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 | 孙亚军：寡言君子梅贻琦

寡言君子梅贻琦

○孙亚军

　　题记：关于民国这一时期的学人，他们身上所具备的“独立之人格，思想之自由”的学人品质，是我们今天所无法攀附的，那是大师的高度与风范！独立与自由的品质也成为他们治学和处世的唯一原则，正是如此在大师的眼中才有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看看今日之大学，那个不是以占地为大、高楼为大，大师却又少的可怜！重读民国学人，对我来说其实就是站在今天大学腐败的基础上……

——孙亚军

　　梅贻琦，1889年农历己丑年出生在天津卫的一个世代书香门第。天津梅氏家族自明代梅殷始，世代为官。梅贻琦的父亲梅曾臣，少年得志中秀才而名扬乡里，后迫于世事动乱弃学为商，举盐业为务，几十年商海沉浮终究成就了一代儒商。梅贻琦是梅曾臣的长子，自幼受先世家学影响，饱读诗书。1904年少年梅贻琦就读天津南开中学，时与周恩来交往甚密，他们经常到梅家温习功课，畅谈人生。1908年梅贻琦以第六名的优异成绩入保定高等学堂，取得“庚子赔款”留学美国的机会。1916年回国后的梅贻琦受聘担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先后任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1931年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这一干就是数十年，清华大学在梅贻琦先生的带领之下，开创了清华教育史上的崭新的一页，清华大学“厚德载物”的校格也是在先生的首倡之下得到最完美的体现。

　　“寡言君子”是清华人对先生的雅称，可以说儒家思想中合乎君子要求的准范对先生来说都比较适合。《论语》中说：“敏于事而慎于言”，梅贻琦先生在清华大学就是以个性沉静、寡言、慎言而出名，当年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学生们就对梅校长的言辞做出了“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可是不见得”的评价。这说明对于先生来说对于一切事情没有充足的依据是不能够做出评价的，这也与他研究物理学的学术品性相辅相成。1936年2月29日晨， 三名进步爱国的清华学生，被北平当局逮捕，清华大学一度被警方包围。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顾毓琇等多位教授来找梅先生商讨对策。他只是抽烟，一言不发。冯友兰问：“梅先生，你的意见是什么！现在该怎么办？”他说：“我正在想。”金岳霖问：“你可以不可以一面想，一面发出想的声音来？”他幽默地回答：“要是发出声音来，我也许就想得更慢了！”其实，在得到国民党当局的逮捕名单后，他早已通知名单上的学生设法躲避，许多人得以在叶公超、冯友兰、朱自清等教授家中躲藏。在后来多次学潮中，他千方百计地保护学生，如吴晗因他的保护得以逃脱围捕。他就是这样凭借着“骆驼之精神”（蒋梦麟语），使得清华乃至后来的西南联大在逆境中前行。“躬于事，慎于言”这是民国学人最优秀的人格力量，他们能够将治学上的谨慎延伸到生活之中，来匡范自己的言行，真正做到了为人与治学的统一。

　　如果说蔡元培先生缔造了现代北大的精神，那么梅贻琦先生同样也是定鼎清华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对于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同样是功不可没。梅贻琦先生之前的清华，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之下，校风不正，学生也是为了获得一纸文凭而虚度年华。数任校长走马观花，都是被学生轰台而下，早在1926年时任清华教务长的梅贻琦先生就对清华的教育事业就有着他独到的看法，他认为“民主治校”才能够彰显大学的精神，大学是学术自由之地、精神自由之地，惟有此民主精神才是大学的灵魂所在。所以在梅贻琦先生的促使之下清华大学把“两科（普通和专门）制”改为“学系制”，教授治校、民主治校的风格使大家觉得清华的发展每个人都有份，清华是大家的。先生同时以他独具魅力的人格力量在熏陶垂范着清华师生，他要求学生非得一门专科技长，而是要具备广泛的知识领域，具备着团结互助的精神。清华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它是“庚子赔款”在中国的利用，每年清华要向美国输送一批年轻有为的学子出国深造，梅先生之前的清华大学历任校长注重了清华的硬件设施的建设而忽略了大学发展的基本因素——人才的引进。1931年梅贻琦正式出任清华校长，在就职演说中他阐述了他的治校理念：“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大学在“以人为本”的治校理念下，迅速的吸引了一批当时国内顶尖的学者教授入驻清华，如朱自清、冯友兰、钱钟书、梁思成等。一代数学大师华罗庚先生由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做小学教员、店员，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这是在梅贻琦先生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大师之大，在于其学问之大、人格之大、风范之大，清华大学的教授在梅贻琦先生的带领之下，学术研究氛围空前浓厚，民主治校、教授治校的理念得到完美的显现。可以说梅贻琦先生关于大学精神的阐释和北大蔡元培的阐释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北大做为全国文科学校的典范，她的治学精神更加的兼容并包，而清华大学在严谨的梅贻琦的倡导之下“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贯通”的学术风气逐渐形成，她的风格更具有严谨的学院派风格，为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培养出了一批卓有成就的人才。

　　民国时期的学人，他们的身上真正的具备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他们的学问和人格真正的是有棱有角，棱角之处正是体现着他们独立精神的一面。梅贻琦先生当年决定去台湾，我认为就体现着他独立的一面。我常想假如梅先生当年留下来，清华的命运、他的命运以及清华基金的命运会怎样？后来的历史证明了梅先生的选择是明智的，在那一场文化浩劫之中清华大学的自由民主的风气几近消失。而身处台湾的梅贻琦先生，虽然远离大陆却心系清华事业，他将清华教育基金用作在台湾新竹建立“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当时很多人到台湾之后都得到了蒋氏的封官，独梅先生坚持一贯的对政治的中间立场，当蒋介石邀请梅先生入阁时，先生坦然说道：“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婉言谢绝。从而将毕生的经历投入到清华的教育事业当中，1962年这位丰功卓绩的大学校长走完了他充满智慧、充满奉献的一生，享年73岁。在他去世之后的两个星期，人们打开了他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原来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非常清楚，这位大学校长的廉洁让世人为之敬仰。梅贻琦先生的一生代表着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家国命运的良知，他是为人师者的典范，为了纪念这位清华史上的“终身教授”，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将他的墓园命名为“梅园”，供世人瞻仰。梅贻琦奖学金也成为新竹清华学子最高的荣誉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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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亚军  青年学者，作家，云谷门人

四川新文人画院学术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