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孙亚军：我读胡适版《齐白石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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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亚军

关于胡适版《齐白石年谱》

　　庚子春月，因为疫情的原因，我待在家里读了两个多月书，精读的书目大概有胡适版《齐白石年谱》、《周作人文集》（散文随笔卷）、《草间即庙堂》等，其中重点还是放在了胡适版《齐白石年谱》上，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回到齐白石的时代，拨开重重迷雾，还原一个真实的齐白石，从而了解那个时代中国文化人的生存状态，窥探那个时代中国艺术发展的端倪。我之所以这样读书，是受到了刘传铭先生的启发，刘先生是著名学者，也是《百年巨匠》的总编，他在谈及齐白石的时候说过“对于被视为天才的任何一位艺术家来说，了解他的前提就是读懂他的生活与时代，不世的孤独是对旷世知音的渴望与期待”，同时刘先生感慨的说“对于民国那一段的中国美术史，我们仍然缺乏客观全面的认识，我们需要一本《民国美术史》，来对民国时期中国美术发展做一个全面的回顾与总结”。正是基于这样的启发，我决定从齐白石先生入手，回到他的时代，读懂白石老人所经历的往事，进而审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美术。

　　关于齐白石先生的著述以及论著，非常之多，我倾向了胡适版的《齐白石年谱》：第一，胡适和齐白石同属一个时代的人物，而且据胡适之先生年谱记载：“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秋天，齐白石先生对我表示，要我试写他的传记。有一次他亲自到我家来，把一包传记材料交给我。我很感谢他老人家这一番付托的意思，当时就答应了写传记的事。”（《白石年谱 · 胡适之序》）由此可见，胡适写年谱是白石先生认可的人物；第二，胡适之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向来主张“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作为美国实验主义哲学之父杜威的学生，他在做学问的时候，注重“实验室方法”，科学的筛选，大胆的怀疑，小心的求证。所以，胡适之先生所做的《齐白石年谱》的可信度就非常高；第三，胡适先生写完年谱的初稿之后，交给他的朋友，也是和齐白石有着五十五年交情的黎锦熙先生进行订补，据黎锦熙先生记载“胡先生于民国三十六年八月已写定初稿四册，那时我正因事离开北平，到三十七年四月从湘返平，六月胡先生把全稿交给我，我读过之后，心想：第一，所据白石《自述》材料本身偶有错误，胡先生多用考证的方法发现出来，最好请白石先生本人在原有的材料上自行更正；第二，原有材料实在还是不够的，更需要他自己用喉舌代纸笔”，正因为如此，黎锦熙先生从民国三十七年七月起，多次与齐白石促膝话旧，经过半年在胡适原稿上进行随手订补，而黎锦熙素来爱记日记，几十年从未间断过，所以年谱中用日记作为旁证的材料比较多；第四，胡适版的《齐白石年谱》，在胡、黎两位先生完成之后，胡适又请邓广铭先生把关，邓广铭先生是史学家，以史学家的眼光进行审视，求得完美。

　　用胡适之先生的话来说，“这本《白石年谱》大概不过三万字，是黎劭西、邓恭三和我三个人合作的成果”。

　　由于上述原因，我选择精读胡适版《白石年谱》。虽然三万言，但信息量非常巨大，加之胡适、黎锦熙两人的学术水准，此书绝对是先行白石年谱中的经典力作。

选择交游话题的考虑

　　关于齐白石先生的交游，很多人也有所论及，只是大家的侧重点不同，所想表达的意思不同，我写齐白石的交游，出发点有二：第一，通过齐白石与当时那些人物之间的往来，说明民国一代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是心心相惜的认可，全然没有今天文人交往之中的攀附、取悦、甚至说违心话讨好之意，他们之间的交往不存在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第二，还原齐白石作为一个艺术家，在那个时代的生存状况，比如他和陕西臬司樊增祥的往来，和陈师曾的往来，进而说明那个时代，齐白石这样一个出身工匠的艺术家，在家国动荡之际何以为生。

　　文人之间的交往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态环境，民国一代的 文化精英他们的身上多少还保留着最后的“士人”精神，这一点在白石先生的交游中我们能看出来。同时，虽然出身“工匠”的齐白石，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他一方面为了生计，养活家人而卖画为生，却不失气节，这一点也值得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反思。

王闿运

齐白石与湘中大儒王闿运

　　钱钟书先生在其整理的福州诗评家陈衍的语录集《石语》中记载，陈衍讲述当年湘潭王闿运逝世之后，上海某报刊登恶作剧的挽联：学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以此来说明王闿运学问之大，但长相奇丑。王闿运，字湘绮，湖南湘潭人，是晚清民初湘学的领军人物，辛亥革命之后，担任清史馆馆长。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先后执教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和南昌江西大学堂，门下弟子数千人，其中有名的弟子有杨度、刘光第、廖平、杨锐、宋育仁、齐白石等，其中杨锐和刘光第都是“戊戌七君子”中的人物，这与王闿运的教导是分不开的，可以说王闿运在当时学界、政界都享有极高的盛誉，成都尊经书院因为王闿运的执教，学风为之一变，出现了像廖平、胡从简等一大批学术界的大师级人物。

　　齐白石与王闿运是同乡，但是两人因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不同，直至齐白石三十七岁那年，才拜入王闿运门下成为王门弟子。《年谱》中记载：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白石三十七岁，见王闿运，拜门做弟子。齐白石出身寒微，读书识字全仰赖于祖母和母亲的操劳，才得以识字为文，家境贫寒使他很早就自觉地承担起养家糊口的担子，他学画完全出于生计需要，所以一生保持着一个农民的习惯，勤于事由笔耕不辍，他有诗云“笔如农器忙，砚田农未歇”，自觉的平民意识让他毕生本分的做着一个“工匠式”的艺术家，也使得他从一开始就与权贵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一点，我们从他和王闿运的交往中，就能体会得来。林木先生在《星塘白屋不出公卿——齐白石自觉的平民意识》一文中说到：“齐白石的这种平民的傲骨直接体现到他对官僚们的厌恶上，6岁从母亲那里接受来的官场无好人的想法，使他一辈子不愿意跟官场接近。就是他的恩师王湘绮，湘潭名士，齐白石也因其属官绅一类颇不自在‘我拜湘绮老人为师，可是我从来不肯对人说我是他的门人。因为王门达官贵人太多，不愿与之并列于门墙之下’。”这是齐白石先生的本色，更是一个艺术家难能可贵的品质，当下之风物又岂能与白石翁位列？

　　王闿运门下有“三匠”，即：“铁匠”张仲飏，“铜匠”曾招吉，“木匠”齐白石。黎锦熙在《年谱》按语中说：“铜匠曾招吉，衡阳人，时在南昌以制造空运大气球为业，可坐二人，任风吹行，但实验时坠水。白石说他常着官靴，每自表示其能文章。”又黎锦熙云：近代湘潭有五怪：一和尚，即八指头陀，一铁匠，一木匠，一篾匠，一牧童。怪在家皆赤贫，绝对无力读书，而能以自力向学，挺出成名。前三人都与湘绮先后有缘。足见，王湘绮其人也很怪，不论出身，唯材教之。木匠齐白石第一次拜师，乃师王湘绮对其有褒有贬，光绪二十五年，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正月二十日中记载：“看齐木匠刻印字画，又一寄禅张先生也。”十月十八日又记载：“齐璜拜门，以文诗为贽。文尚成章，诗则似薛蟠体。”胡适之先生对此表示不满，他说：“王闿运说白石的诗似薛蟠体，这句话颇近于刻薄，但白石终身敬礼湘绮老人，到老不衰。白石虽然拜在湘绮门下，但他性情与身世都使他学不会王湘绮那一套假古董，所以白石的诗文没有中他的毒。”

　　胡适的话是客观中正的。古代诗书画印谓之四绝，缺一不可，也是一个艺术家必备的基本素养。齐白石在年轻的时候，这些都经过一整套严格的训练，尤其在诗词上的造诣，不至于成为王闿运说的“薛蟠体”。齐白石《自记》云：“年廿有七，慕胡沁园、陈少蕃二先生为一方风雅正人君子，事为师，学诗画。”黎锦熙在《年谱 · 按语》中说：“陈少蕃时馆于胡家，沁园约白石来，对他说‘《三字经》云，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你正当此年龄，就跟着陈老师读书吧’，陈允不收学俸钱，日点《唐诗三百首》。”这是齐白石正式接受诗词训练的开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白石晚年有《往事示儿辈》云“村书无角宿缘迟，廿七年华始有师。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据王训的《白石诗草跋》记载，当时齐白石在同乡作诗已经小有名气，曾担任“龙山诗社”社长，故而我们可以说单王闿运评述也不足以说明白石诗很差，我在读年谱时，发现齐白石先生的诗，句句深含感情，没有应酬之作，即便是作画题诗，也是经过一番悉心梳理之后，文辞典雅富有情感。他的诗不能用诗人的标准去看，但作为艺术家一生遭际的寄托而言，的确是极尽生命的色彩，语言朴实情真意切。

　　王闿运毕竟是旧学中的鸿儒，白石先生的诗词训练来得晚，且是半路出家（至少在湘绮老人看来），诗词一事终究没有过王闿运的“关”。王闿运何许人也，他在跌宕起伏的时代是以帝师自诩其命的人，他是十足的“妄人”，世上能入其法眼者也甚少。他有君子的狂，曾做客两江总督曾国藩府上时，畅谈天下大事，他认为曾国藩应该趁着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挥师北上，推翻满清，曾国藩听后手蘸着茶水在桌面上不断地写“妄人”。他的弟子杨度21岁时入王门，王闿运愿将平生所学传授于杨，问他：“我这里有三种学问：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你想学哪一种？”杨度选择学帝王之学，后来杨度真成为晚清宪政变革的先驱人物。木匠出身的齐白石学问功底在王门算不上什么，这一点齐白石自己也承认。光绪三十年秋，齐白石四十二岁，王湘绮到江西游庐山至南昌滕王阁，邀请诸弟子作陪，其间王闿运说“南昌自曾文正公去后，文风寂然。今夕不可无诗”，遂命弟子作诗，白石先生在《借山馆记》中记载：“甲辰春，薄游豫章。吾县湘绮先生七夕设宴南昌邸舍，召弟子联句，强余与焉。余不得有佳句，然索然者正不独余也。始知非具宿根劬学，盖未易言矣。”

　　王湘绮与齐白石这对师徒，终是两路人，王是鸿儒受人推崇，齐是工匠养家糊口是第一要务。齐白石终还是没有在诗词学问上发力，毕生致力于艺术事业，精益求精成为一代大师。但他在诗文上的造诣，迥然与他的时代的很多人不同，他是带着乡土的情怀，平民的本色写诗词，他在《白石自状》中追述平生所学时说：“平生著作无多，自书《借山吟馆诗》一册，《白石诗草》八卷，《借山吟馆图》四十二图，画册三集。尚有诗八卷，未抄正。”现在读白石先生的诗，尤其是关于艺术创作的诗稿，更是震耳发聩，裨益后人无数，比如邓广铭先生补录年谱的白石诗稿就有：“绝后空前释阿长，一生得力隐清湘。胸中山水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长恨清湘不见余，是仙是怪是神狐。有时亦做皮毛客，无奈同辈不肯呼。”“从今不做簪花笑，夸誉秋来过耳风。一点不教心痛快，九泉羞煞老萍翁。”……以此可窥，白石先生的诗稿正如他的人一样，很务实，艺术上也决然是一个独立特行者，这一点与乃师王闿运非常相投。

齐白石

齐白石艺术生涯中的两个贵人

　　清代何溱有一幅对联，来说明知己难逢，他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句话曾被鲁迅书写赠送给他的知己瞿秋白，鲁迅和瞿秋白从未谋面，却彼此视为知己，瞿秋白牺牲之后，鲁迅隐忍心痛，在他最后的几年里，他用了很长的时间在整理瞿秋白的遗著《海上述林》，这段历史被誉为文坛佳话。其实，每个人的一生都有那么一两人，能够被称为“知己”，在齐白石的一生当中就有两个人，既是白石先生的知己，又是他生命中的贵人，他们是樊增祥、陈师曾。

樊增祥

　　樊增祥（1846-1931）原名樊嘉、又名樊增，字嘉父，别字樊山，号云门，晚号天琴老人，湖北省恩施人。光绪进士，历任渭南知县、陕西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曾师事张之洞、李慈铭，诗作艳俗，有"樊美人"之称，又擅骈文，死后遗诗三万余首，著有《樊山全集》传世。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齐白石四十岁，这一年年终齐白石在西安担任特聘画师时，结识了当时陕西臬司樊增祥。《白石自记》中记载：“壬寅，识夏寿田、李瑞清兄弟叔侄、郭宝荪兄弟。”“是岁之冬，夏寿田由西安聘为画师，教姚无双（夏的小妾，白石曾刻印‘无双从游’）风雪过灞桥，远远看华山，到时，年将终，识樊增祥。”从此，樊增祥成为齐白石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物，樊增祥的官家身份，一方面能够使齐白石画作迅速走近当时的上流社会；一方面使得齐白石能够在官家的支持下，游历名山大川，扩大视野；再一方面，樊增祥因为十分赏识齐白石，也同情齐白石这样的民间艺术家的遭际，所以主动地担任起了齐白石“经纪人”的身份。种种史料显示，齐白石的画风也在这一时期从工笔走向大写意，他的画作转化为经济价值真正的发端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关于白石先生画风转变黎锦熙在年谱的补录中说：“到壬寅，他四十岁，作远游，渐变作风，才走上大写意的花卉翎毛一派（吴昌硕开创的风气）。民初学八大山人，直到民六民八两次避乱，定居北京以后，才独创红花墨叶的两色花卉，与浓淡几笔的蟹和虾。”

　　樊增祥作为晚清名流，自然在官场、文化、艺术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用慧眼识得艺术上正在喷发的齐白石，在西安时，常常邀请齐白石做客府中，并给他介绍当时的名流商贾，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宣传了齐白石。捷克学者贝米莎在《霜红三片叶·奇绝莫如秋——布拉格国立美术馆藏<齐白石草虫册页>》一文中说：“1902年，齐白石在游西安期间经友人夏午诒引荐结识樊增祥。被视为文坛名宿的樊增祥赏识齐白石的艺术才华，并在之后资助他研习篆刻和绘画，同时他还传授他诗文的写作技巧并将他引入当时的文学艺术圈中。樊增祥的帮助和提携不仅令齐白石的刻印与书画价格大幅提升，也为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齐白石在北方文坛中崭露头角铺垫了道路。齐白石曾住在樊增祥家中并受其委托刻印，后来两人成为知己。樊增祥去世后，为表哀悼，齐白石曾刻印‘老年流涕哭樊山’”。（《齐白石研究》第二辑 北京画院  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白石先生有《借山图卷》传世，其中有自西安之后，到北京、江西、广西等地出游时所绘其境，此间多得樊增祥的资助与介绍，才使得齐白石有这样的机会。他与樊增祥的友谊，有时可以同作一幅画，画由白石作，诗由樊增祥题，藏于布拉格国立美术馆齐白石《虫草册页》中，有一部分就是二人同作。樊、齐二人是忘年交，彼此赏识尊重，他有意提携齐白石做慈禧太后的御用画师。光绪二十九年，齐白石《自记》中记载：“春三月，午诒请尽画师职，同上京师，樊山（樊增祥）曰：‘吾五月相继至，太后爱画，吾当荐君’”。但是齐白石先生终生的品性无法改变，他不愿名列其中与官家太近，他更愿意做一个老农，一生都在耕耘画画的老农，所以他还是婉言谢绝了樊先生。他在《自记》中写到：“五月之初，闻樊山已起行，璜平生以见贵人为苦事，强辞午贻，欲南还。午贻曰：既有归志，不可强留。寿田欲为公捐一县丞。……璜笑谢之”，齐白石作为艺术家的独立品格还是值得我们推崇的，他一生所坚守的“农民本色”是他的“君子之本”，倘若他真答应了做御用画师或者县丞的话，那将是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巨大的损失。

　　作为齐白石生命中的贵人的樊增祥，在他们的交往之中，自觉的担任起了齐白石的“经纪人”角色，当年在西安时，齐在樊的府上受其委托刻印时，樊已为齐定制了润格费，并将其公之于世。林木先生在《星塘白屋不出公卿》一文中写到：“那么名士樊樊山（樊增祥）在西安给齐白石写的亲笔‘润例’：‘当用名印，每字三金。石广以汉尺为度，石大照加。石小二分，字若黍粒，每字十金。’则是齐白石心安理得谋生的真正保证了。”或许正是樊增祥的帮助，齐白石的画作才得以短时间内成为收藏者手中的翘楚，他的经济条件也得以改善，《年谱》中记载“光绪三十二年，齐白石四十四岁，始置田地于茶恩寺茹家中”，想必白石先生在这四年期间是积攒了一些钱，方可以买田地建房子。

　　樊增祥在齐白石早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因为战乱的原因，齐白石一度长期呆在湖南老家避难。后来，再上京师时，生活一度也很窘困，曾在北京琉璃厂附近卖画为生。这期间，他遇到了生命中第二位贵人——陈师曾。

陈师曾

　　陈师曾，江西义宁人（今江西修水），原名陈衡恪，著名美术家、艺术教育家。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父亲是著名诗人陈三立。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1909年回国，任江西教育司长。从1911年2月至1913年4月，他受南通张謇之邀，至通州师范学校（今南通师范学校）任教，专授博物课程。1913年又赴长沙第一师范任课，后至北京任编审员之职。先后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教授。《年谱》民国六年记载：“夏五月，避乡乱，到北京。适逢张勋复辟，段祺瑞于马厂出师致讨，遂又到天津避兵。”战火连天的民国初年，某得一线生机便是不易，更何况以艺为生，更是不易之不易。齐白石在《白石诗草 · 京师杂感》注释中说：“余阴历五月十二日到北京，适有战事，二十日避兵天津，火车过黄村、万庄正遇交战，车不能停，强从弹雨中穿过。”这便是一个昏天暗地的民初之年，一个中国普通人的经历，实属不易。这一年，他避乱天津不得，又窜入北京，落魄于琉璃厂附近，认识陈衡恪先生。《白石自述》中详细地记载了他们相识的过程：“我在琉璃厂南纸铺，挂了卖画刻印的润格，陈师曾见着我刻的印章，特到法源寺来访我，晤谈之下，即成莫逆。师曾能画大写意花卉，笔致矫健，气魄雄伟，在京里很负盛名。我在行匣中，取出《借山图卷》，请他鉴定。他说我的画格是高的，但还有不到精湛的地方。题了一首诗给我，说‘囊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束纸从蚕写行脚，脚底山川生乱云。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能非所闻。正如论书喜媚姿，无怪退之讥右军。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法源寺之后，他们交往甚从，遂互为知己而视之。

　　陈师曾走进齐白石的生活之中，带给齐白石的转变在我看来有这么几点：第一，他使得齐白石的交际圈扩大至当时的学院派知识精英；第二，他使得齐白石对自己画作的信心更大，尤其是在日本展览之后；第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齐白石的经济状况。当时，陈师曾与黎锦熙同在教育部担任编审，学院派的知识精英多有往来，陈师曾的介入必使得齐白石的交际圈迅速扩展开来，也逐渐被当时的知识精英所认可。民国九年，齐白石就在陈师曾的介绍下在北京结识了当时文化界的主流人物，朱悟园、徐悲鸿、林琴南、陈三立等。同时，陈师曾是受过非常严格的传统旧文化训练的人，他对齐白石的影响还体现在艺术批评上，黎锦熙的日记中记载“民六，十月二十五日，师曾来，谈及濒翁近所刊印，纵横有余，古拙不足，画格甚高，然能赏之者即能评其未到处”，他在和齐白石交往之中，能够时刻提醒齐白石，使其在艺术上快速发展。当然，对于当时的齐白石而言，湖南一家老小在等着自己每月寄回去的钱，维持生计，他十分关注自己画作的经营。

　　陈师曾对齐白石的帮助可以说是巨大的也是无私的，他为齐白石画作走向国际视野，先后多次介绍给国外的买家。齐白石在《自述》中写道他对陈师曾的感激之情：“民国十一年，我六十岁。春，陈师曾来谈：日本有两位著名画家，荒木十亩和渡边晨亩，来信邀他带着作品，参加东京府厅工艺馆的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他叫我预备几幅画，交他带到日本去展览出售。我在北京卖画生涯本不甚好，有此机会，当然乐于遵从，就画了几幅山水，交他带去。”又说：“陈师曾从日本回来，带去的画，统都卖了出去，而且卖价特别丰厚。我的画每幅就卖了一百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二尺长的纸，卖到了二百五十元银币。这样的售价在国内是想不都敢想。还说法国人在东京选了我和师曾的画，加入巴黎艺术展览会。……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

　　人生朋友居多，但诤友甚少，一言以蔽之，人皆爱听好话。但齐白石和陈师曾两人，陈师曾即是齐白石的诤友，也是齐白石的宣传者，没有陈师曾在日本的宣传，也不会有日本人为齐白石拍摄宣传片，名动海外。所以，陈师曾的病逝对于齐白石而言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打击。民国十二年，陈师曾为母亲奔丧，死在了南京，年四十八岁。齐白石曾作诗吊唁这位亡友：“哭君归去太匆忙，朋党寥寥心益伤。安得故人今日在，尊前拔剑杀齐璜。”

黎锦熙

结 语

　　胡版《齐白石年谱》的随笔本可以写出更多的感受，基于篇幅的原因，我姑且就白石翁的师承以及他人生中两位知交写出来，其实我想表明的是时代虽不同，但世道人心却是相同的，人性未变。王湘绮门下的弟子数千人，不乏才华超众者，湘绮本是性情中人，他提携困境中的齐白石，也是值得称道的。齐白石一生当中几乎都是在学习中前进，在前进中学习，但作为王门弟子，无疑为困境中的齐白石增添了光彩的一环，尽管齐白石不愿意承认。我认为，那个时代比现在还要势利。任何一个艺术家的成功都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齐白石的成功不仅因为自己的作品好，更重要的是他的人生有很多愿意帮助他的朋友，这些人的加入，使得齐白石才成为今天的齐白石。另外，齐白石常常被人不齿的“农民意识”以及他的“匠人意识”，恰恰是他独立特行的人格标志。他很务实，由于出身的卑微，使得他一生当中都在经营自己，也懂得在乱世之中保全自己，与此同时也不失去他的农民本色，这一点难能可贵，也值得我们深思。艺术家的价值是需要认可的，但一味地无原则的攀附，谄媚，甚至降损自己的人格来求得经济上的苟合，这是齐白石所不齿的事情。

　　最后，我希望所有做艺术的人，有机会真正的读一下胡适版的《齐白石年谱》，从中既能找到自己的影子，也能让自己清醒许多，更能让自己成为自己。

写在后面的话：

　　庚子春月，因疫情宅家读书，常与岭南简琴楼主人闫照忠先生书信往来，谈及艺术。闫先生博古通今，学识宽泛，对古今艺术史，皆有发人深省之思，吾读书不精，常限于泛读，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与先生讨论白石翁，先生之思常使我茅塞顿开。阅读《齐白石年谱》（胡适之版），在一定程度上是闫先生所促使的。在此，深表感谢，陈师曾乃白石翁之诤友，闫先生亦吾之诤友，学问之路如高山仰止，我等当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亦是人生乐事。

孙亚军 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