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术立身·重塑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 简琴楼灯下随笔 (五) ○闫照忠 闫照忠 岭南简琴楼主人 四川省新文人画院副院长 创作研究部主任 治学的讲究 清代学者王文治,字梦楼,工诗词文章,尤善书法,乾隆二十五年一甲第三名,与宰相刘墉齐名,因刘墉书法善用浓墨,以显精神,而王文治则惯用淡墨,以取风神,时人称“浓墨宰相,淡墨探花”。先生曾反对当时学者重视考据之学,忽视学问的积累与博闻,《梦楼专集》曰:“词章之学,见之易尽,搜之无穷,今聪明才学之士,往往鄙视诗文,遁而穷经注史,不知彼所能者,皆辞章之皮面耳!” 考据之学,本是一门功夫之学,所考依据是否准确,是否有独到的见解,全在于考据之外的功夫。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大兴,文人学者多向古籍中探求学问的活水之源,期间产生了一大批考据学大师,如“吴派”人物惠栋,“皖派”人物戴震,就曾风云一时,使得乾嘉学派根系深厚,影响中国百年思想发展,考据学的重要意义在于使中国古人流传已久的经典著作恢复原貌,为后世学习留下精粹,因以训诂为法,以汉儒为释经为宗,故其学术思想少有发挥,进而朴实严谨,亦使得学术的价值得到进一步的彰显。惟其不足者,脱离了早期考据之初心“经世致用”,渐而成为脱离实际,只在故纸堆中寻求一些无用的主张。晚清垂危之际,西学东进,乾嘉考据学方退出历史的舞台,成为一门“冷学问”。 但考据学所用之法以训诂为根底,穷究渊源,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却是做学问做研究训练的基本功夫。民国一季,很多学术大师之所以能够取得非凡的成就,很多程度上依赖曾经接受过的训诂学的基本功夫,使其能够打通学科与学科之间的障碍,加之他们大多数留学欧美又有世界眼光,所以他们的学术无论气象还是格局都超越了清代之前任何一个时代的学者。 近代以来,能够传承考据之法,犹能以诗词存证的学者,以江西“义宁陈氏”为佳。先生陈寅恪,治史学精通梵文,游学欧美各大名校,所得博士学位数十种,被誉为“全中国最博学”的人。先生做学问“以诗证史”,可谓开创史学研究之新方法,所讲之学前人讲过的,近人讲过的,自己曾经讲过的皆不讲,力求维新。当年在先生门下学习的学子曾回忆先生当日讲学之情形,无不感慨地说:“陈先生讲白居易的《长恨歌》时,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了考证一个‘汉’字,旁征博引竟讲了四堂课”。但凡读过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无不钦佩先生以诗证史严谨考据的真功底。 古今学问虽然不同,但其理相通 ,学者治学若没有兼营诸家之眼光,就很难梳理各家学说之脉系,若没有穷根问底之精神,就无法撬开学问的真境界。一切浮于表面,一切就当然经不起推敲,但凡所学,一旦深入就会感到问题接踵而至,每解答一个问题就会向真理靠近一步,这是治学之法。 止于皮毛,终生迷惑,若以此惑人,则误人子弟,宁可不为。 莫失了那文心和艺缘 做文章如同在做人,最忌讳做作、虚伪、不真诚。古人识人之法中就有观其文而辩其人,文章虚浮善用华丽词汇者,其人必浮。袁枚先生在《随园诗话》中说:“《三百篇》不著姓名,盖其人直写怀抱,无意于传名,所以真切可爱。今作诗,有意要人知,有学问,有章法,有师承,于是真意少而繁文多”。道在民间,此意不假,《诗经》能传颂至今,令无数文人心向往之的重要原因就是它的纯真与质朴。诚如孔子所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无题之诗,天籁也;有题之诗,人籁也。天籁易工,人籁难工。璞玉无华,方显天地之韵;玉琢成器,非有良工巧匠而不能为也。世间之事,多是弄巧成拙,袁枚说:“花如有子非真色,诗到无题是化工”,不易本色,方为君子。 近代以来,诸多文学大家当中,我独喜欢周作人、废名、沈从文、宗白华、林徽因等人的清淡,喜欢他们文墨当中关乎性情的细节描写。他们的文章从来不扭捏,直叙胸怀可谓情真意弄,耐人寻味。周作人先生曾经在民国二十九年《书房一角》一书的序言中说:“我的理想只是那么平常而真实的人生,凡是狂热的与虚华的,无论善或是恶,皆为我所不喜欢”,本着这样一种真实而不做作的人生态度,先生作文常常不作“文以载道”之文,而且认为文学没有宣传道德政治的义务,就在同一篇文章中先生也曾向读者真实表白,“我说过文学无用,盖文学是艺术的著作,我们写文章,只是以笔代舌,一篇写在纸上的寻常说话而已,不可有作用,却不可无意思”。 写文章做艺术,须有这般情怀,方能不失文心艺缘。当代艺术家就是缺乏了这种情怀,缺乏了这种从容与坦荡,所以常常做起文章来要么盛气凌人,要么古怪生涩,摆出一副吓人的架势,实在是有失文气。艺术家没有匠心致道师法自然的胸怀与眼界,反而喜欢速速成名,无处不标榜无处不炫耀,殊不知艺术本是自然之意境,心难与自然交融,就势必被时代的浮华所动摇。 著名艺术家张仃先生说:“大器晚成,是从事艺术的规律,艺术需要在时间的过滤当中慢慢发酵”,我很喜欢这句话,一切慢下来,心才能沉下来,才有时间感悟人与自然、人与自己所生存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给予这个世界更多的温情。 所言气象非虚幻 今人谈书画多以“气象”二字引领,非格局宏大立意深远者不能称焉。袁枚先生在《随园诗话》中所论“诗言志”与“气象”二字有异曲同工之妙。 古人善于以诗言志,直叙胸怀,论其气象则多在“得意”与“失意”之间。清代诗人鄂西林未得志之时,曾有诗云:“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只叹时光易老机遇不存,大有怀才不遇之感。然而,后来鄂西林成为乾隆朝的宰相时,其诗作大有登高望远思古念今之气,先生曾于晚年做诗“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完全有居庙堂之高心忧天下之感。 英雄所见略同,刘秀未称帝之前,与李通因为琐事打官司,主判官严尤看他面相不凡,刘秀因此而高兴不已,曾在李通面前炫耀:“你看人家严公都没有看你一眼”;韩愈当年为兵中小卒时,面相大师断言他日后必被封王,韩信还因此大怒,暴打面相大师。依此而想,刘秀称帝东汉之后,不敢想当日为人低下时的感触,韩信封王也会为他当年暴打面相大师而懊悔。 所以,品人论相是否得当,皆看前后行事,或为一朝身价百倍便遗忘之前苦难之时,此人多不可交;或为饮水思源不忘前世之恩,这样的人多是忠勇厚德之士。品文论诗是否精确,则观其“得志”与“失意”时作品,便能见分晓,也最能看懂一人一家之气象。 故而,“气象”二字非生而有之,实际上是人世变幻之不同。但尚有一点则很要害,那就是“勿忘来时路”,如此气象则更加宏大。 ~◊~ 幽谷香草出世清(兰草局部) 录白沙诗(闫照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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