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孙亚军 | 东山无复苍生望 ——一代儒学宗师张载

文/孙亚军

　　——孙亚军

　　北宋时期的理学家，重视理论研究，同时又着意自我理论的实践躬行，从而使得其思想更为接近民生地气。无论从开创“濂学”的周敦颐，还是“洛学”的二程兄弟，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将学术融入生命的体验，从而使人格魅力绽放光芒。《宋史·道学传》中记载当年周敦颐在南安军任司理参军时，有一囚犯法不当死，而酷吏王奎想治囚犯于死地，那时人们都畏惧王奎，独周敦颐与之辩，辩而无果，慨然将自己也锁在囚犯甲板上。史书记载：“周敦颐独与之辩，不听，乃委手版归，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士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或许正因如此， 北宋五子所开创的理学，其视野贯通天人之道，其高度融通古今。学术与人格的合二为一，让其学术的生命得以延伸。
　　张载三十八岁中进士之后，先后担任祁州司法参军、云岩县令等职。在任云岩县令时，他着意于教化风俗。当时，云岩地处陕北高原，天高地远民风彪悍，法令往往难以奏效。张载上任之后，首先每逢月首将全县的德高望重的老人召集与县衙，以酒肉招待。他与民同乐，听这些老人讲述民间疾苦，讲述乡里民俗。在短暂的任期之内，张载让自己的政治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史书记载：“故教命出，虽僻壤妇人孺子毕与闻，俗用翕然”。
　　明代关中大儒冯从吾先生在《关学编》中记载张载的学术时说：“故其学以《易》为宗，以《礼》为的，以孔孟为法，穷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异学，自孟子以来未之有也”。公元1068年，御史中丞吕公著向宋神宗举荐张载。他说：“张载学有本源，西方之学皆宗之，可以诏对访问”。刚刚登上龙座的宋神宗，励精图治求贤若渴，一方面他重用王安石，以求变法图强；另一方面他利用“二程”兄弟、“三苏”父子以及张载等文臣强化纲纪。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的又一成功典范。然而，既然是变法就必然改革务新，就必然和主张恢复三代之礼的张载等文臣意见相左。当宋神宗有意重用张载的时候，却因和王安石意见不同而遭到打压。史书记载王安石有意拉拢张载，张载却婉言谢绝，身为宰相的王安石深为不悦，于是就命令张载做校书官，张载辞而不受。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当日“张王”二位先生的对话，也无法想象他们二人彼此的心境。但是，因此事而造成的仕途不顺却是必然，冯从吾先生在《关学编》中这样记载：“会弟御史天祺及伯淳并以言得罪，乃移疾西归，屏居横渠”。由此而知，因言语获罪的还有张载的弟弟张戬、程颐等人。“学而优则仕”乃是旧时书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仕途不顺让满怀抱负的张载郁郁寡欢，不得不西归陕西。
　　当我通读《宋史·道学传》之后，我惊奇的发现“北宋五子”作为学术领袖，他们开创了影响中国一千余年的理学精神，他们用学术在影响着世道人心。然而，他们的仕途却有着同样的遭遇，张载一生也只有短暂的时间在京师为官，大部分的时间在民间布道。“二程”兄弟同样，在弃官之后定居洛阳，潜心于学术。南宋的朱熹一生，在朝为官也只有九年时间，生命中的日子绝大部分用来讲学。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朱子新学案》中说：“北宋理学开山，有四巨子，周敦颐濂溪、张载横渠、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兄弟，此四人，皆仕途沉沦，在中朝之日浅，并未在治道实迹上大表现”。但是，他们在民间却以通古观今的大视野，以六经为依据，以身心体悟为根本，让中国的儒学思想变得豁然开朗，格局深远。

　　坐落于今天陕西省眉县横渠镇的横渠书院，苍松古柏肃穆蔚然。这里曾经是张载晚年的讲学之地，当年张载辞官屏居横渠之时，就在这里度过了他学术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岁月。孟子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吕大临先生在《横渠先生行状》中记述了张载潜心为学的过程：“横渠至僻陋，有田数百亩以供岁计，约而能足，人不堪其忧，而先生处之益安。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坐起，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如此，先生一坐就是十几年，慕名求学的各地学者络绎不绝，先生殚精竭虑贯通天人之道，完成了《正蒙》《西铭》等哲学巨著。
　　中国儒学发展到北宋时期，已经势微。经过五代十国的动荡，儒学精神远不如佛家出世、道家逍遥的情怀，面对支离破碎的万里河山，面对风雨飘摇中建立的北宋王朝，中国知识分子忧心忡忡。一方面来自佛道两家的占据绝对精神指引的压力，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外敌袭扰的政治困局，北宋知识分子自觉地肩负起重振儒学精神的使命。从孙复的泰山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兄弟的洛学、邵雍的百源学，到南宋时期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闽学，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文化思潮，让两宋时期的学者完成了对中国自先秦诸子而后的一千余年的哲学总结，又标新立异对儒学思想进行重新归整，从而使“道”与“学”达到了合二为一。
　　重视“实学”是两宋以来，学者的共同体悟。张载先生在横渠著书立说之时，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曾针对北宋时期土地兼并的社会现状，与弟子在横渠购置土地，实践上古时期的“井田制”，从而验证他上书的《井田议》。在教育思想上，张载积极实行孔子的教学理念，他主张因材施教，强调“学则必疑，贵与有用”。作为一代宗师，张载以身作则，常常告诉家人，我的学问来源用心感悟，其修养在于我的言辞，首先我的言辞不失差错，然后才能够断事不失公允 ，断事公允，我的心情才会高兴。
　　钱穆先生在《阳明学述要》中将北宋学者的学术精神概括为两点，一则是之于宇宙观的万物为一的天人之道，一则是变化气质的人生修养。张载的后期的学术思想集中在这两个面，先生做《正蒙》创立气元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探究宇宙万物气源，为儒学确立世界观的依据。先生治学，常常秘而不宣多不告诉人，他告诫自己：“学者虽复多闻，不务蓄德，只益口耳，无为也”。在先生的影响之下，门下弟子多注重躬行，只在日常动静之间见其学问修养的境界。
　　先生曾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被后世学人视为为之奋斗人生理想。纵观先生一生，以天地为我心，为天地立心，治理政务，为生民怜悯，为民立命；做《正蒙》《西铭》，传孔孟之道，开儒学新风；为人臣身居庙堂之远，心忧天下。冯从吾先生在《关学编》中说：“先生学古力行，笃志好礼，为关中世人宗师”。
　　公元1077年，张载最后一次被宋神宗召见进京，因与礼部官员意见不合，再次辞官隐居横渠。这一年九月，邵雍病重，先生和司马光、二程兄弟在邵雍床前朝夕相伴，陪伴一生知己邵康节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十一月，身心俱累的张载在途经临潼时突然病逝，身边只有他的外甥宋京一人，再无亲人。因无钱买棺材，宋京连夜哭丧长安，弟子吕大均、苏炳等人为恩师筹办丧礼，护送棺材西归横渠。一代先哲的陨落，让远在洛阳的程颢悲痛欲绝，他提笔写下了《哭子厚先生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