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军：张鼎——理学高名追太华

　　一

　　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的长安区有一个村叫塔坡村，元《类编长安志》载：少陵塬乃樊川只北原，自司马村起，至此而今，其高三百尺，在杜城之东，韦曲之西，山川茂密，上有寺，浮图即在，称“何将军山”今谓之“塔坡”。几百年前，这里曾经长眠着一位哲人，明代户部右侍郎张鼎。张鼎是河东大儒薛瑄的门人，病逝于明武宗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据明代吏部尚书王恕写的《嘉议大夫户部右侍郎张公墓志铭》记载：“（张鼎）坟在长安塔坡之原，将以卒之”。
　　张鼎（1431年——1495年），字大器，别号自在道人。他是世家子弟，高祖父张德用，在元代为官，曾祖父张凉、父亲张秉文为避战乱，隐居乡里，以“耕读传家”，道德高尚，常善行义举，张氏家族远近闻名。入明之后，由于张秉文文章好，有学行，被有司推荐到山西蒲州任知州。少年时代的张鼎，聪颖过人，而且在父辈们严格训导之下，很早就接受了基本的诸子之学。父亲张秉文出任山西时，为了不耽误张鼎的学业，他把儿子带在身边亲自调教。那时候，河东大儒薛瑄正在山西聚众讲学，声名远播。
　　薛瑄是明代自曹端之后在北方开创“河东学派”的一代宗师，他长期聚众讲学传授理学思想，门人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被誉为“明初理学之冠”。张秉文素来仰慕薛瑄的学问道德，他希望儿子将来能够成大器，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择师很重要，他听说薛瑄正在河津文清书院讲学，于是亲自带儿子赶了两百多里路，拜师薛瑄。薛瑄看到张氏父子如此虔诚问道而来，甚为欣慰，便收下了张鼎作为弟子。春来秋往，寒暑数载，张鼎在薛瑄的悉心教导之下，遍读诸子百家之书，悉心领会文清公薛瑄的学问大旨，明代冯从吾在《关学编》中说张鼎：“受学于河东薛文清公之门，用是日勤励于圣贤之学，诸子百家虽糜不研究，而一秉于濂洛关闽之旨，文清公深器重之”。“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张鼎问学薛瑄之时，正是薛瑄晚年学问最为纯熟之际，加上自己勤奋砥砺，一二年内便深得文清公学问的精要之处。古代学习绝非我们今天学生出门有家长接送，回来衣食饱暖，学习在古代是一件非常清苦的事情，少年离家侍师若父，在师傅门下既是儿子又是学生，每日粗茶淡饭，何谈营养精良？当年范仲淹求学期间，一份米饭分四次吃，几根韭菜可以作为全天的菜，如此才铸就了范仲淹的才学，张鼎在薛子门下同样清苦，有时候想念父亲，但需要忍住思念之苦，没有父亲的召唤，他绝对不能私自离开文清书院。王恕在张鼎的《墓志铭》中说：“知州君不召之，不敢归，且使之衣朴食淡，苦其心志，盖将望其大成就也”，依照现在人的说法，张鼎算是官二代，但今人不如古人，古今官二代，一个苦心孤诣，一个飞扬跋扈，古今育人之不同，由此可分得一二。

　　二

　　明代由薛瑄开启的“河东学派”，兴实学之风，笃信躬行于世，他们是明代官场中的清流，主张用功不必在山林，市朝也做得，明代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河东学派序言》中一语中的其学本真之处：“河东之学，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矱，故数传之后，其议论设施，不问而可知其出於河东也。若阳明门下亲炙弟子，已往往背其师说，亦以其言之过高也。然河东有未见性之讥，所谓“此心始觉性天通”者，定非欺人语，可见无事乎张皇耳。”朴实无华，不做欺人之事，不言欺人之语，一切从实。张鼎学成之后，在为官之路上，一如该学派笃实诚信，为政有声。
　　公元1466年（明成化丙戍年），张鼎登进士及第，出任刑部浙江清吏司，初为父母官，张鼎政声卓越，公元1473年（明成化癸巳年），张鼎赴任福建清吏司，断决诉讼推狱详明，史书上说张鼎断案笔下无怨人，清风传遍闽地。公元1474年（明成化甲午年），张鼎回到山西做官，任太原知府。他和山西是有感情的，当年父亲就在蒲州任上做过知府，他在河津文清书院学习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是的，恩师薛文清公已经过世十年了，十年来他宦海沉浮，没有辜负先师的教诲，在官一任造福一方百姓，当年先师教诲“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十年来他未尝一日敢忘，师道在焉，不容他有半点懈怠，他顿时感到此番到山西任职，责任重大。
　　明代成化年间的山西太原区域，生民大多顽劣生猛好斗匪患丛生，当时被称为难治之地。张鼎上任之后，着手先从改变干部作风开始，他整治懒政、强化学习，干部作风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改观，进而着手处理历年来挤压的各种冤案，使有罪者绳之于法，同时结合太原实地情况，颁发各种有利于农业的法令，他强调人要各安其业，下属官员要亲临一线体察民情，随着这一系列的施政方针的落地，张鼎在太原的政绩逐步显现出来，官民勤勉，各司其职，教化大兴，风俗为之大振。史书上说，张鼎在太原任上整整干了九年时间，和当地的老百姓结下深厚的感情，他为官朴素治政有方，一如薛夫子当日为官之景，深得朝廷和百姓的赞许，以至于朝廷要调任张鼎，地方百姓和属官不同意，公元1484年（明成化甲辰年），朝廷任张鼎为山西布政司右参政，百姓闻之莫不欢喜，他们说：“我父母又来抚我也”。
　　公元1488年，明弘治元年。这是一个不太平的年份，明孝宗朱佑樘即位，境内堪为多事之秋。这一年二月，蒙古鞑靼兵犯大同，边事再度紧张，五月，靖江一带遭受水涝之灾，两千多百姓被淹死，飘荡民庐一千五百四十三间，同时陕西凤翔爆发了回民暴乱，死伤无数。这一年，朝廷鉴于张鼎在河南按察使任上的政绩，决定让张鼎出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监管河北等地的军务，赋予其钦差便宜之权。当年这一代匪患成灾，官匪一家，朝廷很难肃清，张鼎到任后，揭发藏匿匪患之当地权势，同时号召民众在强盗惯于出现的道路上筑墙，以挡其归路，如是数月下来，匪患之灾逐渐平息，百姓莫不称赞张公之不群之才。他在筑墙挡贼之时，朝廷后方就有人参奏张鼎说他“筑墙劳民”，但是朝廷既然让张鼎放开手脚一绝匪患，这些事情自然就置之不理。张鼎在任期间，水旱灾频仍，他下到一线与官民一起救灾，发放赈灾粮食，灾民从而免于流亡之苦，社会局势基本稳定。公元1491年，张鼎升任户部右侍郎，开始他的在京履职经历。
　　常听一些人一谈起“理学”，顿时面生不屑之情，马上说出“存天理灭人欲”这样的话来。其实，“理学”并没有那么可怕，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的两面性，我们要中正的看待问题。像张鼎这样的“关学”大师，相信我们今天的廉吏也未必能超越他，他们真的是将张载的“四为”之教，用生命去践行的大君子。

　　三

　　在动笔写张鼎之前，我曾经翻阅了多本经典关学著述，我发现关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学术门派，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关学人物都很注重对师道精神的传承与创新。他们一方面注重对老师学问的整理，以传其道；一方面又注重在实践中体悟，从而形成自己鲜明的学术主张。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关学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学术门派，他在每个时代都有自己融合时代的声音与人物。张鼎先生，在我看来他一方面具有他老师薛瑄先生的治世之能，一方面又具有苏炳式的布道精神，这一点难能可贵。
　　河东大儒薛瑄去世之后，他的学术文稿、诗词等很长一段时间散落民间，张鼎到任山西之后，白天除了忙于公务之外，晚上大部分时间用来整理先师文清公的著述。在他看来，何以为师道，首要便是要整理老师的著述，如此才能弘扬老师的思想，才能为老师立万世之言。他的老师何其伟大，一生可谓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也，功德青史自有记载，唯有立言须要弟子亲为方能传之于世，史书记载张鼎为薛瑄整理文集著述，矢志不渝，终生恪守师道，从而使得文清公著述刊布于世。以至于后世大儒认为，最了解河东薛瑄思想的莫过于张鼎先生，其功至伟，令人敬仰。
　　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十月的早晨，北京紫禁城内早朝的明朝大小官员正在为皇太后贺寿。皇帝为表孝心，御赐百官于午门进宴，宴席完毕后，张鼎突然倒地不起，百官惊愕，后确诊为中风。自此之后，这位大明王朝的治世能臣再也没有回到岗位上，弘治八年十二月三日病逝在陕西老家，享年六十五岁。
　　先生去世后，他的同僚，陕西三原人王恕为他写了墓志铭，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他说张鼎是他推荐的官员，他有责任为这样一位陕西同乡写墓志铭。他说道：“公为人仁厚敬慎，读书善记诵，作诗文喜简淡平实，事不苟为，非其义不取，进退唯命是听，人皆思慕不忘”。墓志铭的结尾，他用一首诗总结了张鼎先生的一生，我兹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