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军：马理——高志不官 · 倡明道学

新文人画院 2020-6-30 10:24 2513人围观艺术动态

古往今来，荣华富贵，人皆爱之，尤其是功名利禄，人莫不钻营之。当我阅读关学学人马理先生时，我发现他居然不爱当官，准确得说不爱当昏官，用他的话来说是“居官不能尽道，不如回家”，所以他为官一生，前后三次罢官 ...

“以学术立身·重塑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

马理——高志不官 · 倡明道学

文/孙亚军

关学肇始张横渠

马理亲笔撰书的明代石碑

马理明正德九年(1514)进士

马理行书册

敢与皇帝争意气：有明一代，

官员们勇于谏言，善于廷争，

表现出非常鲜明的特点。

上图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托普卡匹图书馆所藏的绢本画，

描画了明代永乐时期官员形象，

威风凛凛。

跪谏

廷杖（法外之刑）

马理在朝廷不畏权贵，

总是坚守正道，据理力争，

几致身死“廷杖”之下

明陆师道《乔柯翠林图》

绢本设色

纵174.8厘米横98.2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嘉靖二十年，

巡抚赵廷瑞主修《陕西通志》，

嘱托吕柟、马理总编纂，

二人”卜竹林祠为馆，

各率从游之士，载所藏群书，

肇纂述之事”。

2018年春节联欢晚会上，

一幅名为《丝路山水地图》

的长卷惊艳亮相。

留存三个绘本，两个刻本

其一刻本，即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

马理总纂《陕西通志》中的

《西域土地人物图》

明吕纪寒雪山鸡图纸本墨画

135.3×47.2公分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传统中，稚鸡被认为是

拥有「五德」的禽鸟，

被当作是文士的象徵，

画中孤独的稚鸡，

传达出文人在困顿环境，

仍能坚毅不拔的寓意。

马理著《谿田文集》

【题记】

　　古往今来，荣华富贵，人皆爱之，尤其是功名利禄，人莫不钻营之。当我阅读关学学人马理先生时，我发现他居然不爱当官，准确得说不爱当昏官，用他的话来说是“居官不能尽道，不如回家”，所以他为官一生，前后三次罢官，游弋于乡野讲学传道。在他有限的为官之日，作为明朝组织部考察官员政绩、向皇帝推荐人才的干吏，他任人唯贤不存私心，不畏权贵，据理力争，几致身死“廷杖”之下，保持了中国文人应有的气节。他师事三原王承裕，是“三原学派”的重要传人，他与吕柟、康海为挚友，互相砥砺崇尚实学，毕生在为倡明道学而孜孜以求。

　　公元十六世纪的明代，社会已经不可逆转地转向轻佻和紊乱，“深宫里的帝王一心沉醉在设醮祷告之中，而朝廷大臣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幡旗飘荡的西苑里，反复书写毫无内容的青词，或者到处采集灵药发现祥瑞，讨皇帝欢心，我们看到整个社会亦已失去了儒学道德的精神规范，而处在纷纷籍籍之中，就如同王阳明早先形容的那样，当下的时代，已成为一个‘病狂丧心’的没落时代”[1] [费振中：《堕落时代》第5页，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1月版；]，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吕柟、马理、韩邦奇、杨爵等一大批关中士子，他们恪守传统以礼为教，践履圣人之言，挽狂澜于既倒之际，书写了一个时代的恢弘与正义。

　　一

　　有一次我和四川的一位朋友聊天，谈到了“关学”，朋友说他知道“关学”，于是便向我谈他对“关学”的看法，其中有一句话我记忆犹新，他说：“搞不懂你们关学人物，怎么都那么犟，各个都是犟人，不懂得变通”，我说：“你不了解他们，我们因为没有那股子犟劲，所以我们处处姑息自己，也姑息别人，于是我们逢事便姑息，做人还是要有股犟劲的”，朋友听后欣然大笑，向我说道：“太犟了不好，人还是要学会变通的”。我觉得朋友有一点说的对，关学学人都有犟劲。张载、张戬兄弟因为不苟同于王安石，便上疏休病假；还有吕柟也是据理力争，宁可下诏狱，也不愿意变通自己，这样的事情几乎存在于每位关学学人的生平之中。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不叫“犟”，也不叫“认死理”，他们那应该叫捍卫“道”的尊严，因为世间太多的事情趋于人情，趋于权势，从而“背道而行”，他们就要“为道而生”。关学人物的心中的“道”，是从孔孟已降之后的天地大道，是从张载之后的人间正道，更是他们毕生追求的人生信仰。所以，一个人能够为自己的信仰而活着，并能付之于行动，这个人就值得我们去尊敬，况且关学人物的信仰旨趣，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间，这样的信仰崇高而伟大，所以铸就了他们独立的人格魅力。

　　因为要写马理先生，所以我在一段时间内，阅读了先生的《谿田文集》，先生的文章义理在那个时代堪为典范，属国朝鲜国王曾乞求明皇帝赐给他马理的文章，他带回国作为经典范文，敦化朝鲜士子。冯从吾先生记载：“朝鲜国王奏乞颁赐主事马某文，使本国传诵为式，其名重外夷如此”[2] ，尽管马理他们那一代士大夫不以文章修辞而鸣世。我更关注马理先生的事功与学行，这是古代士大夫的立身之本。作为十六世纪明朝嘉靖时期的中央组织部的官员，他恪尽职守心怀公心，举荐人才无一偏差，被誉为“真考功”，他规劝皇帝“亲贤臣远小人”，可谓殚精竭虑，他为皇帝做不到而深感自责，比如他在《上弥天变疏》中说：“今海内官无善政，邑无善俗，人无善心，民穷而盗起，兵耗而备驰，譬若严墙而无基，是之谓危。而执事者不自为，政柄斯下移，是非不明，赏罚失当，使人善恶莫之所从，譬若理丝而无绪，是之谓乱。夫使天下之危且乱者，官之不得人，罪将焉归？实臣等不职之咎耳”[3] 。他因明世宗嘉靖皇帝要封生父、生母为皇考而“死谏”，不惜被杖死在朝堂，也要捍卫礼法规制，如此坚守做人做事的立场，真是让人敬仰。

　　历来官场就有自己的一套规则，人们常把善于经营官场的人，称之为懂规则的官员。很奇怪的是，马理从一开始就不善于经营此道，他当官就是为了一种正道，他说过“身可绌，道不可绌”[4] ，他为了不绌道，所以前后三次自请罢官，其风节让人敬佩。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这种“不合作”精神，堪称一种文化现象，通过罢官这种“不合作”，守住了做人做事的根本，也对皇权形成了一种制约，古今不同由此可窥见一斑。

　　阅读马理先生时，我突然觉得在明代当官实在太累，不如宋代官员那样潇洒，宋代的官员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他们在闲暇之余和他们的皇帝一样，热心地追求文艺风尚，而明代的官员和皇帝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他们之间有一道无形的屏障——“皇权”在阻隔。一方面皇帝想专政独权，一方面又有那么多深受理学思想熏染的官员在制约，到最后干脆不管了，皇帝只管自己的娱乐，臣子们辛苦的整天上疏谏言。关中学人为官更累，他们有信仰所以更执着，皇帝偏偏有时候不喜欢执着的官员，所以大都仕途不顺。坚守于道统，执着于信仰，言行于一致，躬行于实践，大概是关学人物的特点，马理先生的一生就是鲜明的写照。

　　二

　　马理（1474年——1555年），字伯循，号谿田，陕西三原人，明代著名的理学家，“三原学派”的重要传人。黄宗羲先生说：“先生师事王康僖，又得泾野、后渠以为之友，墨守主敬穷理之传。……后渠称其‘爱道甚於爱官”，真不虚也’”[5]。马理作为王恕、王承裕父子开创的三原学派的传人，毕生恪守师道，传承自张载之后的关学传统，以学问正大其身，以躬行提斯风俗。他出生于三原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亲马江，字文渊，号云岩居士，隐居不仕，以读书教人为业，终生“教学不倦，兴志以《诗》，肄之以《礼》，博之以群史，约之于《小学》、《大学》、《论语》、《孝经》，先后弟子数以千计，邦伯州牧亦出其门，可谓得师道矣”[6] 马理少年时，在父亲的教导下，四岁便能读书作字，十岁即能诗文。十四岁入县城读书，同学雷鸣精研《易》学，马理遂拜雷鸣为师学《易》，后来雷鸣屡试不中，马理并不以“仕”取人，他坚持每天到雷鸣家，执弟子礼唯谨，薛应旂《谿田马公墓志铭》中记载：“三原士人知尊师重道实自公始”[7] 。

　　关中学脉的传承既得益于一代又一代关中士子所形成的学风，更得益于他们对于传道授业的热衷。马理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大儒辈出的时代，讲学之风兴盛于关中地区，士人学子慕名师而求道，比如薛敬之师事周小泉，吕柟长安师事薛敬之，青年时期的马理很早就仰慕同乡王恕、王承裕父子之学，公元1493年，适逢王恕致仕回家，王承裕中进士待归，父子二人在三原创办“弘道书院”，四方学子慕名而来从游于王氏父子的多不胜数。时年二十岁的马理和好友秦伟，一起拜师于王承裕先生门下，以曾子“三省”[8] 颜回“四勿”[9] 相互砥砺，深得王承裕先生器重。冯从吾说：“先生年二十矣，会王端毅公致仕，康僖公以进士待归，讲学弘道书院，先生即受康僖公所，于是得习闻国朝典故与诸儒之学。先生一切体验于身心，与同门友秦西涧伟作告文告先师，共为友身循理之学，以曾子‘三省’、颜子‘四勿’为约，进退容止，力追古道，康僖公深器异之，一时学者即以为今之横渠也”[10] 。黄宗羲先生认为由王恕、王承裕父子开创的“三原学派”，其门下多以气节著，而王恕之学则“大抵推之事为之际，以得其心安者，故随地可以自见”[11]。马理继承了王氏父子的学问之道，无论为官亦或是为人，气节凛然惟道是焉，从学王氏父子对马理而言是一生学行的重大转折，奠定了其以后为学为人的基本风范。公元1504年，明武宗弘治十四年，这一年马理与吕柟、秦伟、寇子惇、张仲修等青年才俊在北京太学学习，他们朝夕相伴切磋学问，互相规劝过失，一起讲学于北京宝邛寺，文章德行名震京城，马理在《泾野先生文集序》中深情回忆当年：“弘治辛酉，子在辟雍，与理及秦西涧世观、寇涂水子惇均携妻子同邸居者数年，内外旦夕，以修齐之道相切磨相观法也”[12]。

　　明代秦陇一带的学人，大抵都有深深地责任感，他们这种责任感比南方学者感受更深，自两宋之际，北方常常为战乱之地，尤其是金、辽、元、宋并峙之时，儒学的传播或因战火而暂停，或因统治者不重视而久废，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传承固有的使命感就非常强烈，他们往往苦心孤诣行走于民间，如同当年禅宗布道一样，寻找衣钵传人。所以，关中学人他们“志于道”的决心会更加坚定，也更加纯粹，这不仅源于他们有着深厚的学统，更来源他们对现实深深的忧虑之感。当大部分人还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时，马理、吕柟、秦伟等人在京城的出现，如清风明月，如山泉清水，给极尽轻佻的世风带来些许厚重之感。

　　三

　　有明一代帝系的混乱使得封建社会的“宗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混乱的帝系更使得明代文人感到头疼，先是燕王朱棣一口气打到南京城，夺了侄子的帝位，导致方孝孺十族非命。“靖难”之后的数十年，英宗朱祁镇和代宗朱祁钰兄弟俩再一次上演了“复辟”之剧，这一次死的是于谦，在接下来是明世宗持续三年的“大礼之争”，文人们要么死于庭杖之下，要么被下诏狱，要么革职流放。通读《明史》，让我深切的感到明代文人以生死之计来维护“帝系”的纯洁性，其意志之决绝是历代未有。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做呢？细思之下，明代的文人们在“帝系”宗法的混乱背后看到的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大崩溃，朱家子孙把大明朝当成自己的后花园，什么营生都干，唯独不喜欢干的就是上朝理政，皇帝带头当“嫖客”，比如那位明武宗最后死在“豹房”里，还有那位酷爱玩蛐蛐的明宣宗朱瞻基，再有四十年不上朝的明世宗朱厚熜，靠“斋醮”和“青词”打发时光的皇帝，这些无疑为明代的文人们心里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社会道德从上至下的堕落，让文人们忧心忡忡，也让他们的人生跌宕起伏，马理先生一生先后数次辞职罢官的人生经历，无疑是明代文人命运的缩影。

　　公元1514年，明武宗正德九年，时年四十一岁的马理以诗中会试第九，授稽勲主事，供职吏部，开始了他时隐时现的从政之路。他的第一次辞职是因为与上司意见不合，断然写辞职书。当年吏部尚书万镗做事喜欢附炎趋势，初任吏部职员的马理十分看不惯，所以他们经常发生争论，有一次争论不下，马理说：“居官不能尽道，不如回家”，城府极深的万镗听后便说：“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言外之意告诉马理，要尽道可休官，吏部不曾缺你马理一人。马理第二天便上疏辞官，万镗为此深感惭愧。马理有古君子之风，辞官之后，讲学不辍，深入民间教化子弟，清代关学人物贺瑞麟先生在《三原县新志》中记载：“观其仕宦生涯，做官不一二年而归，归家即开馆讲学，传道不辍；归必十数年而后起，绰绰然于进退之间”。

　　明武宗朱厚照是一位天生叛逆的皇帝，在位期间以声色娱乐著称，他在西苑另建别宫，夜不归宿；重用太监刘瑾等“八虎”，致使朝政荒废怨声载道；自建“豹房”四处搜罗男宠，以至身死其中；他一生数次巡游，致使民怨沸腾，朱宸濠借此反叛，如果以“玩物丧志”而论，明武宗绝对无愧此称呼。正因如此，朝中正义直臣不断上疏规劝皇帝，以社稷生民为重，武宗不但不听，而且谁谏言就打谁板子，致使沿路堵塞。公元1519年，明武宗正德十四年，江南之地发生饥荒，数万灾民流离失所，而就在此时，明武宗宣布要南巡，江南百姓听闻之后，纷纷携妻带子背井离乡，远避皇帝南巡。马理作为考功司主事携郎中张衍瑞等人，上疏武宗，陈述百姓因武宗南巡之苦，阻止武宗南巡。武宗盛怒之下，以马理等人冒犯龙颜处以“廷杖”。关于“廷杖”，著名文化学者费振中先生说：“明代是一个打屁股的时代。没有哪一个王朝像明代的皇帝那样喜欢打不听话的臣子的屁股，史家们说，这是沿袭了元代的野蛮做法。但照我看，这或许是朱家皇帝出身农民的缘故，以为打屁股不仅最深得家长政治的真传，而且也最适合他们那种虐待狂的口味。不论怎么说，明代的打屁股已经成为士大夫文人屈辱政治的一个醒目标志。……成化以前被杖的人尚带衣裹毡，还保留有一点体面，杖后虽然内伤很重，但并不见皮开肉绽的惨样，到了正德后，就全不管体面，扒光了衣裤血肉横飞地往死里打。而且，成化前只是个别单独受杖刑，正德时却打出了瘾打出了规模来了，最多的一次是群臣谏南巡，集体受笞，上百人伏在午门外的地上打屁股，开创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先例。”[13] 据此可知，马理当年第一次被“廷杖”时，其惨状其屈辱性，让人心生颤栗，或许因为众臣的“死谏”，这位“玩物丧志”的明武宗才断了南巡的想法。这次廷杖完之后，马理上疏辞职，获准之后，携母亲回到陕西老家，继续他的民间讲学活动。薛应旂在《谿田马公墓志铭》中说：“受廷杖，驾亦遂止。未几，送母刘太淑人还乡，乃设教于武安王祠”[14] 。

　　大约从1520年至1522年前后，马理设讲于三原武安王祠，由于从游者甚多，1522年在陕西提学副使唐龙的倡议下，以马理居住地扩建讲所，取名“嵯峨精舍”，为马理讲学所用。唐龙在《嵯峨精舍记》中说：“三原马子理伯循，诵先王之法，希圣贤之轨，典型所昭，风声斯被。其诸弟子员振衣承响，其聚如云。马子敝庐不茸，环睹萧然，而弟子多至无所栖止。佥事周子镐行县而知之，怃然用恻，乃议构精舍以尊其教。”[15] 马理在“嵯峨精舍”讲学至母亲刘淑人病逝，薛应旂《谿田马公墓志铭》记载：“既刘卒，公哀恸，以谢诸生，诸生皆依依不忍散去”[16]。

　　公元1524年，明世宗嘉靖三年，马理再次被起用。“大礼之争”是明世宗朱厚熜最敏感的一根神经，沸沸扬扬闹了快三年，因为大臣杨廷和等人的反对，不得而行。时任南京刑部主事的张璁和桂萼等人结为同党，想借“大礼之争”除掉杨廷和等人，遂向嘉靖帝上疏改称嘉靖帝的生父、生母为皇考，“大礼之争”复起，为了维护明王朝的祖制礼法，杨廷和、杨慎等人率领二百多名官员伏跪左顺门上疏抗争，规劝嘉靖帝遵从礼法。史书记载这次规模庞大的群臣死谏之跪，从辰时跪至午时，跪伏不起，嘉靖帝派宦官劝群臣退出，无效之后，嘉靖帝下令逮捕了其中为首的八个人下诏狱，即便如此群臣也未能退去，大臣杨慎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杨慎、王元正等人抚门大哭，百官也伏哭不止，马理当时也在百官之中，嘉靖帝盛怒之下再逮捕了一百三十四名五品以下官员，马理被罚“廷杖”下诏狱，这是他第二次挨板子，《明史·世宗本纪》中载：“癸未，杖马理等于庭，死者十有六”。

　　阅读《谿田文集》时，有很多文章是马理先生当时写给朝廷官员的考绩序，今读来仍觉先生一片赤子之情，其心公允，其情至真。作为吏部官员，马理清风两袖不然一尘，尤其是在为国举荐人才上，他持评公正，据理力争，甚至不惜生命之忧，时人称他“爱道胜于爱官”。1522年，马理受庭杖之苦之后，不久便升至考功司郎中。当时，朝廷要考察外省官员的功绩，要马理详细审察，以定去留。朝中宰内阁大臣临颍、东光二人各怀己私，让人弹劾广东、河南、陕西三省提学副使，马理知道后，向皇帝上疏说：“魏校、箫鸣凤、唐龙即今有数人物，若欲去此三人，请先去理”[17] 。他对保全人才不惜辞官以理据争，但对于趋炎附势之徒，绝不姑息。莊襗，明正德年间的官吏，刘瑾当道时莊襗极尽附会之能，曾主张让刘瑾带队盘查国家户部，刘瑾伏诛之后，莊襗被免职。后来上疏托关系，要官复原职，皇帝下旨让吏部五天之内办理，马理看到圣旨之后说要奏请堂部定夺，于是压着不报。在这期间，廖阁老对马理说：“此余故人。在南京兵部日，尝许之试，为全其信，如何[18] ”，杨阁老也为莊襗开情面，马理听罢，便写了辞职书，要请病求归。上面阁老一看也没有办法，只得对马理说：“所托事不行亦得，不必求归也”[19] 。嘉靖丁亥年，马理上疏清除张璁、桂萼等巨奸，他说：“今臣承乏前职，坐视萼等一言之人，使宗庙几于变迁，内阁元老宗伯大臣皆相继罢言，官又相继贬竄，侍臣又相继下狱，在内在外，百司执事，人人自危而咸怀去志，而彼三人者，方且扬眉攘臂，将以入朝就列”[20] 。在马理等人的弹劾之下，张璁、桂萼、席书等人相继被革职，马理为官铁臂担道义，不为一己之私，成全善类，嫉恶如仇，这样光明磊落的坦荡君子，其人格操守真真让人敬佩不已。他曾谦虚地说到：“臣自揣，臣应事精辟，廉正公平，不如浙江周文兴；明敏有为，文武俱优，不如朝邑韩邦奇；静正无私，屹若砥柱，不如怀庆何瑭；遇事安和，中行无咎，不如榆次周金夫。外此济时之才，足以却胡安夏者，尚济济在野，未易悉数。”[21]

　　四

　　马理先生治学一如做人，方寸之间就能见其学问之大，人格之高迈。先生生于秦地，衔续张载之学，笃实力行风节不损，尝教人：“荣不足以骄，辱不足以剉，利不足以歆，害不足以怵，常不足以肆，变不足以惊”[22] 。当年，先生给恩师王承裕先生的墓志铭中曾说到：“言动有古人之风，操持无一节可议”，此话用于马理先生也未尝不可。先生平生除在朝为官之日外，绝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著书立说、讲学传道中，他恪守师道有情有义，在世风日下的时代，毅然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挺然于风尘之中。

　　当我静心阅读冯从吾先生编写的《关中四先生语要》时，深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如马理、吕柟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没有如阳明先生那样敢于突破传统，建立一种新的体系，但在守望传统的路上，他们以切身的实践体会到圣贤之学之于人生之纯粹、之价值。比如先生教人在交朋友当中，不能“失己”，而要保持独立的人格尊严。《关中四先生语要》中记载，时有门人问先生，怎么在平时有些人不好相处？先生回答说：“人皆有长，苟取其长，略其余，则但见其可爱，不见其可憎，人无有不可与处者矣。固如此，然亦有不可处者，处之要在不失己”[23] 。这对我们当下而言，极有现实意义，人生交友若不慎则苦恼一生，旦交友则如先生所言，不能只看他人之短而扬己之长，人人都有可爱之处，要心平气和的接受别人的长处。但是，一旦朋友让自己委曲求全，或者一味地奉承阿谀朋友，在彼此交往中失去了自己的主见，这也不可取。先生说：“毋轻人，祸之门；毋轻己，实自弃。”[24] 再如人们常常说“好人”“坏人”之说，弟子世禄问先生怎么样做才能成为一个好人呢？先生说：“学曾子之三省，体颜子之四勿，行有不得，当如孟子之三反[25] ，虽不及人，不为忧矣”，曾子“三省”与颜回“四勿”是马理先生当年在王承裕先生门下学习的旨趣所在，行其一生而不悔，受益一生而又能达于人，当代社会，我们时常要求别人的太多，而对自己常常姑息己见，如能如先生所言，日有“三省”，行之“四勿”，想必自己不言，朋友自有感触。

　　我们常常抱怨时代的不足，抱怨生活的不足，然而马理先生所处的时代，比我们今天好不到哪里去，那个时代是“病狂丧心”的时代，师道不存学问湮灭，从上到下一派轻佻之风，独有如马理、吕柟、韩邦奇、王阳明等这样的时代中流砥柱，力挽狂澜救世风于笃行之中，才有清流泉水惠泽人心。所以，我们不必抱怨，坚持做好一个自己，才是立身之本，一人之立，则一家能立，一家之立，世风自立。比如，我们常说做人要懂得感恩，马理先生用他的言行诠释了什么叫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当年，马理出仕是朝中黄鞏所取，马理感恩黄先生，以师礼相待，明武宗要南巡，黄鞏和马理一起死谏武宗，曾一起受庭杖，可谓生死之交。后来，黄鞏升任南京大理寺丞，不久便抱病归养北京，生命弥留之际最想见到的人就是马理。马理闻后，即刻前往北京看望恩师，史书记载黄鞏看到马理后，方瞑目。马理为黄鞏操持丧事，为位而哭，其情感人至深。嘉靖丁亥年，马理升任南京任职，赴任的路上见到一个驿丞，观其相貌与黄鞏非常像，经过询问才知道，那个驿丞是黄鞏先生的弟弟黄肇，马理泫然泪下，他说：“六年复见先生面，为过河池遇叔开”。当时有人问马理先生，说：“黄鞏先生取人，自是其本分之事，他有何德以至于您和他有这样深的感情？”马理说：“生我者父，成我者师。父之生子，亦是其本分内事，子当如何。”[26]

　　五

　　很久以前，孔子就对乡野之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些来自乡野的歌声，让孔子陶醉其中，淳朴的自然之气，使他相信道在民间，而不再高堂之上。当年，孔子游居楚地时，楚狂接舆唱着歌从孔子走去，他的歌词是：“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孔子在歌声中嗅到了“诗乐礼教”的味道，以至于很多年，他一直在路上，行教化之风，晚年还在删定《诗经》。马理先生一生五仕五去，至七十多岁方上疏致仕，致仕之后的马理，翻越秦岭，足遍商山丹水，他仰慕“商山四皓”的隐士情怀，他在当年商鞅的封地，居“商山书院”，教化风俗，俨然一世外仙人。

　　商山书院，原址位于今天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商州中学内。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商洛道知州郗元洪先生将城内大云寺改建为“商山书院”，延聘致仕后的马理担任首任山长，讲学布道教化商州子民。据《商州志》记载马理执教商山书院：“其学以程朱为准，其教以主敬穷理为要，居二年，亲友请归，商人士追而送之”[27] 。马理入商山书院时已年届七十，鹤发童颜，山巾野服，在书院期间四方学子慕名而来，先生循循善诱提携后生，先生教人不谈佛老，只读圣贤之书。先生诗文素有大名，缙绅凡过往商州，必求得先生一书而为之自豪。闲暇之余，先生走访于民间，时而在商山之上倾听林间幽泉之声，时而在田野之中于听孩童朗朗书声，时而拜祭“商山四皓”以鸣心志，飘然望之若仙人。冯从吾先生说晚年的马理先生：“至晚年则益恭而和，直谅而有容，其执礼如横渠，其论学归准于程朱，然亦时与诸儒异同，盖自有独得之见云”[28]。

　　先生自商山书院归三原之后，潜心著述，整理地方志书，为一方文教事业的发展，苦心孤诣矢志不渝。公元1539年，明嘉靖十八年，时任陕西巡抚赵廷瑞有感于《陕西通志》已有七十年未重编，于是亲自前往三原请马理先生主持重修《陕西通志》，马理欣然答应，并邀请他的好友吕柟先生一并参与修志工作。在赵廷瑞的安排下，马理、吕柟二人“卜竹林祠为馆，各率从游之士，载所藏群书，肇纂述之事”，《陕西通志》的编纂工作历时一年零九个月，前后四十卷，载述之详是明嘉靖之前陕西最好的一部志书，巡抚赵廷瑞称赞说：“考索之精，虽史传宿讹，亦多是正。艺文无繁富之嫌，政教贻官师之则”，对其资政价值给予高度的评价。

　　六

　　公元1555年，明嘉靖三十四年，农历12月12日子时，人们在熟睡当中，陕西，地动山摇。这一年陕西渭南华山一代爆发了里氏8.5级地震，据资料显示，这是陕西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据不完全统计83万人。《中国地震名录》中描述此次地震：“秦晋之交，地忽大震，声如万雷，川原坼裂，郊墟迁移，道路改观，树木倒置，阡陌更反。五岳动摇，寰宇震殆遍。陵谷变迁，起者成阜，下者成壑，或岗阜陷入平地，或平地突起山阜，涌者成泉，裂者成涧，地裂纵横如画，裂之大者水火并出。井泉涸废，新泉涌流，喷高丈余。山移河徙四五里，涌沙、陷没亘数千里。华山诸峪水北潴沃野，渭河涨壅数日。华县、渭南、华阴及朝邑、蒲州等处尤甚。郡城邑镇皆陷没，塔崩、桥毁、碑折断，城垣、庙宇、官衙、民庐倾颓摧圮，一望丘墟，人烟几绝两千里。”明人朱国桢《涌幢小品》载地震发生时,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同时发生地震。渭南、蒲州等地震时:“(震)声如雷,鸡犬鸣吠。”受地震影响,黄河、渭水因河道壅塞,河水上涨泛滥,华山、终南山“山鸣”。地震后,渭南城门陷入地中,华州城墙全部倒塌,潼关、蒲坂两地城墙全部塌陷。至于民居、官舍更是成为一片废墟。

　　这一年，八十岁的马理先生死于地震当日。死于地震的官员还有致仕在家的兵部尚书韩邦奇，史书记载韩邦奇在地震中掉进火坑灶中被烧为灰烬，马理被深深地埋在土窟之中。地震发生后，陕西地方行政长官第一时间将震情报给中央机构，然而山遥路远，信息不通，加上层层审批，耽误了救灾的第一时间，致使百姓死伤惨重。

　　先生精于易学之道，有《周易赞义》传世。据薛应旂《谿田马公墓志铭》记载，先生似于先一年知道，来年地震，自己不能幸免，先生说“值明夷之象，为火地之占，吾其不免矣”。天之异象，人又能奈何？先生既殁，如泰山之倒，哲人之萎，我关中地区一时陨二星，让人悲痛不已。

　　记得有一次，我向魏冬先生请教“关学”，魏先生告诉我，公元1555年是“关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在想之所以这一年很重要，马理和韩邦奇的去世，同样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和吕柟一样，延续着前代关学人物的学统，他们尊崇程朱之学，又能不离张载学问之大体，崇实黜虚，以身体力行的决心与意志，开启了明清两代的实学思想。1555年之后的关学交给另外一个人来雄起了，他就是冯从吾，公元1557年，冯从吾出生于陕西西安，数年之后“关学”的大任将由他来担当，“关学”的薪火在晚明天空的夕阳下，依然慰籍一个时代的人心。

　　注释：

　　[1] 费振中：《堕落时代》第5页，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1月版；

　　[2]明·冯从吾：《关学编·谿田马先生》，中华书局出版；

　　[3]明·马理：《马理集》第261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4]明·冯从吾：《关学编·谿田马先生》，“绌”通“黜”，罢免、革除的意思；

　　[5]清·黄宗羲：《明儒学案·三原学案》，中华书局出版；

　　[6]吕柟：《云巖先生耆德官马公墓志铭》，《吕柟集·泾野先生文集（下卷）》第1190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7]马理：《马理集》第620页，《谿田马公墓志铭》，西北大学出版社；

　　[8]曾子“三省”即：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9]颜回“四勿”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10]明·冯从吾：《关学编·谿田马先生》，中华书局出版；

　　[11]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九《三原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