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军：张立夫 ——笃学于狂澜 · 天地一立夫

　　有明一代的知识分子相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觉的担当精神，他们在皇权的淫威下，求得学术人格的升华。他们和宋儒一样，常常心怀家国天下，却苦于时代的束缚，不甘于圣贤之学的衰微，常常以一己之力固执的坚守内心的信仰与追求。儒学发展到明代之后，“程朱理学”被意识形态化以后，很多读书人往往只把圣贤之学作为获取功名利禄的方法，一旦得手便弃之脑后，随波逐流。关中学派的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常常心中有道，因为有道，所以他们也常常不畏强权敢于直言，捍卫学术尊严；他们也常常以躬行实践来抵制空谈性命之辈的伪学人，他们甘于寂寞传道授业不愿违心做官，这就是关学人物的精神旨趣。在有明一代二百多年的历史当中，陕西关中一代学人，无一不是时代的清流，他们传续着传统，不务虚名，为天下计，为百姓计，为学问计，不惜生命而践履之。

　　阅读《关学编》《关学思想史》等关学经典著述，明代关中大儒张杰一生之行状，不出前辈关学人物之右。他侍亲至孝，为官清正，治学与做人同为一事，待人肝胆相照，平生以“读孔孟书，学孔孟事，知有未真，行有未至，以求其所无负也”勤勉砥砺自己，终成一代鸿儒。

　　张杰（1421年——1472年），字立夫，号默斋，陕西凤翔人，宋代关中学派开创者张载先生的第十四世孙。先生出生的那一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从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国家两个首都，两套班底的奇怪现象，这一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大获成功，大明王朝的恩威远扬异域十六国。先生父亲时任工部主事，史书记载张杰先生少年时代“有异质，颖悟过人，稍长卓然以圣贤自期”，先生是横渠之后，不辱家风，在父亲的训导之下，年仅二十一岁就登进士及第，赴任山西赵城训导。

　　张杰先生恪守圣贤之道，以孝悌闻名。公元1451年，先生父亲病逝，他徒步光脚千里为父奔丧。那时候，乡俗多以做法事为亡灵祈祷，而将自周公而下的丧葬之礼弃之不顾。先生崇尚礼仪之教，为父亲主持丧事严格按照古礼行事，一时乡民皆向先生看齐，丧葬之俗遂被延续古法。先生作为知识分子，他深知读书人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风俗的教化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父亲去世之后，先生以母亲没人奉养为由，辞不做官。1463年，先生母亲去世，朝廷有司推荐他出仕做官，先生以学无所成有负皇恩为由拒绝做官，潜心学问之道。冯从吾先生在《关学编》中记载：“先生蹙然曰：吾少也力学学以明道，禄仕以养亲，今吾亲终亦，而学无所得，尚欲仕呼？”自此而后，更加珍惜时间，以《五经》为本，昼夜浸染其中，如同当日先祖张横渠，瞑目端坐于一室，时而朗诵诸子经典，时而冥思苦想，常常一人读书至深夜。成都双流张骥先生《关学宗传》记载：“（先生）造诣日深，弟子从游者日众，乃拓家塾以五经教授，人称五经先生”。

　　先生为官清正，以学问躬行为旨要，造福一方百姓。公元1445年，先生出任山西赵城训导，为官六年，心中始终以百姓为要，体恤民情恪尽职守，呕心沥血发展一方教育事业，深得百姓爱戴。在他担任训导期间，河东大儒薛瑄闻先生大名，曾亲往赵城访问张杰。薛瑄是当时名重一时的儒学大家，平生以躬行实学为学问大旨，常劝人学问皆在日常动静之间，古人圣贤之学，唯有实践方能体会其真知灼见。正是由于薛瑄的来访，让张杰先生更加笃信毕生志向，在为圣贤的路上多了几分自信。《关学编》中记载：“（文清）与先生论身心性命之学，文清公叹服而去，先生之学由是益深”，学者为学之路，往往就是在偶然之间，在名师的点化之下突然开悟，这其中关学人物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张载当年拜谒范仲淹，范仲淹一句“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宋史·张载传》）醍醐灌顶，决定了张载的人生方向；当年周蕙听学于段坚，遂放弃兵事而志于圣人之学，张杰与薛瑄的赵城之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张杰一生的为人治学方向。兰州大儒段坚先生曾褒扬张杰为学自信精神时说：“万径千蹊吾道害，四书六籍圣贤心。圣贤心学真堪学，何用奔驰此外寻”。

　　东坡先生曾说过：“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意思是君子处世，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官，做官就要忘其身，心忧家国天下，不做官，则潜心圣贤之学，心忧百姓。张杰先生身处明代官场之中，他深恶官场行径，务虚不实，开口即言孔孟之学，做事却唯唯诺诺忘记礼义廉耻，这种官场之学与他自身所追求的圣贤之学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古今为学与做人同为一事，学有所教教有所成，这是他为人的根本。所以，他自赵城之后，决意不在出仕为官，抓紧所剩下的光阴，传道授业砥砺学子，躬行实学以化育乡俗。公元1471年，马震在汉南为官，为倡导一方教育，特派人聘请张杰出任城固学事，张杰辞而不就，并致信马震，他在信中说：“天地生人，没有不赋予其善良的本性，圣贤教人，也没有说不让人从善的，只是人的觉悟迟早的问题。但是，古代的学者做学问做人都是发乎于真情，所以他们的文章才能言辞意切。今天的学者，专门来写文章，反而言辞空洞，没有性情。我今年五十一岁了，才知道求学应当像古人那样，为性情所致。但是，我虽然意识到了，却因为我资质不深学问尚浅，未能达到古人的学问之境。想来真是惭愧，虚度此生，所以我打算哪里都不去，在家好好做学问，况且我有寒疾出不了远门，学生众多也不允许我这样就走了。”（原文在冯从吾《关学编》中有记载）。我深信这是张先生的谦虚之词，明代开国之初，确定“以程朱理学为国之取士大本”，天下学人无不钻营其中，况且朱棣之后，逐步形成的“八股取士”，更是危害之深。明代政治上君臣关系形同父子，科举上以八股为尊，官场上投机钻营，种种现实使得真正有抱负有作为的士大夫，很难能于此相融，于其同流合污，不如坚守自我成清流一股，砥砺时风。所以，张杰先生宁可不必仕，忘其君而心忧百姓。

　　先生虽未至仕，但德行甚高，晚年徜徉于与同道论学，教化学子之中。据史书记载，先生为人躬行孝友，与其兄弟张英，同父异母，一起生活了快五十年，从无拌嘴。姐姐死的早，他把姐姐的孩子视为己出，悉心培养成人，家里家外一遵礼法，邻里和睦堪为美谈。他一生很勤奋，曾自作诗以自勉：“年几四十四，此理未真知；昼夜不勤勉，迁延到几时”，总感觉自己学问不足，大家劝他趁年富力壮著述成说，传之后世。他慨言而曰：“吾年未艾，犹可进也，俟有所得，为之未晚”，但天不悯人，先生终未成一著述而传之后人，成为终生憾事。先生晚年，常与兰州段坚、河东李昶、秦州周蕙往来，论学其中，有“今宵忘寝论收心”这样的理学名句，被后学传颂。

　　公元1472年10月，先生病逝于凤翔家中，享年五十二岁。先生去世后，郡守赵博建议有司为张杰修建祠堂，供学子祭祀仰慕。大儒范吉褒赞张先生：“以五经教授，明心学于狂澜既倒之余；以四礼率人，挽风化于颓靡不振之秋。以端实淡泊殇躬砥行，垂休光于千百载之后，可谓一代人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