位--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和中南海摄影科的女记者、女编辑到她家里做客并赏花，淑芬被邀请了。同时被邀请的还有中国摄影学会、新华社摄影部和新影厂的一些负责同志。我那时在新华社摄影部工作，也参加了。到了西花厅后，总理也在场。先是安排合影，女同志都排在前面，只有淑芬，站在最后一排，我的右侧。这次在西花厅见面后，因为和她没有什么工作联系，渐渐淡忘了。粉碎"四人帮" 后的1979年秋天，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大众摄影》准备复刊，要招聘编辑和记者，淑芬被调来当刊物记者，算是回到了摄影队伍。

　　不久，组织工作能力较强的她，担任了摄协的组织联络部主任。组联部说白了就是协会的不管部，凡是其他部门管不到的，都交给组联部。那时文联各协会的任务是"三出"--出作品、出理论、出人才。"出作品"由两个刊物《中国摄影》、《大众摄影》和展览部来管，"出理论"由理论研究室管，"出人才"没有专门单位来管，就交给了组联部。那时培养摄影人才的呼声很高，要出好的作品就要提高摄影记者和摄影技师的理论和技术水平，淑芬想到了办训练班。１９８０年暑期，借北大的教室和宿舍办了第一期摄影讲习班，参加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45位摄龄在五年以上的摄影工作者，聘请了摄影界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教学，为期45天。协会派淑芬去当了班主任，住在北大，她既组织学员们学习，也负责照料他们的生活。1981年9月，由总会和福建分会在厦门联合举办了第二期训练班，学员80人，还是淑芬负责。两期训练班办下来，摄影界要求办正规摄影学校的呼声更加高涨。由于开办摄影学校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摄协在硬件和软件上都缺乏条件，于是，就有了与现有大学合办大专摄影班的想法。这个任务自然又落到淑芬身上，经过多方与在京各大院校联系，最终与人民大学第一分校达成意向，校长李德良承诺可以开办两年制的大学摄影专科，但是需要北京市领导批准，而且要由协会出面办理。经过时任主抓高等教育的副市长白介夫签字同意，新时期首届摄影大专成功开办，在全国招收了104名学生，差不多都是各报刊、画报、画片社的摄影骨干，他们除了少数高中毕业，大部分是按同等学历报考的。学校的专业课程和专业老师都是由淑芬负责联络和聘请。两年后他们拿到了大专文凭，成为首批高学历摄影人才。这一期的毕业生世称摄影"黄埔一期"。十多年后，不少学生成为全国许多摄影单位的领军人物，他们不忘淑芬的办学功绩，送给她一块匾额，作为终身纪念。

　　八十年代前期摄影队伍发展很快，一、两所大学办专科远远不能满足培养人才的需求，经过反复考证、酝酿，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函授学院又在淑芬的主持下诞生了，拟章程，备教材、发招生简章。意料不到的是，招生消息刚发出去，报名的学员纷至沓来，邮局每天都送来好几箱学员学费的汇款单，淑芬招架不住了，就在协会的大厅里支起了长条桌，请了好几个临时工帮忙，一连十多个日日夜夜，招收了两万多人，收入学费达两百多万元。其后又忙着编印《摄影技术技法》、《摄影造型法则》等七本摄影系列教材，还编了十六套摄影教学录像带。函授学院1985年2月在诺大的北京展览馆剧场开学，座无虚席，盛况空前。此后，全国在除了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分院，少数民族地区设辅导站。分院和辅导站担任函授的具体工作，共有百余名工作人员，辅导教师共300人。创办至今，学员达十几万人。

　　1987年，淑芬又受命创办中国摄协的机关报《摄影报》。这一年，摄协这个小单位已拥有三个刊物：《中国摄影》、《大众摄影》和《国际摄影》，为什么在人力、财力都很困难的情况下，还要办报？信息时代国内外的摄影信息瞬息万变，原有的三个刊物，除《大众摄影》是月刊外，其余两个都是双月刊。很多信息等刊物登出来时已是明日黄花。摄协要办报早在1985年就报中宣部批准，但是限于资金、人员的短缺，直到1987年才下决心筹办。协会领导又想到了淑芬，本来办报不是她份内的事，只是考虑函授学院有资金积累，暂时借用一下，作为《摄影报》的开办经费。她爽然同意了，就这样，创建《摄影报》任务又落到了她的肩上。她从函授学院借了10万元做创办费。没有现成的编辑、记者，就从她主管的组联部借两个人兼管，又从作家协会《诗刊社》借调吴家瑾来主持编务。没有办公地点,就在组联部门外的过厅里支几张桌子，权充办公室。尔后一系列的筹建紧锣密鼓：找印刷厂、跑邮局，淑芬事必躬亲。一番努力，一张四开小报《摄影报》于当年7月面世。后来更名为《中国摄影报》，成为对开八版，每周两期的彩色大报。这份摄影专业报纸在国际上也是鲜有。从1987年至2000年，淑芬一直是报社社长。每天无论多晚，她总是要看完大样才回家，恪尽职守。2007年在纪念创报20年大会时，她坐在主桌上，给她献了花。我念诗一首："二十寒暑勤耕耘，绿树百枝渐成荫，亲历始知创业难，饮水不忘掘井人。"这个"掘井人"指的就是淑芬。

　　淑芬早年在上海专门学过摄影，来北京后担任了十多年的摄影记者，拍摄并发表了不少摄影作品。到摄协后，由于工作需要，服从组织分配，丢下相机，不求名利，从事组织工作，为他人做嫁衣。她办教育，办报纸，辛勤灌溉摄影新苗，曾经受益的人会永远记住她的。

　　1994年，淑芬和吕厚民等摄协领导到湖南张家界天子山旅游，看到山上有块地很好，想起了八十年代在北京、福建办训练班的旧事。灵机一动，如果在这里建一所培训摄影人才的创作基地，将是造福摄影界的一件好事。天子山景区负责人同意将这一块地转让给摄协。回到北京，经请示文联，获准。由函授学院、摄影报和摄协工作人员共同集资的项目上马了。从劈山整地、设计论证、到监督建设、室内装潢，无不由淑芬亲自过问、拍板。到1999年5月，一所崭新的拥有二十多间客房、会议室、餐厅的二层楼房建成了，并陆续接待了全国各地的摄影工作者、爱好者。然而好景不长，2002年天子山申遗，张家界有关部门严令天子山上所有建筑一律拆除，以免影响自然景观。淑芬多方奔走还是未能幸免。摄影基地终以不到投资费用一半的价格被强行征走，据说，这座房屋并未拆除，而成了当地政府的办公大楼。一腔心血付诸东流，让淑芬伤心不已。

　　2003年，正值她处理天子山房产时，有人将她告到北京市崇文区检察院。说建设天子山摄影基地的账单中发现许多白条，怀疑她贪污巨款。这些白收条都是天子山的农民工写的，因为他们手里没有印刷好的发票和收据。来回查了两年，没有找到实证，检察院宣布她没有贪污，不予立案。

　　人生多舛，淑芬的晚年很不幸，癌细胞扩散，丧夫，贪污嫌疑的阴影忽隐忽现。她刚韧的性格给她增强了抗拒的力量，直到全身衰竭，撒手人寰。

　　我们纪念她，是因为在她平凡的一生中，为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和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她的闪光足迹将永远镌刻在中国摄影史上。

　　淑芬走了。2月18日，在八宝山告别室，许多人赶来送行。在她西行的路上可能还会遭到磨难，但她一定能够克服，祝她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