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军：张戬——笃行不苟 忠义不二

　　张戩，字天祺，张载之弟。五岁丧父，随长兄及母亲迁至陕西眉县横渠定居。史书记载先生“少时庄重老成，长而好学，不喜为雕虫之辞以从科举”。后来，在长兄的劝导之下，奋发读书，登进士第。如果说两宋学者治学在学术和学养两端，那么张戩则在学养方面堪称一代宗师。先生的学术实践受到长兄张载的影响，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治理一方百姓，皆能以尧、舜、三代为其宗，进言无所避迁。身为一方父母官又能诚心爱人，以德养惠及乡野。

　　先生性情刚毅，风骨凛然。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张戩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大夫。这一年，锐意进取的宋神宗，启用王安石为副宰相实施变法图强。由于张王二位先生在政治主张上存在严重分歧，经常在朝堂之上发生口舌之争。张戩上书宋神宗，认为王安石变法有乱朝纲，且有结党营私之嫌。有一次，二人在众人之前发生争执，风雅倜傥的王安石不以为然，反而以扇遮面取笑张戩。张戩直呼王安石说：“戩之狂直，宜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不少矣”。先生屡次上书直言，弹劾有罪之人，均未被宋神宗采纳，心灰意冷之余，罢官前往公安县任知县。关于这一次争执，史书多有记载，我们钦佩张戩的直言不讳，仰慕他不畏权贵仗义执言，但是张戩以及张载、二程兄弟、司马光等人的政治主张显得过于陈旧，身为一国之君的宋神宗面对强敌的不断骚扰，他需要改革图强，需要在变通之中求得一息生存。北宋自建国之日起，就伴随着大小战争的干扰，在夹缝之中寻求生存。宋神宗不仅需要稳健的朝政体系，更需要类似王安石这样锐意改革的英才，为强兵富国抵御外敌入侵。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以对错而论张王二先生的争执，应该说两位先生在其各自的人格魅力上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先生诚心爱人，先后担任六七个县的县令，所到之处皆能体恤民情，以道德感化民众，移风易俗，深得民心。史书记载，张戩在浦城任县令时，浦城民风刁野、不畏法令、盗寇横行，多少县令都无可奈何，张戩到任之后强化法纪，召集乡里年高为重的老者，劝说其敦教子弟入县学改省过错，遇到上县衙告状之人，先生必以理敦喻，使其不敢犯法。先生在任期间，乡民有从善之举，先生必嘱咐人记下，然后予以褒奖，从而影响民风向善。先生在夏县任县令之时，河南灵宝县的百姓含泪请命于朝廷，让先生继续在灵宝任职。乡民们说：“昔日，人以吾邑之人无良喜讼，自公来，民讼几稀，是惟公知吾邑之不喜讼也”。古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让人感佩，是因为他们拿起笔杆子可以做文章做学术，放下笔杆子可以治理政务，他们是真正的“知行合一”。今天，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只能在书斋之中寻求安身立命的根本，或者在坐而论道之中寻求内心的寄托，然而古代知识分子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实践精神，或许正是当代知识分子所欠缺的。

　　先生为人厚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冯从吾先生在《关学编》中言及张戩先生时说“先生笃实宽裕，俨然正色，虽喜愠不见与容，然与人居，温厚之意，久而益亲”。先生对待朋友，能真诚如一，忠信守诺。在得知朋友死去十余年，因为家里穷困，不能入土安葬，先生恻然心里不安，就联络其他有能力的朋友一起出资为死去的朋友办理丧事。先生接人待物，从来不以贵贱而分，未尝失色与一人。对待朋友，先生总能以忠义感人，对待自己，却十分严格。史书记载先生常“鸡鸣而起，勉勉娇强，任道力行”，即便自己犯有小错，也常常引以自省，并时常嘱咐身边的朋友监督自己。《关学编》中，关于张戩先生的记载不过千余言，虽未言及先生之于学术的贡献，却以言行见证学术的力量，使一个笃行不苟、忠义不二的大先生形象深入人心，读后无不令人敬佩。

　　昔日，我在读清代曾国藩先生《家书》时，曾先生说：“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又何妨？若事事不能做，文章说的好，也只算个名教中的罪人！”张戩先生的一生虽为短暂，但先生以言行诠释学术的力量，足以胜过千言万语。重读《关学编》，重新梳理关中学派，我们不仅仅是在梳理一种学术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关中学派的精神最终是要在实践躬行当中，完成它的学术使命。关学不在讲，不在论，在于恪守其实学的理念，终生为之践行。这不仅仅是关学的使命，更是宋明理学精神的深邃。细想之下，明季理学流于空泛，士大夫皆能论道，然之于民情体恤无一关怀，王阳明先生正是看到了这种理学精神的反动，从而才发“良知之学”，从日常动静之中为学术找回尊严，张戩先生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