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军：杨奂——紫阳阁中有清风

【题 记】
　　常听人说陕西地域文化根脉深厚，西安又是十三朝古都。但细想之下，此话差矣，陕西的文化并不是完全凝固在森严的帝王陵寝之间，更不是在十三朝古都长安的街坊里。真正的陕西文化在乡里民间，那里的文化是活着的文化，民风乡俗里依然能看到先贤教化的影子。八百里秦川深厚的文化底蕴来源于，自周秦汉唐历代先贤大儒用他们的言行规教所形成的风俗教化，陕西的理学宗派关学，对世风乡俗的影响巨大，本文所涉及的关学人物杨奂先生就是在元代影响关中地域文化的大儒，人称“关西夫子”，其家风、德教、治世、立言堪为一代宗师，元代文学家元好问先生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称赞杨奂先生：“斩伐俗学，力涸筋疲”，宋末元初理学大家赵复赞其“其志其学粹然一出于正，即其文可以得其为人”。
　　【家 风】
　　一人之教事关父母，一家之教事关邻里，一国之教事关风俗。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家风家教的养成，尤其是古代的世家子弟，一言一行，皆关乎家风。陕西关学人物无一不重视家风教化的传承，以礼教人笃行实学，是关学人物学问大要，也是其提斯子弟的宗旨。杨奂，这位出生于宋末元初的陕西理学宗师，其一生七十年之踪迹，不越“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清风一世，学行粹然于正。我读杨奂先生著述，深觉其学问言行，得益于其良好的家风教养。
　　杨奂（1186年——1255年），陕西乾县人，元代关中大儒，“关学”在元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人称“关西夫子”。他是世家子弟，父亲杨振，唐酅国公第十九世孙，喜好读书，深受金国复兴郡王的信赖，金泰和时颁发《泰和律》，他看后直言“乱矣”，并直指其弊端，认为“圣人立法，本从简易。人情不同，罪状亦异”，率领下属上表有司，率礼教化，深得百姓赞许。当思，他的下属浦城县令祁大举、富平县令米显道等人因得罪上司，命运不测，他为同道声援而不顾个人安危。他敢于直言，为官清廉，曾教导儿子杨奂做经国之大文章，学与古人同！《杨府君墓碑铭》记载：“奂好古文，戒之曰：‘无以同辈较优劣，能似古人，乃古文耳。吾虽不能，想理当然也”。当时，耀州名流李安国先生总结出杨振为人处世的“四反”，即：莼夫吏业而儒行，家贫而好客，居今之世而好古，贱金帛而贵砚墨，此“四反”即砥砺时俗，又教化子弟，真乃君子操守。时人以为杨展之子杨奂先生，有关中夫子之学行，乃关中百余年来士大夫之佼佼者，杨振的好友张君美称赞杨奂：“观其子，可以知其父矣”。
　　杨振教子多学古人圣贤之道，不务小技以成声名之徒。他在生命弥留之际，为儿子杨奂留下遗言：“士立身行己，教亦多术，何必尔耶？汝曹若不改图，吾饭含不瞑矣”。古人认为术只能维持其生存，并不能领悟人生之大道，只有在诸子之学中，才能学会经邦治国安惠黎民的大道，从而实现人生价值。杨奂遵从父亲遗训，将家中所藏之书换成诸子之学，金·承安五年他课试长安选为优等，实现父亲临终之言，安邦治国造福黎民。
　　杨奂的母亲程氏，性情冲淡，教子甚严。《程夫人墓碑》载：“夫人姿淑媛，有识度。课诸子读书，必盈约始听休舍。尤善援引故实，因事指悔。诸子侍立至夜分，莫敢跛倚”。母亲甚爱杨奂，当年杨奂还是孩童之时，母亲把孩子们叫到跟前询问长大后的志向，听闻杨奂说到自己将来要以读书立身，做官造福百姓，然后侍养双亲，她听后十分欣喜，说到：“儿若是，可与吾儿游矣”。至此之后，她常带杨奂于身边，言行规教一如成人。杨奂至孝，史书记载，杨奂十一岁时母亲去世，哀毁如成人，三年服孝，吃素食，日诵《孝经》以为课，后经由四方晚而通儒，未敢一日忘怀母亲遗训。
　　实际上风俗教化的改变，在古代多因世家子弟开始，如魏晋之时琅琊王氏家族，谢氏家族等都对当时的社会风俗变化起到了积极的改变作用。关中风俗为之一变者，就是因为自张载之后历代学人以终生之言行学问，教化子弟影响一方。杨奂成长于士大夫家庭，父亲身上刚直廉洁、安贫乐道的品行对他影响至深，为他以后的为学之路树立了榜样。
　　【治 世】
　　世间大道真学，非笃行实践无以证之；世间君子之道，非济世安邦无以广之。张载之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能得其一，也不枉夫子之教。如能四者兼得，可谓完人！杨奂是自宋、金、元乱世百年之余，陕西地域诞生的唯一一位能称得上“完人”的大儒。他少年励志，中年治世，晚年著述，行此一生光明磊落，开启元代关中学派的新气象。君子行于世间率道而为，端己正身，学以济世，杨奂在经历鼎革之后，以真才实学实现了他自己的治世之能。
　　元代历史上只有一次选拔进士，是在元太宗十年（公元1238年），这次科举考试共录取4030人，杨奂位列榜首，中状元及第。耶律楚材推荐他做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兼任廉访办主任。杨奂辞行时接受耶律楚材问政，他说：“我没有什么才华，竟然受此重用。我是一介书生去理财，这不是我擅长的事情。但是，国家动乱之后，黎民遭受涂太所剩无几，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此时正是所用之时，凡事不能太急，太急就会糜烂。所以，我建议假以时日生民得以休养生息，赋税自然能上来，也体现了朝廷爱民之意”。耶律楚材，这位异族儒生，听后大喜，对他的建议赞许有佳。
　　史书记载，杨奂到任之后却有先父遗风，他先是召集下属共同商议，制定出一套适合本地区的课税征收颁发，一切如他的父亲杨振那样，以简易为是，有利于生民休憩生养。他工作勤恳不务虚名，常常下到民间体察民情，深得下属及百姓的信赖。当时，下属有人建议是否可以增加一些税赋，以增加税务官的收入。杨奂听后呵斥到：“剥下罔上，这种事岂是我杨奂所做的？”。呵斥完这位下属之后，不但未增税，而且在原有税赋基础上减掉了四分之一！《元史·杨奂列传》中记载：“踰月，政成，官民以为前此漕司所未有也”。公元1252年，宪宗二年，忽必烈在潜邸召见杨奂，让他参与宣抚司事，杨奂年近七十，上书告老还乡。
　　青年时期的杨奂以气节著称，金哀宗正大初年，朝廷要改革图强要士子建言，杨奂能以天下万民为根本，陈述朝政时弊，写成万言书，言辞直指金哀宗。当时，金国内政腐败，人们迫于阻力皆不敢上书，独杨奂敢为天下先，敢冒天下之大不违。杨奂深恶朝政腐败，不容直道，慨然出国门而西归乡里，教授乡民五年不问政。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杨奂不改其志，微服北渡深入险境，只身流落不辱其身。
　　明代王元凯在《还山遗稿·序言》中称赞杨奂：“先生修家于金，仕国于元，造化关陕诸彦，为后学著述，乃近世真儒也”。关中学人崇尚气节，他们有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识，有勇于造道的创新精神，有崇礼贵德的学术主旨，有经世致用的求实作风（此四种关学精神，是西北政法大学赵馥洁先生总结而来，具有鲜明的意义），杨奂治世之能，充分体现了他的经世致用笃行实学的精神风范，他廉洁自律清风怡人的为官品质，彰显了他不损气节的人生情怀！
　　【立德 · 立言】
　　天下之学术，能立身能济世最为贵。天下为学之人，穷且益坚能独善其身，而后又能兼济天下，此为学之大要。宋末元初大儒郝经先生评述学问：“文章工矣，功利急也；义理晦矣，道之所以入于无用也”，“不道德不仁义而文章者，谓之逐末之士”，他进而评述杨奂之学：“伏睹先生《韩子辩》《正统例》《还山敩学志》，洋洋灏灏，若括元气而翕闢之，其事其辞其理皆有用者也，非世之逐末之文也”（郝经《上紫阳先生论学书》）杨奂之学，诚如郝经所言，做立身有用之学，不蹈袭陈规，以道德高风亮节而成就毕生之学问。
　　1252年，杨奂告老还乡之后，避居乡里，筑“归来堂”以养老。先生在朝为官惠养黎民，在乡为儒，虽家贫却常周人之急唯恐怠慢，元好问《墓志铭》记载先生：“君不置生产，不取非义，仕官十五年，而家无十金之业，然其周困急，恤遗孤，扶疾病，助葬祭，习以为常”。他常常看人多看人优点，只要有优点宁可委屈而称赞，成人之美。乡人有小过，他常常规劝禁止不计其怨怒。当时，翰林学士姚燧少年孤儿，祖父教养甚严，他便修书给姚燧的祖父说：“燧，令器也，长自有分，何以急为”，姚燧后来成为一代大儒，杨奂令其女嫁给姚燧为妻。
　　先生博闻强记，性嗜读书，平生自问学以来无一日而辍。中年之后，虽然眼睛昏花，但依然坚持在灯下读蝇头细字，他在《臂僮记·序言》中坦言老境：“余须发未甚白，精神未甚悴，以年齿计之，六十有九矣，衰迹宜矣。所幸者，日读蝇头细字如举子时，平生著述外，无他嗜好”。先生务学崇实，以盗袭剽窃为耻，但凡所论必有所指，文辞朴实，以经世安邦为要。清初浙东史学家邵廷采先生曾言：“文章无关世道者可以不作，有关世道者不可不作，即文采未极，亦不妨作”，先生遗于世人之作，皆为有用之作，有《还山前集》八十一卷、《后集》二十卷、《韩子》十卷、《概言》二十五篇、《正统书》六十卷等，理学家赵复评述先生之学以为：“折中于孔孟之六经，其言精约粹滢而条理缜密”“皆近古之知言”“先生资机敏而明通，即其文可以得其为人。盖君子学以为己，必有所入之地”。
　　先生一生以紫阳清风自诩，通朗其神，质地如冰，学问通天地之神，道德于古今圣贤并列，先生有《再咏紫阳阁》一诗，可鸣其志：
　　碧瓦朱甍（méng）动紫烟，清风吹袂渺翩翩；
　　梦回忆得三生事，悔落黄尘六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