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军：李二曲——反躬诸己体悟不二

新文人画院 2020-7-10 18:24 3481人围观艺术动态

在“关学”人物谱系中，周至李二曲先生以其苦心于志，虽历磨难而不改初心，坚韧不拔，在实处证学证人，终成一代大儒。先生生于晚明，长于清代顺治、康熙之年，以明遗民而自居，潜心读书成救世之学，其人生磨难真如孟 ...

“以学术立身·重塑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

李二曲——反躬诸己 · 体悟不二

文/孙亚军

关学肇始张横渠

李二曲（1627年-1705年），

原名李颙，字中孚，号二曲。

陕西盩厔（今周至）人。

明清之际思想家、哲学家。

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九五六年八月六日立

李二曲先生专祠碑

关中名儒李二曲先生道像

少时寒窗愈苦读

明学矢志醒人心

李二曲全集

傅青主,李二曲,禇河南遗墨

三人交友甚从

晚明奇人傅青主善书画，

从不轻为人作，

曾画抱琴美人图相赠李二曲

傅山作

傅山（1607.8.11－1684.8.2）

明清之际道家思想家、

书法家、医学家。初名鼎臣，

字青竹，改字青主，

又有浊翁、观化等别名，

汉族，山西太原人。

《二曲先生讲道录 · 学髓》

二曲先生口授，白焕彩手录

【题记】

　　在“关学”人物谱系中，周至李二曲先生以其苦心于志，虽历磨难而不改初心，坚韧不拔，在实处证学证人，终成一代大儒。先生生于晚明，长于清代顺治、康熙之年，以明遗民而自居，潜心读书成救世之学，其人生磨难真如孟子所言“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至今读先生平生行状，无不感慨，当今之世倘若有先生那般励志之心，何愁半生惨淡经营而碌碌无为？他少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穷不能读书，凭借刻苦自学成才，衔续关学道脉，与孙奇峰、黄宗羲并称海内三大儒；他孝义动天，三十几岁赤脚赴襄城为父招魂，母死居垩室终身不仕，康熙数次召见不陨气节，辞而不见，穷尽一生之力规劝世人，言行一致尚实除虚，悔过自新明体适用。刘学智先生说：“二曲乃是以王学辅之以朱子而兴儒，以兴儒来清算清初王学末流空疏之弊的。”[1]

　　一

　　公元1628年，明崇祯元年。整个明帝国进入了最为焦灼的最后十几年的时光，人心惶惶，内外纷争！年仅十七岁的崇祯皇帝朱由检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他英明果断，执政之后迅速肃清了魏忠贤“阉党”之祸，意欲奋发有为收拾破碎的河山。然而，历史的进程又岂是崇祯皇帝一人所能改变的了呢？就在这一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北方的土地上爆发，陕北、关中等地愤怒的民众揭竿而起势如破竹，推翻明王朝统治的起义军正在威胁着帝国的统治。

　　明王朝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公元1641年，明崇祯十四年。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袭扰河南破叶县、南阳、许州攻开封，一时中原告急！明军溃败的消息传到京师，使崇祯皇帝忧心如焚，他命令陕西御史汪乔年统领三边军务，帅军进驻河南讨伐来犯之贼。这年十二月，李二曲的父亲李可从应征入伍参加河南保卫战，关于李二曲先生艰苦卓绝的人生，我们从他的父亲开始说起。

　　李二曲，原名李颙，字中孚，陕西周至县人，生于公元1627年，天启七年。周至之地，以山水而得名，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山曲为盩，水曲为厔，故‘二曲’乃盩厔地名之代称”，古人常有“地因人名”之说，比如：王安石也叫“王临川”，张载也叫“张横渠”，世人称李颙为“二曲先生”。1641年12月，西安同知孙兆禄募集乡勇随军出征，二曲之父李可从先生被选入伍。李可从，字信吾，为人沉着有大勇，为人慷慨，周至乡人多称其为“李壮士”。据《周至李氏家传》记载：“壮士常自负其才世不我知也，欲为知己者死……壮士遂从军，将行，而抉一齿留于其家曰：‘我此行誓不灭贼不生还家，无忆我，有齿在也’”[2] 。李可从从军之时，二曲先生还未正式就学，他在军中常常惦念儿子，唯恐他被仇人陷害，曾先后写信给二曲先生的伯父和舅舅，要他们悉心照顾好妻子和儿子。当时，汪乔年兵驻潼关，李可从听人说儿子李颙被官府逮捕，心急如焚伤心万状，又寄信给二曲伯父及舅舅，让他们到潼关，当面叮咛嘱托。但是，军情瞬息万变，等家人赶到潼关时，汪乔年的部队已经开往河南襄城，自此父子永无相见。多年以后，二曲先生看到父亲当年那三封书信时，悲痛欲绝，深情地写到：“康熙十九年六月三日，颙偶清理故纸，遂得此书，亟长跽捧读，伏地嚎泣，恸不欲生。呜呼，不孝颙童年失怙，四十年来茕茕在疚，思欲一见吾父遗迹而不可得，今见墨迹如见吾父焉！其书皆为不孝颙而发，惟恐不孝颙不免于群小之抅陷，抑岂知不孝颙彼时幸免仇人抅陷之小难，而吾父未及一月，反委身骨他乡”[3] 。

　　历史不忍细看，明末的那场农民起义对于普通生民而言，无异于一场灾难，李自成的农民军其残忍超乎我们的想象力，之前有一本书叫《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里面记载了大量关于李自成破城之日，明朝的地方官员如何以死殉国，以及如何组织民众进行反击。比如有记载渭南南大吉先生的后人南居益先生，“工部尚书南居益，渭南人，少励操行，抚闽时，屡平海患，夺职归，崇祯十六年，闯贼入关，诱之降，加以炮烙[4]，终不屈，死之”，还有三原焦源博，原任大同巡抚，引疾归家，李自成破三原城时，“骂贼，拔舌，肢解死”。在晚明那样一个昏天暗地的时代，中国绝大部分基层士大夫依然能够坚守“气节”，临危不惧一死，我尚且以为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所弘扬的“民族气节”。关于二曲先生父亲李可从、汪乔年他们在河南襄城与李自成军队的那场战斗，同样很惨烈，史书上记载殉城者5000将士。据《二曲先生年谱》援引《襄城志》记载李可从当年战死时壮烈情形：“汪（汪乔年）督援剿，壮士（李可从）请缨，汪奇之，署为材官，命副孙郡丞掌赏功。贼围城，将陷，其犹子为昼遁计，乃曰：‘出吾门抉齿，誓不与贼共戴！败即遁，毋宁贻汪公羞乎’，血战巷口，体无完肤，犹震声嚎众曰：‘杀贼！杀贼！’烈哉！襄人私谥忠武”[5] 。而汪乔年则在襄城攻破之日，欲自刎不得，被李自成军队割舌头，磔杀[6] 之。

　　父亲李可从壮烈殉国的那一年，李二曲先生十七岁，失去了父亲的庇佑之后，二曲先生母子悲痛欲绝。当噩耗传来之时，母亲彭氏日夜期盼丈夫归来的心，碎了！回忆数月之前，丈夫临行前抉齿以壮志情形，夫妻二人当做生死之别。那一夜，丈夫李可从给她说，如果我回不来，看到我的牙齿就如同见到我。彭氏对丈夫说：“我向来担心你为人出死力，建奇功，立名当代，不料真的有今日，你尽管去，不要眷恋家中妻儿”。想到这一幕，她悲痛的哭泣到：“天啊，我死去的丈夫，你为国家捐躯，死而瞑目。我为何不能为你而死节！”。随后，关起房门也想随丈夫死去，十七岁的二曲先生伏跪在地，痛哭欲绝，他对母亲说：“母殉公，以儿如此必殉母，母自处得矣，儿且殉，李氏绝也”[7] 。

　　二

　　我常认为人在落难之时，最能见人情冷暖。所以，人常常不要在腾达之时，炫耀自己的能耐，最要紧的便是人生不如意之时，尚有一二知心好友，聊以慰籍，便足矣！李可从殉国之后，李二曲先生母子生活更为艰难，人间冷暖遍尝，世态炎凉无不经历。然而，正是在艰难的环境之下，才历练出二曲先生卓越不凡的隐忍力与自强不息的精神。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十月，总督孙传庭兵败潼关，李自成入西安，史书记载西安破城之日，陕西布政司副使都任临阵组织士卒，涕泣晓军民以大义，率军民与敌巷战三昼夜，至死不屈，骂贼自刎，全家老小皆上吊自杀以殉国，《明史·都任传》记载李自成军队的残忍：“一城之中，妇女死义者数千人，井中尸满，贼遂屠其城”。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身处周至的二曲母子，无一椽寸土之产，委身于县城内，却因为无法续交房租而被赶出，东移西就流离失所，等到秋天形势稍有好转，母子二人才在周至新莊堡盖了几间茅屋，算是安家落户了。当时，邻里乡党看到他们母子朝不保夕度日如年，有人劝说二曲母亲让儿子到县里当差，一方面能改善生活，另一方面也能有个职业。二曲母亲听后不同意，她要让儿子成才方能告慰丈夫的亡灵。《垩室录感跋》记载当时母子惨状：“某母子日日大饥，里邻人怜其危甚，劝颙给事县庭充门役；迨长，又道之习阴阳卜画，业他技。某皆谢而弗为，盖耻于失身也。束手受困，吾母居恒菜色，屡濒于危”[8] 。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王朝终于走完了自己两百七十多年的风雨历程，崇祯帝吊死在北京煤山上，李自成终于推翻了明朝。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李自成进京是彻头彻尾的失败，面对威严的大殿以及皇位，他的双腿都在发软，不敢直视，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著名作家祝勇先生以他独特的散文笔调描述了当日闯王看到紫禁城内的皇宫的那一刻，他说：“崇祯帝自杀带来的幸福感是有限的，李自成一进紫禁城就失了底气，它迷离、繁复、强大，像一台无比复杂的机器，不知如何驾驭。金銮殿的宝座，如烫手的山芋，他如果坐上去，他就会变成崇祯，有万劫不复的命运在等他。公元1644年4月29日，鲜花的芳香弥漫了整个宫殿，但这并没有给闯王带来好心情。直到那时，他才知道，对权利的争夺，实际上是一个莫大的圈套。他的登基大典选择了偏居一隅的武英殿，他甚至没敢在君临天下的太和殿上露一面”[9] 。这一年，十七岁的李二曲先生才开始就读私塾，识字习文。然而，他们孤儿寡母并没有得到应该的礼遇，人们并不因为他的父亲是殉国的英雄而高看他们一眼。史书上说，二曲先生有一天途径私塾门口，听到朗朗的读书声之后，久而忘返，他向往能够读书识字，做个读书人。母亲听闻后，边带着二曲前往舅舅家，希望舅舅办的私塾能够教外甥读书，没想到舅舅拒而不纳，母亲又找邻村私塾先生，希望能教儿子读书，但都嫌弃她们母子贫穷。母亲为此伤心了好多天，志向坚贞的母亲告诉儿子，“无师遂可不学耶？古人皆汝师”[10] 。于是，十七岁的李二曲便取出小时候读过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翻阅，由于很多年没有看过书，绝大部分的字都不认识，他便在砍柴劳动之余，见到识字的人就请教人家教他识字。史书记载这时的二曲先生始知发奋读书，“自是，母为人纺棉，得米则杂以糠秕野蔬，併日而食，先生拾薪採蔬之暇，手不释卷，则愤悱终日……由是识字渐广，书理渐通”[11] 。

　　三

　　人的一生崎岖而坎坷，充满了种种悲欢离合，也常常因为偶然的一个事件，使生命充满了无穷的未知。在李二曲先生生命当中，周钟的变节，改变了二曲先生一生的学问志向。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二曲先生偶得明崇祯时期翰林院庶吉士周钟写的《制议》一书，深为喜爱，书中言及忠孝节义慷慨激昂，读其书思其人，二曲先生仰慕之至，常常每读一篇则记笔记心得。但是，当时他根本不知道此书作者周钟，在李自成入北京时，已经将自己平素所尊崇的仁义气节抛之脑后，苟且偷生，向李自成献《劝进表》《下江南策》，甚至为李自成起草登基诏书，在《劝进表》中阿谀李自成为：“比尧、舜而有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读书人的尊严在周钟这里丧失殆尽。周钟倒戈，江南士人一片哗然，南明朝野无不痛斥周钟附逆。这位昔日的进士，满嘴的忠孝节义家国情怀，可是到了最后连一死的决心都没有！周钟后来被斩于市，临刑前还大叫：“杀我，天下遂太平乎”！

　　千里之外的李二曲正在崇拜周钟之时，听闻周钟变节一事，遂将周中之书，连同自己写的读书心得，一并烧毁，从此他不在相信以文辞而博取大名之人，《年谱》记载：“闻钟失节不终，亟裂毁付火，以为文人之不足信，文名之不足重如此，自是绝口不提文艺，人有勉以应试者，笑而不答”[12 。自此而后，李二曲开始正式研读《春秋左氏传》、《性理大全》、《伊洛渊源录》等书，确定了自己一生的学术方向——为往圣继绝学。他曾说：“此（周、程、张、朱）吾儒正宗，学而不如此，非夫也”，行世做人以圣贤规教为准，向往日笃，虽日益穷困仍不改其志。

　　其实，阅读晚明那段历史，何止一个周钟附逆，洪承畴、王铎、钱谦益这些享誉当时的文坛领袖，哪一个不是附逆之臣！南京城破之日，王铎和钱谦益开城门迎接清兵入城，这位书法史上极具重要的人物，却在民族大义面前，以“失节”而让后世诟病。我曾经说过，当王铎打开南京城门的那一刻，他的书法已经死了！那位钱谦益，所谓的大学者，唯唯诺诺苟且偷生，连他心爱的妓女柳如是都不如，妓女尚且都知道不受亡国之辱，更何况满腹经纶的士大夫钱谦益呢？当柳如是投身江河的那一刻起，她的人格就无比的高贵，成为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晚年，穷尽一生之力，为其写《柳如是别传》，其心当不仅为“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而为家国之情怀。当然，晚明的知识分子不全是周钟、王铎、钱谦益之流，诸如刘宗周、黄道周、黄宗羲，以及更多的为守城而战死的文官。尤其是那位黄道周先生，他和王铎是同年进士，南京城破之后，依然组织数百家丁，愤然以“飞蛾扑火”之决绝与清兵展开殊死之战，深陷牢狱决绝降清，临行前大呼：“天下哪能有怕死的黄道周呢”，史书记载其断头之后，身子却直直竖立而不倒，人们在收拾他的衣服时，发现“大明孤臣黄道周”！清代乾隆皇帝说黄道周乃一代完人。

　　公元1645年的冬天，李自成残部贺珍率余部再次兵犯西安，周至等地相继沦陷。《年谱》记载是年：“左右村堡俱陷，屠男掠妇，焚荡一空”，先生所在的村堡人不满百，贼已如蚂蚁占据其中，村人惊恐悲号，但是先生却镇定如常处乱不惊，当时周至县教谕左之宜避难村堡，看到二曲先生淡定不畏惧，很吃惊地说：“我平生足迹遍布天下，未尝见有这样的人，丰标既伟，才识卓异，真是世间人杰”，对二曲先生钦佩之至，逢人便说：“汝邑有‘生知’之人，不经师匠，自奋自成，汝知之乎”[13] 。二曲先生大约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当中，遍览群儒经典著述，逐步完成了他成为一代儒宗前所有的准备工作，尤其是他三十一岁那一年，又是他学问精进的关键之年。

　　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是年先生三十一岁，患病在家静养，在养病期间，先生弘扬先儒“默坐澄心”的功夫，不断进行自我反思自我否定，以心观心，遂大悟学问之道。《年谱》记载先生：“一味切己自反，以心观心。久之，觉灵机天趣，流盎满前，徹首徹尾，本自光明”[14] 。古人讲人贵有自知之明，是让人知己知心，方能逢过必改，这是一个人自我修持的基本功，通览关学人物平生事迹无一不在“证心”上用力，而“证心”的前提则是对自己的彻底反省，李二曲在这一年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学问之路愈加明晰，他感叹地说到：“若专靠闻见为活计，凭耳目作把柄，犹种树而不培根，枝枝叶叶外头寻，惑也久矣”。这说明先生这时学问之路，越来越倾向于躬行实践，不做声名之学，越来越倾向于从自身找问题，然后在依照儒学经典进行改正，聊以印心。当然，这是一条非常寂寞的问学之路，因为事事都要在实处见其真性情，事事都要过心然后才有所得，区别于仅仅从书本而来的学问，倘若书本之学未经自己深切实践，那就不能算自己的学问。先生所悟之学，至今读来，仍有救心之作用，试看茫茫寰宇之内，学者大腕满天飞，庶有几人能反观切己以身体力行而印证毕生之学？

　　四

　　二曲先生在清代常常被人认为是“隐士”。所谓“隐士”，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如古代王维那样，隐于山间林野，与清泉松柏为友容易，“难”莫过于既生活在红尘之中，上有老下有小需要维持生计，又要保持高洁之心不堕落于俗世之中，两难之中最不易取舍。想想看，二曲先生当年有心于圣学，不事科举之业，乡人嘲笑二曲先生，日子都没法过还讲圣学，岂不怪哉！但二曲先生的伟大恰恰就在这里，身不妄动，言不妄说，心亦不妄动，发坚韧之力，成就万世之学问。

　　三十之后，二曲先生逐渐悟道，心神大明，常与人言：“余初茫不知学，泛滥于群籍，汲汲以撰述为辨订为事，以为学在是矣。三十以后，始悟其非，深诲从前之误。自此鞭辟著里，与同人以反观默识相切砥。虽居恒不废群籍，而内外本末之辨，则析之甚明，不敢以有用之精神，为无用之积极矣”[15] 。这说明二曲先生对三十之前的学问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算，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心太切，有浮名之心，三十之后，开始从心而学，反观自省，学行相融，引导世人走务实为学的道路。

　　三十之后的二曲先生学问之路愈加纯熟，慕名而来求学问道多不胜举，先生居恒如常悉心论学，使来者受益。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春天，新任周至县令骆钟麟对二曲先生早有耳闻，上任伊始未及公府，先往李二曲先生的寒舍拜谒先生，为二曲之学深深折服，执礼甚躬，遂师事二曲先生。当时，骆知县看到二曲先生苦心志学，所居之地唯茅覆数椽残垣败壁，真心不忍让先生居住在如此环境下做学问，于是他捐献了自己的奉银，为先生加盖房屋遮风挡雨，同时每月在自己俸禄中拿出一部分为先生改善生活所用。然而，二曲先生并没有因此而对骆知县感恩戴德，他依然从容面对，时人以为二曲先生过于傲慢，便问知县为何还要这样做事。骆钟麟说：“李先生二十年来不履城市，岂可因钟麟一人而违平生。但得不闭门踰垣，为幸大矣”[16] 。真是知先生者，骆钟麟也！不仅如此，他还向同僚极力推荐二曲先生之学，他在荐书上说：“盩邑有隐士李颙者，其人生而颖异绝伦，潜心圣学，年未弱冠，即见器于前令樊嶷。知其超悟之资，必为名世大儒。……其学以‘慎独’为宗，以‘养静’为要，以‘明体适用’为经世实义，以‘悔过自新’为作圣人门。”经骆钟麟推荐，当时各级府衙莫不知先生大名，莫不想一睹先生尊容。但先生以此为累，也以此为耻，官员不仅人来了，还送来了匾额，诸如陕西巡抚张自德表彰先生“熙代学宗”、陕西提学王成功表彰先生“一代龙门”“躬行君子”等等，而先生往往前脚送匾额，后脚便撤下不存，先生“深耻标榜，有妨闇修”。先生对于功名之心，淡泊若然，今天我们常常以和某名人合影为荣，甚至不惜巧立名目而标榜自我，与先生处名利之心相比，真是惭愧之至。

　　但先生对于前来求学者，甚为尊敬。顺治十七年十二月，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冯从吾先生高徒大荔党湛，以八十多岁高龄之躯，不远百里冒雪履冰来周至向二曲先生问学。二曲先生在家中接待了这位老学者，他们深谈学问之道，常常至凌晨而无倦怠之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党湛先生去世后，二曲先生执笔为党先生写传，他说：“翁（党湛）尝言：‘人生须做天地间第一等事，为天地间第一等人’，故号‘两一’自勖云。居恒默坐土室，澄心反观，久之恍然有契，自是动静云为，卓有秉持，神气凝定，表里恒夷”[17] 。

　　再比如，康熙二年，蒲城县王化泰先生访学二曲于周至，王化泰以医学行于世，当时有人患有积食，王化泰让服用消积保中丸。二曲先生在一旁说到：“凡痰积、食积，丸散易疗，唯骨董积，非药石可攻”，王便问为何，二曲先生说：“诗文盖世，无关身心，声闻远播，甚妨静坐。二者之累，廓清未尽，即此便是积。广见闻，博记诵，淹贯古今，物而不化，此便是积，尘情客气，意见识神，一毫消熔未尽，即此便是积。功业冠绝一世，而胸中功业之见，一毫消镕未尽，即此便是积；道德冠绝一世，而胸中道德之见，一毫消镕未尽，即此便是积。以上诸积，虽浅深不同，其为心害则一，总之皆骨董积也。诚知吾性本体，原无一物，自尔忘其所长，忘而又忘，并忘亦忘，始谓之返本还源，始谓之安身立命”[18] 。王化泰闻后，深为先生见解而敬服，遂师事二曲先生。《蒲城县志》记载：“王化泰，字省菴，少好性命之学。既长，与同志诸人以学术相靡砺……年七十，访李颙于周至，质所学”。

　　这种学术交流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但在二曲先生那里，很多人就认为不正常，尤其是村民多以为先生隐而不隐，常常在背后指指点点，认为寒门出身的李二曲学无师授，不足以为人师。鉴于乡人流言蜚语，康熙三年，三十八岁的李二曲先生绝意谢人事，敛跡罕出，谢绝一切应酬。

　　“小人”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对付的一种人，“小人”没有规则，没有底线，所以最容易伤害君子。小人不能得势，小人一旦得势，黑白就会颠倒，世界就会混乱，所以君子要防备小人。活在俗世间的二曲先生，在奔向圣贤之路上，最容易招惹小人嫉恨，一旦有时机，小人们就会致二曲先生于死地。骆钟麟与二曲先生是君子之交，他们亦师亦友，骆在周至任职八载，先生未有一事而烦劳骆氏，其操守之高洁，让人钦佩。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春天，骆钟麟升任北城兵马，临别之时，为二曲先生置一小田，让其赖以为生，八年来因为有骆钟麟的官方身份，没有人敢欺负二曲先生，但骆钟麟一走，小人们群起而攻之。由于二曲先生不谙世事，出身寒微，自学成才，多遭当地乡绅富豪的嫉妒，他们先是造谣生是非以讹传讹，后来甚至发生案件，他们便嫁祸给二曲先生，世事人心其险可知！

　　当时新任县令叫马芝，是新科进士赴任周至，为人颇自负，上任不久便派人不断讽刺二曲先生，先生不为其所动心念，进而让人递书给先生，信上说“本县听说李某人聪明，是可造之才，但欠有人指引，我乃新科进士出身，你应该速速见我，我授予你八股之法，成就你飞黄腾达”，书信递到先生处，先生自然不予理会，这时候小人便向马知县进谗言说李二曲看到书信后，常笑马知县文辞拙劣。马知县闻后大怒，遂找机会一定要除掉李二曲。1668年冬天，先生在大荔、蒲城一带讲学归来，小人们便开始疯狂报复二曲先生，网罗各种罪名递交县丞，马知县欲治重罪于二曲先生，下令缉拿李二曲。仆役抓捕二曲先生时，先生处之自若，竟无一言辩解，人以为先生迂腐，先生则曰：“蒙讪招毁，儒者之常。伊川诬遭贬，几不获保其身；晦菴连被攻击，开单至数十款，未尝闻二公少动于中，正如飘风坠瓦，听之而已，若毫有介怀，则是五岳起方寸，非所以自靖也”[19] 。

　　五

　　河南襄城，一个让李二曲先生思念了整整二十多年的地方！一个掩埋忠骨寄托哀思的地方！明末的那场战斗，父亲李可从和汪乔年等五千将士，血染襄城。他和母亲日夜期盼的梦想因为这场战斗而破碎，几十年来，他思念父亲，以为自己生不能养父以终而深感惭愧，以为自己生不能让母亲幸福而深感惭愧，以至于他常常以“惭夫”而自称，以“罪人”而自称。几十年来，她和母亲相依为命，受人冷眼，艰难度日，母亲作古后，穷到连一幅像样的棺材都买不起，父亲的坟头里只掩埋着父亲当年留下的那颗牙齿，每每想到这些，二曲先生五内俱焚寝不能安。

　　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二曲先生踏上了前往河南襄城，为父招魂之路……

　　康熙八年十一月初七，二曲先生抵达襄城，四处打听当年战场之遗址，绕城寻觅殉国将士之遗骨，滴血无存，先生大哭于郊庙，昼夜不绝声，泪尽血继。无奈之时，先生修书于襄城长官张允中，希望他能代己行天人之道，招抚五千亡魂归陕西故土。先生在书信中说：“颙父某于崇祯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随监纪同知孙公兆禄从征。十五年二月十七日，贼陷襄城，遂殁于乱兵。颙母子未闻的信，朝夕望归。既而，闯逆入关，颙始绝望，擗踊痛哭，誓期觅骨招魂，少慰终天。彼时徒以孀母在堂，不敢违离，兼之艰窘万状，不能远出，致父羁魂异乡，无所棲依，霜晨雨夕，走燐飞萤。颙如痛疚心，三十年于兹矣。往岁颙母病故，三年伏阙，特匍匐兹土，期招父魂。虽于土主祠前，已具有哀请之词；然而，人微言轻，恐难骤格于神听……”[20] 襄城令得二曲先生手书之后，是夜便斋沐，次日凌晨，写祭文祷告于城隍庙，祈佑亡灵安息，魂归故土！史书记载当日二曲先生，自呼乳名，祭奠亡父，“我父弃儿母子，从征兹土，殒命王事，实甘厥苦。所恨儿以母在之故，不能收骨归葬，速返故土，以至尊灵泣风濡露，漂泊异域者三十年于兹！哀哀此情，儿罪何赎”[21] ，声泪俱下，感天动地。

　　古人之孝义，已非我们今人所能理解，站在他们的时代来看，此等孝义之举，足以砥砺时风。二曲先生的心痛，也是我们无法体会，此间真情，唯有几十年之心力煎熬，与昏暗处求得一丝光明之心，方能解二曲先生拳拳赤子之情。襄城为父招魂，了却了先生平生几十年之心愿，余生便以圣贤之学笃志其身，史书记载此次招魂之后，先生应骆钟麟之邀请，在南方开始讲学，十二月抵达常州，前来问学者众多，“一时巨绅名儒，远迩骈集。答问汪洋，不开知见户牖，不坠语言蹊径，各随根器，直指要津。自是争相请益，所寓至不能容，郡人诧为‘江左百年来未有之盛事’”[22] 。

　　关于此次讲学，弟子骆钟麟请先生赐教为政要务，先生告诉骆钟麟，“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学术，此在今日为匡时第一要务”[23] 。骆钟麟将先生口述之文，集录为《匡时要务》刊行于世。他在序文中说：“（先生）惟阐明学术，救正人心是务。贤士大夫咸师尊之。叶郡伯闢关中书院，延以士多士，终不就。抚军白大中丞，欲疏荐于朝，以隆大任，毅然力辞。生平孤介成性，杜门却扫，人罕睹其面。予筮仕二曲，幸咫尺先生居，犹时时请益，虽不能近窥堂奥，其不至于身名陨越者，得益于先生教诲之益居多。”[24]

　　六

　　世间之学问有两种，一种是纸上的学问，仅用于传播博文强记，即所谓“口耳之学”，这种学问倘若不以生命而履践，则很容易陷于空疏，缺乏生命的感召力；一种则是源于生命实践的真学问，一字一句皆为生命付出所得，它源于实践归于实践，故有极强的生命力，人人学而识之，皆可裨益身心。二曲先生之学，是生命履践之学，他的学问唯一之大要则在于“反诸观己，悔过自新，躬行实践，明体适用”。梁启超先生说二曲先生之学是“绝对不作性命理气哲理谈，一力从切身处拶，所以他的感化力入人甚深。他自己拔自疏微，所以，他的学风，带有平民色彩。……夏峰、二曲，都是极结实的王学家。他们倔强艰苦的人格，正孔子所谓‘北方之强’”[25]。

　　先生之学博大而精深，我在写这篇文章之前，通读了先生《垩室录感》微言大义释之以怀，读后深有感触。其中《垩室录感》是先生母亲病逝之后，持心丧为天下孝子而感言，动情最真，最有教化意义的一篇文章。先生在文章《自识》中坦言：“颙父蚤丧，幼不逮事。颙母守真，处困而殁，力莫能事，此终身至恫而无所解于其心者也。茕茕负疚，自比于人可乎？虽偷存视息，实尸居余气，孤楼垩室，以抱终天之憾。敬录所感，聊寄蓼莪之痛。”[26] 先生在垩室之中反锁门户，整日面对母亲遗容，陷入深深地反思之中，他说：“颙少孤失教，为母所骄，每多触忤。省事之后，虽尝渐悔力改，而愉婉之实，终觉有愧，此恨之深者。”“颙幼孤罕倚，既无一椽寸土之产，又不能揭力他营，致母朝不谋夕，度日如年，突恒无烟，腹恒枵馁，且无论酒肉非所敢望，即谷食亦不常得，备极人世不堪之艰危，未尝有一日之温饱”“颙所感不止此，此特录什一于千百。一字一泪，不觉成轶，置之室榻，时时自阅自伤，搏胸自责”。史书上说二曲先生母亲去世之时，每日痛哭不止，终生不忘母恩，母亲爱吃韭菜，自母亲去世后，先生毕生不食韭菜，母亲跟他未享一天幸福，他终生不仕，以苦度日。

　　先生毕生学问来自于彻心之改过，少年时一心崇拜周钟，周钟变节之后，先生终生不事文艺之学，进而以时之需，做经济、军事等学问，发现人心才是最大的病症之后，遂尽弃前学，甚至不惜付之一炬。最终，以张载、二程、朱子之学正其身，边学边改，边改边悟，边悟边讲，《四书反身录》就是先生与门人“悔过自新”切磋学问之道的著述。明清易代之际，“王学”末流毒害甚广，社会浮躁之气与日俱升，先生倡导的“躬行实践”“悔过自新”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王学”末流的抵制，也是对“王学”本身的矫正。

　　七

　　阅读二曲先生，我觉得他比他的前辈们更加坚韧决绝，也更加独立特行；他一生都在苦中励志倡明学术提斯人心，使得学问与操守愈加纯粹。清代学人全祖望先生评价李二曲先生时说：“先生起自孤根，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寒饿清苦之中，守道愈严，而耿广四出，无所凭籍，拔地倚天，尤为莫及”[27] 。全祖望先生的评价甚为精确，先生传续关学传统完全是使命而然，完全是出于一种自觉地使命。当他确定了毕生的治学方向之后，就留心于关中学人著述的阅读，并对他们的学行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尤其是关中学人所崇尚的务实不虚经世致用的思想，对二曲先生的影响巨大。二曲先生无意于声名，无意于利禄，无意于官宦，他只想以毕生的精力用心实践圣人之言，做一个纯粹于自我，也纯粹于他的时代的学者，他守住了一个知识分子必要的尊严，也为明末清初的尚虚空谈的学术气息注入了新鲜的空气，成为开启有清二百多年经世致用思想先河的思想家之一。

　　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鄂善总督陕西军政事务，鄂善是满洲镶黄旗人，为出任陕西之前，他就很仰慕周至二曲先生之名，即任陕西之后，他倡明学风修缮关中书院，挑选各地品学兼优的学子前来学习，欲延聘李二曲先生主持关中书院。但是，二曲先生素来隐居，数十年不履城市，不闻外奖之声，潜心治学，不能强迫先生。他学三国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的典故，前后三次亲自前往二曲家里，请先生为天下士子而计，为往圣之绝学而计，出山关中书院，如此二曲先生才应往执教关中书院。二曲先生向来以布衣往来于民间，当时陕西提学钟朗特为先生准备了一套礼仪服装，先生笑而藏之。钟朗在西安城南奉迎先生时，一看，先生还是穿着他的布衣宽袖衣服，满脸愕然。先生说：“仆非官僚绅士，又非武弁营丁，窄衣小袖，素所弗便。宽衣博袖，乃庶人常服，仆本庶人，不敢自异。且庶人无入公门之理，区区生平，安庶人之分，未尝投足公门。今进书院，诸公见顾，断不愿破戒报谒。”[28] 先生在关中书院的这次讲学活动前后凡三月，听着几千人，他制定学规、会约，约束礼仪整束身心，人称：“自少墟后讲会久已绝响，得先生起而振之，力破天荒，默维纲常，一发千钧。视少墟倡学于理学大明之日，其难不啻百倍”。此次讲学，让巡抚鄂善甚为敬仰，适逢朝廷求贤若渴之际，鄂善遂向朝廷举荐二曲先生，“一代真儒，三秦佳士。学术经济，实旷世遗才；道德文章，洵盛朝之伟器。负资英特，操履醇良，环睹肃然……”。二曲先生知道鄂善向朝廷举荐一事之后，甚为后悔应邀讲学关中书院一事，他向鄂善写信辞谢他的一番好意。“自拜辞抵家，即染寒疾，历久不痊，遂至右足不仁，艰于步履。夫荐贤者，国家之大典，岂容以废疾之人，滥膺宸命哉”[29]，但是到了十一月，督抚奉旨催促先生起程，无奈之下，二曲先生再次写信以疾辞征。

　　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朝廷再次敦促先生起程，陕西地方官员准备强行将先生送至北京面见康熙。先生开始绝食抗争僵卧不语，有司衙门力逼先生进省城，竟锁拿捆绑将先生抬至西安兴善寺，督抚知道不可强求先生，所以暂时又送先生回家养病。先生告诉门人：“学须深潜缜密，埋头独诣，方是安身立命；若退藏不密，不惟学不得力，且非保身之道。昔人谓‘生我名者杀我身’，区区今日，便是榜样”。当时，丹阳贺麟征听到先生不愿赴征一事，感慨地说：“关西夫子，坚卧养疴正是医万世人心之病。移风易俗，力振人纪，有造于世道不浅”。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陕西以“海内真儒”举荐先生，朝廷下旨征召。先生再次辞征，督抚大吏日日强催起程，“先生遂绝粒，水浆不入口者六日，而大吏犹欲强之。先生拔刀自刺，陕中官属大骇”，遂停止强逼，以其有病在身为由，拖延起程世间。二曲先生此时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强逼，便以死谢之。他告诉门人弟子：“将来强我不已，不死不止，所谓‘生我名者杀我身’，不幸而有此名，是皆平生学道不纯，洗心不密，不能自悔之所致也”[30] ，先生告诉长子李慎言：“我日抱隐痛，自期永棲垩室，平生心迹，颇在《垩室录感》一书。今万一见逼而死，敛以粗衣白棺，即怀《垩室录感》以当含饭，权厝垩室，三年方可附葬母墓，万勿受吊，使我泉下更抱憾也”[31] 。当道知先生之志不可轻易，之后不再强迫先生了。史书记载，自此而后先生足不出户，反锁其门，即便是弟子也很难见到先生一面。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康熙皇帝西巡至陕西，康熙询问陕西督抚关中二曲先生状况，欲召见二曲先生。陕西督抚亲书手札云：“中孚李老先生，道学儒宗，素心景企，今圣驾西巡，实千古盛事，凡在臣子，俱切瞻依。矧老先生累承圣问，且已有旨召对，故兹特修小启，请先生至省，知召对时，自有阐扬”[32] ，书信交至二曲先生时，先生大呼：“我真的是要被逼死了”，再次以身体有疾不赴召对。无奈之下，陕西官员只能让先生的长子李慎言代替先生见康熙皇帝。关于此次李慎言见康熙帝的对话，刘宗泗先生在《盩厔李徵君二曲先生墓表》中详细记录。陕西督抚禀报康熙，二曲先生身染疾病不便见驾，康熙说：“高年有疾，不必相强”，康熙向李慎言索要二曲先生著述，慎言呈上父亲著述《四书反身录》、《二曲集》等著述。康熙问慎言：“尔父何疾？历年几何？”慎言说：“臣父早孤，臣祖母彭矢节鞠悔，臣父仰承母志，发奋为学，屋无可居，无田可耕，养亲读书，复营家计，以此积劳成疾，未及五十，发白齿落。今年七十有五，衰病益甚，时卧床褥，不能动履。久荷徵召，又蒙天语存注，咫尺乘舆，不能一睹圣颜，此臣父子终天之憾也”。康熙又问：“尔父平日所读何书？”慎言说：“臣父少无师承，百家之书，糜不观览，及壮，则一归于圣经贤传，不复泛滥涉猎。晚年，非六经、四子、性理、通鉴及儒先语录，不轻入目。其教门人子弟，亦以此相勖勉”。康熙听闻李慎言回答之后，对他说：“尔父读书守节，可谓完节，朕有亲题‘志操高洁’匾额，并手书诗幅，以旌尔父之志。尔宜归去待养”。

　　明清易代之时，名流学者变节之事多不胜举，人人皆以“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而荣，独顾炎武、黄宗羲、李二曲等以“明遗民”而孤守其志，易代之后，他们将余生之精力，全部投入到著述讲学之中，以正人心明学术为己任，终生不仕，气节高贵。

　　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七十九岁的李二曲先生走完了自己孤独而又艰难的一生，清代学者全祖望先生，总结二曲先生一生时，感慨万千的说：“先生崛起，哀兹后觉。苦身笃行，振彼木铎。格言灌灌，廉顽敦薄。嗟江河之日下，渺一壶之难泊。谁将西归，先民可作。试看墓门，寒芒嶽嶽”[33]。先生以人生之苦，坚贞不渝的实践了一个学人是怎样以生命来赋予学术以温度。

　　注释：

　　[1] 刘学智：《关学思想史》第392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2]清·龚百药《周至李氏家传》，《李颙集》第309页；

　　[3]清·李颙：《跋父手泽》，《李颙集》第221页；

　　[4]炮烙亦称炮格。中国古代酷刑。殷纣王所创。《史记·殷本纪》曰：“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

　　[5]民国·吴怀清《二曲先生年谱》，《李颙集》第685页；

　　[6]磔杀：古代一种酷刑，把肢体分裂杀死，明将袁崇焕被冤杀，史载其受磔刑（分裂肢体），处死于西市；

　　[7]《李母彭孺人墓表》，《李颙集》第315页；

　　[8]民国·吴怀清《二曲先生年谱》，《李颙集》第685页；

　　[9]祝勇：《北方，奔跑的大陆》第00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10]刘宗泗：《盩厔李徵君二曲先生墓表》，《李颙集》第646页；

　　[11]民国·吴怀清《二曲先生年谱》，《李颙集》第6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