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军：冯从吾——平生所学惟勿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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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对晚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格外关注，这不仅因为他们以生命之躯捍卫了中国文人的尊严，更因为他们守住了中国文化的尊严，才使得千秋文脉不至于在鼎革之际而断续。他们相信“身可死，道不亡”，只要 ...

“以学术立身·重塑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

冯从吾：平生所学惟勿自欺

——关于冯从吾先生的随想

文/孙亚军

关学肇始张横渠

明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

工部尚书太子太保谥恭定

冯少墟先生小像

现存西安市书院门街

“关中书院”门前

冯从吾石雕像（现代）

《冯恭定公全书》所录

冯从吾小像

并小像自赞语

顾炎武书

《冯少墟先生像赞》

（拓片）

少墟先生草书《千字文》

（局部）

明冯从吾撰

冯少墟集二十二卷

刘学智、方光华总撰

《关学文库·文献整理》系列

《冯从吾集》（刘学智亲点）

2016年10月29日

《关学文库》荣获

“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

（右二刘学智教授）

西安市文化特色街区“书院门”

“关中书院”牌坊

西安市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安文理学院

原创话剧《冯从吾》剧照

移至西安文理学院的

原“冯从吾墓”前摆置石马

　　【题记】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对晚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格外关注，这不仅因为他们以生命之躯捍卫了中国文人的尊严，更因为他们守住了中国文化的尊严，才使得千秋文脉不至于在鼎革之际而断续。他们相信“身可死，道不亡”，只要气节尚存，学术的尊严依然是高贵不可侵犯。无论是刘宗周绝粒而死，还是黄道周以“飞蛾扑火”的决绝，都在延续着中国文化的命脉——以生命而捍卫道的尊严。

　　冯从吾先生和刘宗周是同学，他们都是许孚远的弟子，幸运的是冯从吾先生没有经历亡国之痛，但他的人生同样充满了一种悲壮。末世颓危，人心不古，大明王朝的天空早已经烂了，从万历十五年开始，这个王朝急速走向下坡路，贪污腐败成风，土地兼并严重，西学东进，士风轻浮党派林立，从皇帝开始做生意，满朝文武无不经营私舍。他，冯从吾，在末日的夕阳下成为孤独的逆行者，他倡明理学，高举“致良知”的大旗，将毕生的精力全部投入在挽救世道人心的事业上，他忍辱负重躬行实学，希望以此警醒昏睡的人心。当魏忠贤阉党烧掉关中书院时，他的心也彻底碎了，抱病端坐二百余日，满含心酸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一

　　公元十六世纪下半叶至十七世纪中叶，世界在悄然无声的发生着一些变化，西方世界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黑暗的生活之后，在“文艺复兴”的思潮下苏醒过来，进而带给整个欧洲世界以人的觉醒，由人的觉醒所带来的对科学技术的创新，极大的促进了西方世界经济发展。那个时候，欧洲人的船只随着地理大发现而走向世界各地，世界各地的物产在一次又一次充满冒险的航海中，完成了交易。公元1557年，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的船只停靠澳门，并搭建房屋，营造村落，企图长期定居，西方的教堂、医院以及形式各样的洋货，源源不断的运往澳门，澳门在不经意之间，成为世界上最富庶的港口，据何睿洁《冯从吾评传》记载：“当时以澳门为中心形成了三条远程贸易线路：澳门——阿果——里斯本之间的远程贸易；澳门——长崎的贸易；澳门——马尼拉的贸易。”[1] 随着海上航线的开通，中国与世界的贸易交往不断增强，大批西方传教士也随即进入中国，一方面进行传教，一方面带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由此拉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西学东进”的序幕。

　　第一批西方传教士比较有代表的人物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利玛窦和汤若望，他们的到来使得中国知识界第一次认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成就，也促使中国学者接受并发展了中国的科学事业。比如，利玛窦和徐文定（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几何知识，利玛窦还亲自利用地理知识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等，这批传教士的到来给晚明社会注入了新的生机——科学技术，如果把握住这次机会，有可能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那时候，世界的中心还在中国，大批的丝绸、茶叶、瓷器都是西方社会急需的物品，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出于贸易逆差的位置，每年大批白银进入中国的国库。但是，遗憾的是当时明朝的统治者并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整个帝国的官员还没有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引起兴趣，以农耕为主的社会还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来迎接西方的科学革命。

　　但是，西方科学技术以及宗教思想的传入，的确给那个时候的中国的精英学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儒家的“理”和“气”所解释的宇宙观，根本没有望远镜来的直接。世界贸易的发展，促使着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迅猛提高，也使得人心更关注商业利益，传统的儒学思想面对的将是如何拉回远离道德的世道人心，这也是冯从吾和他同时代的文化精英所面临的挑战。梁启超先生认为发生在明代的“西学东进”思潮是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的公案，正因为科学技术的引进，使得清代学人更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

　　二

　　清代内阁大臣张廷玉在《明史》中对曾经不可一世的明神宗万历皇帝做了如下定论：“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2] ，冯从吾先生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万历统治时期，朝政腐败，小人当道，有志难伸，在一定意义上注定了冯从吾悲壮的人生命运。

　　万历皇帝登基时尚不满十岁，他的父亲隆庆皇帝在位不到五年便驾崩，死后朝政由万历的母亲和以张居正为首的大臣主持。张居正是明代的改革家，他经历嘉靖、隆庆两朝，深知明王朝积病已久，若不改革图新，则有亡国之危，他在太后和皇帝的支持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整顿吏治裁减官员，强化边备训练士卒，全国推行“一条鞭法”的财政赋税政策，大大强化了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管理，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明朝在万历早期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史称“万历中兴”。但是，历来改革都是一把双刃剑，改革成功了，改革者本人却成为皇权的牺牲品，秦代的商鞅、宋代的王安石最终的结局就是最好的例子。张居正也概莫能外，死后万历对他进行了无异于“鞭尸”式的清算，《明史·张居正传》记载：“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3] 随着张居正的身后清算，宦官冯宝被驱逐出皇宫，青年万历开始独揽朝政，真正意义上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

　　早期的万历皇帝有志于国家的强大，他用人不拘一格，大胆提拔中青干部进入中央，前后三次出征平定边乱。但是，好景不长，明代的帝王和文人大臣之间的关系总是很紧张，皇帝要办的事情，大臣不同意，拿出祖宗家法予以管制，导致很多明代皇帝出现“懒政”。万历十分疼爱皇三子朱常洵，有意废掉皇长子朱常洛，册立皇三子为太子，这件事情本乎平常，但在封建帝王时代早有的“立长不立幼”的祖宗家法，大臣们坚决不同意，以内阁首辅申时行为代表的反对派认为这件事涉及“国本”，而非朱家一家之事，于是上疏死谏。双方僵持了近十五年时间，“国本之争”如同万历的爷爷明世宗的“大礼之争”一样，都是事关“礼法”，最后造成的结果，本质上是一样的皇帝不愿上朝理政，明世宗嘉靖皇帝呆在深宫里斋醮去了，万历自“国本之争”后，深居宫内纵情于酒色，挥霍无度沉浸于享受，致使明代各级政府出现缺官现象，由于长期不上朝，万历的性格也开始变得古怪多疑，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都在揣测皇帝的想法，朝内政局出现党派林立的混乱之象。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说：“万历皇帝对于自己的‘私生活’被人干预感到难以忍受，他觉得这如同把金银首饰、玉器古玩赏赐给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别人无权干涉。而此时的臣僚对万历皇帝越来越‘出格’的作为同样感到困惑：贵为天子，怎好如常人那样感情用事、为所欲为呢？像历朝大臣一样，他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好皇帝身上，而最要紧的就是那个‘好皇帝’是他们辅佐之人。这样，他们获得赏赐时，不管是官阶或者财物，都会随着皇帝的声望而提高欣赏之物的价值。张居正改革社会的试验和培养皇帝的努力，虽然以身败名裂而告终，但大臣中仍不乏继续奋斗者，他们尤其不愿看到万历被一个女人‘勾引’而误国误民。”[4]

　　万历时期的边防也出现了松弛，日本武士从明代嘉靖时期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对中国沿海一带的侵扰，虽然经过胡宗宪、戚继光等人的打击，但海患仍是沿海边防的大事，万历时期经常出现官员和商贾“通倭”，迫害盘剥沿海百姓；东北女真人建立了后金，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逐步强大，不断出兵侵犯明朝边境。

　　我在阅读冯从吾先生的著述时，深深地感觉到冯从吾先生所处的时代，远比他的前辈们更糟糕，政治上的昏暗、学术上的轻浮、内外环境的复杂等等，使冯从吾经受的心理压力远远大于前代关学人物。因为，无论如何，前代关学人物尚没有看到末世的到来，身处末世又能殚精竭虑，苦心孤诣的倡明道学，这是冯从吾时代的可贵之处，尽管他们也无法改变世道人心，但这也正是关学精神的可贵之处——自觉的使命担当意识。

　　三

　　公元1555年，明嘉靖三十四年，通常被认为是“关学”在明代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发生在这一年十二月的“关中大地震”，不仅导致了关学人物马理、韩邦奇等理学大师的陨落，同时也加剧了陕西乃至北方区域民生的艰苦。公元1555年之后，“关学”进入了晚明时期，同时“关学”融入了“阳明心学”的因子，以冯从吾为代表的明代“后关学时代”正是开启。

　　公元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冯从吾出生在陕西西安冯家村的一个世代官宦家庭之中。据明代大儒焦竑《冯大夫传》记载，冯从吾的父亲冯友曾官至奉政大夫，学者称其为兑泉先生。冯友少年时期就志向不群，“家贫不能购书，手写诵读，日夜不少休。时已知种学积业，崭崭自树矣”[5] ，冯友后来中举之后，会试数次落第，只得在屯留（大约相当于今天山西长治屯留区）担任学谕一职。他勤于教学督导屯留学子做经世之文章，做国家有用之才，当时诸生有李尚智、李之茂、冯典三人品学兼优，冯友非常看好这三位学生，料定其必能登进士及第，他特意留下银帑做日后祝贺之用，后来此三人不负冯先生所望登进士，他的举动极大地鼓励了屯留学子积极奋发的动力。冯友有治世之才，在岢岚州担任知州期间，他因地制宜发布政令，岢岚地处边境经常有外敌侵扰，加之连年灾害，生民之难实在苦不堪言，冯友“省刑薄征，一切居之以宽，民德之。”，对官兵骚扰百姓者，他依法办事公正廉明，皆绳之以法，岢岚百姓无不称赞冯知州。冯友侍亲持孝，曾为父亲八十多岁而未能享福而悔恨自己，为赡养九十岁的母亲，冯友先后数次上疏请归，李维祯在《奉政大夫同知保定府事冯公墓表》中记载冯友侍亲“问寝膳，起居不离左右。朔望，则肃衣冠拜床下，以为常”[6] 。父亲冯友为少年冯从吾起到了良好的教化作用，所以李维祯说：“仲好之学，盖得之于其父郡丞公”。

　　公元1565年，明嘉靖四十四年，这一年盘踞东南沿海，一直侵扰沿海百姓的日本倭寇，在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持续打击下，基本肃清，东南“海患”暂时平息。朝廷在这一年正月，鉴于湖北景王生前兼并土地盘剥百姓严重，内阁大臣徐阶建议收回兼并土地还之于民，楚人大快。时年九岁的冯从吾，开始在父亲冯友的训导之下发圣贤之志，父亲冯友亲自书写了王阳明先生的诗“个个人心有仲尼”，勉励儿子志于道。父亲冯友一生笃信理学，并能躬行于实处，他希望儿子不辱家风励志而行，曾将《宋儒讲学论语》传授于儿子，并嘱冯从吾：“此纯绵裹铁，正人君子之道也”，少年冯从吾从此奋发向学，不负所望。这一年，他拜师长安萧九卿，系统学习理学。萧九卿，字良辅，长安人，科举屡次不第后，在乡里设馆教授孩童，冯从吾在《萧沈二先生传》中说：“余九岁从先生学，先生为人严整，不轻言笑，笃于伦理，侍父曲尽孝养，尤善事兄长”[7] ，萧九卿涉猎群经，尤其擅长治《易》学，少年冯从吾跟随萧先生方知秦地先贤事迹，并仰慕之至，常以“心向往之”而自勉。

　　关中之地，自古多圣贤豪杰，以理学而论，冯从吾之前，有明一季如渭南薛敬之、长安李锦、萧维斗，三原王恕、王承裕、马理，渭南吕柟等，所奠定的关中理学风气，无疑对少年冯从吾的志向有着深远的影响。虽然，冯从吾生也晚，未能师事那些关中理学大师，但他们躬行实践崇尚实学的精神气度，却时刻鼓励冯从吾在为学的道路上不断走近先贤的精神世界。十四岁那一年，冯从吾受学于西安宿儒沈司直先生学习《毛诗》，见到沈先生书房有“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于好儿孙”，肃然起敬。他说沈先生：“自幼端方正直，为郡庠生键户诵读，不妄交游，席遇妓，则避之”[8]。多年以后，冯从吾先生深切回忆两位授业恩师时感慨的说到：“古人云：‘师道立则善人多’，诚哉是言也。今世衰教微，师道废而不讲矣，世安得多善人哉？”先生的感慨并不是无端发起，万历年间的陕西早已经没有了当年学风纯正的气象，生民在为保命而自救，学子更不知何为学，世风堕落如当年韩昌黎所言：“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故人之无惑也难矣！”。

　　梁任公先生说：“一时代必有一时代之学术”，冯从吾的时代对于明代而言是一个转折点，明朝正在由盛及衰、由强及弱，西方社会正在寻找海外殖民地，急于和外界进行交流，学术思潮中王学末流占据着重要位置，社会风俗在统治者的带领下变得越来越轻浮，况且内忧外患的朝局正在形成，借用狄更斯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好的是世界给了明朝一次机遇，坏的是明朝自上而下没有把握住这一机遇。冯从吾以及同时代的理学家既须要面对这样的事实，也须要在学术思想上来提出解决方案来，这是时代的大命题。

　　四

　　在谈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明代学术思想之前，我想说两个人——王艮和王幾。整个十六世纪末，“阳明心学”因这两个人而风靡全国，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显学，“阳明心学”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老师王阳明先生的想象，不过那时候王阳明先生已经去世了，时代属于王艮和王幾，他们拥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和初恋般的热情，驾着独轮车，载着土特产，将先师的学问由南到北广而宣传，“人人皆可成尧舜”，大街小巷人人都在成圣的道路上狂欢！

　　黄宗羲先生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王艮）、龙溪（王幾）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9] 王艮和王幾的出现，可以说是阳明学说两道绮丽的彩虹，他们将晚明昏暗的天空照的通亮，末世的人心也在这变色的天空下狂魔乱舞。王幾，据说是阳明先生在越讲学时，师事阳明先生，那时候他才二十岁，但是领悟力不凡，很快就成为“王门”下实力派弟子。他沿着先师王阳明的启示，开辟一条朝向自然主义发展的道路，其思想更加灵动，也更加自由。据说他发明了“四无四有”的“天泉证道”，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属于王门下开创性传人，黄宗羲说：“象山之后不能无慈湖，文成之后不能无龙溪。以为学术之盛衰因之，慈湖决象山之澜，而先生疏河导源，於文成之学，固多所发明也”[10] 。至于王艮，早期是江南的一个煮盐的苦工，他的开悟充满了那种天将降大任般的传奇，他做了一个梦，梦中天即将陷落，地上无数的人在求救，刹那间他——王艮，一手举天，一手将日月星辰重新排位。大梦初醒之后，王艮大汗淋漓心体洞彻，从正德六年开始，一个煮盐工的王艮不见了，进而看见的是一个头戴五常冠，身着深色衣服的奇人王艮。当年，阳明先生在江西讲学时，王艮师事阳明先生。阳明先生之后，王艮发明师说，打出了“百姓日用即是道”的口号，开门受徒自己立教，或许用心太切王艮病死在讲坛上，后来他的儿子王襞传续灯火，继续讲学传道五十年！他们——王艮、王幾以及再传弟子，一起将“阳明心学”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黄宗羲说：“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11]

　　这是明代晚期整个学术界的空气，不得不说正学已失，人心在“王学”异端的影响下，空谈心性。此时，北方“阳明学”，尤其是陕西受其害者稍微能好一些，阳明心学入秦得益于南大吉先生，而南先生则是阳明先生生前北方“王学”的托命之人，先生终生恪守师道，在“致良知”上用工夫，躬行实践，保持了阳明心学的本色。冯从吾先生的父亲冯友就是“阳明心学”在陕西的践行者，他接受“心学思想”，并能在“知行合一”上将心性与力行统一起来，他培养儿子志于圣贤，既是让儿子持有“为圣”的心力。公元1576年，明万历四年，十九岁的冯从吾入太学，开始接受儒家经典的系统学习，太学毕业后冯从吾归乡，此时德清许孚远督学陕西，礼敬关中学人，延聘关中学人王之士与其一起讲学于西安“正学书院”，关中讲学之风又起。

　　许孚远，字孟中，浙江德清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笃信阳明心学，黄宗羲说：“先生之学，以克己为要”，他曾说：“学者既有志於孔子之学，则必知夫求端用力之地……学不贵谈说，而贵躬行；不尚知解，而尚体验”[12] 。许孚远的思想不失王学大体，反对空谈心性，崇尚实学。他在关中讲学期间，冯从吾闻许先生学行，听讲于“正学书院”，后又拜师许孚远，接受许孚远所倡导的“阳明心学”思想。许孚远是明代万历时期的大儒，他门下弟子除冯从吾外，还有后来作《证人》，亡国之日不损名节的大儒刘宗周。在师事许孚远的这一阶段，冯从吾与许孚远、王之士等学人相互切磋学习阳明心学，阐明心学大旨，颇得许孚远器重，许孚远说冯从吾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取代自己，也能独立开讲，传道授业，弘扬儒学精微，黄宗羲说：“先生受学于许敬菴，故其为学，全要在‘本体’处透彻，‘未发’处得力，而于日用常行，却要事事检点，以求合其本体，此与静而能养，动而能省察之说，无有二也”[13] 。

　　当绝大部分人还在“王学”末流所营造的语言的狂欢中麻醉自我的时候，许孚远、王之士、冯从吾等崛起于关中，逆流而上，以躬行实践来抗衡空谈性命，已经堕入禅学之门的王学末流，可谓是一剂醒世良方。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不随波逐流，永远保持独立的思考和使命担当意识，已是难能可贵之举。

　　五

　　冯从吾先生曾经在关中书院讲学时，自拟了一幅对联，可谓是言明心志之说，“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公元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冯从吾登进士及第被选翰林院庶吉士并授御史，开始了他一生为期甚短却意义非凡的官宦生涯，他把做个好官作为人生的信条，铭刻在心。

　　京师繁华之地，人心浮躁士风不振，整个上流社会充满了颓废之气。冯从吾作为翰林院庶吉士，对此深恶痛绝，在京讲学期间，他尽力驱除不实之风，讲学以德行而重，不以辞章论人，他个性率真耿直切切，常与焦漪园、涂镜源、徐匡岳等人切磋实学，时任翰林院庶吉士的董其昌回忆当年在一起的日子时说：“在昔乙丑之岁，庶常吉士二十有二人……是时侪辈多壮年盛气，不堪省弱候语，惟会稽陶周望好禅理，长安冯仲好好圣学，时与弱候相激扬。仲好冷面骨人也，尝端居宴坐，茹淡寊营文字之饮鲜所征逐。吾党爱周望之简易，而惮仲好之矜庄，不敢以狎进，私戏之曰：‘此食生熟肉者’，谓其有意于两庑之间也……士固有百不为多，一不为少，吾乙丑同馆得仲好，足称盛矣”[14] 。董其昌的叙述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妄言希圣学的青年冯从吾的形象，他苟于言笑举止端庄，不会阿谀奉承，以至于使同僚觉得他不合群，是个吃生猪肉的人物！

　　在冯从吾的心中做人与做官同属一事，有些人做官之后深喑官场之道圆滑趋时，有些人做官之后丢弃做人之根本，腐败贪污狼狈为奸。冯从吾在任庶常吉士期间，对此深有感触，父亲的教导也常常使他不敢忘怀。当时，馆内有“邸报”（古代的报纸），内有文章言说做人难做官更难，言外之意不能尽其心，馆内同志深以为然。冯从吾心有感慨，写下了《做人说》这篇文章，他说：“余以为做官、做人不是两事，总之做人要尽之矣。……吾侪立天地间，只有做人一事。”“做人不在多言，愿力行何如耳”冯从吾认为人说的太多，不如做出一事，他认为人生而有其身，做人一事当从幼到老不知疲倦，孜孜以求才是真切，他认为做圣人容易，做文人难，他说：“孔子天纵圣人，不知有何样高远之为，而其自道第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无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夫发愤忘食，难邪？乐以忘忧，难邪？由此观之，吾侪特不肯去把做诗文之心为做圣贤之心耳”[15] 。应该说，冯从吾所阐述的正是关中学人的传统——崇尚实干，不务虚言。同时，也正是因为他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决定了他的仕途将命运多舛，因为真正能够扭转乾坤，左右风气的是紫禁城内深居内宫的万历皇帝，中国自古就有上行下效之说，万历皇帝的纵欲喜玩，注定不可能有风清气正的时代到来。尽管如此，冯从吾这位从陕西走来的西北汉子，骨子里依然带着秦人的倔强之气，他要在浑浊的时代，不仅独善其身，而且要兼济天下，这是士大夫的责任与担当。为此，他在卧室书写了两则警语，朝夕观看铭之于心，其一曰：“士君子释褐后，不可忘了秀才之气。凡事让人一步，凡事俭用一着，便是做人实际，不然贻累不浅，悔之何及？”。其二曰：“自己不能寡过而望人容我，惑也。望人容我而我不能容人，惑之惑也。必随事自反，不与人较量，方能拔此病根”。他依此警语，朝乾夕惕“三省”于心，不忘秀才之气，这正是冯从吾在末世时，为自己所确立的独立特行的君子风范。

　　公元1591年，明万历十九年，八月。冯从吾调任山西任御史，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任职地方官。我曾经查阅过万历十九年的明代历史，“弹劾”二字出现的频率最多，四月十五日，汤显祖弹劾内阁大臣申时行；七月，许国上疏请奏严禁小臣攻击大臣；七月二十四日，李琯弹劾申时行……偌大的一个王朝，正在吏治腐败当中陷入了“永无宁日”的内斗，大明朝正在内耗，奇怪的是但凡弹劾谁，万历皇帝必治弹劾者的罪，汤显祖弹劾申时行时，万历的批复上说汤显祖以陪都为闲职，没有权，不遂己志，所以假借国事攻击内阁首辅。遂一怒而将其贬为徐闻县典史，后稍升为遂昌知县。冯从吾任职山西的“御史”一职，主要掌管监察事宜，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检举不法。山西地处边境，天高皇帝远，奸佞贪污之风更为厉害，明代自从违背了朱元璋的“宦官不得干政”的祖训之后，几乎每一个皇帝在位时，都有一个飞扬跋扈的宦官，比如万历之前的王振、刘瑾，万历初期的冯保，宦官假借皇帝之名，被派往全国各地，一方面监视行政长官，一方面为皇帝搜刮民财。宦官干政的合法化是明代开创了先例，皇帝和大臣之间的关系，宦官在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冯从吾上任之前，朝中就有宦官主动向他递交名片，那个时候“递名片”就是最基本的关系搭建，如果接了名片，就意味着这种关系做实了。冯从吾向来对宦官深恶痛绝，将递来的名片一一退回，坚决不买账。《大司空谥恭定少墟冯先生行实》记载：“巡城日，中贵以半刺通者，却必峻，若辈耸息”[16] ，这是冯从吾的性格，也是他的原则，嫉恶如仇一身凛然正气。他在山西御史任上第一个弹劾的人就是曾经被汤显祖弹劾过的“胡汝宁”。

　　胡汝宁是谁？他是江西南昌人，万历二年的进士，素以谄媚趋时而著称，当时饶伸弹劾申时行时被万历下诏狱，胡汝宁进而又弹劾饶伸，谄媚申时行。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十九年南京乡试，一名被录取的举子将文章里中“转圜”二字写成“转鐶”，胡汝宁说：“应该写成‘转环’，此人故意写错，一定是跟考官约定好的暗号，这个举子有舞弊！”主考陆可教说：“明明是‘转圜’，考生水平低写别字也就罢了，你个掐货也写别字，还好意思笑人家！”1591年，身为南京礼部司祭祀主事的汤显祖上疏万历皇帝，弹劾申时行，他在奏疏中说：“给事中杨文举奉诏理荒政，征贿巨万。抵杭，日宴西湖，鬻狱市荐以渔厚利。辅臣乃及其报命，擢首谏垣。给事中胡汝宁攻击饶伸，不过权门鹰犬，以其私人，猥见任用。夫陛下方责言官欺蔽，而辅臣欺蔽自如。”[17] 汤显祖因上此疏，受到降职贬官的处分。

　　身为言官的冯从吾不论胡汝宁有多大的背景，他为朝廷权贵庇护此人深感不平。于是，他上疏万历皇帝，极力弹劾胡汝宁这样的“权门鹰犬”之辈。万历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冯从吾上《论劾险佞科臣疏》，他在奏疏中义正言辞地写到：“夫汝宁特一小人耳，堂堂天朝，济济臣邻，何难于容此一人；而臣哓哓者，非论一汝宁也。盖汝宁以一小人之言，中于皇上，故言科场皇上听之，言铨臣则皇上又听之，或下部覆，或命回话，使君臣上下反复疑贰，是今日庙堂之上已不胜其多事之扰矣。”“且皇上昔年斥逐奸邪，曾不踰时，公论大为称快，何独于汝宁过为宽贷？汤显祖论之而不报，樊玉衡论之而不报，蔡献臣、周应嵩、彭好古论之而又不报。人人以汝宁为非，而皇上若以为是；人人以汝宁为可斥，而皇上若以为可留，此臣之所未解也”。[18]透过文字，即便在今天我们阅读这样的奏疏时，也为冯从吾先生的公道之心而深深折服。在古代，一道奏疏的背后可能牵扯到性命之忧，一道奏疏的背后可能是嘉奖升迁，亦或是颠沛流离，奏疏对于言官而言，更像是一场“赌注”，更何况冯从吾上的是弹劾奏疏！所幸的是这道奏疏万历皇帝看到了，而且采纳了冯从吾的建议，不久胡汝宁被罢黜。

　　公元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正月。对于冯从吾而言是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他的一道奏疏，让长期不上朝沉迷于酒色的万历皇帝恼羞成怒，几致庭杖之险。前面说过，万历一朝前期颇有政绩，无论是张居正的改革还是万历皇帝的三次出征，都体现出来年轻睿智的皇帝敢于作为的魄力。但因“国本”之争，万历彻底灰心丧气，一如他的先辈们，深居简出自娱自乐，致使整个明帝国的朝纲飞驰，党派林立流言满天飞。冯从吾或许还没有认识到万历皇帝并不是他所想象的“明君贤主”，他甚至以为罢黜胡汝宁是皇帝“亲贤臣，远小人”的有作为的做法，他不知道的是这位深居内宫沉迷酒色的皇帝，早已经变得性格多疑，深宫内的纵欲荒诞，早已掏空了万历皇帝的身子。那时候的万历皇帝，常常饮酒取乐，且每饮必醉，每醉必打人，而且对金钱极度贪婪，他向全国派出去很多宦官，寻找各种理由盘剥百姓，地方官员为此苦不堪言。意气风发的冯从吾在上完弹劾胡汝宁奏疏的二十天后，万历二十年正月十三日又递交了第二道奏疏《请修朝政疏》。

　　史书记载，万历二十年正月十三日，整个紫禁城内欢灯结彩，文武大臣不仅沉浸在农历新年的喜庆中，而且这一天又是万历生母——仁圣皇太后的生日，作为古代帝王“仁孝治国”是一个天子为天下人做的基本模范，万历皇帝要在这一天举行隆重的庆典，文武大臣要上贺表，以称赞皇帝仁孝治国的风范。这一天，万历皇帝似乎很欣喜，在他的生命中母亲是他唯一可亲的人，满朝文武的话可以不听，但是母亲的话他还是听的，当年先皇隆庆皇帝去世的早，朝政仰赖母亲才得以治理有方。就在万历皇帝满怀欣喜地阅读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文武群臣的贺表时，突然有一道奏疏，就像钢钉一样顿时扎的万历皇帝浑身疼痛，这份打着“贺表”幌子，写着请修朝政内容的奏疏，来自山西御史冯从吾。

　　冯从吾在奏疏中写到：“皇上郊庙不亲，朝讲不御，奏章多留中不发。”“今日皇上自视为何如主也？皇上欲成其神圣之名，而使天下不见其太平之象，则名实不符，人谁信之？况今当朝觐之期，万国冠裳毕集阙下，咸欲一睹其清光而不可得，而必相顾而疑，相疑而议，不曰皇上困于麯蘖之御而欢饮长夜，必曰皇上倦于窈窕之娱而宴眠终日，不然何朝政废弛至此极也？虽皇上近颁敕谕，谓圣体违和，或可以再借静摄之名，以少掩其宴安之非，而不知皇上静摄已非一日，如以为真疾耶，则当戒酒戒怒，以图尊生之计。如一时倦于早起，托之乎疾耶，则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天下人心岂可欺乎？况皇上每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酒酣之后，左右近侍一言稍违，即毙杖下，如是则既非静摄，又废朝政，纵谕旨森严，恐亦不足以服天下而信后世也”[19] 。

　　万历皇帝读着冯从吾的文字，气得浑身瑟瑟发抖，他勒令左右将上此疏者施以庭杖。后来，群臣见状后联名保举冯从吾，跪请万历息怒，适逢皇太后生日，万历卖了群臣的面子。当史书上记载冯从吾这一壮举时，让我想到了嘉靖年间的那个海瑞，以同样的办法直指嘉靖一朝“嘉靖嘉靖，家家干净”，几致身死狱中，如不是高拱、张居正还有后来的隆庆皇帝的保举，恐怕海瑞也难逃一死。冯从吾此举，是“死谏”，也是为天下生民立命之所为，清代关中学人王心敬先生说：“神庙震怒，传旨庭杖。会长秋节，以辅臣赵志皋救免，一时直声震天下”[20] 。

　　“文死谏，武死战”是中国古代帝制下的传统，文武百官从一开始就接受“忠恕”之道，历来不乏硬臣直臣，不乏为国捐躯之武士，而且越是在末世之际，越能有更多的人走上这条路，这是中华民族的气节。冯从吾先生的死谏使他深深地感到一种来自皇权压制下的无助，万历皇帝的做法也使他清醒的认识到，时代所赋予他的使命的艰难性与复杂性，作为深受儒学思想教诲的儒士，如何挽救世风拯救人心？他须要重新思考，末世下的皇权已经不可能走一条自上而下的清风之路，如此重担对于冯从吾这样忧国忧民的文士而言如泰山压顶。在他看来，皇权的堕落不足以使人心丧失道德，真正令他担忧的是日益颓废的世道人心。

　　1592年的这道奏疏改变了冯从吾，自此而后冯从吾走上了一条民间讲学之路，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布道者！

　　六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讲学之风，都没有像明代那样如火如荼，明代万历一朝的讲学之气又超越了明代所有时期。讲学——大约从一开始就承载着知识分子“文以载道”的悠悠使命感，“关学”人物当中绝大部分，在朝为官时讲学不辍，归隐山林时，更是孜孜以求诲人不倦，直至终老，他们的生命如“苦行僧”般在天地之间行走，他们深信“讲到无言处，方知道在心”，他们之所以还在一代接一代的讲，是因为大道渐失人心不古。关中学人不但在讲学，而且在躬行，他们用实践出来的真学问告诉人们“知礼成性，变化气质”是可以做到的。明代万历时期的道德沦丧，社会腐败，使很多明代知识精英产生了忧虑，他们不愿意做昏睡的大部分，他们在一边苏醒一边在叫醒别人。经过短暂的御史生涯的冯从吾，我相信他根本就没有沉睡过，他一直是少数清醒的人中间的一个，只是御史生涯中的两道奏疏，让他深刻的意识到皇权压制下的危机，既然无法叫醒沉睡中的万历皇帝，那就叫醒熟睡中的人心。

　　位于西安市南门里的书院门外，矗立着一座古塔——宝庆寺塔。几百年前，这里曾经是一座古寺院，冯从吾从北京告病还乡之后，曾多次在这里聚众讲学。公元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冯从吾因旧疾复发，遂向万历皇帝递交告病书，至此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隐居读书生活。三年当中，冯从吾足不出户，常与好友萧辉之等二三友人切磋学问，三年当中他边读书边思考，系统地在儒家经典著述当中寻求学问的真境界，他在《疑思录自序》中说：“余自壬辰请告，杜门谢客，足未踰阈者三年，自药里外，惟以读书遣怀，无他营也。间有二三同志及伯兄月夜过存，相与讲孔、曾、思、孟之学，辨析疑义，尝至漏分，或抚琴一曲，或歌诗数首始别，盖忘其身之病，而亦忘其寒暑之屡更也。”[21] 《疑思录》是这一时期，冯从吾先生读书生活的总结，也是他第一次对迷惑自己多年的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思考。

　　阅读关学学人的讲学录时，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艰奥难懂，他们都是大儒，所讲之语都是及其朴素，又能发人深省的教人向善之语。冯从吾先生的《疑思录》更为真切朴实，在写作这篇文章时，我曾经用了很长一段时间阅读先生的原著，先生所言之语皆是你我当下急需的大实话。我们常常因为“心烦意乱”而变得无所适从，常常也因为诸事繁杂而苦于心不能静，这些都是当代人的通病。冯从吾在《疑思录》中给我们找到了医治之方，比如谈到“心”，他说“心不妄动，四字解‘静’字，真发古人所未发，盖身不妄动易，心不妄动难。人心原是神明不测，活泼泼的，岂能不动？只是不妄动，便是静，非塊然如槁木死灰，然后为静也”“此心安得不妄动？古人当知止时，真妄之辨已明，故至此心不妄动耳。心不妄动，不是容易能的，此‘知止’二字，古人所以独先之也”[22] 。《大学》之中有“知止而后能定”，人最难的就是不知道何为当止。再比如，当代人常常遇事怨天尤人，推卸责任，毫无担当，冯从吾认为这是不能够从自身寻找问题，他说：“人到得意时，每嚣然自以为功多，不肯言命；到失意时，辄归咎于命，又不肯惕然引咎反求诸其身”[23]。有人常问，我们学“关学”在学什么？我要说一学其事迹，以光大志向；二学其思想，以深邃我心；三学其著述，以尊其行，如此走心，关学便是治愈心灵无上之良药，比起我们研读西方的人性论、成功学要强许多倍。

　　公元1595年，明万历二十三年，冯从吾避居长安三年后复职，官任河南道监察御史，督理长芦、山东盐课及河道。先生不改其志，上任后勤勉为政清理国税之收，打击不法商贩，堵塞舞弊贪赃之路，政声清明，王心敬说：“起河南道，巡监长芦，清国课，除积弊。行部所至，必进讲诸生，著《订士编》”[24]。先生在繁忙的政务之后，依然不忘讲学教化士子之心，时任山东东昌府知府王命爵，盛赞冯从吾先生苦心之志，他说：“公行部至东，必造黉序，进诸生，讲《四书》义，率出己意，反复印证，期于剖微言，透宗旨，有前人所未发，而未学所共迷者……公关中人也……篇章一出，人人竞手相手录”[25] 。在明代万历时期空泛谈玄的学术空气下，冯从吾先生慨然以任道而行，躬行实践的学风无疑是救世之举，虽然其力甚微（谁也无法改变，明朝的气数），但先生能够光大关中学人的传统，其志足以让后人敬仰。先生此次复职前后不到五个月，十月正逢万历皇帝罢黜两京言官，冯从吾因奏疏一事，也在罢免之列，数年官场生涯，使这位关中学子深感疲倦，朝政的腐败以及士风的轻浮，遂让这位心怀古道君子之心的学者的治学之路，从功夫实践一步步走向内敛反省之路，其思想在最后的二十多年中愈加纯熟。

　　七

　　《周易·坤卦》中有“天地闭贤人隐”之说，言指天地昏暗之时，世间的贤者便遁隐于凡人中，以待时机。冯从吾先生所处的万历之世几近昏暗，独先生不能如“商山四皓”那样弃世，不仅先生不能，明代的知识分子大约在万历之时，都有觉世之思，都在末世来临之时，行走于旷野之上，奔走告急。这是明代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他们都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开太平”的理想而矢志不渝。

　　冯从吾先生是“关学史”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他人生最后二十多年中，他“林居凡二十六年，一字不干公府，绝口不谈时事”，悉心讲学传道，与邹元标共持南北讲学，时有“南邹北冯”之誉。先生讲学“宝庆寺”，首制《士戒》，提斯关中士风；完成《关学编》的著述，正式确立关学谱系；创办关中书院，雄振关中理学之风；京师讲学，创建首善书院，遂遭魏忠贤陷害，几经风雨历尽坎坷。

　　关中之地素有讲学弘道之风，自北宋张载而始，历代关学大师皆能弘扬先儒旨趣，于躬行践履之中寻发学问之境，明代尤有传续，自马理、韩邦奇之后，士风骤降，几十年风气不兴人心颓废，冯从吾先生回乡之后，第一件要完成的事情就是重新唤起关中士子“希圣”之心，公元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朝政一日不如一日，是年二月，南京刑部右侍郎谢杰冒死直谏万历皇帝“十不如初”：孝亲不如初、尊祖不如初、好学不如初、勤政不如初等，万历见疏后置之不理；四月，刑部左侍郎吕坤上疏收人心，建议万历撤销分散在各地的皇家征缴的店面，万历又置之不理；六月，翰林院庶吉士刘纲冒死上疏，建议万历皇帝下罪己诏，万历还是不理；九月，吏部给事中石星上疏弹劾宦官作威，鱼肉百姓，万历雷霆大怒，下诏狱处死……这是1597年的大明朝，万历皇帝正在以一己之私，拿天下来泄愤！十二月，被万历罢免的冯从吾，却联名关中士子发起“关中会约”，关中士子之心正在被觉醒！此举之意义，正如当年蓝田吕氏兄弟发起的“乡约”有相似之处，世风颓废之际，唯有士子团结一心自发组成盟约，以影响一地之风俗。

　　从现在保留下来的资料来看，当时发起“关中会约”的人员大都是知县以上级别，正如冯从吾所说：“夫世道隆汙系士风厚薄，而返薄还厚倡之者，当自士大夫始，使士大夫而犹然不倡，然与齐民何责焉”[26] ，冯从吾此举在于积极调动士大夫的担当之气，会约一出，关中普通士子皆呼应，大家盟约宝庆寺讲学，共同砥砺时风，秦可贞在《关中会约述》中记录了当年的盛况，“盖吾党宝庆之会，前所未有也，自仲好始倡之，会有定期，约有订款。……敦本尚实之念，维风善俗之规溢于言表，一时士庶羡为盛会，传之海内，慕为盛举。今行之十余年，弗替也”[27] 。晚明的知识分子在自救的道路上奋发崛起，在晚明那一抹血色残阳中增添了几分光亮，虽然如此决绝与悲壮！

　　“关学”自北宋横渠先生肇始以来，历代干成不辱使命，与时偕行传承横渠教化，历经宋元两代至明又有薛敬之承接河东之学，再传吕柟开创关中学派在有明一季之气象。然而，这样的学术传承不是从一开始就有，虽然“关学”自两宋就有，但什么样的人可入“关学人物”谱系？他们的学术传承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冯从吾之前没有人做过比较系统的梳理。冯从吾归乡之后，平素除了讲学之外，他将一部分精力用在了梳理关学传承的问题上来，其目的“使学者俯仰古今，必折中于孔氏，诸君子之学虽由入门户各异，造诣浅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诡于孔氏之道则一也”[28]，其宗旨在于弘扬自觉的担当精神，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旨趣。他在“关学编凡例”中阐明“关学人物”的标准：“是编专为理学辑，故历代名臣不敢泛入；理学如秦子南、燕子思、壤驷子徒、石作子明，俱孔门高弟，第事迹多不详，故另列小传于前，而编自横渠张子始；”标准的确立使得后辈学子不再盲从，学问更有指向，境域更为专一。李维祯肯定了冯从吾的贡献，他说：“故关学明，而濂、洛以下紫阳之学明，洛以上羲、文、周、孔之学亦明矣。余谓仲好有远虑焉，有定力焉，有兼善之量焉，有继往之功焉。”[29]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沉浸于《关学编》的研读，虽是一本小册子，但其教化之心若然于纸上，冯从吾先生编订《关学编》之苦心，并非让人逢人即谈关学人物如何如何，也不是让人以此“关学”二字成一己之私名，不然徒于口耳谈资，岂有益于教化？先生之苦心在于正学脉，在于阐明书中诸先生学问之旨趣，以为后学不走偏路，章明其事迹以为效法之用。对于我而言，阅读先生书当知先生之苦心，虽我生也晚，但同为关中人，虽不能至先生学问之大境，但我心向往之，宁学一字行得一字，亦不愿将先生之学充为茶余饭后之谈资！

　　冯从吾自林居之后，先是讲学于家中，再讲学于宝庆寺，从先生之游者甚多，讲学之风再次得到了传续，关中士人之风俗为之大变，在先生的教诲下，学子方知学为栋梁之才，以“治国平天下”为志向。公元1609年，明万历三十七年，时任陕西地方行政长官的汪可受、李天麟等人鉴于冯从吾讲学听讲人数众多，原来的宝庆寺已经无法承纳，便在宝庆寺边上另外开辟出一块地方，为其专门修建讲学道场，取名“关中书院”。冯从吾记载：“余不肖偕诸同志讲学宝庆古刹有年矣。岁己酉十月朔日，右丞汪公、宪长李公、宪副陈公、学宪段公联鏕会讲，同志几千余人相与讲心性之旨，甚具欢然，日晡始别。濒别，诸公谓余曰：‘寺中之会第可暂借而难垂久远，当别有图之’明日，即以寺东小悉园檄咸、长两邑，改为关中书院，延余与周淑远诸君子讲学其中”[30] 。

　　关中书院的创建是陕西明清教育史上的大事，书院自创建之后即成为陕西乃至西北区域最高学府，明清两代先后有多位大儒执教关中书院，明代冯从吾、李二曲，清代有路德等都在此执教，对关中学派的传承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冯从吾说：“我关中形胜甲于天下，羲、文、武、周，后先崛起，弗可尚矣。自横渠后，理学名儒代不乏人，盖文献之邦而学问之薮也。吾辈生于其后，何可无高山景行之思”[31] ，这既是关中书院的学脉所承，又是关中书院的学问归旨，冯从吾在关中书院执教期间，先后完成了《元如考略》、《关中书院语录》等重要著述，其教人阅读儒家经典著述要以心读之，以身证之，反对当时王学末流空谈之风，追求治学的独立性，既要独立于政治，又要独立于仕途，做一个完全纯粹的人。

　　八

　　后世史学界往往认为明亡于“党争”，甚至将明亡归于“王学末流”的空谈，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我以为明亡则亡在无一明君，以万历皇帝为例，在位四十多年深居简出，沉溺于酒色不可自拔，重用宦官搜刮民财，给朝中小人以可乘之机，万历晚期下令征收矿税，派遣宦官作为监矿，搜刮民财，以至多地出现民变，百姓“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迁徙，卖子抛妻，哭泣道路，萧条巷陌”，张廷玉说的明实亡于神宗，是有道理可依的。公元1620年，万历皇帝驾崩，结束了长达四十多年的昏庸统治，临终之前，他留下遗诏，检点自己一生的罪行：“朕以冲龄缵承大统，君临海内四十八载于兹，享国最长，夫复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无负先帝付托，比缘多病静摄有年，郊庙弗躬，朝讲希御，封章多滞，寮采半空，加以矿税烦兴，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衅渐开，夙夜思维，不胜追悔，方图改辙，嘉与天下维新，而遘疾弥留，殆不可起，盖愆补过，允赖后人。”然而，此时幡然醒悟已经晚了，大明朝的天空早已经烂的不像样子！

　　公元1621年，明天启元年，六十多岁的冯从吾，应明熹宗朱由校之昭进京担任左副都御史。那时候的明朝岌岌可危，北方边境有努尔哈赤的连年用兵，国内天灾人祸频仍，朝政因万历四十年的松散，以至朝中无贤臣。继位之后的朱由校，起初也想有一番作为，但是疾病已久，岂是一朝一夕能改之？清代关中学人王心敬先生认为当时朱由校的时代是：“内则旱荒，盗贼连绵纠结，而士大夫咸怀一切，莫肯顾虑，日惟植利结党为汲汲；外则辽左危急，祸且剥床及膚，而有事则将帅辄弃城宵遁，不知有死绥之义”[32] 。

　　此时的冯从吾历经六十多年的人生洗礼，他之所以此次应召赴京，是鉴于时局的艰辛，作为士大夫而言，国家有难当率先士卒为国分忧。他认为，国家多难之秋，人心不稳，独有讲学才能收拾末世的人心，才能让大家精诚团结共度时艰。于是，他和邹元标一起在北京讲学于城隍庙，倡导正人心斥空谈之说，听者云集。但是他和邹元标的行为并没有得到新皇帝的新任，反而招致流言，很多人认为当此国难之时，该讲的早已经讲完了，聚集讲学实有结党营私之嫌，朱由校在宦官魏忠贤的建议下，将冯从吾等人列入“东林党”，进行无理打压。先生说：“正以国家多事，人臣大义不可不明！”，事实证明，冯从吾的做法是对的，晚明最后的时光中，那些满口仁义道德，满怀才气的笔墨文人，是最先倒戈的第一批，相反如刘宗周、倪元璐这样的人在危难之际，以男儿之躯捍卫家国尊严。

　　公元1623年，明天启三年，冯从吾回到陕西老家之后，杜门谢客专心著述，仍讲学不断。公元1625年，魏忠贤为笼络人心，网织东林党人罪名，建议天启皇帝焚毁天下书院。皇帝批复：“邹元标、孙慎行、冯从吾、余懋衡俱削籍，仍追夺诰命……其东林、关中、江右、徽州一切书院俱着拆毁，暨田土房屋估值变卖”。

　　公元1626年，是年冯从吾七十岁，门人给他说让他庆贺寿辰，先生说：“国家多事，作为臣子又岂能欢娱称寿”，他作《七十自寿》诗，以畅怀其志，“万事俱灰冷，一念毋陵夷。太华有青松，商山有紫芝。物且耐岁寒，人肯为时移。点检平生事，一步未敢亏”。这一年，天启皇帝大批屠杀东林党人，焚毁书院，关中书院在这一年遭到了重创，元气大伤。此时，魏忠贤的爪牙已经深入陕西，日夜对冯从吾先生凌辱，《大司空谥恭定少墟冯先生行实》记载：“同乡踞均衡者，选一狂猘抚关中，日夜窘辱先生为事”，那时候朝中吏部尚书，冯从吾的同乡王绍徽，为讨好“九千岁”魏忠贤，仿照《水浒》108人，做《东林点将录》献给魏忠贤，冯从吾就在其中。一代大儒，生命晚年之际，蒙受如此大辱，实在让人心寒！书院被毁，先生唯一寄托精神之处，无所存焉！这是他的心血所致，凝聚着关中学人的风骨真情，一夜之间竟被焚毁，风烛残年的冯从吾再也顶不住如此打击，一病不起。

　　史书记载，先生最后时光，拒绝用药，“易簧之际，整容端坐，尤惓惓以讲学做人为训，绝不及身后一事”。公元1627年，明天启七年，二月十二日，冯从吾含恨而终，享年71岁。先生一生光明磊落坦荡胸怀，无一落尘之处，据《行实》记载：“先生不营产业，不蓄妻媵，不赴宴会，不博弈饮酒，自读书讲学外勿论，无池台亭谢之娱。即名琴古董、文器清供，一切无所玩好”，“先生之学，一禀孔孟，以心性为本体，以诚敬为功夫，以万物一体为度量，以从心不踰为极则，崇正辟邪，秦俗丕变，海内道学一振，从游者凡五千人，世称少墟先生”。

　　冯从吾先生生于末世，而能砥砺风俗，以学而行道，行不自欺，处处为实，体现了他高贵的人格魅力。先生曾有画像自赞，我认为语言虽短，却极能涵盖先生一生之学行，兹录如下，以裨益如我这般后学：

　　“谓汝学邪，何垂老之无知。谓汝不学邪？何自幼之孳孳。佛老是距，邹鲁吾师，平生所学，惟勿自欺。尚挥戈于末路，庶不愧此须眉”。[33]

　　注释：

　　[1] 何睿洁：《冯从吾评传》第4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2]《明史·本纪第二十二·神宗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

　　[3]《明史·张居正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 2006年8月出版；

　　[5]冯从吾：《冯从吾集》第396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6]明·李维祯《奉政大夫同知保定府事冯公墓表》，《冯从吾集》第399页；

　　[7]明·冯从吾《萧沈二先生传》，《冯从吾集》第342页；

　　[8]引文同上；

　　[9]明·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明儒学案（增订本）》，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