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人访谈 | 孙亚军：平生所学，惟勿自欺

　　2020年的春天，注定会被写入历史，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让人防不胜防，一场战胜瘟疫，捍卫人民生命安全的战役，在全国打响。作为普通的中国人，听从祖国的安排，宅在家里，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在这段日子里，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在为祖国祈祷，以自己的方式展开与新冠病毒的斗争。
　　孙亚军，青年学者、作家，他在这段时间里和很多读书人一样，一边抓紧读书强化自学，一边为抗疫做力所能及之事。当我们问到他心里可曾焦虑时，他坦言：“没有焦虑，国家危难，只恨自己不能奔赴前线，为国分忧。然而作为读书人，读好自己的书，写好自己的文章，才是本分之道”。2020年4月，四川文化网走进青年学者、作家、四川省新文人画院学术主持孙亚军先生的“贞人堂”，对他的读书生活进行了访谈。以下是此次访谈的实录，以飨读者！

　　四川文化网：孙老师，您好！我们知道您一直把读书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之中，您为什么还在一如既往的读纸质书？
　　孙亚军：任何时代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清明，同样充满了浮躁之气，很多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处的时代，都不太满意。孔子就说自己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所以他的志向是恢复周礼，他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神往的魏晋时代，也是一个政治上昏天暗地的时代，连年战争，生灵涂汰，知识分子的命运更是朝不保夕，“竹林七贤”以及“建安七子”的诗词文章，都可以说明那也是一个“令人不满意”的时代。相比之下，今天的时代，应该是最好的时代，追名逐利是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浮躁也是必然的。但是，作为真正以读书安身立命的人而言，浮躁之气却不应该有，他们读书做学问的目的，首先要修身正己，其次是用自己所学的智慧，兼济他人。当然，我们比较提倡将读书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因为人只有读书才能够认识自己的渺小，认识了自己的渺小，才能不妄自尊大，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才永远怀着一颗敬畏之心。
　　时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想想看科技的发展在近一百年来，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几千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变革与发展并行的时代，对于读书人而言，不应该守旧。主动地接受科技的产物，比如形式各异的电子读物、比如5G时代的视频等等，一方面要适应文化快餐的潮流，让自己随时和这个时代保持最亲近的距离；一方面我们依然还要读纸质书，真正的读书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纸质书能让我们的思考更加深邃，让我们的心在文字之中，变得更加沉静。所以，我常常让自己每天至少有3个小时以上的读书时间，按照一定的规划，系统性的学习，让文化快餐时代的零碎的知识，在纸质阅读的时候，变得更加有条理性。
　　另外一个原因，我比较主张每个普通的家庭里多少备一些纸质书，这对我们青少年的教育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根本不用担心孩子是否能看懂，我的经验告诉我，在一定的时间，孩子会主动的翻阅这些书籍，因为他们在不断的学习，旺盛的求知欲使得他们主动学习。

　　四川文化网：我们了解到，在此次疫情期间，您常常和广东的闫照忠先生有书信交往，并且准备将你们书信交往的文字，编辑成集出版，您谈一下关于你们的文字交往的内容，以及最初的想法？
　　孙亚军：首先，我先谈谈书信。书信这种几千年来一直作为人与人跨时空交往的文体，曾经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杜甫不就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诗句，来说明在战火连天的岁月里，一封家书的分量。还有，我们今天看到的文人手札里面，绝大部分是书信，我们练习书法用的字帖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书信手札，随心随性的书写，以至于时隔千载，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墨迹背后的温情脉脉。有的家书被后世奉为经典，如《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等，成为我们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邮件的出现，微信以及QQ等社交工具的出现，人和人的交往的距离缩短了，电子文稿取代了毛笔写的手札书信，这是时代的进步，我们不能否认。但是，作为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读书人而言，我觉得还是用纸质的书信交往，更好一些，最好用毛笔写。我认为这是一种传统，至少应该在文人之间保留下来，不至于失传。
　　闫照忠先生是我认识的少有的读书人，虽然他从事书画艺术事业，但我觉得他的心性更符合传统中国文人。我们去年在江门认识之后，平素里常常电话交流书法、艺术、学术思想等等，而且在很多方面我们都能够产生一定的共鸣，甚至我觉得经过碰撞之后，也能打通我们彼此在求学问道之路上的很多障碍。2020年的春节，由于疫情的原因，我们大家都宅在家里，这个时候我们就想不能荒废时光，我们虽然没有医者的技术奔赴一线救死扶伤，但我们作为读书人应该做我们本该做的事情，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是对这个国家最大的贡献。于是，我们从正月初一商议，以书信的形式交流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用宣纸毛笔书写，每天一封，写完拍照发电子邮件。这样一来一往，三十多天，写了六十多篇文章，将其定名为《简琴楼谈艺录》。
　　我们写这些书信基本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艺术是小道而已，真正的大道是学养，是民族气节，这是中国文化的中正之气。现实当中，我们常常看到艺术家沉迷于某种技法而不可自拔，也常常看到艺术家在无根无据的创造者以为属于自我个性的作品。我们认为这些都不可取，沉迷于技法的书法以及绘画，忽略了学术修养，艺术作品最终会流于俗谛，比如我们今天常常看到的抄写古人的诗词文章，以为自己就是书法家的人，技法娴熟无可挑剔。但是，你仔细想一下，毛笔、宣纸、墨汁、印章这些都是古人的，甚至技法、还有书写的内容，全是古人的，那么有多少属于我们自己的呢？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之所以伟大，不是他的技法的伟大，而是因为字里行间的所彰显的民族气节；再说说绘画，古人寄情于山水，这个情是艺术家的真性情，他将自己的人生所感所思全部寄托于画中，以至于我们今天看古人书画作品，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他们笔墨之中的幽情所思。今天，我们大多能看到的是千篇一律的作品，牡丹还是那样的牡丹，花鸟还是那样的花鸟，画的东西是死的，没有感情的东西，怎么能传承好中国的文化。所以，我们在谈艺录中，涉及到很多关于艺术领域的道和技的探讨，以及为什么近一百年来中国文化的没落，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双向人格。
　　我们试图在寻找中国文化真正的源头。我们认为复兴中国文化，不是简单地背诵古代经典，更不是写写毛笔字，这些都是形式上的问题。最根本的我们要寻找中国文化的源头，找到活水，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于是，我们把目光推向一千多年前的唐宋，那是中国文化最后一次成功的变革，至今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力。中国文化的变革，春秋战国时代以诸子百家的哲学经典问世，堪称一次变革，为中国最终走向大一统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建安七子”和诸多的魏晋人物为代表的第二次文化变革，使得人能够思考生命的本质，在一定意义上带动了艺术上的大时代的出现；第三次变革就是由韩愈和柳宗元发起，最终在欧阳修、苏轼、米芾、曾巩、王安石等人完成的文化变革，这次变革使得中国文化再次飞跃，文化、艺术、思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影响后世一千多年。那么，还有人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中国近代的文化变革，理论上应该是，但是这次变革是不成功，至少现在是不成功的，因为这次变革夹杂的是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文化不自信一部分原因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这就是我们书信交往写作的初衷，我们根本的想法也就是说，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危机的时候，知识分子不是站出来挑毛病的人，而是站出来和大部分人在一起，和祖国在一起，同生死共命运，才是应该恪守的气节。否则，人格上出卖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艺术和文学作品，都是伪作品。

　　四川文化网：您分析的很精彩，我们知道您师从著名学者、国画艺术家罗家宽先生，他曾经给您取了一个艺名叫“崇一”，您能说说这个艺名吗？
　　孙亚军：我的老师是著名国画艺术家罗家宽先生，我大约在十年前结识先生，因为先生的学养和文化，着实让我钦佩，所以我行弟子礼，入先生门下研习中国文化。罗先生是谢无量先生的徒孙，他的老师是重庆著名的书画艺术家郭蔓锄先生，郭先生曾经和谢无量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们是师徒关系。罗先生青年时代就跟随郭蔓锄学习中国书画艺术，在国画、佛教、雕刻等艺术领域有着很深的造诣。
　　先生常常教导弟子，要一以贯之，求学益精。跟随先生这么多年，体会最深的就是先生的人格魅力，他表里如一，光明磊落的言行，让我们感动。先生为我取艺名“崇一”时，曾经说过，我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从一而始，又能从一而终，故而用“崇一”而取名。其实，“一”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守的道行，所谓“锲而不舍”“精诚所至”都是这个道理，人最怕的是没有坚守，没有信念，如此更没有担当。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里面，担当是最重要的。

　　四川文化网：如果用一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访谈，您回用什么语言呢？
　　孙亚军：我想用八个字“平生所学，惟勿自欺”。这八个字出自陕西关中大儒冯从吾先生的自画像题识里面。原文是：“谓汝学耶，何垂老之无知；谓汝不学耶，何自幼之滋滋。佛老是距，邹鲁吾师，平生所学，惟勿自欺。尚挥戈于末路，庶不愧此须眉”。我最喜欢后面那一句，知识分子就是要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为国家和民族有所担当。但是，在今天而言，我想再加上八个字“自欺尚可，切勿害人”，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忠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