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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亚军 关学肇始张横渠 《金城揽胜图》 清末无名氏,甘肃博物馆藏 段坚诗稿书影 段坚(1419年——1484年) 甘肃兰州人,字可大,号容思,世称“容思先生” 【题 记】 有时候我常想,历史的关学人物已经离开我们几百年,作为现实生活的人,我们在学他们的什么?是程朱理学吗?亦或是从张载先生而来的“四为”之教?我的回答不全是,对于一个有自觉意识、有家国情怀的人而言,尽其所能的按照关学人物的操守学行去做,也一定能够成为当时之才,有益于国家和民族。对于普通人而言,我想学习关学最主要的是学习他们身上那种执着于一的精神,做事做人很纯粹。关学大师都很可爱,他们固执、直率、性情,他们纯粹、有觉悟、有担当,他们不因时代的变化而改变自身的信仰,他们有追求的活着,影响了自己也影响了他们的时代,这些精神正是我们当下最缺失的精神财富。知道他们的生平,明了他们的学问大旨,并且知道他们如何为自己的选择而艰难的践履,从而让我们明了当下的自己,该如何走好人生的每一步,这是关学文化现实意义之所在。 一 儒学到了宋代逐步形成了理学,“濂洛关闽”四大理学学派,不仅对自孔孟已降的儒学进行了总结,同时也开启了儒学的新时代、新气象,他们除了学术思想与孔孟一脉相承以外,还有他们十分重视“师承有序”,正是因为这一点自宋、元、明、清四代理学人物层出不穷,他们肩负着弘道的大义,为往圣继绝学,使得中国文化中最为精粹的根脉传承至今。“关学”这一学派,由元入明之后,承续道脉,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人物是甘肃兰州的大儒段坚先生,因为段坚,薛瑄的河东之学才得以传到关西,关中之学的道脉才得以传续下去。刘学智先生在《关学思想史》中说:“在明代前中期,关中之学,大抵源于河东、三原”。其中,传续河东之学的就是段坚先生。 段坚(1419年——1484年)甘肃兰州人,字可大,号容思,世称“容思先生”。段坚先生祖上是山西人,据史书记载他的祖父段鸣鹤是明肃王朱楧麾下的人,明初随肃王迁徙到甘肃兰州遂世居,段氏家族在明清两代是甘肃兰州的望族,先后出过四位进士。冯从吾先生在《关学编》中记载段坚少年颖悟,其志向不凡,他说:“生而刚方颖异,读书即知正学”。他在十四岁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陈缑山《明伦堂铭》有“群居慎口,独坐防心”之句,遂有心程朱之学,从此之后以古人圣贤言行举止来要求自己,“动作不苟,性命精微,罔不究极,人以伊川擬之”(冯从吾《关学编》)。 薛瑄(1389年——1464年)山西河津人,明代前期的理学大家,开创了明代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河东学派”,推崇程朱理学,认为“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明史·薛瑄传》),门下弟子众多,其中有代表性弟子有阎禹锡、张鼎等人,他们恪守师道躬行理学,使得“河东学派”发扬光大。段坚曾问学张鼎,以薛瑄私塾弟子而居。据清代程嗣章先生《明儒讲学考》记载:“明初大儒张鼎为薛瑄门下,终身恪守师说,不敢稍有逾越,再传为段坚,三传为彭泽、王鸿儒、周蕙等”(王美凤等主编《关学学术编年》155页)明代关学传承“即由河东薛瑄而兰州段坚而秦州周蕙,再传而为薛敬之,再传为吕柟,其师承明矣”(王美凤等主编《关学学术编年》158页),段坚既从河东薛瑄之学,以“学者主敬以致知格物。知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心之理即天地之理,吾心可以参天地、赞化育者在于此”为毕生治学、为人、治世的信念,他曾说:“天下无不可化之人,无不可变之俗”,以辩证的思维理解古人的圣贤之学。 薛瑄河东之学最大的特点就是躬行实学,学问深浅皆在日常之间。段坚传续了这种务实的学风,将其运用在平生为官治学之路上,遂成陇西大儒。 二 我翻阅冯从吾先生的《关学编》以及后来者增补的《关学续编》等,惊奇地发现关学人物并不是只会把学问大道终日挂在嘴边的高谈阔论者,他们无一不是在事功的道路上用心实践圣人之学,然后纠正自己,再然后学有所得。可以说,他们都是实干家,他们并没有像当时的一些人,只是把圣人之学作为夺取功名的敲门砖,然后迅速抛之脑后堕落成泥,关学人物个个都是实实在在的苦行僧,诚因如此,他们的人格魅力格外伟大,学问功底格外让人敬慕。 段坚和他的前辈一样,深受理学侵染,深知学问之大在于躬行实践。公元1450年,段坚被推荐到国子监学习,他深恶宦官骄横,深感宦官当政对朝局影响的弊端,他应诏上书建议将所有在外的宦官监军全部召唤回宫,以除军队掣肘之害,建议将寺院供奉的金银佛像打烂,充当军费所用,将年轻少壮的和尚去除僧籍之后充军。他的这一道奏疏切中时局要害,也难免得罪有司,礼部将他的奏疏搁置不报,他因而一气之下,去官周游四方,一心探求学问之道。《明儒学案·郡守段容思先生坚》记载:“英宗北狩,应诏旨阙上书,不报。自齐鲁以至吴越,寻访学问之人,得闫禹锡、白良辅,以溯文清之旨”,闫、白二先生都是薛瑄的门人,至此之后段坚更加坚定的走着自己的圣学之路。 段坚是薛瑄的忠实门徒,他崇尚薛文清先生之言“心如水之源,源清则流清,心正则事正”,在他有限的为官治世的几年中,他每到一处都正本而清源,敦化乡俗,砥砺人心。公元1459年,他被任命为山东福山县县令,他到任后发展教育尊老敬贤,启迪童蒙教化风俗,亲自编写课本,刊行乡下学堂,一时间福山之地民风大振,村村皆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他颇为自豪的说:“天下有才皆可用,世间无草不从风”。史书记载,他从福山知县到莱州知府,皆能“为政以法律为师,即知律己,又可治人”,兴教育办药房,惩戒贪官污吏,政声远扬。 段坚后因丁忧回家,服丧期满后,被朝廷委任为南阳知府。他到任南阳后,风俗败坏士风低迷,人人都以读书谋取功名之利,从来没有人担当弘扬圣贤之学教化一乡风俗。他鉴于此,召集乡贤名士,集资兴建“志学书院”砥砺学风,自己亲自授课,聚秀才士民讲述《五经》要义,明成化十一年,段坚为选拔人才,在南阳举办40多人参加的“才子宴”,年仅十六岁的南阳后学王鸿儒夺得第一名,段坚十分欣赏王鸿儒的才学,并从自己的俸禄之中拿出钱来资助他到豫山书院深造,王鸿儒学有所成之后,段坚邀请他回到南阳给自己当副手,他一步一步的提携后学,成就一代文学家、名儒王鸿儒。王鸿儒也是段坚门下得意门生,终生侍奉左右,不敢忘怀当日的教育之恩。段坚在南阳呆了整整九年时间,他真心为百姓做事,减轻赋税,修建祠堂,明断诉讼,深得百姓拥戴。他为官清廉,离任之时车上只有十几箱书别无他物,百姓沿街十余里,挥泪目送段坚。段坚死后,南阳百姓闻讯后,自发集资为段坚在南阳修建祠堂,世代供奉。 三 段坚先生的一生在求学问道的路上孜孜以求,在传道授业的道路上诲人不倦,在治世为民的路上仰不愧天府不怍人,真乃大君子。 他的晚年基本都在书院传授学业当中度过,他对于甘肃儒学影响甚大。公元1454年,段坚在兰州创建了“容思书院”,慕名前来求学的学者络绎不绝。晚年,他回到故乡之后结庐兰山之麓,取名“南村”(陶渊明有诗:昔欲居南村,青松在东园),授徒讲学,影响一方儒学教化事业。说到传道授业,他与周蕙的师生渊源不得不提及,因为有了周蕙,河东之学才能进入陕西,关学学脉才得以延续下去。 公元1445年,秦州人士周蕙卫戍兰州,当时听闻名儒段坚在兰州聚众讲学,于是前去听讲,遂为师友。史书记载,周蕙与段坚常常在一起讨论疑难问题,主张学者要有圣贤之志。后来,周蕙又受学于薛瑄门人李昶,得薛瑄之学。《明史·周蕙传》记载:“州人段坚,薛瑄门人也,时方讲学于里。蕙往听之,与辨析,坚大服。诲以圣学,蕙乃研究《五经》”。段坚与周蕙二人,即为师生又为知己,他们学行相同志业相随,二位先生的交游可为一时之佳话。公元1468年,段坚途径秦州(今天水)欲访问周蕙,周蕙外出两人未能相见,段坚写下“小泉泉水隔烟罗,一濯冠缨一浩歌。细细静涵洙泗脉,源源动鼓洛川波。风尘些子无由人,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未除尘俗病,欲烦洗雪起陈疴”又云:“何为有大如天地,须信无穷自古今。欲鼓余音弦绝后,关闽濂洛待君寻”。二位先生的交游真可谓志同而道合,《明儒学案》的作者黄宗羲将周蕙与段坚二位先生的交游比作当年张载与范仲淹的交游,他在《布衣周小泉先生蕙》中说到:“先生(周蕙)与容思先生,其始若张横渠之于范仲淹,其后若蔡元定之于朱紫阳”,智者的相遇有时候是上天的眷顾,文脉的传续需要这样的一些际遇,不然我们很难想象,周蕙若没有兰州问学一事,关学的传承后续会怎样? 关学入明之后,薛瑄传张鼎,张鼎再传段坚,段坚传周蕙,周蕙传薛敬之,薛敬之传吕柟,关学文脉传承的接力棒在一代又一代的儒学大师的手里被传承下去,躬行实践的实学精神如星星之火,泽被神州大地,生生而不息。 公元1484年,段坚去世,享年六十六岁,他去世的前一年,关中学派另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韩邦奇先生出生。段坚先生的一生,笃行圣学,忠贞不二,其传道之心,至死不渝。儒学大师陈祥在段坚先生画像赞中对先生一生的操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继往开来,远探濂洛。文清之统,惟公是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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