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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术立身·重塑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 
“癫狂君子”刘文典 ○孙亚军
——孙亚军 一出生在晚清民初的一代学人，他们给我们今天的人留下的不仅仅是授之不尽的学术精华，其实我们在阅读民国学人资料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在早年曾经一度舍弃为学的人生，投身到救国救民的革命浪潮之中。譬如章太炎为了倾向于反清民主的思想，不惜和他的恩师俞曲园断绝关系；还有刘师培早年也是让自己站在反清排满的一边；陈独秀以书生本色的气魄在革命的浪潮之中耗尽了终生的心血。可是终究他们从骨子里是个书生，注定他们要和学术关连，方能显示他们自我的人生风采。曾经的民主革命的先驱，后来却都在学术研究中找到了自我的历史定位，他们为之倾洒热血的革命事业，在他们厚重的学术思想沉淀当中也只得是鸿毛一刻。 那么，在阅读刘文典先生的时候，他的人生轨迹也是同样的在迷茫之中才找到的人生归宿。1889年，一个乱世的中国，晚清政府在外敌入侵、内忧不断的时局下，风雨飘摇。这一年，文典先生出生在安徽合肥的一个世代为商的家庭。安徽，素来以人文之地、经商之地而著称于世，安徽的文人和商人曾经在满清治下的大清王朝书写了辉煌的历史，在数代人的苦心经营之下，一个充满灵性的安徽让世人刮目相看。刘文典先生自幼深受安徽文化的熏陶，加之殷实的家境，让他能够接受到最为优秀的教育。1906年，深受教会学校教育，具备了扎实的外文功底，年仅17岁的刘文典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安徽新学的典范学校——芜湖安徽公学，这是一所具有着民主思想和严谨的治学风范的新型学校，当时苏曼珠先生行校长职责，在他开明的办学风格的影响之下，李光炯、陈独秀、刘师培、陶成章、柏文蔚等名流学者云集此校，民主、自由等革命思想成为时尚风气，年轻的刘文典在这里得到陈独秀、刘师培的指点，学术之路、革命之路毅然确立，为他的学人风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那个新旧交织的年代里，当思想的火花和现实的处境一旦碰撞，就很容易产生革命的激情，更何况那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年代。以先生绝佳的天赋和书生的本性，他很快的投入到时代的浪潮之中，确立了自己的民族信仰，他反清排满，意气风发。1906年，他成为中山先生同盟会中年轻的会员。 早年中国的“革命”充满着浪漫的激情和盲从的体会，书生革命，更是如此，天真的个性和惟天下苍生是重的使命感，让他们在浪潮之中接受风吹雨打的考验。殊不知，革命仅仅是政治的胚胎，当先驱者的鲜血染红了疆场的时候，政治才慢慢地成熟。于是，心怀革命激情的先驱者早就成为历史的殉道者，真正的政治风潮又姗姗来到。当反清大业跌倒在袁世凯疯狂复辟的时候，当革命的果实被被豺狼窃取的时候，革命者只能是再一次挑起“反抗”的这面大旗，重复着自己的历史使命。1913年，时局混乱当中，年轻的国民党推选宋教仁为总理，企图削弱袁世凯的力量。一群书生同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流氓进行着殊死较量，权力政治往往集阴险、毒辣、不择手段于一身，它不需要仁人大义，目的才是它的永恒。这一年，宋教仁、于右任以及身为孙中山先生秘书的刘文典先生，踌躇满志地从上海启程赴京，为革命奔走告急，袁世凯枪杀了宋教仁，恐怖的阴云一度笼罩在国人心头。革命的烈火再一次遭到冷酷的打击，刘文典先生也因此而负伤。这仅仅是他做为革命书生的第一次险象，紧接着袁世凯的复辟却让他亲眼目睹革命最终被无耻的政治付之了东流。书生革命的激情遭遇到严峻的历史的考验，1913年，一连串无情地打击，他不得不走上亡命天涯的道路，不得不在异国他乡，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他需要为自己的人生重新确立一个方向。 阅读，其实就是对生命的思考，在文字之间感受冷暖，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体会生命的厚重。自古以来的文人书生，从第一天和文字打上交道，他的心就已经满怀壮志，他们需要在精研典籍当中，找到现实中自我生存的价值，所以才上演了一代代的文人书生，抱守书生信仰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留下斑斑血迹，成就了知识分子不屈的灵魂。这是文人的可贵之处，也是他们的悲壮之处，在成熟老到的政治面前，文人的角色显得十分的尴尬。所以，屈原才满怀忧愤之情，投身汨罗江，希望惊醒沉睡的帝王；文天祥也试图以自己忠君爱国的一死，来挽救懦弱的南宋偏安王朝；徐渭于惊恐之中被大明王朝逼迫成了疯子……我在想，其实文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同情的一群人，他们抱守清贫，为的就是书生之道，他们不惜血溅轩辕，以一死来警示后人，这难道就是文人的价值吗？阅读书生的命运，也是在帮助我们思考，一个纯正的文人他的舞台是否是应该在三尺讲台上，是否是应该在弘扬学术上？虽然一切学术和思想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那个永远的“道”，可是“道”却不见得是以死鉴证，文人需要反思，需要在革命的狂潮之中冷静下来，在历史之中重新定位自己。 1916年，漂泊三年之久的刘文典先生，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国家园，残酷的现实让他无比的失望，痛定之后的思考，让他坚定了为学的道路，家国零落，惟有赤子之心教化民众，在现实的屈辱当中，重新找回那份高贵的心灵。 二 在长达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中国的文人给世人留下的精神财富，除却本身学术上的光芒之外，那就是被我们视之为民族脊梁的铮铮傲骨。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种悲壮的精神，但是文人固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苍生情怀，却构成了历史的光环，成为一个古老民族生生不息的根系所在。晚清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继承了传统文人身上的优秀品质——儒家的谦谦君子风范，治学上的通达古今，民族大义面前书生气节尊严的恪尽抱守。这是我对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感觉，而且这种感觉随着阅读的深入，它就越能够渗透到我的内心世界当中，从而产生一种心灵上的共鸣。 “气节”也许只能在民族大义面前方能展现出来它的魅力。对于武士来说，战死疆场，才是他的大气节。但是“气节”在书生文人的眼中，他所表现的是一种藐视权贵、坚持自我，是一种维护书生颜面的无上尊荣，在危难之际它所彰显的魅力就是永不低头的大丈夫气概。纵观刘文典先生的一生，“气节”一词无不魅力彰显，他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范。 1927年，重新组建之后的民国政府，急需在教育上培养人才。时安徽省政府为了组建安徽大学，聘请正在北大任教的刘文典来皖筹建安徽大学。深受新学思想影响、具有优良的学术品性和人格魅力的刘文典，深知责任重大。在他的眼中这不仅仅是筹建一所大学这样简单，更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要为这所大学确立一种为学的风范，树立一种大学的品格。受命之际的刘文典，日夜操劳殚精竭虑，1928年安徽大学终于成立。刘文典先生成为安徽大学首任校长，这位北大走出来的大学教授，深知蔡元培先生北大之精神的精髓所在，在他任校长期间首推民主自由的风气，深受学生和教师的推崇。这一年的11月，安徽学生不满当局的暴政，发生学潮，安徽大学学生也列其中。身为一校之长的刘文典先生，多方周旋保护进步学生，遭到当局的不满。 蒋介石，当时已是国民党的领袖，为此专门视察安徽大学，督查学潮事件，他是怎么也想不到这位中山先生的践行者，同盟会的元老，竟然也会支持学生中的“共党份子”。 于是，历史的戏剧就这样在这样两个不凡的人物之间上演了，一位政界枭雄，一位学界名流。刘文典被蒋介石召见，他称蒋氏为“先生”，而不称时正以“主席”自居高傲的蒋主席。蒋介石甚为不满，盘算一介书生，却怎能在我面前不折尊严。可是书生就是书生，关键的时刻，他就保持了自己狂傲独立的一面，蒋介石气急之下，怒斥刘文典“你这个学阀”，并要他交出安徽大学共党份子的名单。当时中国正处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之下，一份名单就意味一群人将要被杀害，刘文典知其份量之重，他对蒋介石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盛怒之下的蒋介石，在刘文典面前暴跳如雷，狠狠地打了先生两记耳光，并以“治学不严”的罪名，严惩刘文典。刘文典入狱的消息，震动全国学界，很多人站出来为先生提命请愿，更有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之等名流联合皖内教育名士，给南京国民政府写“保释信”。先生不畏强权，关键时刻仅以一介书生的单薄，捍卫着学人应有的尊严和良心；在历史的节点，他所固有的风发意气，让他在抵制强权、捍卫真理的载册上书写了自由知识分子的恢宏一面。鲁迅先生说文典先生是“知难行难”，这也许是一个人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了。被保释出狱之后的刘文典，前去看望他早年留学日本的恩师章太炎先生，章氏已然暮年，但革命者的气魄和学人的正直，依然硬如当年。抱病中的章太炎看到这位独立特行的弟子，肯定他敢于直面强权的君子风范，手书“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首推祢正平”，相赠文典。 面对强权，面对十恶不赦的军阀，刘文典以文弱书生的形象树立起一面强悍的风猎旗帜。国难当头的岁月，面对外敌入侵，做为大学教授的刘文典，依然故我，不改书生本色。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敌手，全国爱国同胞同仇敌忾，反击日本侵略。刘文典先生的长子刘成章，参与爱国学生行动，组织学潮，以卧轨之举敦促国民当局抗日，爱子义举得到他的有力支持。请愿之后刘成章身染风寒，不久离世。爱子的离去，让身为人父的刘文典先生悲痛欲绝，但国难当头，一家之命运岂抵一国之悲哀，毅然决然，他加入反日浪潮。1937年，国民政府抗战节节败退，北平沦陷。大批的中国知识分子，被迫南迁，为中国保住文化血脉。刘文典未能和他们一起去到大后方，他留在了北平。侵略者当局，久仰先生学识，欲请他到日办学校任教，派请周作人做为说客。文典先生，相对这位昔日同窗好友，为他的气节不保扼腕叹息，他说与周作人：“一个读书人，在国家民族上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周氏劝诱，严词拒绝。缘此，他在北平的家两次遭到洗劫，面对日寇，厉言正声，据理斥责，虽然先生日语流利，但是绝口不提日语，当以倭寇夷人夷语耻与同流也！1938年，艰难的岁月，文典先生在友人的协助下，终于脱离虎口，与昔日的大学同仁再次聚首。如此时局艰难，山河俱破，民不聊生，先生实在是抱着危难牺牲的必然决心，与周氏等人苟且偷生，丧失民族气节的蝼蚁行为，彻底决裂的。 鲜活的历史细节，我们今天只能在阅读之中感知其中深沉的悲悯之情怀。有时候，我们也许会做出这样的假设，假如我们就处在书中的历史，我们又该作怎样的抉择？似乎不好说，因为历史毕竟不是假设。对于我们今天，到处“富贵温柔”，“气节”一词变得那样的遥远，明窗净几，享受生活，感受美好，我们也许很难理解刘文典先生他们的行为，但是我们无法忽略，也不该忘却，这种行为背后文人书生的精神价值之所在。它不同于我们今天随意地标榜自我，更不是将为学和人格放到了两个不同的天平上。 三 为革命的书生刘文典，激情和血气让他在大义面前永葆气节。那么，纯粹为书生的刘文典又是怎样的呢？他的学生张文勋先生在回忆恩师时说：“老师的性格有些怪，但在怪的背后，是真诚、直率，不弄虚作假，不口是心非，他的确近乎有些癫狂，似乎是目中无人，其实在狂的背后是智慧的眼睛，对人对事的洞察，他对他所佩服的人是由衷的钦佩。”是的，文典先生的这种学人风范，是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共有的品性。今天，我们通过大量的资料可以阅读到当年先生为学人生的风采，那是“魏晋士子”的风流倜傥和才华卓异！ 过去的大学教授，我没有见过。我只见过今天的大学教授，个个身兼数职，油光粉面，衣冠楚楚，光彩照人，且不说其学问之大小，冲着他的名头和体面的着装，我们已经被其折服。但是真正的学问，真正的教授，在不在于颜面的光滑，其深厚的学识和修养却是假不了的。民国那个刘师培，整日不洗脸不修边幅，可他的学问却影响了几代人。还有黄侃，站在别人窗台下撒尿的大学教授，却是《文心雕龙》研究中的权威泰斗。可见，真正的美丽的羽毛不是那一身价值数千的行头和带着光环的头衔，大学教授真正得以骄傲的是他内心的纯正和孜孜为学的精神。 当年，刘文典先生执教的北大，景仰的学生们都是很想一睹这位学术界的名流风采。可是当先生真正地站在学生面前的时候，他的学者教授形象却是一个憔悴到可怕的样貌，四角式的平头罩着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面孔上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长头高耸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皱如辟谷之老衲……那么他的声音呢？他的学生说尖刻却无力，如饥鼠类寒猿。这搁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完全“唯美”的世道里，学生们是很难容得下这样一位形象欠佳的教授的。但是学问的高下，却立显了他的魅力，他的威力，先生授以弟子写文章“观世音菩萨”的五字要义，学生不解其意，先生说：“观，乃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究音律；菩萨，就是要有一颗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这样的解释，和照本宣科式的解读，别样的鲜活，不是更具现实的可操作性？学生又能不是多多的欢喜和拥戴？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先生讲课，不拘常规，别开生面，上课之前先由校役沏一壶热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竹竿旱烟袋，讲到得意之处，便是一边吸着烟袋，一边精解文章奥妙，下课铃响全然不去理会，学生说：“先生形象俨如魏晋人物！”为了能够融添诗词之意境大美，使得学生受到渲染而得其中，先生特意安排十五月圆，烛光之下大讲特讲《月赋》之辞，见解精辟，妙语连珠，听者陶醉，忘却往返。 这种于世超然的书生情怀，也许只有在先生这样的人物身上才能体现出其魅力的根本所在。文典先生于治学，堪称学人典范。在学问高深的背后人生，同样也有着孤傲乖僻的性情，这是书生人格独立自由的一种体现。文典先生一生以研究古典文学为己任，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那时候巴金先生因为《激流三部曲》而名噪大江南北，学生问他可知巴金，先生沉思片刻，喃喃的说道：“我没有听说过他！”但他对自己所敬仰的陈寅恪先生，却是十二分的敬重。当年西南联大要提升沈从文为教授的时候，先生勃然大怒，说道：“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要做教授，那我岂不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或许，我们在已逝历史的当中，读到先生的轶事，认为先生太固执，为什么偏偏学生不能如老师呢？但是我们细想，当年这些教授的心中对“教授”二字看的多么神圣，对教授职责的理解又是怎样的深刻，对自己身为教授的学问要求又是多么的严格，乃至苛刻。当今天我们的大学教授，在努力拼抢拿职称挣高薪的时候，那时的大学教授却在比着作真学问的高低深浅！ 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份对学问真境界的追求精神，刘文典他才敢在世人面前狂傲一回；正是因为他心中的学术独一无二，他才能在文字校勘学上独树一帜，独领学术风骚。在先生的心中，学问比自己的命还要重要。 四 在刘文典先生的一生当中，无论是为革命还是为书生学者，他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一个知识分子独立、自由的一面，我们似乎从他的身上看到了章太炎、刘师培的影子，做为两位国学大师的弟子，他在继承师德上，实为后世学人的楷模。 建国之后的刘文典先生，历经家国沧桑，深切感受到人民政府带来的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一以贯之地秉持着他的学人标准，加入了“九三学社”，参政议政，治学研学，言传身教，在学术研究上，在后继有人上，为国家为民族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1958年，奋斗一生的刘文典先生因病逝世，走完他富有传奇色彩和学人风范的六十九年的人生之路。教授刘文典，学贯中西，其学问博大而精深，他的校勘之学、文字之学、《庄子》研究，至今无人超越。 << < ◇ >>>
孙亚军，青年学者、作家 四川新文人画院学术主持，云谷门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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