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军：王心敬——二曲传人 笃行弥坚

王心敬——二曲传人 · 笃行弥坚

文/孙亚军

关学肇始张横渠

李二曲（1627年-1705年）， 

原名颙，字中孚，号二曲。

鄠县王丰川之恩师

清 康熙帝御笔赐匾

王心敬墓位于距户县

县城以西1.5公里的南河头村

西北约80米处，保护尚好。

墓前有石碑一通，碑面正中楷书

“大清理学名儒丰川先生之墓”

十二个大字，上款为

“乾隆五年岁次庚申孟春谷旦”，

落款为

“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

海宁后学陈世倌盥手谨题”

其下阴刻篆书“陈世倌印”，

“大学士”两方印章。

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曲传人王心敬，

公元1656年生，1738年卒，

字尔缉，号丰川，陕西鄠县（今户县）

石井阿福泉欢乐谷人。

中华执礼

王心敬集编《礼记汇编》

取《礼记》四十九篇，

以己意重新排纂，分为三编。

二曲先生口授

鄠县门人王心敬录

《四书反身录》

《光明日报》（2019-10-12 11版）

刊李敬峰文《丰川家训的当代价值》

清初“三大儒”之一的

李二曲高棣王心敬

倾力述作《丰川家训》

声闻虽不如

《颜氏家训》《朱子家训》

那样誉满天下

作为布衣理学大儒之作

自有其独特价值和当代意义

《丰川续集》卷二十九

《疏二曲书院始末》详细记载：

“二曲书院，

在邑西南孙家磑村之西郊，

乃五十年前独立所创，

谋请吾师李二曲徵君

娱老讲学之地。”

2016年5月6日

二曲先生故里陕西周至举行

二曲书院重新筹建启动仪式

盛邀当代名人名家

举办弘扬关学思想书法作品邀请展

中国著名作家贾平凹

录二曲语

“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载物以为用”

参展

　　【题记】

　　文化的传承是数代人孜孜不倦呕心沥血积累起来的成果，从源头到流变，一个又一个文化的托命之人，他们身兼使命不畏艰辛，登高楼望天涯路漫漫，上下而求索，文化的薪火才不会被湮灭，如松柏之茂盛，日月之光芒，历久而弥新。阅读《关学编》《关学史文献辑校》等经典关学资料，“关学”的传承就是“师道”的传承，他们生儿有使命，苦心孤诣地做学问、正人心，百年之后，门下弟子再续薪火光大其气象，如此才有明代从薛瑄到段坚，从段坚到周小泉，从周小泉到薛敬之，从薛敬之到吕柟这样一条从河东到关西的学术传承之路。

　　王心敬从李二曲先生那里承续了“二曲之学”，作为二曲先生学问的托命之人，他恪守师道精神，不辱师门之教，唯恐使先生之学不得发扬，他整理先生著述完成先生学问的总结；他讲学江右复“王学”以振儒学，回归孔孟之旨趣，摒弃“朱王门户”之见；他保持学人应有的独立与自由，数征不起，最终以醇儒之心，以知行合一的功夫，完成了一代大儒的人生使命。

　　一

　　一盏油灯，长夜漫漫，深居周至的李二曲先生正在给好友张承烈回信。

　　自从谢世以来，他几乎很少与外界接触，潜心治学，与他往来于笔墨之间的人寥若无几。张承烈在来信中，一方面请教学问心得，一方面询问二曲先生门下才收的弟子户县王心敬的情况。张承烈觉得既然二曲先生闭门谢客，独王心敬能侍奉左右，其品行操守一定有过人之处，否则怎能入夫子之眼。二曲先生在回信中写道：

　　“学问最怕持志不坚，造诣不勇，欲进则不能果于力为，欲退则又有所顾惜，往往骑两头马。因循荏茬，光阴一去，百年无再生之我，空自耽搁，虽诲何及？……来涵询及鄠邑王生。此子智圆行方，躬修允蹈，心若青天白日，品犹野鹤孤云，气魄弘毅，将来可望以任重致远，仆甚属意。”[1] 

　　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时年二十五岁的户县王心敬，弃绝举业，负笈徒步至周至入二曲先生门下研习诸子之学。自此而后，他与恩师李二曲接下了生死忘年交，在二曲先生生命最后的时光里，王心敬侍奉左右，先生深爱王心敬，将毕生之学相授，堪为二曲之学的托名之人。

　　王心敬（1656年——1738年），字尔缉，关中大儒李二曲先生的嫡传弟子。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以农耕诗书传家的家庭，祖上在元代末年因避战乱，举家从高陵县迁徙至终南山，战后定居在户县文义里，此后王氏家族在明代二百多年间，没有出过科举出身的人物，他们承袭王家先祖的传统，以农耕为主兼及诗书。经过两百多年，王家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至王心敬曾祖父王庆轩家道隆盛。不过，自王庆轩开始，由于不善持家家道又开始衰落，到了王心敬祖父王汝爱时，“遗田不百亩，门户百需出其中”，家道一日不如一日。明朝末年时战乱频仍，王家仅有的一点过日子的资产，也被乱兵洗劫一空。但是，考取功名诗书传家，一直以来是王家历代先祖所梦寐以求的事情，到王心敬父亲王中悦这一代人，国家逐渐安宁，百姓遂不受战乱之苦，考取功名的梦想再次在王中悦、王笃恭兄弟二人心中升起，苦于时机未到，兄弟二人虽在农耕持家之余，积极备考，总事不随人愿。王心敬十岁那一年，父亲王中悦竟积劳成疾，赫然长逝！

　　父亲去世后，抚养教育王心敬的担子就落在了伯父王笃恭的身上。在王笃恭心中，侄儿王心敬是王家的希望，是实现他和弟弟王中悦人生梦想的寄托。刘宗镐先生在《王心敬评传》中说：“笃恭公不顾病体，毅然决定即使砸锅卖铁，也要送他去读书。在笃恭公的鼎立支持下，他背着干粮，追随户县有名的私塾先生王酂读书去了”[2] 。王笃恭的长子、次子相继夭折之后，他视王心敬为己出，王心敬很小的时候就经常被伯父接到家里睡觉，幼年王心敬常常听伯父晚上睡觉前给他讲述历代先贤的故事，他枕着伯父的胳膊，听着伯父讲的故事，渐渐进入梦乡。多年以后，已为大儒的王心敬每每回忆起幼年往事时，便潸然泪下，他说：“每初宵子夜，敬枕其肱，为道说古可法戒及乡党世家旧事。有时心敬已熟睡，而公尚为之道说不已”[3]。弟弟王中悦去世后，整个家族的事务全部由王笃恭承携，他苦心经营照顾家中老小，加之乡里有小人从中陷害，致使仅留下度日的田产，也被侵占殆尽，王笃恭苦撑三四年后，留下老母孤儿遗孀，也随弟而去。王中悦、王笃恭相继离世之后，王家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王心敬的母亲和伯母身上，生活再次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

　　大凡关学人物中，绝大部分在年幼之时都是遍尝人间疾苦，使他们较早的认识生活的不易，他们在冷暖人情的世间，过早地领悟到人生的志向，遂越挫越勇，在危机与艰难之中，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绝大部分人都保持着天然的平民意识，保持着对生命、对土地的敬畏之感，知事之后，他们都能为民立命，为圣贤继绝学，以躬行实学的精神，振奋时俗。王心敬在父亲、伯父相继离世之后，他的人生才仅仅开始，生活的艰难与人生的梦想时时牵绊于心，母亲坚韧不拔的勇气给予了他迈向成功之路上很大的信念。

　　二

　　生于忧患之间的王心敬成为中兴户县王氏家族的希望，他自十岁入王酂先生门下学习科举之业时，便立下了人生志向“忆不佞十五六时雄心豪气，妄意三十时当使学业充实光辉，四十时当使道明德立”。在这一人生目标的激励下，少年王心敬在食不果腹的窘境下，发奋自立，不辱家门之希望，决心成就科举之业，实现父辈先祖的遗愿。

　　史书记载，少年王心敬求学期间，母亲李氏和伯母陈氏外面忙农耕事务，闲暇之余又忙于纺织以补贴家用，日子实在很难过的时候，她们不得已将家产抵债，以此来供给王心敬求学。王心敬对二位母亲的辛苦付出满怀感激之情，他回忆当年艰苦学习时的情景时说：“每午夜擎灯，我母与我伯母东西对绩，必呼不孝兄弟就灯诵读。虽风雪凛冽，往往鸡鸣不已。其一段苦心调剂、惨淡经营之况，至今念之犹令人泪下难禁也”[4] 。苦心不负有心人，康熙十二年，王心敬顺利通过童试，成为户县县学生员，被增补为廩膳生员，这意味着王心敬可以每月领到一定补助的银两，来改善生活，继续完成学业。这对已经生活在困苦之中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喜讯，成为廩膳生员之后，王心敬学习更加勤奋，“不仅熟背时艺范文，而且熟读‘韩、柳、欧、苏之文’，所以，他的作文水平大大提高，二十岁时已经‘文名籍甚’”[5] 。

　　清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一场意外的事情，改变了王心敬的人生！明清两代的考试制度当中，岁试是很关键的一步，每三年才考一次，在原有的童生当中选择优秀者，进入“生员”序列，有了“生员”的资格后，才能参加乡试和会试。这一年，陕西五府、十州、七十五县所有廪生、增生在陕西学道府地三原县进行“岁试”，王心敬作为户县廪生参加了这一次“岁试”。据关中学人刘绍攽先生《关中人文传》记载，王心敬岁试不理想，因提学遇之不以礼，他遂摘掉银雀帽[6] 以示愤怒：“为邑弟子，岁试，提学遇之不以礼。心敬发愤曰：‘昔陶令公不为五斗米折腰，我岂恋一青衿乎’？遂脱巾帻出，除其籍”。据当代学者刘宗镐先生考证“脱巾帻”就是摘掉银雀帽，“除其籍”应当是取消当年的考试资格，并非取消他的学籍。

　　王心敬为什么对“礼”看的如此之重？为礼而争，不愿折腰求其全，是因为他深受父辈家学的影响。他出生在诗书之家，父亲和伯父都是知书达礼之人，母亲也有着极高的文化修养，他的父亲王中悦生前被户县乡绅认为是“户县百年中仅见的完人”，其事迹在乾隆二年入选户县忠孝祠，他德行兼备救危济贫，深得缙绅乡民敬仰，尤其是他舍身救母一事，孝名传天下。当年，他只有十九岁，盗贼洗劫民家，严刑拷问其母，王中悦以身护母，盗贼一怒之下用刀砍其右腕，仍不离母身，于是盗贼在其头部再砍两刀，遂昏迷至第二天才苏醒。他不畏强权做人当以大丈夫慨然任之，凛然行孝的事迹，早已经深埋在少年王心敬的心里。面对提学的非礼待遇，王心敬当然心有愤怒，以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巍巍正气，捍卫自己的尊严。

　　愤怒之下摘掉银雀帽的王心敬回到家里，心有忐忑，不敢把这件事告诉母亲，他担心家人听后伤心，毕竟考取科举，以及获得廪生资格，对中兴王家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面对母亲的盘问，他才将事情的原委如实告诉母亲。母亲听后不仅没有怪罪他，反而对他说：“人生要当以圣贤为期，科第固所籍以进身，德业尤所本以立身。苟德业不足，即幸掇巍科，跻膴仕，非所愿也”[7]。母亲的深明大义使王心敬开始逐渐弃绝科举，转向对圣贤之学的追求，这是他人生重要的一次转折点。倘若没有提学的那一番无礼，或许王心敬的人生就是另一番样子，人生就是如此，常常因为偶然的际遇，生命的轨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常常说抓住每一次人生所面临的转机，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三

　　《后汉书》记载，汉代学者郭泰在太学任教时，深受学生爱戴，曾推为学术领袖，名震京师。当时洛阳神童魏昭，11岁便入太学学习，仰慕郭泰之名。他拜访郭泰，向他求学并深为郭泰的人品敬佩，遂向郭先生说:“尝闻‘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愿在左右，供给酒扫。”对于王心敬而言，盩厔李二曲先生就是他生命中的人师，废弃举业之后，他不辞辛苦求学于二曲门下，师生二人往来十余年，从学问到做人，从做人到走向圣人之路，王心敬可谓颇得二曲真传。

　　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春。二曲先生回到盩厔，在母亲之前居住过的地方，修建供奉母亲遗像的厅堂，堂内修一小室，取名“垩室”，其意指“人子居亲之丧，涂壁令白，名曰‘垩室’，此亦余之垩室也。丧制虽已久阙，而心丧实无时或息，棲此以抱终天之憾”，“垩室”建成之后，二曲先生足不出户，吃饭也是家人通过墙上的洞口递进去，他陷入了深深地反思之中。大约也就是在这一年，王心敬托人打听到李二曲先生已经从富平回到盩厔，他向母亲言明要跟随李二曲先生学习圣贤之道，母亲欣然同意。

　　其实，李二曲先生由于出身寒微，又不务科举之业，多数乡里人认为其不务正业，并不以为先生学行高迈而有向学之心。听说王心敬的母亲要送儿子到盩厔二曲先生那里问学，很多人都在暗地里讥笑王母，李二曲先生后来在《母教》一文中对王母的深明大义甚为褒扬，他说：“贤哉！鄠邑王母李夫人之教子，世之须眉丈夫号称善教者，有所弗若也。世之善教者，不过教以举业，期以科第，以图富贵利达已耳。乃夫人之教子王生心敬也，则异是。盖自心敬能食能言，一言一动，弗纳于邪，务令内谨心术，外谨行履。……于是过听虚声，误以为予于圣贤之道似粗有所闻，遣心敬远离膝下，俾从予学。其内外亲省及邑之素爱心敬者，恐于举业有妨，交讽互阻，譬引百端。夫人执意弥坚，终不为移，脱簪珥以资继晷”[8] 。史书记载，王心敬母亲李氏教子非常严格，为了使王心敬能够安心跟随李二曲学习，她日夜操劳，白天照顾一家老小生活，晚上又帮别人家做织布，供给儿子求学。她鼓励王心敬：“吾不愿汝禄养，但能砥砺德业，与古人齐轨，无负父讬，斯为孝尔。”[9] 

　　二曲先生是学问之路上的苦行者，他以苦心之志在唤醒世人对于圣贤之学的信仰，以自己悔过自新的实践，告诉人们在通往圣贤之路上，人人皆可为。王心敬跟随二曲先生学习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常常温饱无法解决，王心敬无怨无悔，侍奉老师左右，朝夕闻道不倦，师徒二人同甘共苦风雨同舟十余年，他深为此生能得二曲先生亲传而倍感荣幸，多年后，他向门人谈及这段学习经历时感慨地说到：“每恨此生知学之晚，独喜此生得师之明”。二曲先生对王心敬的教育也视如儿子，教学相授往往剥骨见髓直透心抵。

　　二曲先生毕生治学以求实求真为要，所谓求实，就是将圣贤之学要用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加以笃行实践，这样的学问才是实在的学问；所谓求真，便是人在不断地反省自我中，不断地改正自我，从而以真学问铸就真自我。他对王心敬说：“汝聪明过人，吾安得不喜！竭平生所蕴而传授之，舍汝其谁？顾聪明要须善用，用之反己自观，洞识真我，方是真聪明。”[10] 先生教人与做学问同属一事，要求得真我，不浮在面上，学问只有洞悉明白才能如释重负，才能通透于心，才能洒脱做人，绝不做名教之徒，皮肉两层。他教导王心敬做学问要“剥皮见骨，剥骨见髓，洞本徹源，真透性灵，脱脱洒洒，做世间快活大自在人，方一了百了。若不窥性灵，自成自证，徒摹仿成跡，依样画葫芦，饰圣贤皮膚，为名教优孟，后世有述焉，吾弗为矣”[11]。王心敬从李二曲先生那里学来的是“反身实践”的治学做人的方法途径，在二曲先生的鞭策下，他明白了学问动静要在心上用工夫，儒家经典的著作的学习是开发本心，用以印证自我的途径。他既学之又能履践之，并能恪守师道于终身，使他受益匪浅，以至于他将从二曲先生那里悟来的学问之道写在了《丰川家训》当中，传于子孙。他说：

　　“所读之书，读时期于反上身来，贴切理会；遇时遇境，期于将所读者依傍行习。久之，则书与我浃洽。读时既津津有味，行时亦非格格不合。能读一部胜十部。若徒入耳出口，虽多奚益？”[12] 

　　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读书方法，虽历经时代变迁，但真理永远不过时。二曲先生当年提出的反身实践的学习之道，就是杜绝明末清初王学末流坐而论道行而不实的邪风。这样的邪风，在任何时代都会有，说得多做的少，全在嘴上用工夫，那么坚持王心敬的读书之法，便是弃绝时代风气飘浮的最好路径。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王心敬随二曲学习时，常常一去就是一年时间，一年当中仅有两三次在家呆的机会，其余时间都侍奉在二曲身边。母亲有一次问他：“学古人者如何用功？”，王心敬说：“以存心尽性为实履，成己成物为分量”，母亲听后很高兴，便对他说：“汝便如此学去，若让古人独步，非夫也”，二曲先生闻后甚为感慨地说：“吾不及见古孟母，若尔缉（王心敬）母李太君，恐古人亦不过也”。

　　在王心敬早期问学期间，母亲和二曲先生是他人生最好的老师，母亲给予他学习的信念和良好的品质，二曲给予了他生命的大学问，恩重如山。

　　四

　　世间有些人生来就有大使命，这种使命的来源则是心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关学人物当中大都有这样的使命感，要不李二曲为什么不应召入朝，而选择了林隐，他在为“正人心，明学术”而坚守。冯从吾为什么不选择同流合污，而愿意以死谏疏，实为天下苍生而计。王心敬从二曲先生那里接上了这根道脉，注定此生在为此而孜孜以求。

　　王心敬的时代，清朝已经逐步稳定了南北，加上康熙皇帝的治世之策，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盛世之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致使士大夫阶层士风堕落沉沦，“方今海内，士之进身，则礼义廉耻几不可言矣”，二曲先生在世时所忧心忡忡的问题，在王心敬的时代尤为突出，科举制度所培养的都是好利之徒，他们学而优则仕，一旦入仕便将昔日的秀才气忘得一干二净，王心敬看到了时代的弊政，他感慨的说到：“自士风之下也，功利之毒，浃人心髓”。士子在浮躁的社会风气下，学会见风使舵附炎趋势，朝廷重视朱子学，士子们便一边倒的攻击阳明学，甚至当年跟随李二曲先生学习的同门师兄弟，在先生去世之后，也跟风批判二曲之学，这使得王心敬痛心疾首，面对先师之骨未寒而道已裂的局面，王心敬站出来为维护师道，维护学术的尊严，而与当时的那些妄人争辩。

　　当代学者刘宗镐先生说：“王心敬的学术使命是‘继绝学于往圣，正人心于来兹’，这一学术使命的落实，则是‘明道术——正人心——培人才’。”[13] 王心敬从康熙二十八年至康熙四十七年，反复实践“躬身实践，明体适用”的先师之学，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道德经济”之学，即道德为本，经济为体，道德为道，经济为器的“全体大用，真体实工”的治学思想，他涉猎范围从经济到军事，从军事到农业，从农业到天象，其目的就是培养通用型人才，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公元1705年，李二曲先生病逝，王心敬遂勇接先生之传，崛起于关中。

　　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春。时任贵州巡抚的陈诜[14] 在去贵州的途中经过襄城访问旧友刘青霞，得知王心敬是二曲先生嫡传弟子，是继二曲之后倡明正学的真儒，陈诜素来重视儒学教育，遂有让王心敬去贵州龙岗书院讲学的想法，于是嘱托刘宗泗、刘青霞叔侄写信给王心敬，言明贵州讲学之事。王心敬以“惟时独以老母衰暮，黔南万里，远离膝下非孝子心所忍言”为由谢而不往。至康熙四十七年，陈诜调任湖北巡抚，反复通信于王心敬延请其前往湖北汉江书院讲学。康熙五十年，王心敬在征询母亲同意后，不远万里来到湖北汉江书院开始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外出讲学活动。

　　江汉书院是明代提学葛寅亮主持创办，以江、汉二水为楚地之望而定名，清顺治年间定位省级直属书院，主要以科举时文为主，培养科举人才。他在江汉书院首倡“真知”与“学问”之说，一时江汉学子闻其学术明了于心，愿意从其门下继续学习者众多。所谓“真知”之说，王心敬针对当时学子以“闻见”和“才艺”为主的学习风气而提出，他认为学问之大，首在自信于心，只有自己坚定了信念，才能深钻进去，以探求真知，而这种学问上的自信则来源于关切自我受之而用，不能浮于表面只讲见闻多少，而无关自我提升，他说：“然即此可悟圣人之学不徒在门面上的见闻增多益寡，总以关切自己痛痒为实耳”，他主张学为己用，只有自己深悟深信深行之后，才能兼及他人。紧接着，王心敬阐明“盖才艺是学问之枝叶，德性是学问之根本”的“学问”观，鼓励考生不要舍本求末，“学者能从德性上着脚，然后道器一贯，深造自得；若不知从事德性，而徒驰骛于技艺，即一一尽通，亦只徒长得标末耳”。先生的微言大义，在今天的看来依然具有鲜明的指向意义，以当代书法而论，有多少人沉迷于技法而不可自拔，而忽视了对德性的修炼。

　　王心敬的学问是从二曲先生一路下来，而二曲先生又是尊崇“阳明心学”，所以他的学术思想还是以阳明心学为主，但是不同的是他发展了先师二曲先生的学问，提出“道德经济”之学，其学问境界已超越了乃师二曲，著名学者刘学智先生说：“王心敬的理学思想是对其师二曲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这不但表现在理学旨趣、理学思想、为学方法上，也表现在学术态度、学术使命上，且这一继承和发展是自觉实现的”[15] ，汉江书院讲学时，门下弟子称赞他的学问为“有体有用，不愧为真理学”。

　　学术门户之争由来已久，汉代的“今古文之争”，“两宋”时期的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辩”引发的“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争，各执说辞喋喋不休。但是研究关学史的人发现，在关学学人当中，他们的思想是包容的，开放的，不论是程朱还是陆王，都要躬行实践，否则程朱就会陷入“伪道学”的境地，陆王也会陷入禅学的深渊。二曲先生在世时，一心在推动摒弃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学者需要正本清源，到了王心敬的时代，门户之争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在于清廷从一开始就确定“程朱”为治国礼政之本，导致一批阿谀奉承之辈，尊程朱斥陆王，以至于天下学子人心各异。作为二曲先生学问的托命之人的王心敬，为了还二曲之学清白于一二，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他应张伯行之邀前往苏州府学紫阳书院讲学。史书记载，王心敬的这次紫阳论道不是很成功，他主讲的“陆王心学”，不但与张伯行的意见不合，甚至书院的学生也对此不满，于是一场学术商榷沦为门户之争，他痛心疾首地说：“门户之争，世儒之隘也；门户之护，世儒之陋也！”

　　正当他在紫阳论学陷入僵局的时候，时任湖广总督的额伦特得知王心敬在江苏讲学的消息后，遂派江夏县知县了解王心敬的学问人品之后，向朝廷举荐王心敬。1714年8月，朝廷以山林隐逸征召王心敬入京，王心敬闻此消息后，为了躲避朝廷使者的注意，立即辞别紫阳书院师生，绕道回到鄠县。为了不引起清廷的注意，王心敬回鄠县后，隐居不出，减少社会活动，才避免了落入先师二曲先生当年的境地。

　　五

　　当代著名学者刘学智先生在总结王心敬在关学史上的地位时，提出了“深得二曲学髓，复王学以振儒学”和“祖承横渠之宗风，崇实学以兴关学”的观点，是非常准确的，也卓有远见之识。细读刘宗镐先生写的《王心敬评传》，他在晚年林居乡野几十年中，不仅恪守师道，而且勇于实践发展师道精神，他的种种务实的实验是对自己提出的“道德经济”学说的最好诠释。

　　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王心敬先生闭门读《易》，是年四月在额伦特将军的帮助下《丰川全集》刊印于世，其中包括了他的十卷本《丰川易说》，值得一提的是《丰川易说》是至今研究《易》学的不可多得的经典著述。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陕西大旱，多地出现饥荒，先生一如横渠张子当年在眉县的“井田制”实验精神，按照《齐民要术》的区田法来种植庄稼，大获成功，并上报官府推而行之。

　　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年羹尧任川陕总督，骄横霸气，但素闻先生之名愿一见，王心敬避而不见，一如先师二曲，保持应有的独立之人格，不愿与骄纵不法之人往来。

　　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清廷与准葛尔战事吃紧，派鄂尔泰赴陕西督战，鄂尔泰上任后即向先生请教战事方略，先生做《兵间事宜》转赠鄂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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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我们可以大约窥见先生之学的境域之广，学问之精。先生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腐儒，他勇于造道的精神正是关中学人伟大的传统，他从先师二曲先生那里继承的是“悔过自新，明体适用”之学，又发提出了“全体必兼大用，真体必兼实功”之学，这是对实学精神的再次阐发，使得学术精神更能根植人心。

　　我常想阅读王心敬先生最大的意义就今日而言，必使我们明了“学”与“术”相结合，“道”与“器”相结合，知识分子不能完全抛弃“术”来谈学，抛弃“器”来谈“道”，这是空谈，也必然会落入知行不一的伪学术境界。同时，只关注“术”与“器”，又容易陷入虚浮，陷入唯利是图，要兼顾道德修为。王心敬先生的“全体大用，真体实功”之学，就是要我们真切的做一回德才兼备的通用型人才，如此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发展之需要。

　　注释：

　　[1]   清·李颙：《答张澹菴》，《李颙集》第146页；

　　[2]刘宗镐：《王心敬评传》第3页，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3]援引《先仲伯笃恭府君暨原配刘孺人继配陈孺人合葬墓志铭》，刘宗镐《王心敬评传》第3页；

　　[4]刘宗镐先生援引《先慈李孺人行述》，《王心敬评传》第4页；

　　[5]引文同上；

　　[6]银雀帽：清顺治二年，颁定生员品服式，银雀帽，顶高二寸，带用九品；

　　[7]清·李颙：《母教》，《李颙集》第230页；

　　[8]清·李颙：《母教》，《李颙集》第230页；

　　[9]三原周元鼎：《丰川王先生》，陈俊民点校《关学编》第94页，中华书局出版；

　　[10]清·李颙：《答王心敬》，《李颙集》第157页；

　　[11]引文同上；

　　[12]刘宗镐：《王心敬评传》第13页；

　　[13]刘宗镐：《王心敬评传》第192页；

　　[14]陈诜：（1642—1722），字叔大，号实斋，浙江海宁盐官人。清康熙年间任巡抚、工部尚书、礼部尚书；

　　[15]刘学智：《关学思想史》第4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