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军：南大吉——阳明薪火 · 瑞泉甘露

文/孙亚军

　　近几年随着国学热的持续发酵，肇始于明代的阳明“心学”一度成为当下之“显学”，形式各异的阳明“心学”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心学班”弟子逢人必谈“致良知”“知行合一”，但细思之下，“良知”泛滥，“知行不一”，已为时代之通病，“心学班”弟子有落于“禅门”之嫌，茶余饭后的坐而论道，比起晚明阳明末流有过之而不及。其实，阳明先生是天生之圣人，“自古圣贤多寂寞”，早在明代能知阳明先生之心者也寥寥无几，至于王艮、王幾二先生开宗立派之心太切，未必能真知阳明之心，遂使得阳明之学成为晚明一大流弊，遭人诟病。在我看来，作为阳明先生北方传人的南大吉先生，最为走心，最得阳明先生器重，也最能成为阳明先生知己之人。“良知”岂在语言的狂妄之中？“良知”自在心中，自在自孔孟已降的儒学精微之中，既能用心体会又能发乎自然地行之于日常之间，这是“致良知”的根本。人心即是天道，人心不立天道不存，所以为“天地立心”即为人而立心，说到底无论阳明先生之心学，还是张载先生之“四为”，大道相通，人只要率道而为，其良知自然能致之。

　　我在阅读冯从吾先生的《关学编》时，发现整个《关学编》人物谱系里面，独有渭南南大吉的学问从王阳明先生那里来，是“阳明心学”的弟子，我在思考为什么冯从吾先生将南大吉列入“关学人物”当中呢？须知道，“阳明心学”在十六世纪的明代，官方始终不认可，甚至一度被列为邪说异端而遭到排斥。冯从吾先生回答了我的疑虑，他说：“元善（南大吉）笃信文成（王阳明），毁誉得失屹不能夺，其真能致良知可知”[1] ，冯从吾先生认为南大吉至少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他恪守师门，不计毁誉；二是将“致良知”用于实学，不流于口耳；另外从大的方面来说，冯从吾先生认为，虽各持己说门户不同，但是大家都能折中于孔门，“学者俯仰古今，必折中于孔氏，诸君子之学，虽繇入门户各异，造诣深浅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诡于吾孔氏之训则也”[2]。冯从吾先生的立说不可不谓之中允，阅读南大吉先生的平生事功学问，虽发端于阳明王氏，但终归未使得“阳明心学”落入佛老空谈，而是在良知自觉悔过中，付诸于践履，从而使“王学”的精微得到发扬。

　　公元十六世纪的明朝的思想空气，充斥着两股势力，一股是被奉为立国之纲的“程朱理学”，一股则是王阳明在贵州龙场开悟的“良知”之学。第一股势力在十六世纪的明代事实上已经变得岌岌可危，整个社会的精神体系几近崩溃，这种崩溃不仅仅来源于知识分子自身的堕落，直接的来源是从朱家皇帝自身的沦陷，一方面高标“理学”道德的尺度，一方面又在极尽破坏之能事，宗法体系的崩溃已经让知识分子陷入绝望之境，道德的沦丧使得整个社会变得茫然，世风日下道德垂危，才是明代知识分子致命的一击。作家毕飞宇先生说：“世宗与神宗对方术、青词、斋醮的执迷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朱元璋的子孙们对佛家‘普度众生’虚弱到哪怕是‘做秀’的热情与力气都没有了。他们舍弃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家精神，急着想要的却是‘我不成仙谁成仙’的道教精髓。其实，所谓‘道教’，说穿了只不过是他们枕边不可或缺的一粒‘伟哥’”[3] 。正是因为这样的局面，明代的知识分子的心情变得格外复杂，他们既无力承担起精神失范所带来的结果，更无力挽回时代的危机，关学人物之所以殚精竭虑力挽狂澜也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时代的病症，并自觉的担当起挽救世道人心的使命。王阳明先生的出现，在十六世纪的明代无疑是一个思想的觉醒者，启蒙者，他发现人心的良知，并希望“天下豪杰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其自私自利之弊，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大同”[4] 。南大吉先生正在在王阳明在浙江服孝期间，拜入王门，成为“阳明心学”在北方的传人。黄宗羲先生将南大吉列入《明儒学案·北方王门学案》之中，他说：“先生（南大吉）致书文成，惟以不得闻道为恨，无一语及于得丧荣辱之间。文成叹曰：‘此非真有朝闻夕死之志者不能也’”[5] ，冯从吾先生在《关学编·瑞泉南先生》中说：“盖先生之学以‘致良知’为宗旨，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功夫，殇躬励行，惇伦叙理……至今称王公高弟子，必称渭南南元善云”[6] 。

　　南大吉（1487年——1541年），字元善，陕西渭南人，明正德六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任员外郎、郎中、浙江绍兴府知府，为阳明心学在北方关中较早传人。南大吉生于世家，其先祖是山西解梁人，宋建炎年间，河东之地失守，南氏先祖去晋适秦，初在蒲城贾曲里居住，金元鼎革之际，元人木华黎入关中，南氏家族分散，一支留在渭南，一支迁徙至商州。入元之后，南氏家族一直是渭南望族，有着良好的家风传承。南大吉在《自述传》中说：“南氏自上世传来，家世修齐，即贵富贱贫，即无卑行汙名焉”[7]，南大吉的父亲南金，官至河南新野教谕，一生志于儒业，人称“渭阳公”。史书记载先生之父渭阳公，少年家贫知事甚早，精通诸子之学，文章超迈于时，有古风之气。担任新野教谕时，兢兢业业，教化学子以读书变化气质为要。当时，新野学子学风不纯，常常打架斗殴酗酒滋事，渭阳公到任后教戒凛凛，士子不听话则挞之，再不改正则痛挞之，一时风气蔚然一变，学子既而敬服，既而亲爱，新野之地渐有人才可言。渭阳公生南大吉、南逢吉两兄弟，皆为世之英才。

　　南大吉先生少年聪慧秉性不凡，很小的时候便表现出极强的领导才能，小时候在于小朋友一起玩耍的时候，少年南大吉便能将小朋友分配成伍，自己行指挥官的权利，进行玩耍。母亲看到后训斥南大吉，父亲渭阳公却说：“我儿真奇才也，日后必能广大我门庭”。稍长，渭阳公亲自授课南大吉，每日能背诵千言，且让其讲明白古人言的道理，南大吉总能引经据典以圣贤之理而论证，当时人称少年南大吉为神童。马理先生说：“渭阳公授之书，即日诵数千言。为析其义，即声入心。说与以诗，即音韵锵洋。父执咸异，以神童目之”[8] 。

　　正是因为南大吉先生幼时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在文学上具有极高的天赋，在志向上表现出“志高不群”的气象。比如，先生在十五岁写的《十五言怀》一诗就有“志学因所愿，含精殊未灵；独念前贤训，尧舜皆可并；中怀转激烈，仰思奋以兴；复礼良由己，反身乃自成”[9] ，能够较早的认识到“反躬求己”的体悟圣贤之学的不二法门。先生诗词有杜子美、白香山遗风，善于通过长篇律诗来反映民间疾苦，比如《长安妓》一诗中就有：“一曲清商发绛唇，箜篌相和不胜春；玉杯殷勤行素手，银甲缥缈裹红巾”“可怜绮陌唱家女，犹画蛾眉歌《白紵》”[10] 。但是，南大吉并没有因为诗词文章而堕入“名教之徒”，诗词文章皆“发乎情止于义”，马汝骥在《瑞泉南公墓志铭》中说：“公所为诗赋，学盛唐、汉、魏而一本之性情，为文必反之身心，不求句字奇而自溢言外”[11] 。

　　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历来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南大吉而言，出身望族，其必定要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南大吉登殿试二甲进士，供职刑部，从此开始了他真正意义上的为官之路。

　　我在阅读南大吉先生时，不仅在想虽然先生笃信阳明之学，但其秉性依然具备着秦人的特质，比如他性情耿介不畏权贵，还有他为官清廉敢于直言等，都极于关学人物气质相吻合，尤其是他慨然以“道”自任，行实于“致良知”之学，更与关中学人笃实之风相近。陕西师范大学老教授刘学智先生更准确的将南大吉的心学思想概括为三点，即：以致良知为宗旨、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功夫、相忘于道化的境界追求。他说：“南大吉追求‘道化’境界，告诫人们要警惕陷于‘物化’之中。南大吉追求‘道化’境界而批评‘物化’倾向的努力，对于价值观混乱而导致的物欲泛滥、人性扭曲、极端功利主义肆虐的社会，无疑有着重要的警示和启迪作用。”[12] 细读南大吉一生短暂的为官生涯，他将“道化”的精神旨趣，用躬行实践的精神，落实在为官生涯之中，每到一处都能做到为官有声、为官有政，其与张载所言的“为生民立命”不相背驰。

　　据清代李维祯《南郡守家传》记载南大吉早期任官的府衙有“前后司御马天津仓者一，司下粮厅漕储者一，司保定边储者一，司京坊草场者一”[13] 。其中在保定任上时，正值灾荒之年，流民无处安家，百姓无度日之粮，南大吉上任后看到的景象是“入城军士夹道长跪嚎呼而啼泣，老弱男妇以千数，问之则曰食粮乏尽”[14]，随即，南大吉视察粮仓则是“入而视之仓则空，视而库则匮”[15]。当时，正是四五月期间，夏汛来临，毁城淹田之事时有发生，南大吉一方面革除仓储弊端，惩罚奸恶之人，一方面向朝廷据实禀奏灾情，希望朝廷能够“一则命有司停催课之政，加抚恤之仁而救荒于渐；一则敕兵备严整饬之方，肃巡视之令，而杜乱于微”[16] ，古今治世，粮食一直是牵动社会安定的最后保障，不得不说南大吉在保定任上的一系列措施，是卓有政治远见的。先生在北京任上时，以公正无畏而著称。当时，皇帝嘉赏官员士兵时的财物，常常不能到官兵手中，中途就被执事人贪墨，先生当时敢于执事人据理力争正气凛然，从而使得朝廷恩赏惠泽官兵。先生清廉身正执法严格，心怀恶意的小人常常陷害他，他以正廉而攻破小人之害。马汝骥《瑞泉南公墓志铭》中说：“京营诸食粮士势撼害沐，蜚语百端，或以祸应，乃独不一愿而源搜株剔之尽”。

　　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关学人物当中皆是务本之君子，他们在那个浮躁的时代，扑下身子让自己和土地保持最亲近的距离，仕途不顺却成就了他们坚韧的品质与独立的人格，他们在为官之路上常常哀生民之艰，不计生死为民立命，这样的精神风范即便在今日也不过时，因为我们同样需要“务本”之官。南大吉先生当年在保定时，目睹生民的艰难之后，悲情地写到：

　　柳青先生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我在阅读南大吉先生平生著述时，对柳青先生的话深有体会。对于南大吉先生而言，前半生求学为官，或许只是为了后半生的一个等待。公元1523年，明嘉靖二年，南大吉以户部郎身份出任浙江绍兴知府，这是南大吉生命中重要的一步。在绍兴，他问道于王阳明先生，遂以良知之学躬行垂范，其意义绝不亚于当年张载在延安见范仲淹。

　　绍兴，古称“越州”，乃春秋战国时越国之地。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国的铁骑降服越国，以定江南，秦设会稽郡，故绍兴古时也称“会稽”。据史书记载，上古时期大禹治水功成于绍兴，集各路诸侯于境内苗山，论功行赏，死后安葬于此，山后更名为会稽山。南大吉先生在《登会稽山》一文中记载：“在昔，夏侯氏之有天下也，南巡而会诸侯于苗山，记功而崩。因葬焉，乃更名其山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周礼职方氏》曰：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镇者，大也，安也。言大而安，镇乎？一州者也。又止也，言东南之山止于此也。故会稽至今为东南名山云。”[18]这里自古是富庶人文之地，公元353年暮春的那一场集会，书法家王羲之和孙倬等人，以诗畅怀故国之思，寄游天地人间，东晋名士雅好服食，乐于山水之游，稽山鉴水风景独佳。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写道：“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孙绰在《三月三日兰亭诗序》（时称《兰亭后序》）中也写道：“高岭千寻，长湖万顷”。可以想见，当时的会稽风光秀丽，为名士所好。正因如此，会稽之地，古往今来，富豪巨贾多聚集此地，歌舞笙箫附庸风雅，其风俗“以舟辑为舆马，滨河而廛者，皆巨室也。日规月築，水道淤溢，蓄泄既亡，旱涝仍频”[19] ，“巨奸元憝，窟据根盘，良牧相寻，未之能去；政积事堕，俗因堕糜”[20] 。南大吉赴任前的绍兴便是这样一个“难治”之地，所谓“难”实际上不是“贫穷刁蛮”之难，而是面对一个又一个利益集团，他要行“君子之道”福泽于一方百姓，必然要有壮士断腕之决心，伤及富豪商贾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难”，他之前的历任知府都望而生畏，最终庸庸碌碌而去之。

　　南大吉在绍兴任上虽满打满算不足三年，却做了几件大事，兴修水利治理河阻，此为其一；兴建书院倡明学风，此其二；府无冤狱诉讼清明，此其三；政声深入人心，百姓爱戴，以至于去官之时，百姓啼泣而歌：“吾不知候之爱我，而反以为殃我也；吾始不知候之拯我也，而反以为劳我也；吾其无人之心乎！候真吾之严父也！”[21] 。绍兴地处水网交织地带，江河湖泊纵横，天灾人祸时有发生，然而富商巨贾皆沿河居住，各自划分势力范围，以谋取不当之财，天灾之时，河道常因此而拥堵，造成百姓良田被毁，为此常有争水道发生械斗死人事件，如何打破这种富商建立起来的势力范围，还河于民，是南大吉上任后面临的第一个棘手的问题。南大吉经过缜密的分析之后，认为“浚河”是解决绍兴之难的关键所在，而“浚河”之关键在于去除豪强的不法利益。生性豪放，且勇于担当的南大吉迅疾发出浚河安民告示，“拟拆府河两旁庐舍六尺，许以广河道”，政令一出立即引起豪强的集体反对。当时，绍兴沿河道最好的土地，如王右军、谢太傅的祠堂，皆被朝中在官的大学士私下独享，南大吉不论其地属谁，盖以政令为先，他坚信疏通河道还政于民是“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王道，朝中凡私下在绍兴有地的官员，纷纷致函南大吉，让他“手下留情”，他均置之不理。自古为官，要么两袖清风深得民心，要么瞻前顾后深得上司喜爱，南大吉生在关中之地，又多得渭阳公为官做人的教导，他笃信“敏以临政，忠以事上，果以御变，勲劳王室，润泽生民”的为官之道，更倚重于对平生所学的实践，在处理与豪强的关系时，南大吉表现出了无畏强权的凛然正气。绍兴当年，有悍匪大盗石天禄、戴显八等人，依附当地豪强，勾结朝廷官员，可谓是绍兴当年的黑社会团伙，飞扬跋扈仗势欺人，在疏通河道一事上带头作乱，南大吉依法逮捕了石天禄等人，朝中大臣暗中甚至给南大吉嘱托，放了石天禄，南大吉不为所动。马汝骥在《瑞泉南公墓志铭》中记载：“豪黠既迸矣，而诸暨氏寔土豪最，乃特重之法论拒捕死，适给事中有势力且同年学受贿，千嘱之竟不得”[22]。

　　任何时候，人性的贪婪与自私都难以抵抗金钱的诱惑，古代不知有多少官员殒身于其中，一部二十四史满满的记载了那些贪官奸臣的恶行。可以说，如南大吉这样能够身处繁华富庶之地，且能独善其身不同流合污者，实在是太少了，嘉庆时期把持朝政二十余年的严嵩父子的“小金库”不就在江浙之地吗？南大吉在绍兴的疏通河道的时政方针，无疑得罪了很多官员和豪强的既得利益，这为南大吉的仕途埋下了深深地隐患。拓宽河道六尺，减少涝灾对生民的危害，这样的利在千秋的政绩，历史终究会记住南大吉。公元1526年，明嘉靖五年，一代学者王阳明先生在《浚河记》中充分肯定了南大吉先生的政绩：“吾未闻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既而舟楫通利，行旅欢呼络绎。是秋大旱，江河龟坼，越人之收获输载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于垫溺，远近称忭。”[23] 虽然，治理河道的过程中，南大吉多次受到百姓和豪强，甚至上司的诬陷，但他学而行道，不以个人委屈而与生民大业相提并论，隐忍其中兢兢业业的为民办事的“向善之心”，得到了绍兴百姓的赞扬。百姓看到疏通后的河道满怀欣喜的歌唱到：“相彼舟人也，昔揭以曳兮，今歌以楫兮。旱之熇也，微南候兮；吾其爑矣，霪之弥月也，微南候兮，吾其鱼鳖矣。我输我获兮，我游我息兮，长渠之活矣，维南候之流泽矣”[24]。我相信，来自乡野民间百姓歌声的赞美之情，远比那些朝堂之上官员之间的含蓄之词更能直抵人心，南大吉活在百姓的心里，所以个人荣辱是非于对于吉而言不值一说。

　　古人云：“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绍兴三载，南大吉治世才干早已深入百姓心中，绍兴世风之变，得益于南候行教化之道。三载治世，他和大夫渭阳公当年在新野一样，勤勤恳恳深入民间疾苦，为民伸张正义，以至奸佞鼠盗之徒无处藏身，王阳明先生说因为南大吉的到来：“凶恶贪残，禁不得行，而狡伪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25] ，而那些平素花天酒地徒有虚名的士大夫，人人沮丧不安，私下大行诽谤之声，诬陷南大吉。阳明先生说：“元善如不闻也，而持之弥坚，行之弥决”[26] 。南大吉坚信，天下没有不可教化之民，他说：“民亦非无是非之心，而蔽昧若是，固学之不讲而教之不明也”[27] 。延请王阳明先生讲学稽山书院，倡明良知之学，笃行践履之风，成为南大吉绍兴任上的重大政绩，因为与王阳明先生的结缘，从而决定了南大吉先生余生的志业所在，因为与王阳明先生的结缘，“阳明学”在南大吉身上呈现给世人的是一个更为宏大的生命气场。

　　王阳明无疑是十六世纪的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一句“致良知”，朴实而平易却震动一个时代的思想界；十六世纪，因为有了王阳明，整个明代才有了异样的声音，他意味着思想和知识是可以通过人心的隧道，自由地传递和连接。“阳明心学”如魔咒一般，给了昏庸的世风一股强大的震动力，也使得人人具有心力可为。王阳明先生的一生命运多舛，公元1506年被宦官刘瑾所陷害，九死一生落寞至贵州龙场，在极端环境之下，他依靠强大的心力开悟自我，发“良知”之学于困顿之中，龙场五年之后刘瑾伏诛，王阳明调任北京，时年二月朝廷开科考试，王阳明担任主考官。南大吉也在这一年参加会试，登殿试二甲进士，王阳明和南大吉遂有师生之名。此后，王阳明再一次宦海沉浮，平定“朱宸濠之乱”后，父亲王华去世，他回到故乡浙江丁忧。阳明先生在丁忧期间仍然讲学不辍，传授心学之法。公元1523年，南大吉外调至绍兴任职，此时阳明先生正在南方讲学，遂才有南大吉“朝闻道夕死可矣”师事王阳明先生的真正意义上的师生之缘。

　　公元1524年，明嘉靖三年正月。越城之内人潮涌动，阳明先生开坛传道，引来如此热潮。人们不仅是为闻道而来，更多的人之想目睹这位享誉南国的学术大师的尊容。据《阳明年谱》记载，六十八岁的海宁董沄，游历会稽，听闻阳明讲学，以杖肩其瓢笠诗卷来访。阳明先生与董沄相谈数夜，董沄听阳明先生教诲，乐而忘归。南大吉先生久慕王阳明，此次越城讲学，既是越城文化的要事，更是南大吉难得的学习机会，他于政务之余，常听王阳明先生讲学。关于王阳明与南大吉之间的问学经过，史书记载，颇具传奇，两位智者均已极高的悟性，畅游于学问之间，读来使人联想到当年释迦摩尼在灵山传法，迦叶尊者破颜一笑的故事。

　　一日，南大吉忙完政务，听阳明子讲学，而后请教以门生请教于阳明先生。他问：“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王先生说：“有什么过错呢？”，南大吉历数其事。王阳明听完南大吉的一番历数自己为政不是之事后，说：“我已经说了”。南大吉不解，询问道：“我不说您怎么会知道呢？”，阳明先生笑而答曰：“良知，难道你的良知不就是我要说的话吗”，南大吉听罢，欣然而笑，辞谢阳明子。过了没几天，南大吉再来请教王阳明，他说：“于其过后再改，还不如提早预防不犯为好”，王阳明说：“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再过了几天，南大吉又请教于王阳明，《王阳明年谱》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居数日，复自数过甚密，且曰：‘身过可免，心过奈何？’先生（王阳明）曰：‘昔镜未开，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尘之落，自难住脚。此正入圣之机也，勉之’”[28] ，他们之间的数次对话，正是南大吉进入阳明心学大门的重要开端，也使南大吉醍醐灌顶心体洞开，成为“王学”门内的高徒。学问之道，是心与心的相通之道，是身体与灵魂的对话，更是智者之间的偈语。今天，当我们再次读到“昔镜未开，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尘之落，自难住脚。”，这样的语言时，仍然感到那种明觉于心的力量，时时在提醒我们做人就是在立心，立心就要心如明镜，一尘不染，向善而为。自南大吉问道王阳明之后，心境更为开阔，施政更为亲民，马汝骥说：“故新建伯阳明王公座主也，定时方讲致知之学，亲民之政。公（南大吉）听从其教，……诸凡旧政之不便民者，一切罢之……劳身以赴时，劭农也；均则以致一，督课也；平心以求是，听讼也；先行以作人，典学也；修礼以尽志，宁神也；检身以裕财，益下也；明义以遏欲，章极也”[29] 。

　　阳明先生崛起于东南，其良知之学影响甚广，追随者数以千计。当时，先生讲学于越城，四方学子咸集于此盛况空前，南大吉为此专门返修南宋朱熹讲学故地——稽山书院，为阳明先生讲学所用，更为绍兴府地培养后学之才所用。王阳明在《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中记载：“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岗，荒废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30]据说，书院翻新之落成之后，阳明门下弟子不远千里求学者多达数百人，其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王艮先生。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世风愈加颓废，道统愈加沦丧，阳明先生的“良知之学”正是让人们发觉内心的善性，反诸求己躬行实践，以提斯人心拯救世风。从这个意义上说，关学人物和王学早期的一批人物，其核心是一致的，当时代的精神变得越来越堕落时，他们的声音却响彻在民间，他们的脚步却依然坚挺的朝向圣人走近。诚如，南大吉先生所说：“谁谓尧舜不可为？自暴自弃，罪将谁归？凡我谁生，反求诸身。既充既实，乃大乃神。”[31]绍兴之地，自有南大吉重新倡明学问之道之后，越城才子多弃绝艺文修辞之学，登进士及第，心怀远大的抱负，实现君子“治国、平天下”的愿望。

　　君子弘毅，任重而道远；天地苍苍，率道而有为。

　　公元1526年，明嘉靖五年，四十岁的南大吉先生因朝廷考功不公正，遂罢官回家，从此结束了他的官宦生涯，也开启了他此后十余年的讲学传道的人生。绍兴三载为政，使他有机会实现“临政亲民”的愿望；绍兴三载为人，他刚正不阿敢于担当，彰显了读书人应有的气节；绍兴三载为学，他“勤勤恳恳，惟以得道为喜，急问学为事，恐卒不得为圣人之忧，千言百言，略无一字及于得丧荣辱之间”[32] ；绍兴三载，他与恩师阳明先生，风雨同舟，践行良知之学，传为学林佳话。

　　绍兴百姓闻知父母官南大吉先生罢官归家的消息之后，纷纷走上街头痛哭啼泣，马汝骥记载绍兴百姓：“比公之归迎，老穉望于闾，丁壮走于野，士大夫交于舟，争先泣送如失父母。”[33]他们有的人说南公不愿意委曲求全，有的人则说南公罢官真是君子，有的人又说南公以理自信不愿阿谀于权贵。他的恩师王阳明先生则说：“三年之观，大典也。候焉可留乎？虽然，此在尔士尔民之心。夫承志而无达，子之善养也；离师友而不背，弟子之善学也。不然，虽居膝下而待几杖，犹为不善养而操戈入室也，奚必以留候为哉”[34] 。封建帝制下的中国官员，常常被百姓称之为“父母官”，何为“父母官”？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视百姓为子女，吃喝拉撒都是父母的事情，子女教育不好是父母之责任，南大吉先生就是古代中国绍兴之地百姓心中合格的“父母官”。在古代，人们最看重的是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为官一任倘若临走之前，百姓能为其立碑建祠，或者送万民伞，那是最大的荣幸。五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绍兴之地仍然可以看到南大吉先生的丰功伟绩，历史是最好的见证者。

　　阅读整个关学人物谱系，我发现师道的精神充盈在其中，他们恪守师道，就是在传承自张载而下的关学精神；他们发展师道，就是在使关学精神勇立时代潮头，关学之所以延续近千年而不衰，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忘初心，恪守师说，代代相承。传承中国文化，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而一定是基于对师道精神的尊重，倘若没有了尊师重道，文化的传承便无从谈起。南大吉先生的当代意义，在我看来除了先生的躬身实践的生命之大学问外，还有他对阳明先生师道的传承。

　　师者传道，是以性命相托的千秋大事，有时候门下弟子千千万，能承续其毕生之学，弘扬其毕生之志者，不过一二而已。南大吉先生对于王阳明来说，就是以生命相托的衣钵传人，就在南大吉回到陕西老家之后不久，王阳明先生在写给南大吉的信中说到：“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沈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然自有横渠之后，此学不讲，或亦与四方无异矣。自此关中之士有所振发兴起，进其文艺与道德之归，变其气节为圣贤之学，必将自吾元善昆季始也。”[35] 君子是什么？君子是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的人，而南大吉先生就是一位屹立天地之间的大君子，回到陕西老家之后，南大吉将余生的精力全部投入到弘扬“阳明心学”上，他苦心孤诣不辞辛劳，穿梭于渭北的乡村之间，讲学不辍提斯风俗。至今，我们读《南大吉集》时，会被里面《秋晓发自秦村复诸生讲约》《冬晓发自秦村复诸生讲约》等诗歌所感动，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一位穿着朴素的老先生，步履坚定的行走在茫茫大地上，前方等待他的是一群向上的青年学子，他面带微笑，充满着希望。他向弟子们讲述平生所学时，充满了对后生的期待，期待他们坚定地走圣贤之路，坚定地在践履之路上体会“致良知”的大境界，他说：“昔我在英龄，驾车词赋场。朝夕工步骤，追踪班与扬。中岁遇达人，授我大道方。归来三秦地，坠绪何茫茫。前访周公跡，后穷横渠芳。愿言偕数子，教学此相将。”[36]

　　史书记载，晚年的南大吉先生有两件心事，一是在渭南建一所书院，二是编写一部《渭南县志》。这两件事，先生在有生之年皆已完成。先生所建书院“湭西书院”，用以教授四方学子，弘扬师说，诚如他自己所言：“大吉虽不敏，敢不日息勉励以求无负我尊师之教！况大吉尚有余俸十数镒，又有先人遗田百数亩，瓦室十数间，亦足以供朝夕奉慈颜。抑又何敢称贫盗名以重辱我师也”[37]。先生终生践履师说，不辱师名，在有明一季阳明学弟子中，堪为最得阳明心法之人，故而黄宗羲先生列《北方王门学案》特记先生与其门人。先生修《渭南县志》亦乃完成先父遗言，当年先父渭阳公临终之时，拉着南大吉的手，用尽生命最后的气力，交代他：“夫男子坠地，天地四方即尔事，尔能以忠名世，亦光美矣。予尝为吾县志，今衰病弗能成，予死尔无忘予平生所论说也”[38] 。先生不忘先父之言，用时三月，完成了这部溯自秦汉以往，下迄于嘉靖庚子之岁《渭南县志》，先生门人河南按察使富平李宗枢在《渭南县志》序言中说：“裴骃称司马氏之史‘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谓之实录’，刘向、扬雄谓其‘有良史之才’，先生兼有之”。

　　发端于明代的“阳明心学”实在是参究天地人心的大学问，一切从心而始，天地之间只问“发心”，而此心必是如日月星辰般光明磊落，如清风明月般一尘不染，立人心方能立于天地之间。悉数阳明先生之后的“王学”末流，为何使这一光明磊落之学堕入禅门，我想除了传道者的天资以外，最大的缺陷则在于不能在“致良知”上用工夫，没有了知行合一的行动力，再好的学问只能是一堆空话而已。南大吉先生自接受王阳明先生心学思想以后，其发力多在反诸求己上，多在践履上悔过自新，方使得其人格如松柏之挺然，其思想之受用于日常之间。

　　明代至万历之后，“空谈误国”的阳明末流充斥着整个社会，人人坐而论道，人人皆谈心学，以为静心就是修心，使得心学走向了空泛。直至刘宗周、黄道周、黄宗羲这一批人物的出现，才使得王学自身产生了反动，进而走向了浙东史学的“经世治国”的实学之路。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最显著的是刘宗周一派，特标‘证人’主义，以‘慎独’入手，对于龙溪、近溪、心斋诸人所述的王学，痛加针砭，总算是舍空谈而趋实践，把王学中谈玄的成分减了好些”[39] 。 可以说，明晚期的阳明心学早已经偏离了王阳明、南大吉、邹守益、湛若水他们这批人所坚守的“心学”之道。

　　[1]   冯从吾：《关学编·序言》，王美凤整理编校《关学史文献辑校》第3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2]引文同上；

　　[3]费振中：《堕落时代》第6页，毕飞宇序言，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第1版；

　　[4]王阳明《传习录·第183条》，《王阳明全集》第52页，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

　　[5]明·南大吉：《南大吉集》第150页，西北大学出版社；

　　[6]引文同上；

　　[7]明·南大吉：《南大吉集》第142页，西北大学出版社；

　　[8]马理：《明故中顺大夫浙江绍兴府知府瑞泉南先生墓表》，《南大吉集》第123页，西北大学出版社；

　　[9]明·南大吉：《南大吉集》第7页，西北大学出版社；

　　[10]明·南大吉：《南大吉集》第20页，西北大学出版社；

　　[11]明·南大吉：《南大吉集》第121页，西北大学出版社；

　　[12]刘学智：《关学思想史》第295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13]刘学智：《关学思想史》第288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14]明·南大吉：《条陈便宜奏状》，《南大吉集》第55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15]引文同上；

　　[16]引文同上；

　　[17]明·南大吉：《早发安肃至保定馆》，《南大吉集》第7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18]明·南大吉：《登会稽山记》，《南大吉集》第57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19]《康熙山阴县志》卷十二《王阳明浚河记》，《南大吉集》第175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20]《明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二集四《送南元善觐序》，《南大吉集》第174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21]引文同上；

　　[22]明·马汝骥《明故中顺大夫浙江绍兴府知府瑞泉南公墓志铭》，《南大吉集》第121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23]清·《康熙山阴县志》卷十二《王阳明浚河记》，《南大吉集》第175、176页；

　　[24]引文同上；

　　[25]《明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二集四《送南元善觐序》；

　　[26]引文同上；

　　[27]引文同[25]；

　　[28]《王阳明全集·年谱三》第939页，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29]明·马汝骥《明故中顺大夫绍兴知府瑞泉南公墓志铭》，《南大吉集》第120页；

　　[30]明·王阳明《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南大吉集》第173页；

　　[31]明·南大吉《稽山书院成进诸生告先师朱子文》，《南大吉集》第116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32]《南大吉集》第153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33]明·马汝骥《明故中顺大夫绍兴知府瑞泉南公墓志铭》；

　　[34]明·王阳明《送南元善入觐序》，《南大吉集》第175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35]明·王阳明《答南元善》，《南大吉集》第170页；

　　[36]明·南大吉《示弟及诸门人十五首之一》，《南大吉集》第11页；

　　[37]明·南大吉《寄答阳明先生书》，《南大吉集》第81页；

　　[38]明·南大吉《自叙六》，《南大吉集》第141页；

　　[3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页，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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