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 | 孙亚军： 没落时代的先觉者梁启超

没落时代的先觉者

——梁启超的为文之道

○孙亚军

题记：

       晚清之际，西学东进，欧风美雨，让沉睡中的东方帝国在坚船利炮之中惊醒，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正在悄悄的来临。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敏锐地感觉到中国固有的社会形态，已经无法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变局，变法图强，革新体制，“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共识。梁启超先生，就是在这样一个极富动荡、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应时代而生，并以“任公”为名，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在“从文”与“从政”之间自觉地担负起动荡时代的历史课题。探讨梁启超先生的为文之道，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烟云，还原梁启超先生究竟怎样从“学者以觉天下为己任”，走向为万世而立言的“垂诸文而为后世法”的为文之道。

——孙亚军

拜师南海  公车上书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六岁学完“五经”，九岁即能成千字文章，年十二中秀才，十七成为举人，被主考官李端棻认为是“国士无双”，并将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为妻。少年梁启超，意气风发，前途一片看好，不用几年，他就能够仕途坦荡，让所有读书人为之惊羡不已。然而，梁启超的时代是风云变幻的时代，是新旧思想交替的时代，是一个在没落之中蕴含新生的时代，“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梁启超注定要成为一个时代的领军人物，注定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完美的代表。面对四面楚歌的晚清政局，他没有选择科举成名，而以天下为己任，十七岁那年他入南海康有为门下，成为“康门”弟子，从此师徒二人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成为两座高峰，交相辉映，拜师南海，让梁启超的人生彻底为之改变。

      康有为，人称“南海先生”，二十二岁入西樵山读书，居白云洞，读佛老之书，以养神明，箫歌伴诗文，散发徘徊幽径间，仰而思俯而察，沉醉于“陆王心学”之境，欣然自得，完全一幅“圣人气象”。1890年，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之下，梁启超在“万木草堂”拜会南海康有为，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记载了这一次见面：

       “其年秋，始交陈通甫。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材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辞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戍时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

       “万木草堂”的这一次见面，成为梁启超人生转折的起点，康有为思想的暴风雨，让年轻的梁启超为之震撼。从此，他摒弃旧学，迈向新学的新天地，跟随康有为从维新运动，到公车上书，再到戊戌变法，高歌猛进一路走来，为近代中国思想带来阵阵清风。从此，他以文章为利器，以新兴报刊为阵地，心怀天下，放眼世界，思易天下之心，做觉世之文。尽管，后来师徒二人因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分道扬镳，但梁启超先生始终坚守着康有为带给他的革新思想，书写着属于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恢弘。 

觉世传世  文章之道

       在中国古代，文人一向对“文”看得很重，认为所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凡有著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所以如此，乃是抱定述天地之志，曲成万物的为往圣继绝学之心，乃是对文字心存敬畏，所记之言“必期垂法于后世”。然而，一时代必有一时代之气象，亦必有一时代之文学，梁氏所处的时代，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变则通，不变则废”，一切必须在新与旧之间做出选择，需要有一位旗手，站在时代的风尖浪口，引领时代之潮流。梁启超顺应时代的要求，以报刊为阵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以启发民智。所述之文，不期有万世之轨范，但有能争得世人几分清醒之效应既是最好。

       近代中国的变迁，始于西方的坚船利炮，风行于思想的革新，从洋务运动到改良思想，中国的知识分子无一不在思考强国富民之道。无论是魏源的睁眼看世界，还是“康梁”二人的维新变革，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意识超过任何一个时代。梁启超身兼新旧之学，却以改良派政治家的角色登上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舞台，这是命运的安排，也是历史的必然。

       梁启超师事康有为以后，深受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影响，以改良政治为己任。作为文学领袖的梁启超，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以《清议报》、《新民丛报》为阵地，首先发起改良文学，团结大批有先觉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向陈旧的封建文学发起挑战，逐渐让改良文学成为晚清文学的主流，为日后的新文化运动积蓄力量。改良文学，以服务政治为己任，以觉醒世人为宗旨，务求条理细备、笔意锐达，篇幅不长，辞意尽达而已。那时候，中国近代报刊业刚刚开始，人们获取思想新风的方式，只能通过读报纸，所以为了宣传一种主义，一种思想，改良文学的“觉世之文”载于报刊，成效最大。然而，既是一种思想的宣传，又因为思想的不成熟、不完善，这种“觉世之文”却有很多漏洞，让后人诟病。

       但在百余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前，摆在每个人面前的路，要么以天下为己任，牺牲自我以成全时代，要么以一己之学，立万世之言。岌岌可危的晚清政权，以及西方先进思想的洗礼，让他们不得不面对两难的境地！很多中国近代知识精英选择了迎合时代，以文章为时事而服务，所以这种文章只能因时事而变迁。梁启超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当年的“时事之文”：“每数月前之文，阅数月后读之，已自觉期期以为不可；至今偶一检视，辄欲作呕，否亦汗流浃背矣”。

       梁启超自随康有为变法失败之后，流亡日本，接受日本“明治维新”思想，归国之后步入政坛先后二十余载，从“改良”到“共和”，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先觉者，所作之文皆以为时代而呐喊。段祺瑞政府解散之后，梁启超方从政坛归隐，开始了自己长达二十年的学术生涯，其文章也从觉世之文走向名山之作。1921年，梁启超在《外交欤？内政欤？》一文中坦言自己的心境：“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我常常梦想能够在稍为清明点子的政治之下，容我专做学者生涯。但又常常感觉，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我想，这大概也是那个时代所有有着先觉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梦想，然而民族兴亡之际，容不得他们有半点推卸之责任，这是时代的必然，也是他们身上的使命。

       我读《饮冰室合集》时，深感梁启超先生最后的二十年，应是先生此生最为珍重的时间，在这二十年当中无论是讲学还是著述，皆能远观宇宙，囊括古今中外，其在中国思想发展史、国学方面的建树，堪称一代宗师。先生讲：“战士死于疆场，学者死于讲座”，先生躬行此言，至死都在为完成他的学术巨著而努力。他率真而为，为人师表，后学无人不敬仰，梁漱溟先生说：“蔡元培先生好比宋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拾一批英雄，共图大事；梁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正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情。”先生的最后二十年，我认为是回归本真的二十年，无论作家写文章还是学者做学问，不因时事而变迁，唯以学问文章为最大，方能经久传世，无愧后人。

下笔慎言  勿留遗憾

       通读梁启超先生《饮冰室合集》，让我深深的感觉到这位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前后行文的反差，正是中国近世思想者的心路历程。从所向披靡的思想之风，到广积深厚的学术著述，留给人们无限的思考，我们究竟怎样为文？为文又为何？

       当代，是一个文化极度繁荣，又极度虚浮的时代，梁启超先生对于自己觉世之文的幡然深思，不得不让我们思考，谨慎下笔，以免留下遗憾。贾平凹先生说自己的每一部著作都是在“惊恐”之中完成，心存敬畏，方能不以文字而贻误后人。以文学为例，以追赶时髦还是为人性而高歌？以迎合时代还是立足高远？都值得每一位使用中国汉字写作的人去思考。

       当年胡适先生在行文时，总以传世为其根本，尽管后世学者对此多有微词。但我觉得胡适先生的做法，正是我们今天所欠缺的。倘若每一个用汉语写作的人，都能以传世之作的心态去完成每一部作品，那么其作品的境域必定能经得起考验。纵观世界文学巨著，之所以能传之久远并非为一人而作，为一时代而作，而是为千万人而作，为万世求一轨范。

       当然，在那个没落的时代，梁启超先生难能可贵的先觉，以及他那“牺牲一身觉天下”的勇气，为近代中国注入清流，为千万后觉着踏平前行之路，是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作为今天的知识分子，我们似乎除了要拥有梁任公先生这种“敢为天下先”的担当之责，更需要一种之于文化、学术的真诚之心。我相信，当年梁启超那一代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两难之地，今天的知识分子同样拥有。梁启超的时代或许并没有过时，我们在管窥历史的同时，也就是在窥探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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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亚军，青年学者、作家

四川省新文人画院学术主持，云谷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