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军：吕柟——学行第一 · 风追颜回

吕柟——学行第一 · 风追颜回

文/孙亚军

关学肇始张横渠

泾野先生吕柟（1479—1542)，

明代学者、教育家。

原字大栋，后改字仲木，号泾野。

陕西高陵人。

明正德三年（1508年）状元

吕柟行书《赠张子言诗卷》

此书行笔方圆互见，

笔画粗细兼施，用墨浓淡随意。

笔法流畅迅疾，上下字时相联属，

书法遒健爽利。

吕柟（1479-1542）

马理（1479-1556） 

行书册

绢本 册页四开

24×16 cm.  每幅约0.4平尺

同修《陕西通志》

“关中四家”

——吕柟、马理、杨爵、韩邦奇

以吕柟及三原学派为代表，

他们著书讲学，兴办书院，

倡导”实学”。吕柟集大成，

马理、杨爵、韩邦奇等推波助澜，

四人史称“关中四家”。

马理认为”圣贤”之学要赞而学之。

嘉靖二十年，

巡抚赵廷瑞主修《陕西通志》，

嘱托吕柟、马理编纂，

二人”卜竹林祠为馆，

各率从游之士，载所藏群书，

肇纂述之事”。

　　【题记】

　　孟夫子有言“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盖指那些生而有使命意识的君子，其人生必在苦中励志方能弘道致远。有明一季之“关学”至吕柟方为集大成者，先生一生少年求学出仕得罪宦官刘瑾，辞官归里谓之一难；刘瑾伏诛再度启用，因“大礼”之争被贬解州谓之一难；转官南都再调京师，继而再入南都谓之遭际之变，细数平生数起数落，然每经一变其志弥坚，其学愈发至淳，每经一地其风俗学风骤变，先生砥砺风化于危难之际，提斯人心于躬行实学之中，平生所学惟念“以立志为先，慎独为要，忠信为本，格致为功，而一准之以礼。重躬行，不事口耳。”（《吕柟集·泾野子内编》第271页）。

　　一

　　多年前，我在读费振中先生写的《堕落时代》时，“讲会”这个词几乎在明代知识分子一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生在书中写到：“我们还记得当年孔子带着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的故事，过了近两千年，十六世纪的明代讲会，形式上似乎与它接近。如同孔子那样，学者怀着非常热切的救世目的，游走南北，主要为了聚集各方同志，以民间为舞台，倡扬新的思想和人生观。‘讲会’的意思，即以‘讲’为‘会’，因‘会’而‘讲’。有时候‘讲会’在特设的讲舍里进行，有时候没有合适的地方，假借寺庙也行，有时候甚至在平旷的野外场地，一样能举行盛大的宣讲活动。总之讲也好，会也好，那种围绕着一个生命之道所倾注的热情，以及所表现出来的责任心，无不反映了这一时期学者们自觉为思想而献身的精神”[ （费振中《堕落时代》东方出版中心 第7、8页）]费先生所言极是，大抵从北宋张载肇始的关中学派，几乎每一位大师的人生阅历中都有讲学的历史，他们依此来弘道，依此来重申先儒的主张，依此来教化世道人心，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自觉的使命意识”，并且矢志不渝。他们在讲会中申明自己的学术主张，在实践中恪守古道，从而升华着自我整个生命的气场与格调。

　　宋儒的伟大在于将孔孟以降的儒家文化重新收拾，进而以发展者的姿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起跳”，从而开创了影响中国近一千多年的“程朱理学”，中国儒学从宋儒那里开始了新的气象——它有着深刻的宇宙观，有着接地气的人生观，他们把天、地、人三者的关系以“理”“气”贯通了起来。明儒的伟大则在于行实，他们把宋儒的理论变得具象化，他们在切实用功上做着老老实实的践行者，他们在用笃实来告诫自己也在告诫他们的时代，圣贤之路就在脚下，只要用心去做，道不远人。自宋之后，元、明两代的儒学大师的思想更趋于平实，所以他们心中怀有弘道之念，道场在心，何处不弘道？整个有明二百多年的历史当中，几乎每个时代都有民间布道者，黄宗羲说：“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於讲学，余妄谓过之。诸先生学不一途，师门宗旨，或析之为数家，终身学术，每久之而一变。二氏之学，程、朱闢之，未必廓如，而明儒身入其中，轩豁呈露。”[ 黄宗羲《明儒学案·序言》]。梨洲先生总结的及其到位，尽管“过之”，但仍乐此不疲，故而经久之后，便能为之一变，这或许正是明儒的可爱之处。

　　整个十六世纪的中国儒学界，大师云集，他们各领风骚，以决绝之姿，讲学民间传道人心，谓为一代之风华。那时候北方以“关中学派”为代表，从薛瑄河东发轫至薛敬之传道关中以后，吕柟、马理、韩邦奇诸儒挺然风尘，衔续程朱之学，独以行实而立于江左，南方则以阳明诸子为代表的“心学”，发“知行合一”之问，以“致良知”为心法，风靡江右。故而，《明史·儒林传序》中说：“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 刘学智《关学思想史》第213页]。关中学派至吕柟先生为集大成者，代表着自张载之后，历经元、明早期、中期关中学派的终结，他与万历年间的关中学者冯从吾先生分别代表着关中学派的两个阶段，著名“王学”学者邹元标说：“横渠之后，明有仲木，今有仲好，可称鼎足”[ 邹元标：《少墟冯先生集序》，见冯从吾：《冯恭定全书》，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吕柟先生一生活了六十四岁，其生命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讲学活动，其中九年就在南方亦官亦学，黄宗羲说：“九载南都，与湛甘泉、邹东廓共主讲席，东南学者，尽出其门”[ 黄宗羲《明儒学案·河东学案（下）》中华书局，2008年版]。他的一生充满坎坷，四起四落，然而每经一难，其学问事功皆为之弥坚，可以说，先生的一生是为学术的一生，他把圣贤之学的煌煌大道，以切实躬行之力，发挥的淋淋尽致，从而“开创出一条‘真知实践、甘贫改过’的学问之路”[ 米文科《吕柟评传》第1页，西北大学出版社]。

　　二

　　吕柟，关中大儒，明礼部尚书。公元1479年，明成化十五年，出生于陕西省高陵县的一个书香之家。他的祖上是太公望之后，南宋理宗时期，先祖吕世昌迁徙至高陵，遂世代相延，他的父亲吕溥，母亲宋氏，朝廷赠“安人”，据薛应旂《泾野先生传》记载他的母亲：“为瀋府教授玉之孙女。教授幼好书，人号‘宋五经’，以贤名于时，安人少习其教”[ 米文科：《吕柟评传》第170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先生少时聪颖过人，深受父亲器重，七岁跟随高陵宿儒周尚礼学习《小学》之教，当时郎中高选见到儿时的吕柟甚为称奇，他告诉周尚礼：“这个孩子将来必成大器，不仅仅是在科举为人第一”。据吕柟先生后来编修的《高陵县志》记载，那时候跟随周先生学习时，周先生为教，取法古人的孝悌、忠信、勤学、修身，以及才能、政治，日讲一条，责令弟子躬行其中，至于洒扫应对，出入起居，皆按照古人之法来实施，弟子不敢违背，所以“居家授徒，殆百余人，皆邑之俊秀”。正是因为有严师督教，吕柟先生幼时便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

　　公元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中叶，明代关中学派的大师基本是扎堆出现，他们的出现为关中理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吕柟先生出生前五年，三原马理先生出生，他出生的那一年陕西朝邑的韩邦奇先生出生，稍后十年渭南的王学传人南大吉先生出生，他们出生的时代，段坚、周蕙、李锦、薛敬之、王承裕等正处在学术旺盛期，所以关中学脉代不乏人，当段坚那一代人老去的时候，吕柟、马理、韩邦奇他们就能接上薪火传承的接力棒，继续推进先贤的事业，文化不曾出现断层的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极其少有，也注定了关中学派在明代的昌隆之象。

　　吕柟先生少有圣贤之志，他的到来，在我看来就是为弘道而来，所以历经艰辛遂成其志。少年时代的吕柟便知道只有苦其心志，才能练其心性。他读书非常刻苦，曾独居一矮屋，每日读书衣冠危坐，朗朗其声，春来秋往，寒暑之间，不曾堕其志，冬天寒冷，便以麦草裹脚以御寒，夏天炎热，也足不出屋，如此数年学力笃坚。公元1490年，吕柟刻苦学习的精神受到了陕西提学副使马中锡先生的赏识，推荐他到高陵县学跟随时任高陵县教谕四川泸州人高俦学习，吕柟终身难忘。他后来回忆先生高俦时写到，十三岁那年高俦先生到高陵任教谕。当时，我身上还有孩童时的顽皮之性，常常和一帮同学嬉戏打闹，高先生知道我有志于学，便对我说：“吕柟，你怎么也可以这样呢？”为了让我知学，高先生把我划分到优等生中去。那时候，优等生都很刻苦学习，我自然昼夜发奋不敢落后。在吕柟先生的眼里，高先生深知教育因材施教之法，他在《龙湾高先生墓志铭》中记载：“先生教人，作三册：六德六行为上册；冠、婚、丧、祭、乡饮、乡射、乡相见礼、为中册；不能为下册。生有一从焉，籍上册、中册，曰：‘慎毋以此自止！’生有一不从焉，籍下册，曰：‘均人也，若何不能上册籍？’既久，而诸学生数多免其下册籍”[ 米文科《吕柟评传》第169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在高先生的教导之下，十四岁那年，吕柟应试临潼获“廪生”，即生员资格，由官府出资让其继续学习。“廪生”在明代名额及其有限，要求也甚为严格，一旦考中，意味着贫困的家庭的学子不用为学习经费而发愁，同时具有考取功名的资格。据杨九式先生《吕泾野先生续传》中记载：“年十四，应试临潼，贫不能僦馆，投宿新丰空舍内。夜梦老人自骊山下，谓曰：‘尔其励学，后当大魁天下’。明日试，补廪生。”

　　公元1496年，明武宗弘治九年。陕西教育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王恕、王承裕父子在陕西三原建成“宏道书院”；二是陕西提学副使杨一清倡议重修西安“正学书院”。青年学者米文科先生在《吕柟年谱》中说：“正学书院的重建，对明代关中地区的讲学与理学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米文科《吕柟评传》第171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另据，明代李东阳先生《重建正学书院记》记载，正学书院兴建于元代，最早是张载讲学的地方，元代许衡在陕西执政时多在此处讲学，后来元代省臣建正学书院，供奉张载、许衡二人。因年代久远，原正学书院为驻兵所占，杨一清等人另辟其地，重新修建。李东阳写到：“是虽复鲁斋之旧，而实崇祀先贤，表章正道，以风励学者，非徒为许设也。故易其名曰‘正学书院’”[ 王美凤、张波、刘宗镐《关学学术编年》第178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公元1497年，十九岁的吕柟受到陕西提学杨一清的赏识，推荐进入“正学书院”深造。这是吕柟学习生涯上的一个转折点，公元1498年吕柟在长安开元寺偶遇离休居家的薛敬之先生，两人一见如故，吕柟被薛敬之先生的学问之道深深着迷，尤其是被薛敬之先生那种笃实为学，不著虚名的学术修养所折服，遂拜薛先生为师，至此吕柟所学方有渊源所自，《明史·吕柟传》记载：“柟受业渭南薛敬之，接河东薛瑄之传，学以穷理实践为主”[ 《吕柟·泾野子内篇》第267页，西北大学出版社]。

　　大约自吕柟先生问学薛敬之之后，其学业大进，深以弘道为志业。公元1498年，明弘治十一年，吕柟开始了此生第一次讲学活动。正直他在正学书院求学期间，他接到家中来信说父亲病疾，吕柟遂暂停学业回高陵老家侍奉父亲。此时的吕柟学行已堪为人师，很多人开始慕名向他问学。于是，他在照顾父亲的同时开始思考构建他的讲习之地的计划。父亲病情痊愈之后，吕柟在高陵县城东门外的后土宫，以云槐为名打造讲学传道之地“云槐精舍”。后土宫，面朝渭河，放眼望去烟波浩渺，又有闲屋三间，老树于庭院中央，端然肃穆，及其适合做讲学之地。他在《云槐精舍记》中记载：“邑郊东后土宫，槐树匝陈溢塘，殿西有屋荫，当其下聚徒结庐，曰云槐精舍。屋凡三楹，萧然面渭，讨论古经，言萃于斯，曰讲经堂。堂含二室，东室曰仰华轩，西室曰望河庵”[ 米文科《吕柟评传·吕柟简谱》第173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历来讲学传道并非易事，古人不像今人，办班收费，明代的知识分子讲学只有一个心念，那就是授业传道，以此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升华。吕柟在云槐精舍讲学前后四年时间，风雨无阻艰辛备至，据马汝骥先生《通议大夫南京礼部右侍郎泾野吕公柟行状》记载：“父疾寻愈，乃居云槐精舍，熊、李二生及多士皆来就学，公食谷面饼，有上客至，与共之”[ 《吕柟集·泾野子内篇》第263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其生活之艰苦，绝非我们可以想象，即便如此，先生在云槐精舍迈开了毕生的第一步，学问之道在于精研，更在于思辨，今天当我们读《云槐精舍语第》时，如孔子课徒般虔诚，充满智慧的要语绽放出哲理的光芒，而这时的吕柟先生不到二十岁，思及近日之我辈，实在汗颜！

　　吕柟先生少年求学的时代，正处在十五世纪末，那时候旧在理学精神还在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心中恪守，新的理学精神——南方的王守仁的“心学”思想正在萌芽，一场思想的革命正在孕育当中，关中学人充分认清了旧理学精神的虚弱之处，即人人喜谈“程朱”，人人又作世俗的降臣，理学被一部分人的行为衍化成为一种“伪道学”。诚如此，才有了薛瑄、段坚、周蕙、李锦、王恕、王承裕这些以“躬行实学”的精神来砥砺时风，重视实践精神成为那个时代理学精神迫切的需求，吕柟从薛敬之那里继承而来的就是这种“务实”的学风，圣人言不在是庙堂之上的冠冕堂皇，而是时时于日常相关的学问之道。关中学人坚信在至圣的道路上，唯有将书上的语言化作实际的行动，如此才能体察圣人之言发心之真诚。

　　吕柟先生在至圣之路上，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三

　　古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追求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境界，他们把“修身”看做是人生第一要务。应该说，吕柟在云槐精舍讲学之时，他的第一要务已经得到世人的认可，接下来应该实现“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想，考取功名报效国家。然而，吕柟的仕途从一开始就不是那么顺利，而且这种不顺利伴随了他的一生，也在不断地锤炼着这位伟大的哲人，使其更加精粹。

　　公元1499年的陕西，“河东之学”风气盛行，整个关中地区的学风呈现出一派古风之象，这一年的十一月，虎谷王云凤先生提学陕西，他倡导尊师重道，修建正学书院藏书楼，延聘关中大儒李锦先生门人刘玑先生主讲正学书院倡明道学，三秦学风蔚然为之一新。吕柟先生在《刻博趣斋稿序》中记载此时关中学风时说：“先生提学陕西，深受其开喻奖拔之益。凡先生之言语动静，恒以为师模，而一时西土士风亦骎骎乎复古矣”[ 米文科：《吕柟评传·吕柟简谱》第173页，西北大学出版社；]正是在这样的风气熏染之下，陕西士子人才辈出。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公元1501年（明弘治十四年），陕西朝邑“韩氏三兄弟”韩邦奇、韩邦靖、韩邦彦，高陵吕柟参加陕西乡试，吕柟和年仅十四岁的韩邦靖中举。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当年围绕在青年才俊吕柟身边的韩氏兄弟、三原马理先生皆为益友，他们“志于道，依于仁，据于德”，可谓生死之交。公元1502年，意气风发的吕柟参加会试落第，与三原马理进学于国子监，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马理在《泾野先生文集序》中深情回忆当年：“弘治辛酉，子在辟雍，与理及秦西涧世观、寇涂水子惇均携妻子同邸居者数年，内外旦夕，以修齐之道相切磨相观法也”[ 米文科：《吕柟评传·吕柟简谱》第174页，西北大学出版社；]那是一种纯洁而高尚的友谊，他们都是载道之人，在京四年当中他们或同窗读书，或一寺习礼，或面规其过，或阴让其善，或求法于祖宗，或问学于舜、颜。冬天，不辞严寒，夏天，不避炎热，坐则联席，行则接影，论世或至千古，访友或于深夜，往来无间，如此友谊真让人向往之。今人谈起友谊时，无利则不往，无名便不至，友谊之中掺杂着“功利”，这种友谊经不起生死考验便一散了之。据冯从吾先生记载当年他们这批青年才俊，大有“任重而道远”的志向，他们一起讲学于京城宝邛寺，一起盟约：“文必载道，行必顾言，毋徒举业以要利禄，毋徒任重弗克有终”[ 冯从吾：《关学编·泾野吕先生》，中华书局出版；]，这样的誓言即便今天读来，仍让人觉得肃穆庄严，遂行君子之道，相比之下远比世人所称赞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要好上一千倍，前者是“道”的化身，后者则是江湖之气。

　　四

　　关中学派历来注重气节，以为气节败坏，其学问必不能称道。黄宗羲先生在《明儒学案·三原学案》中说：“关学大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别派也，其门下多以气节著，风土之厚，而加之学问者也”[ 刘学智：《关学思想史》第285页，西北大学出版社；]著名学者刘学智先生认为吕柟的思想当中尤其注重“气节”，主要体现在“甘贫”之说上，他说：“在吕柟看来，贫与富是当时学者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问题，许多人终生都是为了追求富贵利禄。而正是因为学者不能安于贫贱，不仅常会犯错误，而且还会丢失操守，丧失气节，所以吕柟认为，能安贫即能安于义”[ 引文同上；]古来学者，能“安贫乐道”便是守本分，志于道者便不能为富贵所驱使，为淫威所震慑，为贫贱所移心，这些在吕柟先生出仕之后的人生经历当中莫不如是。

　　公元1508年，明正德三年，吕柟三十岁。这一年二月，吕柟参加了期待已久的会试，以《尚书》中第六名。这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本该吕柟得第一名，却因为主考官王鏊的取舍而屈于第六名。当时，作为同考官的湛若水先生为此事和王鏊颇有一番争执，湛若水苦争不得，进而在吕柟的试卷上写下批语：“卷虽佳，惜力微，不能首荐子，然子固已魁天下矣”。后来的事实证明湛若水先生的识才之眼，不久之后，明武宗进行殿试，见到吕柟的试卷后字体俊秀，所发之论正和题旨，明武宗钦点吕柟为状元及第，至此吕柟正式开始了自己亦官亦学的波澜起伏的人生。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一直是导致诸多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宦官干政从两汉至魏晋，再至唐宋屡禁不绝，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后为了杜绝朱家子弟日后重蹈覆辙，曾在宫外立一铁牌，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务”，足见其对宦官之恨。然而，自朱元璋之后，朱家子孙对此视而不见，将宦官摄政给予了合法化，看过《大明王朝1566》电视剧的人都知道，那里面权利最大的宦官莫过于“司礼监掌印太监”，内阁报呈的文件，必须要得到掌印太监的朱批，才能有效。正因如此，明代几乎每一个皇帝执政时期，都有一个让人恨之入骨的太监。吕柟所处的正德年间，就是宦官刘瑾当权的时代。刘瑾，陕西兴平人，他自幼入宫被宦官刘顺抚养，改姓“刘”，及长净身入宫，刘瑾在明武宗做太子时，一直跟随左右，极擅于邀功讨好主子，成为明武宗最信任的太监。武宗即位之后，刘瑾被委以重任，成为当朝红人，朝廷多数官员皆称自己是刘瑾的门人。刘瑾因为是陕西人，自然少不了诸多陕西籍的官员与其套近乎。1508年，吕柟作为陕西士子，夺得皇帝钦点状元，刘瑾自然要拉拢吕柟成为“自己人”，史书记载吕柟状元及第的第二天，刘瑾就派人送来贺礼，然而吕柟坚决不受其礼，不仅不受而且有意与刘瑾保持距离，这让刘瑾这位“司礼监掌印太监”极为愤怒，也为他日后的灾难埋下了种子。冯从吾先生在《关学编·泾野吕先生》中记载：“时阉瑾窃政，以枌榆故致贺，先生却之，瑾衔甚，自是逊避不与往来”。[ 冯从吾：《关学编》，中华书局出版；]杨九式在《吕泾野先生续传》中也记载：“逆瑾擅权窃政，附丽之者，骤迁显秩，先生虽同乡，独不出其门，且却其贺礼，瑾已不甚”。[ 米文科：《吕柟评传·吕柟简谱》第177、178页，西北大学出版社；]足见吕柟先生之学行傲骨，不附逆权贵，孑然一身保持人格之独立。

　　公元1510年，明正德五年。对于明王朝来说这一年极为不平凡，因为刘瑾的专横篡权篡权，引起朝中直臣的强烈不满，于是一场针对刘瑾的斗争在这一年展开，朝中多数直臣因此事牵连。当年，明孝宗临终托命于太子朱厚照，即明武宗。武宗即位之后，及其重用和他相伴多年的太监刘瑾、马永成、高凤等八名太监，史称“八虎”，刘瑾因为深得武宗器重，列为“八虎”之首，他们千方百计的使武宗玩物丧志日不临朝，朝政逐步落在了“八虎”手中，作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刘瑾其权势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引起言官不满。这一年，吕柟三十二岁，他上疏明武宗建议其临政、御经筵、亲政事，节省佚游，以德服远。他的这一奏折引起刘瑾阉党的仇视，遂扣压不报，不但如此刘瑾心恨这位陕西老乡，决定杀掉吕柟，以此警示朝中其他敢于反抗的大臣。吕柟知其用意之后，以抱病为由辞官归乡，刘瑾得知消息后，派人尾随其后，准备在路上将吕柟杀害，吕楠几经转折才摆脱刘瑾的眼线。其实，当年因得罪刘瑾而险遭杀身之祸的还有王阳明先生，史书上说王阳明被贬贵州时，刘瑾派人也准备在半路将其杀害，王阳明过河之时，佯装掉入河中，将其衣服脱下来飘在水面上，方才躲过一劫。

　　天要灭其人，必先让其狂。刘瑾的猖狂与独断，已经严重危及到国家政权的稳定，朝中大臣纷纷弹劾刘瑾。1510年7月，太监张永奉旨巡查宁夏，杨一清素知张、刘不合，遂鼓动张永回京后揭发刘瑾的罪行。8月11日，张永在武宗面前揭发刘瑾十七宗罪，武宗令张永彻查刘瑾，刘瑾因私藏武器及巨额黄金，认罪伏诛。因刘瑾入狱，很多当年附会刘瑾的官员被彻查，尤其是被刘瑾器重的陕西籍官员更是不在少数，独先生不畏权贵能守其身，实为难得之事。杨九式在《吕泾野先生续传》中记载：“先生抵家数月，瑾诛，刑及大冢宰，遗累陕西缙绅几尽”。[ 米文科：《吕柟评传》第178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因受刘瑾一案牵连，吕柟在家先后两年时间，至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才被起用。

　　这是吕柟先生第一次为官生涯中的劫难，他虽年轻但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也具有关中士子硬骨头的风范，他曾说过“人但伺候权倖之门，便是丧其所守”，故而，平素教授学生自甘贫做工，立定做人的脚跟。

　　五

　　《易》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美君子不改常度。吕柟蛰居高陵，闭门谢客潜心读书，其心性之定，真如他自己所言：“端居暗室，终年而不外想者，斯其人可以入市朝”[ 吕柟：《吕柟集·泾野子内篇》第15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君子修志，必淬炼其心，虽经风霜雨雪，其志不可夺，当年在“云槐精舍”讲学时，他就告诫弟子：“君子习文，不如习行，习行不如习心。习心以忠信，而文行在其中矣”[ 引文同上，第8页；]。两年之中，先生朝夕闻道追慕先贤，其志愈发弥坚，其弘道之心愈发弥贞。

　　公元1512年，明正德七年。王廷相[ 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号浚川，世称浚川先生，河南仪封（今兰考）人，祖籍潞州。明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明朝文坛“前七子”之一。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谥“肃敏”。]向朝廷上疏举荐吕柟，他在奏疏上写到：“当瑾贼擅政，朝士侧目之时……惟本官不顾时忌，乃敢求归。逆探初心。似难尽知；据今形迹，实则可取，加之涵养之深，历练之久，必能裨补治源，赞翊化机。自告病以来，杜门谢客，读书耕稼，安贫守分，略不苛求。以斯介行，使立清朝，必能振起休风，劝惩颓俗”。从他的奏疏上我们能得知，当时士大夫多以政见不合而抱病为由休假或者提前离休，这是古代知识分子保全自我的一种方式，也是对抗皇权的一种态度。两年前，吕柟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躲避了刘瑾的淫威，王廷相的奏疏得到了明武宗的批准官复原职即刻进京，因为自刘瑾伏诛之后，朝纲松弛需要这样的仁臣志士来砥砺时俗。吕柟于是年十月接到朝廷谕旨之后，行前未及向友人一一道别，便匆匆上路了，因为当时戴罪候旨的还有陕西武功大儒康海先生，吕柟与其交游甚笃，这一年春天时他们还在一起游春赋诗浒西。吕柟到北京后致书康海，在信中他称康海先生为知己：“往日赴京时，匆匆不能拜别，至今怀恨。仰赖一路平安，十一月二十日抵京，含愧窃禄，足负知己。……承吾兄之教，日就柏斋，与化之效全未，思齐之心长存”[ 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20《与康太史德函书》]。

　　公元1514年，明正德九年。天性好玩的明武宗朱厚照于这一年的元宵节，竟然在乾清宫放了一把火，火烧乾清宫！可笑的是，自己纵火之后非但没有救火，反而和太监宫女移驾“豹房”继续花天酒地，隔岸观火，他甚至赞叹“好大的一个烟囱！”乾清宫的大火从晚上九点一直烧到第二天早晨。明武宗在中国历史上是及其有名的荒淫之帝，他和他的父亲明孝宗完全是两路人，父亲明孝宗毕生钟情于一个老婆，儿子却天性荒淫，四处搜刮民间歌女，建“豹房”为自己享乐所用，终日不临朝极尽奢华。更为可笑的是乾清宫大火之后，明武宗假模假样的下罪己诏，让臣工悉数他的不是之处。吕柟应召写下了《陈言以弥灾变疏》指出武宗即位以来的六点弊政，切中要害，尤其是奏疏上要武宗回到寝宫居住，不能荒淫无度致使帝位后继无人，遣散武宗收来的义子、番僧等，让其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此外，他还建议武宗召回各巡抚上的太监，因为这些人在四处搜刮民财，害人至深。对于他这样的奏疏，司礼监掌印太监自然不能上报给武宗，吕柟一气之下再度罢官归乡！

　　吕柟先生的一生其实就是在路上，完成了自己对生命的一次又一次升华。在朝为官，生命的缆绳不在自己手里，终日里诚惶诚恐，而一旦这根缆绳交由自己掌握时，生命的精彩才完全属于自己，细读关学人物谱系，他们似乎都有同样的经历，那就是“罢官”，“罢官”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而相反却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罢官”一方面是他们独立人格之象征，一方面能让他们尽可能的实现自己人生抱负。当年，张横渠不也前后两次罢官，罢官之后的他，从事著书立说弘道民间，这或许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旨趣。

　　吕柟先生这次“罢官”时间长达七年之久，他在高陵之地讲学传道，名动三秦。1514年，吕柟归乡之后，便在高陵县城东门外构筑东廓别墅，四方学者闻先生之名，纷纷就学于门下，以至于“东廓别墅”容不下，先生再建“东林书屋”以满足诸学子求学之心。那是一个学风醇厚的时代，是一个多么令人高山仰止的时代，当我们翻阅《东林书屋语》时，依然能想象当日之景象，那种类似于孔子传道的模式，胜过今天在大学讲堂的任何一节课，比如其中有学生问吕柟：“《书》终于秦誓者何？”吕柟说：“秦誓其可以做圣乎！夫人不患于有过，患于有过不知悔过而改也。悔而改之，虽秦穆也，尧舜皆可为。故《书》以《二典》始，以秦誓终”；再比如先生论及师道精神时说：“师友之功诚大也。渭南薛公之学，某以为自得也。尝遇于长安僧舍而叩焉，公曰：‘敬之以兰州周蕙为师，陕州陈云达为友’，夫周有朱寿昌之行，陈有程正叔之志，乃然后知薛子之学矣，择师选友，其可易乎”[ 吕柟：《吕柟集·泾野子内篇》第20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先生淳淳之教诲，即便时过数百年仍不绝于耳，读来使人终生受益。

　　吕柟先生毕生治学惟重“笃实”二字，尤以实践见真知，故其学问最为平实受用，先生为官能守其中正之气，不事权贵；为师且终生恪守师道，传续河东之学；为人子侍亲至孝，堪为楷模。公元1516年，明正德十一年，吕柟的父亲吕溥病逝，享年六十九岁。冯从吾先生在《关学编》中记载吕柟：“渭阳公病，先生侍汤药，昼夜衣不解带，履恒无声，如是一年，须发为白”[ 冯从吾：《关学编·吕泾野先生》，中华书局出版；]。马汝骥先生在《通议大夫南京礼部右侍郎泾野吕公柟行状》中记载：“渭阳公卒，公哀毁呕血。先母宋权厝城东，至是启圹，失一指，公嚎天恸哭，乃复得之，遂合葬。时大雨倾注，公徒跣擗踊泥中，会葬者皆感泣其孝”。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吕柟坚守古道，为父服孝三年，筑草庐于墓地中门之外，旦夕焚香号泣，门人多受其感化，有很多门人直接搬到先生的草庐边居住，日夜聆听先生教诲。

　　六

　　细读《明史》竟然发现，明季朱家子孙，自朱棣之后，皆为人间奇葩，多以不愿临朝为乐事。明武宗朱厚照纵欲过度，以至于英年早逝，无子嗣传承大统。武宗死后，接替他的是堂弟朱厚熜，史称“明世宗”，这是一位喜欢神仙道的皇帝，几十年不临朝，终日里将道观搬在皇宫里修身养性的皇帝。细想之下，明王朝之所以还能维系二百多年的国运，实际上得益于明代的知识分子，他们身兼道义不畏皇权，从燕王杀死方孝孺开始，明代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停过“对抗”，他们始终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非朱家一家之天下。

　　公元1521年，年仅三十一岁的明武宗驾崩于“豹房”，所谓“豹房”并非豢养虎豹之地，实际上是武宗纵欲淫乐的场所，这位武宗在位期间重用刘瑾等宦官，久疏于朝政，一生先后数次巡游，致使朱宸濠反叛，他夜不归宿致使后宫无嗣。他驾崩之后，大臣杨廷和根据“皇明祖训”在朱家子弟中挑选明王朝的接班人，在明宪宗儿子辈中杨廷和选择了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朱厚熜接班，公元1522年，朱厚熜即位，改年号为“嘉靖”，史称“明世宗”。

　　中国古人讲“名正言顺”，朱厚熜即位之后，马上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朱厚熜的父亲、母亲该给予怎样的名分，按皇帝的想法，既然儿子是皇帝那父亲也应该是皇帝的称号，母亲应该是母后，他召集群臣讨论“尊号之事”，此事貌似很小实际却牵扯到一系列的皇权的出自问题，由此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年的“大礼”之争。围绕着这一问题，朝廷上下基本形成两大阵容，一派是以杨廷和为首，极力主张“明孝宗”应为皇考，而本生父应为皇叔父，献王妃为皇叔母，这一主张显然不合嘉靖帝的心愿；一派以张璁为代表的官员，他们极力迎合嘉靖帝，他们主张称兴献王为皇考，称孝宗皇帝为皇伯考，主张立皇考庙于京师，以供万世瞻仰祭祀，这比较符合嘉靖帝的意思，嘉靖帝甚至说：“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于是嘉靖帝召见杨廷和等人，诏尊其父兴献王为“兴献帝”、母为“兴献皇后”，不料却遭到杨廷和等人的强烈反对，嘉靖帝为此大兴干戈，裁撤了一大批官员，甚至为此还动用“庭杖”之罚，不惜让反对他的官员下锦衣卫监狱，这场“大礼之争”关学中人吕柟、马理等都被卷入进去。

　　明代是一个君臣不和睦的时代，彼此都是反抗者。文人理政，皇帝登基之后，必须按照文人设计好的施政方略来治理国家，而皇帝认为，我既然当了皇帝那就应该我说了算。于是，各自都朝着极端的方向发展了，臣子宁可抗命也要逼迫皇帝听话，皇帝偏不听反而玩物丧志极度娱乐。所以，有明二百多年的历史当中，硬臣直臣颇多，不争气的皇帝也多。

　　公元1522年，四十四岁的吕柟再次被起用，谕旨让他返回京师，担任翰林院修纂，入史馆纂修《武宗实录》。这是吕柟先生第二次被起用，上一次因为刘瑾险些丢掉性命，而这一次却因为“大礼之争”身陷牢狱之灾。关于“大礼之争”在当时既是嘉靖帝的心病，也是臣工的心病，当年就在嘉靖帝抛出这一问题而引起争端不久，清宁宫发生了一场火灾，杨廷和等人利用这场火灾，宣扬“天人感应”，与群臣力谏嘉靖帝收回封本父母为皇考的成命，嘉靖帝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了妥协，在本父母姓名前不加“皇”字，这场争端遂暂时停息。但是“大礼之争”却是一个及其敏感的话题，因此事而受到惩罚的臣工很多，《明史》卷二〇八《余珊传》记载：“正德之世，大臣日疏，小人日亲，致政事乖乱，赖陛下绍统，堂廉复亲。乃自大礼议起，凡偶失圣意者，谴谪之，鞭笞之，流窜之，必一网尽焉而后已”[ 王美凤、张波、刘宗镐：《关学学术编年》第199页，西北大学出版社；]。潘西曾撰《竹涧集》卷六《送思州太守俞君序》中记载：“会廷臣伏阙争‘大礼’，皇上震怒，大臣罚俸者二十余人，百执事逮杖者二百余人，中外凛凛，相视莫敢发一言”[ 引文同上；]。吕柟先生由于所受之学的影响，及其重视“以礼教人”，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时，他自然而然的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公元1524年，明嘉靖三年，大礼之争复起！是年三月，南京刑部主事张璁等人结党上疏嘉靖帝，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母为兴国太后，定称圣母。张璁等人意在借嘉靖帝之手除掉政敌杨廷和，嘉靖帝让杨廷和等人商议决定。杨廷和和礼部尚书汪俊等臣工要求惩处张璁等人，嘉靖帝非但不惩处反而召张璁等人进京任职，导致礼部尚书汪俊辞官，嘉靖帝遂又任张璁为翰林学士，皇帝和臣工的矛盾进一步恶化。七月，百官跪哭左顺门，要求嘉靖帝遵守礼法，大学士杨廷和、修纂杨慎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杖节死义，正在今日”，率领二百多名官员死谏嘉靖帝，盛怒之下嘉靖帝一口气逮捕了二百多名官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吕柟在五月上疏嘉靖帝说：“夫陛下入继太宗，已考孝宗，今又考献皇帝，诏书又加章圣皇太后圣母，凡两‘圣’字。而昭圣皇太后先有‘圣母’字，后又没之，轻大宗重小宗，分明二本”[ 《泾野先生文集》（下册）第1136页，西北大学出版社；]他进而援引汉光武帝洛阳建“四亲庙”，听闻中郎将张纯说“为人后者为人子，降其父母不得祭”之后，便撤掉“四亲庙”一事，规劝嘉靖帝不要设庙祭祀自己的本生父母。嘉靖帝看后及其震怒，下令逮捕吕柟和邹东廓入锦衣卫狱。此事在当时影响甚大，关中学人冯从吾在《关学编·吕泾野先生》评述到：“甲申，奉修省诏，复以十三事上，言颇过切直。时东廓亦上封事，同下诏狱，一时直声震天下，人人有真铁汉之称”。

　　七

　　“关学”大约从一开始，其精神气象中就包含了开放融合的因子，几乎每一代关学学人都能与时偕行，高屋建瓴的提出符合时代气质的思想，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关学”自北宋张载肇始，历代不绝学术大师。刘学智先生在《儒道哲学阐释》一书中这样论述关学的开放包容的精神，他说：“关学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吸收新的思想观念进行理论创新的开放体系。自张载之后，关学弟子顺应时代，吸收了二程洛学的某些思想；明初，关中学者又受到薛瑄河东之学的影响，接受并传承朱子学；明中叶后阳明心学在南方崛起，关中学人南大吉将王学引入关中，王之士、冯从吾、张舜典以及清代李二曲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心学的影响；清末的刘古愚一面研习经学，一面又能接受新学。坚守而又不墨守传统，善于因时应物接受新思想进行理论创造，说明关学具有鲜明的开放包容的特征”[ 刘学智：《儒道哲学阐释》第411、412页，西北大学出版社；]这种学术思想的包容性、开放性在吕柟先生后半生的为学生涯中，他与王阳明先生、邹东廓的交往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公元1524年，吕柟因上疏“大礼之争”与王阳明先生弟子邹东廓一起被打入锦衣卫大狱。邹东廓（1491年——1562年），名守益，号东廓，江西安福人，王阳明先生重要弟子之一。他们二人在生死攸关的时候，一边受着皮肉之苦，一边又能相互爱惜，砥砺学问；在锦衣卫大狱中，他们在狱中相互切磋讲学不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实早在1523年，吕柟就已经表露出他对于学术开放的胸怀，虽然王阳明先生的“心学”在当时与“程朱理学”多有不合之处，但吕柟先生秉行一贯的学术主张“学贵力行而知要，故慎独可克己，上对天心”，时年，吕柟负责科考取士，当时王阳明先生在南方布道讲学，盛名满天下，遭到朝中杨廷和等人的嫉恨，因不喜欢阳明之学，所以当年的考试策问就有“焚书禁学”之议。考生当中有阳明先生弟子为阿谀主考官，建议将宗陆辨朱者诛其人、火其书，及其诋毁阳明之学，此论一出甚和当权者的意思，准备录取这一考生。吕柟坚决反对，他认为：“观此人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必迎合权势”，不赞成录取此考生，他对这种阿谀奉承之辈深恶痛绝，对恪守师说学贵学能知行的后辈晚生，又惜爱有加。同年考生中，阳明先生弟子欧阳德就得到吕柟的赞许，他在《赠欧阳南野考绩序》中说到：“然欧阳子学于阳明王子，其为文策，多本师说。当是时，主考官方病其师说也。予谓其本房曰：‘是岂可以此而后斯人哉？’其本房争执，终不获前，一时遇阅其卷者皆惜之。及欧阳子为司成，遂以其师说良知者日讲授诸生，益扩充而广大直，诚能仰师孟子并其良能者”[ 吕柟：《吕泾野先生文集》卷11《赠欧阳南野考绩序》，西北大学出版社；]，他与主考官争执欲取欧阳德为一甲，虽未被采纳但却体现出吕柟在治学上不因门户之见的高风亮节的人格魅力。

　　其实，今天再读当年邹守益先生的奏疏时，我发现吕柟先生和邹守益皆有“死谏”之意，他们彼此都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所能坚持者乃是心中的“道义”。邹守益的上疏的言辞更为激烈，嘉靖帝说他们这帮直臣“忤逆”，邹氏说：“且群臣援经证古，欲陛下专意正统，此皆为陛下忠谋，乃不察而督过之，谓忤且慢。臣历观前史，如冷褒、段犹之徒，当时所谓忠爱，后世所斥以为邪媚也。师丹、司马光之徒，当时所谓欺慢，后世所仰以为正直也。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古。望陛下不吝改过，察群臣之忠爱，信而用之，复召其去国者，无使奸人动摇国是，离间宫闱。”[ 《明史·列传》卷172，中华书局出版；]他甚至说道嘉靖帝不如先王，先王还能让人说话纳谏，独嘉靖帝不能，他说：“昔先帝南巡，群臣交章谏阻，先帝赫然震怒，岂不谓欺慢可罪哉。陛下在藩邸闻之，必以是为尽忠于先帝。今入继大统，独不容群臣尽忠于陛下乎。”[ 引文同上；]我相信这样的奏疏即便在今天，倘若下级给上级说话，也必遭不测。因为，皇帝也是人，是人都爱听好话，但作为皇帝而言更需要懂得“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

　　吕柟和邹东廓在狱中的讲学，后来被收录成《狱里双况集》，这或许也是吕柟先生第一次比较系统的了解阳明心学，虽然彼此在很多观点上不同，但均能发乎大义，阐发圣贤之学于精微之处。吕柟治学抛弃门户之见，使其更加具有通融的气象，相比杨廷和等人，他的心胸气度已经站在了他的时代的高峰。

　　八

　　“贬官”在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涯当中屡见不鲜，因为被贬至人迹罕至的荒蛮之地，文化人便如同火种，在哪里洒下文化的种子，进而文化的薪火又被传承了起来。苏轼一生不就是一贬再贬，从黄州到海南，他就像一个播种机，将文化深耕于民间荒野，斯文之风熏染人心，在某种意义上而言，“贬官文化”的生命力远比庙堂文化有穿透力，因为它的土壤是民间，是人心。吕柟先生的命运也和苏子一样，宦海沉浮之中，他把文化带到了乡野民间，于是圣人之教不再是艰奥生涩的书本语言，而是新活的事例，泽被民生的丰碑。

　　公元1524年7月，吕柟被贬官至山西解州，邹东廓益被贬官至安徽广德州，“大礼之争”也在是年七月嘉靖帝和大臣们相互妥协下结束。解州之地，即今天山西运城，是史学家司马光、文学家柳宗元、三国名将关云长的故乡，它与陕西、河南两省隔黄河而相望，北与临汾市毗连，东与晋城接壤。是年七月，吕柟从北京出发，越太行涉汾水，关山路远千里之遥，八月抵达解州。吕柟在《送仇时闲北还序》一文中记载了从北京至解州的艰辛经历，“嘉靖三年七月，予自史官谪解，过潞州，玉松子仇时茂邀予至其里雄山镇。……明日，予西行，时闲束布带，系麻履，引三仆以送予。山经太行极巅，水涉漳、沁二河，马行松橡之杪，仆探云雾之窟，或踖石徒步数里，或买浆共憩前村，崎岖万状，饥渴经时。”[ 吕柟：《泾野先生文集》上册，第164页，西北大学出版社；]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人在落寞之时最难的的是有一二知己，仇时闲当年送吕柟至沁水县，前方的路平缓之后，才返回潞州。以至于数年后，仇时闲在南京拜访吕柟时，吕柟说：“夫吾辈待时闲于兄弟之际，而时闲处吾辈于师友之间，……且时闲北轻山谷之险，南犯江河之浪，此其心何所为哉？虽世之大人君子，或以为贾利而来，或以为沽名而至，然皆未知吾时闲所造之深，所学之定，况其下乎！”[ 引文同上；]

　　解州知州林南江对吕柟的才华学行颇为器重，诸事皆交由吕柟处理，吕柟自入仕以来多在京城任职，很少有机会接触地方政务，此次贬官解州对吕柟而言无疑是一次实现“君子治世”的机会。他上任不久，即建议修建解梁书院兴盛一方教育，建议很快得到林知州的同意，是年九月，解梁书院在河东巡阎御史初杲的支持下开工建设，解梁书院的兴建对于解州地区学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据吕柟在《别解梁书院记》中载：“一时风行，而属邑耆俊士亦多至焉，朝夕絃诵，朔望冠射，彬彬乎济济乎，斯其地有不能容矣”[ 吕柟：《吕泾野文集》上卷第561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吕柟在解州的日子里，是他人生最为轻松的日子，没有了终日惶惶的案头累牍之忧，尺牍之间的学问瞬间化作道在民间的使命，君子就应该让自己置身于天地之间，实现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人生理想。当年，苏子被贬黄州之时，经营自己的东坡之地，春来暑往其心快乐融融，遂有旷世名作遗于后人。吕柟在解州的三年时间，基本上都在解梁书院度过，他欣然享受着民风易俗乐山智水的快乐，“予坐仰山堂之上，见条山当面，苍翠四围，日夕躭玩，至忘寝食，或听耆民读律诰之文，或和童子歌豳、南之诗，或刻俊士诵周、程之书，或得黎庶输金矢之讼，恍若身际羲、黄之世而莫知其他也”[ 引文同上；]。解州三年，吕柟先生躬身实践圣人之学，绝口不谈朝廷之事，潜心于学行之间。

　　公元1525年，明嘉靖四年。解州知州林南江病死在任上，吕柟代行州事。这是他平生唯一一次作为地方行政长官实践“治世为民”的理想，他安顿好林南江的后事之后，迅速投入到工作中，他深入民间疾苦，体恤穷人使其能够乐业，减轻农民赋税劝民进行农桑之事，兴修解州水利，选拔民间俊秀子弟入解梁书院学习，刊印《蓝田吕氏乡约》与《朱子家训》与民，并亲自讲解《小学》之义，表彰孝子义士，一时间解州有古新民之遗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吕柟在解州的一系列施政，是《大学》之道的生动体现。

　　三年时间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一晃即逝，来不及半点思考，时间就弃你而“溜之大吉”。然而，对于吕柟而言解州三年实可用“岁无虚日”来形容，平素除了政务以外，就是授课学子，晚上著述无一日而辍笔，据米文科先生编纂的《吕柟年谱》记载，这三年吕柟先后完成了东汉刘熙《释名》的校订（1524年）、《解州志（二十二卷）》（1525年）、校刻《义勇武安王集（六卷）》（1525年）、校刊《司马文正公集略（三十二卷）》（1525年）、校刻《文潞公集（四十卷）》（1526年）等大部头著述，为解州文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九

　　公元1527年冬天，吕柟解州政事颇佳，朝廷考绩之后，调他赴南京吏部任职。此时，邹东廓也在广德州任满调至南京吏部。两位知己再次能共事南京，实在是人生乐事，因为他们的到来，东南学风为之一正；因为吕柟的到来，阳明心学不再无人呼应，学术争鸣在东南之地蔚然成风。

　　吕柟在前往南京任职的路上，偶遇浙江山阴蔡希渊也赴南京，两人一见如故，吕柟称蔡为自己的神交。当年在北京任职史馆时就常听人说蔡希渊之学可敬，他在《送提学四川我斋蔡君序》中说：“予与我斋虽未面睹，想象其形容，推测其志向，固已神交而玄识矣”[ 吕柟：《吕泾野文集》上卷第163页，西北大学出版社；]。蔡希渊仰慕吕柟先生之学，他们一路上谈论学问、政问其疑，相识恨晚。后来在蔡希渊的帮助下为吕柟找到柳树湾居住地，此后在南京三年时间，吕柟便居住在此，一边为政一边讲学于“柳湾精舍”。

　　明代的讲学之风实际上是一种“问学”，在“问”的过程中又存以“思辨”，这种风尚自春秋时期孔子延续而来，师者和学生在某种意义上是平等的关系，讲学之地也随遇而安，他们坚信“道不远人”，这就是我们今天阅读《论语》时，那种平易近人的传道方式让人肃然起敬的原因。今天的讲学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问学”的性质，所以常常会有老师只管讲，一到提问时，鸦雀无声，缺少了情感的互动，其学习的效果便会大打折扣。吕柟当年在“柳湾精舍”讲学集所记载下来的都是那种“一问一答”式的方式，读来无一字为虚言。当年，王阳明先生崛起于江浙，传“良知”之学，从者甚多，后学弟子皆能发师说弘道于民间，由于阳明学极具“反抗性”，聚众讲学一度被“官方”遏制，比如那位王门后学王艮先生，就是以“民间圣人”的姿态，自制独轮车，一路摇摇撞撞的传道至北京，由于听者众多，到北京后被管制起来。吕柟当时讲学南京时，王门弟子湛若水、邹东廓也同时讲学南京城内，一时间整个南京城风潮涌动，费振中先生说：“十六世纪的南京，因为语言而风流蕴藉”，不过吕柟和邹东廓他们论学的年代，王学不至于落魄成语言的盛会，他们依然带有“弘道”与“思辨”的精神，依然教人从善。

　　公元1530年，明嘉靖九年。吕柟与邹东廓在南京就“良知”与“知行”进行了一场学术辩论会，被载入公案当中。他们二人虽为知己，却持道不同，吕柟尊崇程朱之学，主张格物穷理、躬行实践，主张知先行后，力行为重。他们之间讨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邹东廓说：“行即是知，譬如登楼不至其上，则不见楼上所有之物”；吕柟说：“如果我看不见楼梯，将怎么登楼取物呢”，以此来说明格物穷理的重要性。邹东廓又说：“非谓知便是行，但知便要行耳。如知戒慎就要戒慎，如知恐惧就要恐惧，知行不相离之谓也”，吕柟说：“若如此说，则格致固在戒慎之先矣，故必先知而后行也”。如此一来二去，彼此之间的学问之道便越讲越明，听者也会受益其中。其实，据吕柟先生所言，他们二人在南京讲学时多有不合，他说：“予与东廓邹氏之在南都也三年矣。每以居室之远，会不能数。然会必讲学，讲必各执己见，十二三不合焉”[ 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16《别东廓子邹氏序》；]。

　　关中学者与阳明心学的学者相比较而言，自有关中学人的特色，语言平实之中带着笃行的意味，吕柟一生所坚持的就是空说万言，不如实行一事，所以事事皆在学问中，所以注定关中学人在明代不会如阳明后学那样堕落到禅门，成为“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完全背离了阳明先生发明心学的宗旨。费振中先生曾批判阳明后学时说：“也许从一开始就错了方向，如果有一种语言可以‘直指人心’，启示人的生命觉悟，那么我们看到的事实，却表明他们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寻找和确定一种语言表达形式上，因此他们成为一些语言的游戏者，一些仅仅在语言中讨生活的人”[ 费振中：《堕落时代·思想的黄昏》第14页，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1月版]。王学后来的学者将阳明心学发展到如此地步，恐怕邹东廓、湛若水等人也难以接受，王学末流是一根断了线的风筝，无根飘荡，而关学后起之辈却将生命之学的缆绳紧紧地握在自己手中。

　　十

　　公元1534年，明嘉靖十三年，吕柟考绩颇佳，升任宝尚卿。这一年吕柟五十六岁，他接启程回京之际，取道山西、陕西拜望故友。陕西是他的故乡，那里有康海、马理，还有一帮学生，都是亲人；山西是他为父母官时，最为牵挂的地方，落寞之时，山西解州的百姓接纳了他，成就了他。

　　他于是年春天，先去了山西榆次，他的老友寇天叙就安葬在榆次。想当年，意气风发少年时，他与寇天叙等人结盟而誓，毕生践行圣人言教，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目睹友人之墓，悲从心来。再至解州，他亲自拜祭弟子王克孝之墓，这位跟随吕柟的弟子一生躬行师说，不料天妒英才，使其英年早逝，王克孝的父亲接吕柟到家中小坐，吕柟看到学生生前的书籍悲不能止，深为克孝有一日之哀，而尽为师之道。在解州，他回到了当年修建的“解梁书院”，晚学建议吕柟居住在书院中，他祭祀过先贤祠之后，查看诸生课业，看到诸生写了很多诗，他说：“作了这许多诗也，为学不宜多及此”，规劝诸生不事名教之学。

　　讲会之风至嘉靖、万历时最为兴盛，名贤皆会于南都，然而诚如上文所言，多数趋于空谈，吕柟先生在南京讲学凡九载，初讲于柳湾精舍，既讲于鹫峰东所，再讲于太常南所，所讲之学，皆劝学子笃实学行，不事空谈。是年，先生未至北京又升任南京太常寺少卿，又返回南京，继续开办讲会，四方从先生游者众多，先生乐于成人应接不暇，但先生讲会不同于他人，他每讲必取“四书”“六经”之义，与诸生探微于其中，勉励诸生身体力行践行实学。冯从吾先生在《关学编》中记载当时的盛况：“风动江南，环向而听者前后几千余人”。吕柟先生越到晚年，其学越纯，其志越坚，通读先生《太常南所语》真教人发肺腑之言，析疑其中，先生说：“诸友今日聚讲而不懈者，必意气之相孚也。如有疑处，俱当吐露无隐。……吾人万不及前圣，如何隐而不露，蓄而不发？”[ 吕柟：《吕柟集·泾野子内篇》第169页，西北大学出版社；]比如有弟子问“为学之道”，先生曰：“《论语》只学《学而》与《孝悌》两章，便可尽为学之道。学个什么也？只是个仁。然学仁从那里起？只于孝悌上起。孝悌则九族惇睦以此，百姓昭明以此，于变时雍，鸟兽鱼鳖之咸若者以此。孝悌便是个根，因而仁民爱物之枝叶花萼油然而生，不能已也。如《西铭》便具为仁的道理”[ 引文同上；]。弟子象先问：“然则《西铭》可以尽仁乎？”先生曰：“程子谓《西铭》言弘之道，为仁之方也，而孝悌则所以行仁之本也。是故君子务本，不可专靠《西铭》。不然，则墙屋上贴的仁与身体上的仁岂能相干邪”[ 引文同上；]。先生语言的穿透力极具穿透力，这让我想到了我们今天有所少人将“厚德载物”“博爱仁义”的字挂在墙上，心里的“德”与“仁”却在世俗的社会里扔的一干二净。

　　公元1535年，明嘉靖十四年，五十七岁的吕柟调任北京国子监祭酒，主要管理大学之法和诸生考试，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北京任职。吕柟的人生经历似乎和张载有些相似，张载最后一次在汴梁任职也是在掌管祭祀礼仪，而吕柟此次在北京任职第一件事就是倡导礼仪之风，提倡尊师重道。史书记载，他在国子监首先发明《监规》，教人以正心为本，以孝悌为先，他取《礼仪》做成易于记忆诵读的《诗乐图谱》，他的这些做法深得嘉靖帝赞许，他爱生如子，凡诸生有疾病，他必为其请医治病，有老死者，他必为其哭而归骨其乡，在他的带领下国子监的学风纯正，诸生皆以德行道义相先，礼乐并行声容俱美。先生重视师道精神，认为师严然后道尊，所以不论穷富在吕柟眼里皆一视同仁，当时有两个富家子弟犯了错误，吕柟按照《监规》将其绳之于法，有人建议他是否可以通融一下，吕柟说：“古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其意正谓是也。今人才渐不如古，岂真古今人不相及哉？内则祭酒，外则提学，皆有师道，而以教人为识者，率多姑息假借，而不知人才之日流也”，断然拒绝。冯从吾先生在《关学编·吕泾野先生》中记载吕柟改革学风之后的效果：“六馆僚属，观法清慎，诸生皆循循雅伤，一时太学有古辟雍之风。京邸缙绅多执弟子礼从学，而内使大兴沈东亦时时听讲焉，其感人如此，人人称为‘真祭酒’”[ 吕柟：《吕柟集·泾野子内篇》第270页，西北大学出版社；]。

　　古代知识分子因为心中“有道”，故而无论治学还是事功，皆能成就自我，裨益他人，这是古今知识分子所不同之处，封建帝制下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迂腐，他们做起事情来，同样让今天的我们肃然起敬。或许，我们已经“离道”太远，以至于我们今天向很多人说到“关学人物”时，觉得离我们的生活特别远，但静下心来阅读他们的著述时，我们惊奇的发现，他们居然就在我们的身边，一言一行，古今时异，道却相同，因为今天的我们同样是明天的古人，回到他们的时代，感受他们鲜活的生命背后的苦心之志。

　　十一

　　著名学者刘学智先生认为：“吕柟的思想受张载思想影响很大，从本体论上的理气关系到工夫论上的变化气质，再到读经重礼、崇尚气节的学风，都可以在张载那里找到渊源”[ 刘学智：《关学思想史》第287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刘学智先生进而指出吕柟的关学特征：以礼为教、经学者，士子之堤防、崇尚气节。这三点既是吕柟，也是吕柟和他之前的关学先儒的特征，细读吕柟先生的生平，大起大落，颇于张载先生相似，张载数起数落执着于弘道，矢志不渝，吕柟不计生死在忧患之中提斯正学，默默于践履之中使学问之道拥有生命的气象。所以，清代关学大儒贺瑞麟先生说：“有明一代，吾关中理学所称，最纯者高陵泾野吕先生而已”[ 吕柟：《吕柟集·泾野子内篇》第251页，西北大学出版社；]。

　　我在想所谓“最纯者”是什么呢？其实“最纯者”莫过于先生九死一生所坚持的“道”，这个“道”既是他尊崇的“程朱”学问之道，也是他践履圣贤之学的为人之道，更是他恒念一生的天地正气。因为心存“道义”，他不畏权贵守正如一；因为心存“道义”，他无论身在何方皆能都能率道而行；因为心存“道义”，他穷尽一生将张载的“四为”之教落在实处，终成一代鸿儒。

　　公元1539年，明嘉靖十八年，六十一岁的吕柟向朝廷上疏致仕，值此结束了他半生飘零为官的生涯，回到故乡高陵。吕柟归乡之后，居住在北泉精舍，以老迈之躯诲人不倦，教授乡里学子读书，闲暇之余编纂《高陵县志》。公元1542年，明嘉靖二十一年，六十四岁的吕柟先生病逝在家中，马汝骥先生说：“（先生）卒之日食时，复有大星流光震陨之变。远迩吊者以千计，大夫士及门人悲痛如私亲，皆走巷哭，为罢市三日。解梁及四方弟子闻讣，皆为位哭”[ 马汝骥：《通议大夫南京礼部右侍郎泾野吕先生行状》，《吕柟集·泾野子内篇》第266页；]。

　　阅读吕柟先生对我而言最大的意义在于，一个人该怎样面对“学”和“行”的问题，尤其在今天，学而不行者比比皆是，坐而论道者层出不穷，人们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荒废在华而不实的言语之中，对于做事而言，则表现出极大的功利性，这是时代的诟病。几百年前的明代，吕柟先生或许也看到了他的时代存在这样的诟病，遂倡明道学，以圣贤之学而笃行于日用之间，成为使人仰慕的真君子。

　　阅读吕柟先生的另外一层意义在于先生对使命的虔诚之心，今人不如也。关学人物大抵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在吕柟先生六十四年的人生中，无一日而忘怀。从少年时代危坐一室，不妄言不苟交开始，至师事薛敬之先生之后，愈加坚定，是为人必有使命担当，再至老境无一日而虚度，他在用他的一生言行实践了一条从凡人到圣人的为学之路。然而，人人未可成为圣人，但却要有圣人的使命，要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态度。当代人甘于在繁琐的生活之中，附庸时流，却鲜有人思考我，何以为我？何以为人？

　　阅读吕柟先生的再一层意义则在于先生为学的气度，钱穆先生在论及中国古代学术时，深刻地指出，“门户之见”制约了中国古代学人思想的融合之象，这种“门户之见”自北宋开始，至明代越演越烈。吕柟先生在他的时代已经表现出了学术上的包容之气，他与道士能成为朋友，却不排斥道家学说，他与阳明学虽各执己见，却心底能容下阳明先生的弟子，此等气度即在今日也难能可贵，这种学术品质注定他能够在明代关中理学中开出一片新的天地。

　　吕柟的病逝，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关中学者的研究中，吕柟通常被认为是承上启下式的人物，“关学”自北宋张载之后，门人多投奔于“二程”，张载之学遂不彰，又历辽、金、元之乱，北方之地多为流亡之所，儒学不振，至明代河东薛瑄传周小泉，周小泉传渭南薛敬之，薛敬之再传吕柟，关中学派方才为此“中兴”，学风愈加笃实，风节愈加砥砺。吕柟先生笃实为学之风，对明代中后期甚至清代关学的影响至深，自吕柟之后，后期者如冯从吾、张舜典、李二曲、王心敬等无不以气节而成就一生所学。

　　关于吕柟先生的评述，后世学人多有言辞。我觉得乾隆年高陵县谕甘棠阴先生的评价堪为详备精准，兹录如下，以完结此文。

　　“古有不朽者三，曰立德、立功、立言。然必以为德之为基，则见诸事业而功有可纪，寓诸载籍而言有可传。惟泾野先生具兹三者，是以历时之久，而著书立说常不朽焉。先生忠信之质本于天成，学术之醇由于自得，而又以‘慎独’为功，以‘立诚’为本，以穷理尽性，反躬实践为学之大端。故其学之既成也，当时已有评之者，曰：‘行己端莊清慎，似胡文定；立诚自不妄语，似司马公；以天下为己任，四范希文；以礼教学者，似张横渠；接人一团和气，似程明道，’此可观先生之德矣”[ 吕柟：《吕柟集·泾野子内篇》第264页，西北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