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军：刘古愚——末世倡“新学” 关学有干城

新文人画院 2020-7-16 11:17 5203人围观艺术动态

《礼记·大学》有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指无论是社会还是一个人，都要时时保持自省觉新的心态，才能与时偕行，才能保持强大的适应与创新能力。“关学”发展到刘古愚先生的时代，大清帝国已如沉睡之猛狮 ...

“以学术立身·重塑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

刘古愚——末世倡“新学” · 关学有干城

文/孙亚军

关学肇始张横渠

刘光蕡（1843－1903），

字焕唐，号古愚，后以古愚行，

陕西咸阳天阁村人。

清末著名思想家、教育家，

陕西维新派领袖，

与康有为并称“南康北刘”。

于右任、张季鸾、李仪祉等人的恩师

总教甘肃高等学堂

习仲勋同志有题

“弘扬刘古愚爱国教育思想”

今之墓葬地（咸阳）

【题记】

　　《礼记·大学》有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指无论是社会还是一个人，都要时时保持自省觉新的心态，才能与时偕行，才能保持强大的适应与创新能力。“关学”发展到刘古愚先生的时代，大清帝国已如沉睡之猛狮，世界正在发生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帝国的统治者正在闭关锁国政策下，鼾声如雷的做着天朝之梦。刘古愚是在晚晴那个时期，陕西觉醒中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将目光第一次锁定在世界格局下的中国，他关注时事，发展近代陕西工业、近代陕西报业，关注金融业、民生事业，致力于近代学堂的教育事业，他是近代陕西睁眼看世界的人物。“关学”在他的时代，赋予了新的使命，固有的“道德”之学，已经不能够适应东西方文化猛烈冲击下的中国，他接受维新思想，积极投身实业报国的事业当中，他是那个时代的播种者。他的人生跌宕起伏几十年，影响陕西迈向近现代的历史进程。

　　刘古愚是传统关学的终结者，也是将关学引入现代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剥开历史的烟云，重回刘古愚的时代，以大写意的手法，还原一个心怀家国天下的知识分子的容貌……

一、坎坷流离的早年生活

　　“康乾盛世”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次繁荣，自乾隆之后，清代的国运逐渐衰落，嘉庆、道光两朝国内起义不断，鸦片流入中国，国家内外交困。1840年，英国又悍然发动对中国的战争，迫使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割地赔款，拉开了中国近世一百多年半殖民半封建的历史进程。

　　公元1843年，清宣宗道光二十三年，是年一月，魏源的《海国图志》五十卷面世，这是一部“痛定思痛”的书作。1840年清廷在“鸦片战争”中惨败，战争的教训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知识精英，他们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发展中国近代工业，正如魏源所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海国图志》的面世第一次将中国人的眼光锁定在发展中的世界，因此魏源也被认为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洪秀全在广东创立拜上帝会，秀才出身的洪秀全开始以传教的形式积蓄力量，几年之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国内点燃。这一年夏天，晚晴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刘古愚先生出生在陕西省咸阳市马庄乡天阁村的一个世代以耕读传家的家庭。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刘古愚的出生注定了他将在风云多变的时代书写自己不平凡的一生。他的父亲刘辉是县学生员出身，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他的启蒙教育基本上是在父亲的训导下完成的，童年时代，父亲带领他阅读《通鉴纲目》以及诸子之书，教他习字为文，陈澹然在《关中刘古愚先生墓表》中说：“天禀奇杰，读书目尽数行，性耻文人，文则浩气纵横，不加雕饰”[1] ，这些来源于他父亲的教导，为他在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好景不长，他16岁时母亲去世，18岁那一年中秋，父亲刘辉又散手人寰，刘古愚成为了孤儿，在兄长的照顾下19岁时便娶妻成家。刘瑞?（刘古愚先生儿子）在《刘古愚先生行状》中记载：“幼时先大父教之，严觅学子伴读，寒暑不辍，年十五，诸经成诵，灯下阅《朱子纲目》五页，书札记二条，然后寝。未几，失怙恃，赖诸兄成立。”[2]

　　父亲刘辉去世的那一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仓皇出逃热河，派遣奕?与各国公使谈判，最终英国、法国、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清廷再次割地赔款。当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传到偏僻的西北陕西时，极大地刺激了正在县城参加应试的刘古愚，县学门口贴满了清廷与各国签署的条约文本，国外的总统、国王能和中国的皇帝并列签名，这使得刘古愚第一次产生了学习西方文化的想法，他意识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左右着中国的发展，如果没有响应的对策，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不平等条约，他陷入了深深地思考当中。

　　那是一个多事之秋，时代的变局根本不允许人有太多的思考，有的时候人的命运被时代的洪流夹裹而行。正当刘古愚心存学习西方文化的想法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闹腾起来了，战火迅速蔓延至陕西，1862年4月太平军扶王陈得才的军队攻打陕西商州，久攻不下，才撤军，清廷此时除了要应对各国洋人的事务外，还得腾出精兵强将剿灭太平天国，就在内外交困之际，1862年5月陕西回民任武杀死团练大臣，在渭南揭竿而起，回民暴乱迅速蔓延陕西各地，他们无组织性的采取烧杀抢掠，关中地区顿时陷入了混乱。这次回民暴乱据相关史料显示，成为陕西近现代人口锐减的一个重要因素，据《中国人口史》一书记载陕西泾阳县，战前一年的人口是17.7万，战后6.7万，战争中损失11万。据《三原县志》记载，回民起义两年间（1862-1863），“县旧隶五百余村俱残破，仅存东里、蔡王二堡”。这场回民起义，给陕西关中一带的百姓留下了深深地伤痛，很多人背井离乡四处流浪，关中一带本属于富庶之地，经此暴乱赤地千里尸骨成山。

　　刘古愚在回民暴乱期间，先是在兴平避难，兴平沦陷后，进而在礼泉县避难。他栖身于文庙小屋之中，每天依靠买坨坨馍聊以为生，即便如此他仍然不放弃学习的梦想，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在微弱的油灯下继续读书。《行状》中说：“年二十，值回乱，避兴平、礼泉间，贫苦殊甚，售饼饵、磨面屑以饘粥。然性奢读，暇即携册诵讲”[3] 。据武占江先生的《刘古愚评传》中记载，当时回民攻礼泉县城久攻不下，便挖地道攻城，城内百姓人人皆兵拼死守城，刘古愚先生在一天夜里值守时，发现有人爬上城头，他迅速叫醒守城士兵奋起抵抗，才使城内百姓免于一场刀光之灾。他早年听人说过《墨子》一书中有攻城守城之法，他便四处寻找《墨子》一书，最后只在《文选》中找到《墨子》中的一节，根据注释找到了破解回民挖地道破城的方法，他将一口大缸放置在城墙根上，人入缸内，根据声音的震动原理，就能判断是否在挖地道，他将这一办法禀告给礼泉学官，学官采纳了他的这一办法，攻城的回民无计可施，只能选择了退兵，保全了礼泉县城百姓。但是，这一事件让刘古愚意识到读书要读有用之书，只有将书中的知识用来指导现实，才能实现知识的价值。

　　《墨子》一书被收到重视，也是在晚清之际，面对洋人的洋枪洋炮，中国的知识精英才开始认识到《墨子》一书的重要性，因为墨子是中国古代先贤中，唯一一位以“技”而行道的哲学家，他的著作里面既有光学知识，又有机械知识，还有数学知识，这样一本书在积贫积弱的晚清给中国知识分子转向实业兴国提供了强大的信念！

　　二、游学关中书院

　　关中书院自明代关中大儒冯从吾创办之后历经磨难，进入清代之后，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陕西巡抚贾汉复为恢复关中士子学风，在原有的基础上重新修缮并一度进行了扩建，使其成为清代关中地区最高学府。清代关中大儒李颙、路德等先后主讲关中书院，书院以其严谨务实的学风，为清朝输出了很多栋梁之才。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刘古愚在西安避乱，第二年参加童生考试，名列第一，成为生员，获得进入关中书院学习的机会，这是刘古愚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关中书院的学习，不仅拓宽了他的眼界，还使他结识了人生最重要的几位良师益友：他的老师黄彭年、同乡李寅、西安柏景伟。

　　黄彭年，出身仕宦之家，字子寿，号陶楼，晚号更生，贵州贵阳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其父黄辅辰为清一代循吏。同治初年，黄彭年入川督骆秉章为幕僚，又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因“有功”，得保荐。后由陕西巡抚刘蓉聘其主讲关中书院。后因其学问精湛，被李鸿章聘修《畿辅通志》，并主讲莲池书院。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升按察使，结案40余起，平反冤案十数起。光绪十一年（1885），调任陕西按察使、署布政使，治世有声，深得百姓信赖。光绪十六年（1890）调任湖北布政使，得到张之洞的器重，病逝于湖北任上。当时，刘古愚就读关中书院时，其勤奋向学的态度，很快引起了黄彭年的注意。有一次，黄彭年有意借给刘古愚《大学衍义》一书，考验刘古愚的学问，他给刘古愚说，先读一册，一册读完，再来借第二册。刘古愚拿到了先生借给他的书之后，认真研读一宿，第二天便去借第二册。黄彭年惊讶地问，读书如此之快，书中的内容你都记住了吗？随即对刘古愚进行了测试，刘古愚竟然对答如流，黄彭年甚为满意，于是就把全部《大学衍义》借给刘古愚阅读，他不仅阅读而且还写了数千字的读后感，黄彭年愈加对刘古愚重视，从此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亦师亦友几十年[4] 。

　　清代何瑧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对于刘古愚而言，关中书院学习期间，相识李寅是他人生知己相遇。李寅（1840年——1878年），字敬恒，官至翰林院编修，与刘古愚是同乡。据刘古愚先生《翰林院编修李君行略》记载李寅：“是时，吾乡士子汲汲科名，制艺外无所事，甚或束书不读。君则研究经史，泛滥百家，天文、地理、农田、水利、兵法、书画之类，糜不究心。暇时纵酒狂歌，以太白自负”[5] 。由此可见，李寅学识广博且为人豪爽，他们二人都是黄彭年的得意门生，刘古愚的好学引起李寅的注意，李寅便经常邀请刘古愚去他家做客，两人一来二往便成为好友。李寅家庭殷实，又有田产商号，所以藏书颇多，他之所以常邀请刘古愚来家做客，一则鉴于刘古愚生活窘迫，又不愿意委屈刘古愚的君子之志，为其改善生活；《行状》中说：“府君肄业关中，贫窘如故。所得膏奖，尽以养家，自煮仓米为粥，朝夕果腹，不肯向人乞贷。李编修雅知君府，不轻以财相与，常四五日一邀饮，曰：‘吾不肯免其高节，且以坚其志也’。”[6]二则家里藏书丰富，邀请刘古愚做客，以互相砥砺学习课业。李寅学业精湛，常常将自己所学倾囊相授于刘古愚，《翰林院编修李君行略》记载：“时蕡（刘古愚）肄业关中，黄先生授以《大学衍义》，有疑义在質之君，君剖析精微，娓娓不倦。暇则过从，上下古今，商榷读书作文之法，以志学敦品相勉励，且尽出其家所藏书授蕡（刘古愚），曰：‘不博览无以尽变，不反观无以自成’，蕡稍稍知学自此始”[7] 。刘古愚沉浸于李寅家中的藏书，如饥似渴的学习各种知识。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刘古愚开始研究数学。当时，数学在关中久已失传，无人问及，而刘古愚之所以研究数学就是因为他要做实际的学问，让学有所用，不做无妄之谈。他发现了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的《四元玉鉴细草》一书，此书是中国古代数学在中世纪的集大成，内容深奥，涉及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等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评价朱世杰和《四元玉鉴》：“他以前的数学家都未能达到这部精深的著作中所包含的奥妙的道理”，而此书在明清两季几乎失传，刘古愚深知西方列强战船行海是以数学为基础，于是他捧读此书深究其中，在无人讲习，一点基础都没有的前提下，他苦心冥想了三天三夜，以至于累的吐血，才理出头绪来。据说，从刘古愚开始陕西近代才有人开始逐渐研究数学知识。李岳瑞《刘古愚先生墓志铭》中记载：“算术为秦中绝学，无讲习者。时先生方授瑞读，得驾上《四元玉鉴细草》，嗜之，顾无从索解。乃冥心探究，忘寝食，至呕血，卒尽其说。今陕士多精几何，明测算，皆先生启之也”。刘古愚与李寅是生死之交，同治十一年（1872年），刘古愚回到咸阳曾在李寅家设馆讲学达七年之久，教授李寅的儿子李岳瑞。李寅去世之后，刘古愚继续教授李岳瑞，视为己出悉心教养，1883年李岳瑞进士及第，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二人情同父子。李岳瑞深受刘古愚的影响，甲午战争之后，他参与了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与关中学人宋伯鲁组织“关西学会”传播维新思想，是陕西维新运动时期的重要人物。

　　柏景伟和刘古愚，既是好友又是同事，他们结伴而行几十年，学问相通互相砥砺，亦师亦友。他们二人的相识得益于李寅的介绍，同治六年（1867年），柏景伟正在左宗棠府上任职，已经是社会名望，而刘古愚当时还是默默无闻的学子。柏景伟从李寅那里得知刘古愚虚心好学，便想邀请刘古愚赴府上做客，但是性格耿介的刘古愚没有答应柏景伟的邀请，他不愿意攀附权贵。直到有一天，柏景伟亲自到关中书院找刘古愚，当时刘古愚外出不在，他无意间看到刘古愚课桌上的日记，大为赞叹地说：“这是我的老师啊，怎么可以当朋友对待呢？”此后，他们定私交成为终身挚友，刘古愚在《柏子俊先生墓志铭》中说：“蕡时避贼省垣，与同邑李编修寅始交先生。先生屡入左文襄、刘果敏两帅幕，方筹筑堡寨以卫民居，设里局以减徭役，提耗羡以足军食，徒回居以清根本，开科举以定士心。先生契余两人，每驰驱归，即招余两人饮。上下议论，故凡为桑梓计者，蕡多与闻。”[8]

　　刘古愚在关中书院结识的这三位师友，他们文武兼修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对他一生的治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都笃信实学，尤其是在晚清中西文化冲突之际，他们都有开放包容的胸怀，接纳西方先进的科学以为我所用。同时，他们又坚守中国文化的传统，尤其是“关中”学派中的崇尚气节的风格，诚如刘学智先生所言：“刘古愚是清末面对国家危难而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历史使命并为之不懈奋斗的为数不多的关学学人之一，被誉为‘关学后镇’”[9] 。

　　三、刘古愚对日本攻占琉球群岛的形势判断

　　钓鱼岛历来属于中国领土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我们很有必要回顾日本在晚清是如何一步一步蚕食中国琉球群岛一事。公元1879年，清光绪五年，是年三月，日本悍然发动军警侵占当时的琉球国，进行烧杀抢掠，毁掉琉球国政府档案馆等重要机构，试图彻底毁掉历史证据，同时流放最后一任琉球国国主尚泰至东京。该事件发生后，琉球国民远赴北京请求清廷派兵收复被侵占的国土，解救尚泰国王，然而清廷已经自顾不暇，根本无法派出兵力与日本抗争，只派出李鸿章协同美国与日本进行谈判，最终签署了《台事专条》，中国承认琉球国民为日本难民，就这样琉球群岛从中国的版图范围被划分出去了，尚泰在东京流亡的日子想起了南唐后主李煜，难以掩盖亡国之痛，他说：“梦里不知身是客”“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关于琉球国与清朝之间的关系不是普通的宗藩关系，而是“父子关系”。1372年，琉球诸国成为中国明王朝的藩属国。1429年，统一后的琉球王国仍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宗藩关系。明亡后，琉球继续向清政府朝贡。1663年，琉球正式被清王朝册封，从此琉球使用清朝年号，向清朝纳贡，历代琉球王都向中国皇帝请求册封，从未间断。

　　刘古愚在礼泉设馆讲学长达二十年，在此期间他广泛结交关中士绅、学界、商界甚至政界人物，潜心研究学术之外，还向学生传授数学、兵学、农学等各方面有用之学，他留心时局发展，关心国家大事，真正做到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体现了他敦实务学的治学态度与士大夫的人文关怀精神。日本侵占琉球之后，刘古愚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做出了具有战略眼光的形势判断。他分析当时的形势得出：

　　第一，日本的真正目标是朝鲜。理由在于“倭新变法，武备未娴，欲耀威三韩，而惧中国问罪之师，乃小试于琉球，以窥伺朝旨”，他认为日本变法，武器装备还没有达到鼎盛，尚未摸清中国的底细，不敢轻易对朝鲜动兵，用琉球试探中国的实力。

　　第二，清廷应该出兵鞭挞日本侵犯琉球之兵力，其目的是杀掉日本的威风。如果不这样做，他料定日本“不二十年，羽翼既成，横绝东海，朝鲜不支，必折而入于倭”。

　　第三，日本侵占朝鲜之后，北方的俄罗斯也会趁机南下，使中国的东三省不得安宁。“俄将南下而争，辽海之间，自兹多事矣”。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几乎很少出入陕西的关中学人，在那个时候做出的判断是何等超前。后来的事实，一一证明先生做出的形势判断是正确的。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海战，中国战败签订《中日马关条约》，日本开始羽翼丰满对外扩张，1904年到1905年，日俄之间在中国的土地上爆发了“日俄战争”，1910年日本正式接管朝鲜半岛，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仅此一点，刘古愚先生已经超越了他的时代中很多中国的知识精英，同时也彰显了关中学人在国家民族存亡之秋自觉地使命意识。

　　四、刘古愚与近代陕西赈灾

　　对于很多陕西人而言，发生在光绪三年（1877年）的年馑无疑是有着深刻的记忆。1877年，陕西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旱灾，据《合阳县志》记载：“光绪二至四年（1876年——1878年）连续苦旱，三年尤甚，道殣相望，十室九空，人相食，全县饿死、疫死、逃亡者达十二万多人，为本县百年未有之奇灾。……知堡乡孟家庄村党汉章光绪五年在《党氏族谱》序中称：自元年至三年，天无雨泽，地不滋生，连年荒旱，饥馑至极，春夏食槐叶而槐叶有几，秋冬食榆皮而榆皮无多。荒旱去已，疫气流行，渭河以北，同州府属，被灾尤重。举数十年之生聚而死于岁者十之三，盖十分生灵亡去六七。”[10] 面对这样的灾情，陕西巡抚竟然不如实上报，导致生灵涂汰。灾情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柏景伟向陕西巡抚谭钟麟提议，奏请朝廷拨专款赈恤灾民，同时建议谭钟麟与左宗棠商议从每年200万军费当中截留10万用于抚恤灾民，并打开各县的粮仓发放赈灾粮食。但是，柏景伟的提议并没有得到陕西巡抚的回应，灾情依然在蔓延，百万生民正在饱受流离之苦。无奈之下，柏景伟、李寅、刘古愚等联合陕西乡绅，联名向都察院上书，请求朝廷核实灾情，并迅速安排赈灾。书至都察院后，御史梁景先将灾情上报朝廷，朝廷才知道陕西正在发生着百年一遇的大旱，准许陕西截留30万石漕粮赈济灾民。

　　柏景伟、李寅、刘古愚负责长安、咸宁两地的赈灾工作，为了确保每一粒赈灾粮食都能落实到灾民手中，三位可谓费尽心思，制定周密的赈灾计划。柏景伟首创村村各保的方法，即贫民监督富人的粮食，富人如实上报灾民人数，互相监督，使赈灾粮食能够到达灾民手中。刘古愚在《柏子俊先生墓志铭》中记载：“先生创为各村保各村法，以贫民稽富民粟，使无藏匿；以富民核贫民户，使无冒滥。不足，以巨室之捐输济之。富不苦抑勒，而贫得实惠”，刘古愚认为此法解决了自古赈恤灾民的一个大难题，过去赈灾层层拨皮，到了灾民手上几乎少的可怜，而此法的推行弊政除之。史书上说，他们三人行之有效的赈灾方法保全了长安、咸宁数十万百姓的性命。

　　“为生民立命”是中国古代有良知的士大夫的精神使命，刘古愚身处晚清衰微之际，身先士卒躬身践行了这一崇高而伟大的精神使命，为后世学子树立了楷模。有了第一次赈灾经验之后的刘古愚，在1892年独立完成了陕西咸阳地区的赈灾工作。

　　1892年，陕西再次爆发旱灾，咸阳、定边等地灾情尤其严重。咸阳县令陈丹书因身体原因将赈灾一事全权委托给县丞林子禾。林子禾临危受命主持咸阳赈灾事宜，他需要一位德高望重又有才干的乡绅来主持这一工作的开展，而不是将赈灾事宜交给下面的胥吏办理，往常的经验一般赈灾抚恤粮常常被胥吏克扣，百姓叫苦连天。他想到的第一个人便是陕西布政使李用清推荐给他认识的刘古愚，刘古愚接到任务后，迅速有条不紊的在咸阳展开救灾工作。

　　首先，他带领学生以及县衙的官吏对受灾群众进行了详细的排查，对农民受灾土地的面积进行了核算，第一时间向陕西布政使汇报了咸阳地区的受灾情况。其次，核算救灾粮食和款项，准确上报给朝廷；再次，开设粥场，依据领粥牌子，按照定量由专人发放，同时对每天领取粥场食物的灾民进行如实登记，避免强者多领弱者少领的情况发生，粥场工作井然有序的开展，确保粮食都能进入灾民的口中。最后，对在赈灾过程中有意敲诈勒索灾民的胥吏等进行了严肃处理。咸阳赈灾据说是当时效率最高的一次赈灾，事后，李用清将这一办法推广至定边等地，灾情遂得到了有效控制。

　　我常想，一个真正的士大夫是何以做到，独善其身又能兼济天下？当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处乱而不惊，镇定自如，临危不惧，不失操守可谓大丈夫，当天下清明之时，又能身先士卒躬行礼仪，教化一方不失君子风范；当家国天下鼎革之际，又心怀恻隐之心，行仁者之爱，与大众同甘苦共命运，堪为一代人师。刘古愚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大君子，身处乱世又不忘为民立命，将学术的生命紧紧地连在百姓的生活中，所以先生的关学思想已经远远地高于他的前辈，这是时代赋予他的使命。

　　五、刘古愚与味经书院

　　味经书院是近现代陕西新式教育发展的缩影，它位于今天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姚家巷中学内，是由时任陕甘学政的许振袆创建于同治十二年左右（1873年），书院是在晚清洋务运动背景下兴建的以讲授“实学”、山长负责、士绅出资、官府监督，自主运营的新式书院。

　　许振袆，江西奉新人，字仙屏，清同治二年进士。许振袆是曾国藩的弟子，长期以内阁中书的身份协助曾国藩处理军务，1871年出任陕甘学政。他上任之初便发现了陕西原有的关中书院、宏道书院存在的弊端，即以八股制艺为主的教学内容，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时局发展的需要，更不能适应“洋务运动”下培养新式人才的需求，加之西北地区连年用兵，灾荒频仍，教育发展远远滞后。他找准问题的核心之后，打算新建一所具有新式教学理念的书院，这座新的书院在体制上属于官办民营，书院有独立的教学理念，官方不能染指书院的日常管理，经费来源则从士绅阶层筹集。他迅速将这些想法上报给朝廷，1873年朝廷批准了许振袆的奏疏，同意在陕西泾阳组件一所现代书院。

　　经过许振袆多方努力筹措资金，陕西士绅主动捐款，一座新的书院在泾阳落成。首任山长是陕西城固人史兆熊先生，史兆熊上任后确定了“味经书院”的基本学规，书院风气为之确定，但是教学内容似乎和其他书院没有本质的区别。1883年，柏景伟被聘为书院山长，他的到来为书院注入了新的风气，他在严明史兆熊山长制定的学规的基础上，在教学内容上也进行了修改强调读经书、通鉴，尤其是时文等，强化学生对于时局的关心，经此整顿之后，书院的风气为之一变，与当时其他书院有了本质的区别。

　　1883年至1885年，清廷和法国先后爆发数次战役，史称“中法战争”，战争以清廷不败而败为结局，清廷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条约》。“中法战争”的失败，极大地刺激了柏景伟、刘古愚等知识分子，他们认为战争的失败主要是中国缺乏应用型人才，尤其是懂西方技术人才，而中国读书人素日里所谈的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在战争之际根本没有用。痛定思痛之后，他们商议在“味经书院”创立“求友斋”，在书院学子当中选拔一批对西学感兴趣的学子，进行特殊教育。当时，人们的观念当中还是不能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子入读书院还是以考取功名为主，为了鼓励学子学习西方技术，士绅胡子周出资1000两银子作为“求友斋”日常经费开支，奖励有前途的学子深入学习西方知识，希望柏景伟、刘古愚改弦更张，罢黜空谈，提倡实学培养通用型人才。在胡子周的支持下，“求友斋”创立起来，课程除了常规的经史政道以外，增加了数学、天文、地理、自然科学等科目，刘古愚精通高等数学、自然科学等，在他的带领下“味经书院”真正意义上走向了由传统书院向现代书院转型的道路，“求友斋”也为陕西培养出了第一批实用性人才，他们成为日后陕西维新运动的主要力量。

　　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柏景伟调任关中书院，临别前他推荐刘古愚接任味经书院山长。刘古愚先后执掌书院十二年之久，他将书院的教育质量推向了高峰。武占江先生在《刘光蕡评传》中说：“在味经书院教育发展史上，史兆熊是奠基者，柏景伟振衰起弊，有中兴之功，刘古愚则将味经书院的教育水平推向最高峰”。[11]

　　刘古愚在味经书院十二年当中，充分展现了他作为现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治学理念。细读《刘光蕡集》中保存的味经书院的相关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刘古愚遵循“能体能用”培养实用人才的教育理念。他在满足科举考试需要的前提下，倡导学生读经史，通过读经史培养学生正确的史学观，认清中国的历史，从而在“西学东进”的社会浪潮下，不盲从更不丧失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在研习经史的同时，他带领学生关注历代兵刑、礼乐、农田、水利、天文、地理等知识，夹杂西方的知识，互相印证，这些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实用的知识，也是科举考试当中不考的内容；在此之余，他倡导学生进行社会实践，尤其是将学来的西方科学知识，在实践当中加以深化。在味经书院期间，他传授给学生数学知识，开启时代新风，通过讲解时局，让学生明白中国之落后是机器的落后，机器的落后是没有制造机器的人才。他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泰西机器必行于中国说》，开导学生使用机器不仅是强国之需，更是中国古人一以贯之的做法，鼓励学生多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成为国家应世之才。

　　在柏景伟和刘古愚的努力下，味经书院达到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四方学子前来求学应接不暇，除此之外陕西各级官员对味经书院的发展也给予大力支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救国图强的实学当中。光绪十一年（1885年），刘古愚和柏景伟的恩师黄彭年调任陕西担任按察使，黄彭年对味经书院的教育事业给予了大力支持，四方筹措资金支持书院的硬件设备发展，其中购置图书六千余册，大大增加了书院学子了解西方科技知识的阅读兴趣。

　　味经书院是陕西近代教育发展的摇篮，刘古愚先生则是陕西近代教育发展的先驱者之一，他开放包容的教育理念为陕西维新运动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培养一大批，带领陕西走向现代的人物。

　　六、刘古愚与陕西近代报业

　　时势造英雄，什么样的时代造就什么样的英雄。近代晚清社会造就了刘古愚，而刘古愚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也有着清醒地认识，因而对自己在大时代面前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有着强烈的自觉感。“西学东进”浪潮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有着敏锐的直觉，他们义无反顾的投入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造社会运动当中。刘古愚无疑是陕西这一时期的领头人，他办书院教授西方科学知识，创办求友斋，启发学生关注时事，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他是少数觉醒的知识分子中的精英。

　　近代中国，西方列强屡屡侵犯中国，以其雄厚的科技实力、军事实力，以坚船利炮敲碎了中国人的“天朝之梦”，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开始，中国人对了解世界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加上中国国门一步步被打开，国外的信息通过报刊等形式传到了中国，尤其是在“维新运动”前后，中国近现代报业开始发端，《京报》《申报》《万国公报》以及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了解时事，学习西方的重要窗口。刘古愚很早就已经关注西方，当他在不到20岁的时候，在县学门口看到各国公使、总统、大皇帝的名字与中国皇帝的名字并列出现的时候，他已经将关注时务，紧跟时代潮流作为他毕生的追求。

　　刘古愚一生当中很少外出，基本上都在陕西境内，他获取外部信息的渠道多来自于他的交游。他的朋友当中有走南闯北的商界精英，有政府官员，他通过和他们聊天得知更多的外界信息，从而激发他学习西方的兴趣，陕西近代报业的开端就是从刘古愚肇始。当时，他的门人张秉枢的父亲张培吉常年在扬州一带经商，闲暇之余，他留心时事发展，将当时的“主流报刊”上的信息，以剪报的形式汇集起来，逐月寄给张秉枢。张秉枢遂将这些资料拿给刘古愚看，刘古愚对张秉枢的父亲深感敬佩。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培吉回陕，亲往味经书院拜访了刘古愚，两人一见如故成为挚交。刘古愚在《张香亭家传》中说：“仲木（张培吉）阅上海各报章，择其佳者，月寄秉枢，予见其取极精审，心异之。后见仲木，纯笃厚重，谈吐中物理”[12]。刘古愚和张培吉的交往当中，把了解到的西方科技知识、时局信息也传递给学生，并教会学生如何了解西方信息的方法。他在《味经创设时务斋章程》中说：“欲知时务，须多阅读报章。《京报》《申报》《万国公报》以及新出各报，‘时务斋’均拟购一份，俾诸生分阅。而‘时务斋’须设法购活字铅版及印书器具一架，择各报之有用者，每月排印一册，散给‘时务斋’诸生及会讲友人各一册，余存刊书处货卖”[13]。他的这一举动使他不自觉地成为陕西近代报业的发起人，味经书院将摘录的各报刊有用文章，结集为《时务斋随录》。他的内容一部分来自于报刊文摘，一部分来源于学术读时务文章后的感想，有时候刘古愚还亲自在有些文章背后写跋，如此以来，《时务斋随录》便成为陕西近代报业的雏形，也是陕西学子了解世界、国家大事的一个窗口。

　　刘古愚通过《时务斋随录》培养了一大批新闻报业的领军人物，我们比较熟悉的《大公报》的创始人张季鸾先生就出自刘古愚门下。1897年，刘古愚的学生毛昌杰与阎培棠合作创办了陕西第一家私人报纸《广通报》；辛亥革命时期，刘古愚的学生于右任等又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民立报》等，梁经旭先生说：“刘古愚一生从事教育三十余年，为陕西及近代中国培养了千余名有用之才，也培养了济济一堂的新闻人才”[14] 。

　　七、刘古愚与崇实书院

　　中国近现代以来波澜壮阔忍辱负重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探索救亡图存的抗争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认为我们不能知彼知己才导致战争的失败，所以魏源、龚自珍他们开始觉醒了解西方；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又认识到我们没有工业，没有技术，所以才屡屡战败，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等人发起了实业救国的“洋务运动”，辛苦发展了十几年之后，1894年中日两国在海上一战，不见打破了中国人实业兴国的梦想，再次震醒了中国知识分子，弹丸之国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国力强盛竟然一举打败了我们苦心经营了很多年的“北洋水师”，觉醒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救亡图存的根本道路不在技术，而在政治体制，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在全国展开，年轻有为的光绪皇帝重用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在全国逐步推行维新举措，陕西的崇实书院就是这一背景下兴建的致力于提倡新学、自然科学的纯粹的新式书院。

　　1896年4月，时任陕西学政的赵惟熙向朝廷上奏，创建崇实书院，其宗旨遵循刘古愚提出的“崇实学”、“预教训”、“习测算”、“广艺术”十二字办学方针，该奏折获得批准后，赵惟熙、刘古愚等人便在泾阳味经书院东面兴建了崇实书院，并于1897年12月正式面向社会招生。崇实书院设四个大科目，即致道斋，以《周易》、“四书”为本，兼习外国教务风俗人情；学古斋，以《书经》《春秋三传》为本，兼讲外国时局政治刑律诉讼；求志斋，以三礼为本，兼学外国水陆兵法、地舆、农学、矿务，以培养济世经邦之才；兴艺斋，以《诗经》《尔雅》为本，兼学外国文字，并推算测量，以递及汽化声光各学等，从内容来看，崇实书院的课程内容远比味经书院丰富许多，同时开设西洋科目已经得到批准，是一所完全新式教育的书院。

　　崇实书院是刘古愚先生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解救民族存亡的重要举措，他吸取了味经书院的经验，一定要将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光明正大化，他为此四方疾呼，在给赵惟熙的信中，他满怀赤子之心的说：“蕡生长乡里，本无远识，然自倭患日棘，中国之大，竟无一人能分君父之忧者，丧师辱国，割地求和，赔费数万万金，而陵寝又不可保，则谓本朝养士数百年，尽皆阘冗之夫，并无一人可谓之士者，非刻论也”[15]。他甚至提出要在崇实书院培训武官，以备朝廷急需人才之用，拳拳爱国之心，由此可见。为了办好书院，切实做到事事讲实，他呼吁购买西洋人的实验设备，认为学生只有通过实验来验证书中所学才是最切实的举措，否则空有理论不知实践，同样是空谈误国之论。他向学政叶伯皋说：“故今日‘崇实书院’当事事责实，以祛中国之弊，然后能用西国之法。至于艺学，则西人已格之物，已成之器，我皆能亲试而知其用，方为可贵，而不必以能读其书，谈之可听为贵也。”[16]

　　刘古愚身处那个时代真的是很难，遍阅他的文集，每一篇文字都是滴滴血渍，苦口婆心，不仅要考虑教育学生的课业，还要解决书院的经费来源，在国家危难之秋，他既不能伸手指望朝廷拨款，也不能从学子手中要钱，经费来源问题占据了他很多时间。崇实书院组建之后，同样面临经费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刘古愚大胆的提出要兴建陕西纺织厂的想法。首先，兴建陕西纺织厂出于解决书院经费来源，同时给书院学生以实践基地，使其边学边实践，只有让纺织厂产生盈利，才能支撑书院的教学发展。其次，兴建纺织厂出于发展民族工业的考虑，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加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刘古愚预感到不远的将来陕西很有可能沦为日本的世界工厂，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发展，因此他突破重重阻力，行走于士绅商贾之间，筹资办厂。

　　刘古愚那一代知识分子，心中多有家国天下的士大夫情怀，时代造就了他们，他们也推动了时代的发展。没有刘古愚在陕西兴建纺织厂，陕西近代工业说不定还要晚很多年，他在给门人李孟符的信中谈到了兴建纺织厂的基本策划，他认为陕西地处内陆西北之地，工业本来就很落后，每年要拿出200多万两银子南下湖北采购布匹，购买洋布又要花去数百万两银子，如果有自己的纺织厂，每年就可以节约很多钱，同时陕西有了自己的纺织厂以后，布匹可以销售到西北临省，为陕西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最主要的一点，兴建纺织厂可以刺激农民种植棉花，农民得到实惠，进而减少对鸦片的种植面积。从长远利益考虑，中国和洋人之间的战争不可能一日就结束，他要在洋人的工业没有污染陕西之前，加快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为朝廷和洋人斗争准备后方阵地。刘古愚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提出了采取股份制的方法兴建纺织厂，即官绅商合办的形式，官主持外部事宜，确保纺织厂不受外国势力的盘剥，而商人提供兴建厂房采购机器的资金，缙绅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库保障，为纺织厂提供人才需求，这就是他总结的“以机局为书院之根本，书院为机局之羽翼”的战略思想。他的这些思想即便在今天来看，极具超越时代的思维。

　　刘古愚的时代正是中国处在内忧外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做一件事情需要顶着极大的风险与压力才能成功。刘古愚的身份在时代的浪潮下也显示出了多面性，一为味经、崇实两席山长的教育家刘古愚；一为学者名儒的刘古愚；一为纺织厂经理为民族工业奔走的刘古愚。武占江先生说：“刘古愚毅然决定承担这个历史责任，只要有一线希望，就抱着十倍的热情去做，成败利弊，个人声名荣辱，早已置之度外，这就是刘古愚高出同辈的地方，这也是中国近代所需要的一种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精神。”[17]

　　八、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刘古愚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发动了“百日维新”运动，史称“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在遭受外敌入侵内忧外患的国情下，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地寻找救国图存的一次改良运动，其核心就是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这一运动从根本上触犯了当时保守派的利益，变法仅仅维持了100多天，以“戊戌六君子”的人头落地、康梁二位出逃、维新派官员被革职查办、光绪皇帝被软禁而收场。此后，全国掀起了捕杀“康党”人士的恐怖活动，身处西北的陕西也未能幸免。

　　刘古愚作为当时西北区域的学术领袖人物，其思想极为先进，很早就跟康有为、梁启超有往来，而且对他们改革图存的思想深为认同，他被划定为“康党”人士，形势对刘古愚很不好。况且，刘古愚的弟子李岳瑞、柏景伟的弟子宋伯鲁，也相继因为参与维新变法而被革职永不叙用，作为维新人士的老师自然不能逃脱，属于慈禧认定的“拿获罪犯”之列的人物。造成刘古愚直接被列入逮捕人选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年轻时候，在长安结识的赵舒翘。关于赵舒翘这个人，历史早有定论，他是重臣，也是有气节的良臣，但在处理刘古愚一事时，确实表现的不尽人意。当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时候，赵舒翘联合保守势力上书慈禧太后，主张不审判“戊戌六君子”而是直接杀掉，同时他又联名保守派电告陕西巡抚魏光焘，言指刘古愚在味经书院刊布康有为乱党书籍，属于康党人物，应立即逮捕。所幸魏光焘和陕甘总督陶模商议之后，对赵舒翘的电报置之不理，他们二人要保全善类，但刘古愚并不知道陕西官场要保全他和味经书院学子的消息。

　　1898年8月，清政府废除新政的消息传到了味经书院，当时有人就悄悄告诉刘古愚，劝其躲避一下，泾阳县衙在等上面文书，文书一到立即逮捕刘古愚。刘古愚听闻新政被废的消息后，十分愤怒，他义愤填膺地说：“如此倒行逆施将置国家于何地？”他在给陕西学政叶尔恺的信中也表露了他的愤怒之情：“世事变幻，祸何酷烈！闻波及者多少年英俊，甫以为贤而用之，旋以为罪而戮之。我朝二百余年刑戮，未有惨于此者。经此挫折，恐此后士气难再振也。”[18]面对突如其来的灾祸时，刘古愚表现出极其淡定的大丈夫之心，他对劝说他逃避的人说：“国事如此，吾死国难，幸何有之，何言逃也”，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此时，味经书院的学子大部分已经闻风而逃，刘古愚身边只有门生梁海峰陪侍，刘古愚对梁海峰说：“海峰，汝惧否？”梁海峰说：“不惧。”刘古愚慨然说到：“既不惧，来陪五叔饮。”那一夜，师生二人煮酒待杀戮，笑对生死，真乃一时之豪杰。刘古愚常以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来教育学子，守住士人的气节，临危而不惧，那一夜他为未经学子树立了人师的典范。在那段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日子，谣言满天飞，刘古愚经常听到学生某某因为是“康党”而被抓的消息，他痛心疾首的说：“如某某果死，余不独生，康党吾承认，愿应罪魁也”。（按语：每读先生此时语，令吾多潸然泪下，尤觉先生如当日刘蕺山绝粒日之壮志。）

　　刘古愚先生作为一代学人，激荡潮流数十载，殚精竭虑，以舍我其谁之决绝，为民族复兴而计，为生民立命而计，不计个人荣辱，置生死于度外，其操守与人格，为其学术注入了生的灵魂！

　　九、栖居烟霞草堂，不改初心

　　烟霞草堂是刘古愚晚年避居之地，位于今天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屯里村附近，唐太宗李世民死后就安葬在这里，“烟霞洞”相传是汉代名士郑子真隐居之地，风光幽静，极适合隐居读书。“烟霞草堂”是刘古愚居所和学舍的统称，刘古愚晚年在这里读书，进行社会实践，教授学生，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戊戌变法之前，刘门弟子张鹏一、牟瑾、张遇乙、张秉枢等人在老师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为老师考虑归老之事，他们经过实地勘察之后，师门兄弟集资为老师偷偷地买下了这块地方，等学舍基本建设完成之后，他们才将此事禀告给刘古愚。竟没有想到，原本为归老准备的栖身之地，却成了逃难之地，戊戌变法之后，为躲避骚扰，刘古愚移居烟霞草堂，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阶段的时光。

　　刘门弟子在烟霞草堂创立了“复邠学舍”，倡导义学，不收学生的费用，经费来源于在此购买的百余亩土地作为支撑，第一批“烟霞草堂”弟子有名可计的共有十二名，刘古愚为这十二个学生制定了详细的学规，强调“致良知”“修良能”，从道德和实际应用两个方面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著名报业家、《大公报》创始人张季鸾先生就是在这个时候求学刘古愚，张季鸾先生后来撰文回忆这段美好的时光，他说：“余在门下最幼，先生钟爱之，谨一受斥责，至今不忘。忆在残腊，陈君燮已归西安，余与亡侄崇基留舍。某晨，日高未起，先生适经门外，严斥之曰：‘炽章（张季鸾）！八点尚未兴耶？’余亟起，见师有怒容，悚懼万状，盖舍规六时必起也。然余十年来，晏与为常，八时起床乃绝少，追维师训，愧悚何如！”[19]烟霞草堂期间，刘古愚还向陈燮兄弟讲述《史记》，提出孔子之道是治天下之大道，所谓儒学不能代表孔子的全部思想，孔子非儒学的学术观点。他将孔子和儒学分离开来之后，对儒学历史上一些不合时宜的做法，进行了大胆的批评。同时，又对孔子的《论语》进行了现代阐释，正如武占江先生所说：“他是在肯定孔子这个民族文化象征体的情况下，对传统文化做新阐释，企图提出一套适应时代的新的价值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处于中华民族文化大转型初期的思想先行者大胆、艰难而痛苦的探索过程。”

　　刘古愚和他的弟子们在讲课之余，亲种棉花一二亩，桑树五六亩，其余梨树最多，他依然不改初心的实现他的实业救国之梦想，1897年4月，门人从上海购买了一台扎棉籽机，刘古愚便让泾阳铁匠按照原款进行仿制一台，没想到仿制后的机器运行良好，这种扎棉机投入使用后，其效率远远高于土制机械的十倍。1899年，刘古愚组织了“复邠同绩社”，将邻村的妇女组织起来，集体纺织，用先进的纺织机器生产，大大节约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复邠社和女工都能得到实惠，可以说刘古愚在大胆地进行着社会实践，同绩社所得利润，刘古愚全部用在购买机器、兴办教育和改良风俗上，此法推行之后，一时渭北民风大振。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全国推行新式学堂教育。陕西学政、四川署理总督先后下聘书，邀请刘古愚出山主持一省教育大事，刘古愚不为心动。然而，甘肃学政聘书到来之时，先生却不顾高龄，毅然决定赴甘肃主持一省之教育。很多学生不解问其原因，刘古愚说：“汉回为西北隐忧，吾将期以三五年教化回民子弟，此关陇大计，非吾莫属”，在刘古愚先生心中，坦荡如虹，没有个人之事，西北区域历来是俄国觊觎之地，而此地为多民族聚集之地，他需要把汉、回、蒙古、藏等各民族联合起来，形成一体，如此国家有难之时才能“靖内讧，御外侮”。1903年正月，刘古愚不惜花甲之年远赴兰州，陕甘总督崧蕃以关中耆硕儒礼遇刘古愚，刚刚走出政治迫害的他，尚未休息便投入到紧张而又繁琐的兰州大学堂的创建工作中。

　　刘古愚在甘肃制定了《甘肃省大学堂功课提要》，提出国学与西学并存，以实用为中心的教学宗旨。他不仅忙于整个甘肃省的现代教育转型工作，同时也亲自为正在转型的兰州大学堂授课，指导老师的学业，批改学生的作业，坚持每日在讲台上讲课两个小时，晚上常常是通宵达旦的工作，白天除了教学还要接待来自甘肃各地的拜访者。1903年入夏之后，先生出现咳血的征兆，但仍然每天手不释卷勤勉为教，门人和儿子刘瑞?劝他休息，他却说：“千里来此，胡为乎？我乐此，不觉苦也”，8月病情恶化，常常昏迷不醒，每醒来之后，便以孱弱之声，问及全部是学堂的事情，语不及私。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十三日凌晨，一代思想家、教育家、伟大的社会实践家刘古愚先生与世长辞，享年61岁！

　　当代著名学者刘学智先生在《关学思想史》中总结和评价了刘古愚先生的一生，我引用如下，作为本文的结尾：

　　刘古愚熔铸了强烈的爱国忧民情怀，积极地投身到为解救民族危难而进行的包括变法维新在内的各种社会运动中去。受新思潮的影响，他参与了由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变法运动。同时，他还创办讲会，筹办工厂，鼓吹河套屯田，进行教育改革等等。变法运动失败后，他在无奈中选择了隐居。尽管如此，他仍在艰苦地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改善民生和国民教育中去，曾尽力经营义仓、创办教育，试图以教育来唤醒民众，改变风俗。他曾先后讲学于味经、经干书院，并致力于刊刻书籍、著书立说的事业。他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是锐意进取的一生。因此，张岂之先生认为：“说刘古愚是晚清时期的启蒙者、教育家一点也不过分”[20] 。

　　注释：

　　[1] 武占江点校整理《刘光蕡集》第6页；

　　[2]刘瑞?：《刘古愚先生行状》，武占江点校整理《刘光蕡集》第283页；

　　[3]引文同上；

　　[4]刘瑞马吾：《刘古愚先生行状》记载了与黄彭年的师事；

　　[5]刘古愚：《翰林院编修李君行略》，武占江点校整理《刘光蕡集》第75页；

　　[6]刘瑞马吾：《刘古愚先生行状》，武占江点校整理《刘光蕡集》第283页；

　　[7]引文同[5]；

　　[8]刘古愚：《同知衔升用知县柏子俊先生墓志铭》，《刘光蕡集》92页；

　　[9]刘学智：《关学思想史》第489页；

　　[10]《陕西地方志丛书·合阳县志》第93页，2013年11月第二版；

　　[11]武占江《刘光蕡评传》第28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