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藻 | 生命美学的新境界——评潘知常教授新著《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

四川文化网 2020-5-7 14:04 17089人围观学术评论

生命美学，“它相信的是人类灵魂的无限力量，这个力量将战胜一切外在的暴力和一切内在的堕落，他在自己的心灵里接受了生命中的全部仇恨，生命的全部重负和卑鄙，并用无限的爱的力量战胜了这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 ...

　　【《知常美学堂》主持人：潘知常。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城市形象传播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2019年应聘澳门任教，陆续担任澳门电影电视传媒大学筹备委员会专职委员、执行主任（2013-），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博导（2007-）、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创院副院长（主持工作，2010-2012）；澳门国际休闲学院校监（2013-）。2019年任美国CBC大学特聘授课教授。当代中国“后实践美学”代表人物之一，改革开放新时期中第一个破土而出“崛起的美学新学派”——生命美学学派（1985年— ）的创立者；2007年提出“塔西佗陷阱”，2014年被最高领导在正式讲话中引用，目前网上搜索为99万条，是“一个中国美学教授命名的西方政治学定律”；同时长期从事战略咨询与策划工作，被媒体称为“企业顾问、政府高参、媒体军师”；2016年今日头条频道根据全国六,五亿电脑用户调查“全国关注度最高的红学家”，排名第四，在喜马拉雅讲授《红楼梦》，粉丝八百七十万】

（原文载《上海文化》2020年第2期，以刊发的文章为准）

　　该书不仅仅是潘知常教授所开列的“审美救赎药方”，而且更可视为对于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百年美学命题的一个回应。源自王阳明“万物一体之仁”的生命哲学观，经过潘知常教授的总结提升，凝聚而成“万物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以及情本境界论的生命美学。

　　【摘要】潘知常教授的新著延续了他一贯倡导的“我爱故我在”的生命哲学以及“我审美故我在”的生命美学。针对尼采发出的“上帝死了”之后虚无主义的肆虐，该书重新审视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指出美是最为重要的拯救力量。区别于古代的信仰建构的借助宗教，今天的信仰建构亟待借助审美。在这个方面，“无宗教而有信仰”中国思想传统可以为审美救赎做出自己的世界贡献，由此，潘知常教授的新著接着明清“情本美学”讲，进而建立起奠基于“万物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基础之上的情本境界生命论的新美学。

　　【关键词】我爱故我在；生命美学；信仰建构；审美救赎

　　引言：美学的生命之爱

　　2017 年，是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美学命题一百周年。百年以来，回应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美学命题的论文不在少数。但是，以一部五十五万言的专著去加以回应的，在学术界应该还是第一次。

　　无疑，这肯定不是潘知常教授的率意之举。

　　我还记得，早在2015年，潘知常教授的《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关于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一文分为上中下三篇，约4.5万字，曾在《上海文化》2015年8、10、12期陆续刊出，并且引起较大反响，《上海文化》为此开辟了专门的讨论专栏，迄今为止已经发表了十几篇著名专家例如陈伯海教授、、毛佩琦教授、阎国忠教授等撰写的讨论文章。随后，2016年3月6日，由北京大学文化研究发展中心、四观书院、《上海文化》等单位发起召开了学术讨论会，专门就他的《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关于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一文展开讨论，任登第、阎国忠、毛佩琦、宋澎、李景林、孟宪实、郭英剑、牛宏宝、刘成纪、摩罗、郭家宏、周易玄、王一、潘知常教授等出席。2016年 4月16日，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学术月刊》编辑部、《上海文化》编辑部再次召开学术讨论会，展开相关的学术讨论。陈伯海、高瑞泉、陈卫平、李向平、李天纲、王杰、许明、毛时安、胡慧林、杨剑龙、王振复、陶飞亚、方汉文、包亚明、张曦、叶祝弟、潘知常教授等出席。

　　无疑，由此发端，潘知常教授将五万字的论文进而扩展而为五十五万的鸿篇巨制，并且集中于与蔡元培先生的对话这一焦点，一定是暗藏机心的。因为，众所周知，蔡元培先生提出的这一美学命题，堪称20世纪中国的第一美学命题，尽管不无偏颇，但是，其中所蕴含的关于“审美救赎”的思想却是与世界美学同步的，所提出的美学方案，更是无论如何都十分值得关注。

　　也因此，潘知常教授的新著中的两个关键短语“我爱故我在”和“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也就格外引人瞩目。

　　《我爱故我在——生命美学的视界》是潘知常教授在2009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一部专著，《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则是潘知常教授在十年后也就是201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新著。我们看到，如果从1985年第一期的《美与当代人》（后名为《美与时代》）所刊发的潘知常教授的《美学何处去》一文算起的话，至今生命美学已有三十四年的历史了，作为生命美学的创立者和领军人物，潘知常教授一共出版了学术著作30部左右，其中属于生命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的就有：1991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生命美学》、1997年上海三联书店的《诗与思的对话——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及其现代阐释》、2001年郑州大学出版社的《生命美学论稿——在阐释中理解当代生命美学》和2012年人民出版社的《没有美万万不能——美学导论》。正如笔者在2019年第12期《美与时代》刊登的《潘知常及其生命美学之我见》一文中说到的：潘知常教授“将人类美学史上鲍姆嘉通的“感性”、康德的“判断力”、尼采的“意志”和克罗齐的“直觉”这些美学的“枝干”整合而成为美学的“大树”。这里，他第一次成功地回答了生命为什么需要审美，或者是审美为什么能够满足生命，因为美学的这两大困惑都与生命有关。因此，因生命而审美，因审美而美学，因美学而生命，因生命而美学，最后必然是“生命美学”的旭日东升。”[1]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潘知常教授还溯流而上，由生命美学而生命哲学，首先是《我爱故我在——生命美学的视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继而是《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进而将“我爱故我在”的研究加以延续和深化，生命美学不但奠基于“爱”，而且更奠基于“信仰”。由此，潘知常教授成功地将“信仰”的建构和审美“救赎”的思考加以贯通，显然，这标志着当代生命美学的研究又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生命美学区别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如日中天的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其首要前提是将审美活动的立足点由一般意义的“实践”转而为“生命”。尽管人类的生命诞生和成长离不开实践，但是李泽厚的“实践”是建立在“人类历史本体论”的逻辑之上的，生命，在李泽厚的美学研究里，是证明人类文明成果的手段而不是参与人类文明创造的根本。而潘知常则由“实践”而“生命”，“当我们在追问‘美学之为美学’之时，首先要追问的应该是，也只能是‘人类为什么需要美学’，即‘美学何为’。只有首先理解了美学与人类之间的意义关系，对于‘美学是什么’的追问才是可能的。”[2] 审美的诞生和存在一定与人类对日出和日落的第一次遥望有关，必然与人类对新生与死亡的第一次惊颤有关，一定与人类对歌唱和舞蹈的第一次表现有关。当人类有了这些“美”的惊奇和赞叹、“美”积累和经验、“美”的反思和追问后，美学的呱呱诞生也就顺势而成了。当然，美学也绝对不是或仅仅停留于对日出和日落的畅想、对新生和死亡的理解、对歌声和舞蹈的欣赏，它一定要洞穿这一切背后的秘密，即为什么人类即或是衣不蔽体和食不果腹，即或是苦不堪言和生不如死，即或是来日不多和大限将至，依然要让情感极尽地抒发，让想象无限地驰骋，让意志倔强地挺立，让思想顽强地生长，一句话，依然要去审美，依然要去爱！

　　这正如潘知常教授十年前在《我爱故我在——生命美学的视界》里一直追问的：“我们存在的全部理由，无非就是：为爱作证。‘信仰’与‘爱’，就是我们真正值得为之生、为之死、为之受难的所在。因此，新世纪新千年的中国，必须走上爱的朝圣之路。新的历史，也必须从爱开始。”[3]

　　十年后，潘知常教授在《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里再一次强调：“真正的美学，必须以自由为经，以爱为纬，必须以守护‘自由存在’并追问‘自由存在’作为自身的无上使命。然而，实践美学的‘实践存在’却是一个历史大倒退。它从人的‘自由关系’退到了‘角色关系’。也因此，在李泽厚那里，人的自由存在从未进入视野，进入的只是作为第二性的角色存在（例如，主体角色的存在），因此，自由是缺失的，也因此，人是目的、人作为终极价值以及人的不可让渡、不可放弃的绝对尊严、绝对意义也是缺失的。”[4]

　　显然，“我爱故我在”，就是走进潘知常教授《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新著的窗口。

　　一、“上帝死了”，虚无主义的肆虐

　　虚无主义的肆虐，是潘知常教授《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新著所关注的思想背景。

　　在19世纪末，尼采这位以反叛著称的文化“独行侠”发出了“上帝死了”的惊呼：“上帝到那儿去了？让我告诉你们吧！是我们把他杀了！是你们和我杀的！咱们大伙儿全是凶手！”[5]人类自古希腊以来建立起来的 “理想国”遭到了这个“疯子”的彻底摧毁。没有了上帝存在的人类社会，犹如失去了航向的轮船，随风漂流。毋庸讳言，世界进入了没有神圣的“群魔乱舞”和漠视律令的“江湖盛行”的时代，虚无主义肆虐的时代如海德格尔所言：“世界之夜的贫困时代已够漫长。既已漫长必会达至夜半。夜到半夜也就是最大的时代贫困。”[6]毫无疑问，对于这个问题的任何忽视，都不但会彻底阻断人类通向彼岸的道路，掏空数千年人类文明积累的价值，而且会导致生命存在意义的阙如，精神的人类必将蜕变成物质的人类。

　　“从表面上看，没有了上帝作为总裁判，真理的裁决就不得不由每一个人自己负责，空空如也的人们也有可能自己为自己去选择一种本质、一种阐释，必须为自己找到自己，这似乎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机会，然而，实际上却意味着一种更大的痛苦：因为失去了标准，因此所有的选择实际上也都是无可选择。”[7]潘知常在《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里再一次指出：“人类的日常生活已经在‘非如此不可’的‘轻松’中日益蜕化，也已经日趋空虚和无意义，最终，难免正如鲁迅所料定的：我们失掉了好地狱！它预示着一个漫长的意义匮乏时代的开始。”[8]

　　在古老的中国也是如此。在西方携带现代文明的“声光电化”进入二十世纪的同时，古老的中国却在十九世纪中叶遭遇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在历经洋务派李鸿章的实业救国、维新派康有为的改良救国、革命派孙中山的起义救国等一系列的失败之后，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终于发现的问题的症结，但却开出了一个“不识时务”的药方：“以美育代宗教”。他认为美育“皆足以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之计较，则其所以陶养性灵，使之日进于高尚者，固已足矣。又何取乎侈言阴骘、攻击异派之宗教，以激刺人心，而使之渐丧其纯粹之美感为耶。”【9】蔡氏心目中的美育实为康德的“纯粹美”的变体，立足于破除异端邪说和党同伐异的门户之见，而着眼于人的灵魂净化和情感美化，遗憾的是，蔡先生开出的，仍旧不是正确的药方。因为，在一个没有宗教文化传统的国度，关键的关键其实并非美育代宗教，而是通过美育开辟出通向灵魂的终极关怀和走向信仰的审美救赎的道路。

　　对此，潘知常教授在十三年前的2006年就在《学术月刊》刊发了《以美育代宗教：中国美学的百年迷途》一文。他指出“以美育代宗教”“本质上就是一个美学的假问题”，2017年他又在《中国矿业大学学报》上发表了《说不尽的百年第一美学命题——纪念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一百年》，直陈“其中根本的美学缺陷，美学失误”，而在《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的新著中，他更是详细予以阐述，揭露“在这当中所暴露出来的对于美学与宗教问题的无知，又反而被作为某种无可质疑的前提而在继之的美学进程中予以盲目认同，由此，导致了中国美学的现代思考的百年困顿，更导致了进入‘无神的时代’之后面对‘无神的信仰’的美学思考中的百年谜局。”[10]

　　具体来看，问题有三：

　　第一个就是如何看待宗教的存在。尽管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讲，不存在所谓的“彼岸”和“天堂”，但是从人类生存的意义看，生命不仅是一种物质存在，更是一种精神存在，而有精神存在就有精神活动，有精神活动就有意义诉求，有意义诉求就一定有灵魂世界，而这个灵魂世界的宽度和深度、厚度和高度，就决定着每一个普通生命，那么如何适应并战胜自然的法则而获得永恒？这正如潘知常多次阐述的：“我们可以拒绝宗教，但不能拒绝宗教精神；我们可以拒绝信教，但不能拒绝信仰；我们可以拒绝神，但不能拒绝神性。”

　　第二个就是如何看待超越宗教的信仰。有宗教一定有信仰，但信仰不一定都隶属于宗教，信仰是一个大于宗教的概念，它广泛地存在于科学的求真、伦理的求善以及美学的审美等领域，德国哲学家沃尔特·考夫曼指出：“ 一种强烈的信念，通常表现为对缺乏足够证据的、不能说服每一个理性人的事物的固执信任。”但是，由于蔡元培执着于此岸的社会而放逐了彼岸的世界，他的美育救国理念当然会剔除宗教，同时也剔除了信仰。可是，这一切又如何可能？潘知常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只有灵魂（信仰）是在生命的虚无以及由此而来的痛苦之上的，它是对于一种价值的持守与践履，也是一种真正的力量，更是人类真正的觉悟。通过它对于生命的虚无以及由此而来的痛苦的超越，人类表达了自己超越生命的虚无以及由此而来的痛苦的愿望。因此，体验生命的虚无以及由此而来的痛苦的结果，应该是更爱人类，应该是更充满了人所特有的欢乐与喜悦，否则，承担生命的虚无以及由此而来的痛苦的动力何在？”[11]

　　第三个就是如何看待借助信仰的救赎。由于坚信信仰的力量，就必然导致救赎的出场，因为在精神上站立起来的人类已经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无限的未来，但现实依然是残酷而荒谬的，水深火热的人类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尝尽人间的酸甜苦辣，历经生活的悲欢离合，就像浮士德一一经历了爱情、学问、事业、政治的悲剧体验后，发现物质的享乐是短暂的，制度的维系是人为的，惟有精神的追求才禀赋着有意义生命的真正价值，而信仰的坚守又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价值，正如《国际歌》唱到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解放人类全靠我们自己”，因沉沦而走向信仰，因信仰而获得救赎，这正是潘知常对“审美救赎”中包含的全新价值的积极发现，就是“从全新的灵魂重建这一角度来看，在蔡元培所提出的美学方案中的最为重要的东西在过去却长期被我们忽略并且搁置起来，这就是：审美救赎。”[12]这，就是潘知常为“审美救赎”赋予的审美意义。

　　二、“无宗教而有信仰”，中国文化的启迪

　　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但是在古老的中国又何尝有过真正的宗教？这是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尽管历史上有过崇尚自然的道教、完善自我的儒教和注重心性的禅宗，但严格地说，由于它们仅有现实关怀而没有终极关怀、仅有超脱心理而没有超越意识、仅有鬼神观念而没有神圣信仰……总之，都不具备罗素在《宗教与科学》著作里总结的“教会”“教义”和“个人道德法规”这宗教三要素。但是，没有真正的宗教却并不等于就没有真正的信仰，例如，在儒家，秉持“仁者爱人”的理念，孔子就反复强调：“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在回答弟子的疑问中，又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对此，潘知常称之为“中国特色的‘救世方案’和‘救心方案’”他激赞道：

　　“以仁为本”作为“人是目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目的性价值，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关于人之为人的绝对性原则的觉醒，至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由选择”意识，也恰恰意味着中华民族自身的“自由意志”原则的滥觞。人们发现：在人类历史上，最早推动着人类自身从匍匐状态昂首站立起来的，是三次伟大的革命，它们分别是由孔子、释加牟尼与耶稣借助于“仁爱”、“慈悲”与“博爱”来完成的。而今，我们不得不说，确实如此！ [13]

　　由此，立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潘知常目光如炬，揭示出“无宗教而信仰”这一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色，并且认定因此而有助于走向审美，并且成为中国文化在审美救赎方面所可能做出的世界贡献。

　　孔子的思想的跨时空的超前贡献立即就得以显现。而且，我要再次强调，它是人类所提出的在无宗教基础上完成信仰建构的第一个解决方案。而且，它是来自２０００多年前。同时，值此之世，如果古老的中国文化还希冀对世界文明作出什么贡献，或者给予什么启发，应该说，它也应该是首先亟待关注的话题。“无宗教而有信仰”以及“无宗教而有道德”、“无宗教而有审美”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奥秘，值得深入挖掘。[14]

　　进而，潘知常教授敏锐地将目光集中在明清之际的“情本美学”之上，指出：从王阳明到曹雪芹， “就中国美学而言，在经历了漫长的对“道”的“妙悟”而不食人间烟火、对“情”的“虚静”而神游于物之初，明代后期出现了高扬“童心”与“世情”的两大美学思潮。”[15]它表现于王阳明、李贽和王夫之开创的“情本哲学”和汤显祖、李渔和曹雪芹的“情本诗学”。而且，“我们在明清之际作为情本美学的启蒙美学之中看到的，恰恰正是这样的‘情’”，这样的‘爱’。”而“爱的呈现，在中国无疑就必然会走向审美与艺术，也就必然走向审美救赎。”[16]

　　熟悉潘知常教授美学研究历程的都知道，明清之际的思想嬗变的重要性，素为他所关注。他在涉足美学研究之后所出版的第一本学术专著《《美的冲突》（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也正是关于明清之际的美学研究。这本书，是在1985年——他29岁的时候完成的，当时，他在该书中提出了一个堪称大胆的研究范式：“中华民族三百年来的美学追求”。在他看来，唐宋之际的禅宗变革，就类似中国的文艺复兴。慧能的《六祖坛经》也堪称“西天”的佛教思想与中国的佛教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结晶。但是，这一思想结晶的走出庙宇并逐渐向哲学、美学渗透的过程，却也相当漫长。尤其是美学，直到明清之际（从1573年的万历开始），才有了初步的成果，并且再直到二十世纪初，才有了最终的完成——这也就是中国现代美学的诞生——尤其是生命美学的诞生。令人欣慰的是，这个研究范式，后来也仍旧可以在陈伯海先生在1997年主编出版的《近四百年来中国文学思潮史》（东方出版中心1997）以及王德威先生2017年主编出版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该书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追溯到了163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等论述中频繁看到， “三百年来瘐楼上，曾经多少望乡人”，无疑，他的这个理论设想是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的。从王阳明到曹雪芹，其间的美学探索也确实给我们以深刻启迪。

　　三、“用爱来交换爱”，生命美学的使命

　　必须看到，理解“无宗教而有信仰”的中国文化，关键是如何理解其中的“信仰”。

　　如前所述，信仰是一种超越理智、悬置事实和不计功利的意义追求，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一种不讲理性的判断，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一场淡化目标的付出，其表现就是孔子所倡导的“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超功利选择。那么，其中的核心何在？在潘知常教授看来，无疑正是“无缘无故”的爱。正如生命美学一直强调的，只有学会了爱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才完成了人与动物的最后告别，也才是马克思所期待的：“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17]不难看出，要证明你“是一个人”，就必须有“以心交心”的信任基础上形成的“爱”，尽管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爱却是万万不能的。

　　由此相应，潘知常在《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的新著中通过对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这个“未完成的百年话题”建立起了自己的生命哲学乃至生命美学，其中的核心概念，就是“爱”！对此，潘知常教授一如既往，无限深情地称之为：终极关怀。

　　终极关怀指向的是世间唯有人自身才去孜孜以求的问题，源于人类精神生活的根本需求，指向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例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以及‘人类希望什么”“人类将走向何处”之类从“人是目的”出发而导致的意义困惑。总之，它是人类一旦为自身赋予无限意义之时就会出现的对于这无限意义的再阐释与再解读。[18]

　　无疑，这里的终极关怀绝不是来世的许诺，而是今生的兑现，更不是虚无缥缈的一张“口头支票”，而是以“爱”作为起点也作为终点，贯穿于整个生命的旅程。在他看来，这无异于沈从文所殷切期待的“希腊小庙”。因爱而生命、因生命而爱与生命即爱、爱即生命，“我爱故我在”。由此，他一针见血地质问“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并且毫不留情地展开了对“无爱”和“失爱”的《三国演义》、“赢者通吃”的《水浒传》、“逃避自由”的《西游记》的美学批判，并且指出：在传统中国文学里，有的是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现世关怀”，而高度缺乏人与自我灵魂维度的“终极关怀”。同时，潘知常又指出：《红楼梦》的贡献巨大，“从‘仁之始’转向了‘情之始’（爱之始），并且希冀由此出发，去重新解释中国文化，重新演绎全新的中国文化精神乃至中国美学。而且，这情本体、爱本体意在实现生命的‘根本转换’与‘领悟无限’，由此，《红楼梦》开始寻找到‘实现根本转换的一种手段’，这就是终极关怀。”[19] 因此， “用爱来交换爱”，这正是曹雪芹伟大之所在。

　　也因此，潘知常教授在新著中指出：“用爱来交换爱”，理应成为当代生命美学的神圣使命。它的最高境界是“为爱而爱”的终极关怀。因此，中国当代美学亟待完成的正是生命的华丽转身——“用爱获得世界”。

　　结语：从“以美育代宗教”到“审美救赎”

　　综上所述，潘知常教授《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新著的最后一章“中国的救赎”也就极为重要。因为它不仅仅是潘知常教授所开列的“审美救赎药方”，而且更可视为对于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百年美学命题的一个回应。源自王阳明“万物一体之仁”的生命哲学观，经过潘知常教授的总结提升，凝聚而成“万物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以及情本境界论的生命美学。结果，不但将中国美学重要范畴“仁”融合进了人类普世意义的“爱”，而且将中国传统有缘有故的“仁”升华为当代世界的没有差别、没有等次、没有利害的无缘无故的“爱”。终于，我们明白了潘知常教授几十年如一日的对爱的一往情深：“为爱转身、为信仰转身，还不仅仅是一种爱的奉献，更是人类文明得以大踏步前进的前提。这是因为，转身之后，让我们意外地发现了平等、自由、正义等价值的更加重要，更加值得珍贵。”[20]

　　也因此，不难看出，围绕由“仁”到“爱”的“仁爱”本体论，潘知常教授为他所创立的情本境界生命论美学大厦矗立起了的三根顶梁大柱，这就是：生命视界、情感为本、境界取向。

　　首先，以“生命视界”——生命的美学视界为基础。这是潘知常在1985年在《美学何处去》（《美与当代人》1985年第1期）一文中首倡的概念，在这篇文章里他热切“呼唤着既能使人思、使人可信而又能使人爱的美学，呼唤着真正意义上的、面向整个人生的、同人的自由、生命密切联系的美学。”并且指出：“真正的美学应该是光明正大的人的美学、生命的美学。”“美学应该爆发一场真正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应该进行一场彻底的‘人本学还原’，应该向人的生命活动还原，向感性还原，从而赋予美学以人类学的意义。”当然，在今天看来，这已经纯乎成为一个常识，可在当年“实践美学”一统天下的时候，却实在是空谷足音。“人”固然要“实践”才能存在，但是实践的主体毫无疑问是以有着鲜活生命个体的人的存在为第一条件的，人与外在对象交往的依托是实践但主体是生命，而生命是人在实践之前就已经与世界结成了“前世姻缘”，所以生命是先于实践而存在的。因此，回到生命的同时就是让美学的立足之地和逻辑源头不再是无本之木的“实践”，而是有源之水的“生命”。

　　其次，以“情感为本”——情感的体验为本为核心。解决了美学的存在之基——“生命”，让美学开始向生命的回溯，还有一道障碍必须克服，那就是美学意义上的生命究竟是理性还是情感。潘知常在1989年出版的《众妙之门——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结构》就指出：情感“不但提供一种‘体验—动机’状态，而且暗示着对事物的‘认识—理解’等内隐的行为反应。”“过去大多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它只是思想认识过程中的一种副现象，这是失之偏颇的。”[21]“人是有感情的动物”，“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个“爱”就是情感直接而鲜活的体验和传达，就像没有情感的人是不可想象的，而没有情感的美学只能是经院美学。鲍姆嘉通创立美学之初命名为“感性学”，就为美学的出生证上注入了情感体验的根本要素，康德称美是“主观的普遍必然性”，其中的情感性更不言自明。

　　最后，以“境界取向”——境界的自由取向为目标。如果说美学思考的是生命的意义，那么在生命的意义构成上是有高下之分的，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就是生命的最大意义，当然也是最高的境界。为如此，潘知常指出：“美是自由的境界”（而笔者则认为“美是生命创造达到的自由状态与和谐境界的统一”）。追求自由是生命的最大意义，因此，实现自由就是生命的最高境界。潘知常早在1988年在《游心太玄——关于中国传统美感心态的札记》一文里就提出了“美在境界”，1989年更正式提出了美是自由的境界：“因此，美便似乎不是自由的形式，不是自由的和谐，不是自由的创造，也不是自由的象征，而是自由的境界。”[22] 1991年河南出版社出版他的《生命美学》，其中更是用较长篇幅阐述了“美是自由的境界”，尤其是在1997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诗与思的对话》一书之中，他这样阐述到：“假如说，实践活动实现的是自由的基础，认识活动实现的是自由的手段，审美活动实现的则是自由本身，只是不是现实的实现，而是理想的实现。进而言之，在对象方面，是实现为一种自由的境界。”[23]2012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没有美万万不能——美学导论》里，他所写下的最后一章，就是“美在境界”，并直接提出了“审美对象涉及的不是世界，而是境界”的命题。无疑，这些论述都是要说明：人是有意义的存在，而境界是判别意义的多少和高下的标尺，因为人是以境界追求为目的生活在世界之中的，是境界性的存在。正如卡西尔所指出的：“人的本质不依赖于外部的环境，而只依赖于人给予他自身的价值。”[24]

　　这样，我们看到，在二十世纪的历史长河中，生命美学犹如一页页破浪的白帆，王国维、梁启超、鲁迅、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方东美、宗白华、唐君毅、张竞生、吕澂、范寿康……奏响了生命美学的主旋律。而在新世纪的今天，潘知常更高扬生命美学的大旗激流勇进，承前启后，为生命美学找到了“爱”的动力和“信仰”的航向。

　　这无疑是当代美学的大幸之幸！

　　生命美学，“它相信的是人类灵魂的无限力量，这个力量将战胜一切外在的暴力和一切内在的堕落，他在自己的心灵里接受了生命中的全部仇恨，生命的全部重负和卑鄙，并用无限的爱的力量战胜了这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作品里预言了这个胜利。”[295生命美学在所有的思考之中预言的，也正是“这个胜利”！

　　潘知常教授在《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一书的结尾处慨然宣称：

　　由此，美的尊严、爱的尊严、精神的尊严、信仰的尊严才有可能被完整地赎回，整个世界也才有可能被完整地赎回，而我们也因此而终于有可能第一次清醒地把未来还给自己，从而，得以第一次虔诚地将自己交到信仰的手中、爱的手中。[26]

　　对此，我深信不疑。

　　参考文献：

　　[1]范藻.潘知常及其生命美学之我见[J].美与时代，2018，（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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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潘知常.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54.

　　[5]尼采.快乐的知识[M].黄明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27.

　　[6]范藻.信仰的重建，是为了重建的信仰————兼及新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美学选择[J].上海文化，2016，（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