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军：牛兆濂——以身倡道 再振绝学

牛兆濂——以身倡道 · 再振绝学

文/孙亚军

关学肇始张横渠

牛兆濂（1867年－1937年）

字梦周，号蓝川

西安蓝田人，清末关中大儒

幼年过目成诵，乡间皆称“牛才子”

后拜三原理学大师贺瑞麟门下

蓝川故里鹤鸣沟

当地人称老爷沟

仅余七孔窑洞

沟口立有文物保护碑

曾经主讲芸阁学舍（今芸阁书院）

传说中——华夏始祖母

蓝田建有华胥陵

民国会讲留风范

（右二为蓝川先生）

白鹿原上有人家

忠实故人惟流芳

2010年12月

“一代儒宗，百世楷模

——牛蓝川先生生平暨遗世墨宝展”

陈忠实先生大赞

“先生实乃文‘武’双全之人”

小说《白鹿原》中的“朱先生”

就是以他为原型

“朱先生”赈灾济民、主持禁烟、

规劝军阀刘镇华等事迹，

都取材于牛兆濂的生平事迹。

遗世墨宝

遗世之宝

溥儒岳父极端保皇党升允

血战乾州城（西安西北门户）

彼时清帝已退位，

升允仍引甘肃“讨逆”军来战，

西安危，将兵怠，

关中大儒牛兆濂身赴大营，

晓之利害，“讨逆”将军退回甘肃

续编《蓝田县志》，史称“牛志”

　　【题记】

　　他是陈忠实先生长篇小说《白鹿原》中朱先生的原型，他是传统关学最后的守望者，他是关中地区最后一位大儒，牛兆濂，这位出生于晚清，身经家国易代、外敌侵略的乱世之秋，慨然以身倡道，遂使传统关学在新旧交替之际，留下最后一道靓丽的彩虹。他出生于农耕世家，以“学为好人”为训，师事关中大儒贺瑞麟，恪守程朱理学，以纯粹之心做纯粹之学，以纯粹之学行纯粹之事，以纯粹之事砥砺日益糜烂的道德之殇。他逆流而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关学”的道脉保存了几许清流。在那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时代下，他学行程朱之道，躬行礼仪之尊，教化乡俗；他讲学传道，矢志不渝，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脉留下几个真正的读书种子；他为民立命，置生死于度外，两军阵前，以儒者的风范劝说革命军与清廷和解，遂使得百万生民免遭战火之痛。

　　牛兆濂——传统关学最后一位大儒，以身倡道，再振绝学！

　　一

　　“朱先生刚从南方讲学归来。杭州一位先生盛情邀约，言恳意切，仰慕他的独到见解，希望此次南行交流诸家沟通南北学界，顺便游玩观赏一番南国景致。他兴致极高，乘兴南去，想着自己自幼苦读，昼夜吟诵，孤守书案，终于使学界刮目相看，此行将充分阐释自己多年苦心孤诣凿研程朱的独到见解，以期弘扬关中学派的正宗思想。”[1] 这是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长篇小说《白鹿原》中描写朱先生的一段文字，据说小说中的朱先生的原型人物，就是享誉关中地区，人称“牛才子”的关中大儒牛兆濂先生。据陈忠实先生自己说朱先生这个人物是整个《白鹿原》小说中唯一一个有比较完整的生活原型的人物，他说：“朱先生的生活原型姓牛，名兆濂，是科举制度废除前的清朝最末一茬中举的举人。我在尚未上学识字以前就听到这个人的诸多传闻。传闻里的牛先生是人更是神，他的真实名字民间知之甚少，牛才子的称谓遍及乡野”。[2]

　　陈忠实先生所说的牛兆濂，字梦周，号蓝川，陕西蓝田人，生于同治六年（1867年），卒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他是关中学派最后一位大儒。牛兆濂生于普通的农耕世家，父亲牛文博，字约齐，因家境贫寒而改从商业，为人性刚毅，有德声，平生义恤乡邻施德于人无算，人有心辜负也无悔。《先父蓝川先生事略》记载：“先祖父约齐公为人沉重，不轻言动，自少略涉经史，而临事颇识大义，乡里皆钦敬之。”[3] 他在四十岁的时候，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宋代理学大师周濂溪，不久身怀六甲的夫人便生下了一个男婴，他便给孩子取名“兆濂”，字梦周。牛兆濂少年颖悟聪慧，在父亲牛文博的教导下，九岁入乡塾，读唐诗过目不忘，十岁便能读《大学》《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著述，十一岁即读《四书集注》及《诗经》《尚书》《周礼》《周易》等。《先父蓝川先生事略》记载：“先父之生，先祖父年已耆艾，虽无姑姊兄弟，钟爱特甚，然教必有义方，先父年四、五龄，即岐嶷不伦，而先祖父即令识字，虽饔飧不继，而勤读之功，不令少辍。”[4]母亲也常对他说：“吾安于菽水，若不义禄养，非所愿也”，教导他要学为好人，牛兆濂的少年时代是在良好的家庭教育的熏陶下成长起来，这对他以后从事学术研究以及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光绪十三年（1887年），关中学人柏景伟入主关中书院讲席，柏景伟治学严谨注重学问要探本溯源，推崇“四书”孔孟之教，正人心笃实行。同时，柏景伟在关中书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关中书院学风为之一变。这一年，牛兆濂进入关中书院学习，第一次听说“濂洛关闽”学说，开始接受理学思想。这是牛兆濂人生历程当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从柏景伟那里得知关中理学大师贺瑞麟，于是高山景行，心有向往。恰好在同一年，黄小鲁在创办的鲁斋书院中，延聘贺瑞麟讲学，牛兆濂前往听讲，从此心慕不已。黄小鲁，原名黄嗣东，1887年他和樊增祥等人集资在长安重修鲁斋书院。书院建成后，贺瑞麟、陕西布政使李用清、按察使黄彭年等，仿白鹿洞会讲故事，登讲席，讲说小学、大学等，听者百余人，关学之风丕振一时。

　　二

　　光绪十四年（1888年），清廷正式完成北洋舰队的组建，丁汝昌被委任为第一任北洋海军提督。中国，正在世界大局下前进，虽然这种选择是那样的被动，但中国卓有远见的知识精英，依然在努力推进中国的车轮汇入历史的潮流之中。是年，牛兆濂应乡试，中试第二十八名举人。然而，正当他仕途一片光明之时，父亲牛文博去世，使整个家庭蒙上了阴影，母亲又因哀伤加之常年做女红用眼过度，以致双目失明，牛兆濂毅然选择放弃举业，在家侍奉老母，其孝声百里相传。

　　在封建社会中，科举功名是一个人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唯一途径，况且在凡人眼中，功名利禄是他人终身求之不得的事情，牛兆濂选择了放弃，不得不说其性情淡泊名利，惟忠孝礼仪而持身。当时，朝廷用人心切，三番五次下文书催促牛兆濂继续完成学业，他置之不顾，与妻子一起服侍失明的老母亲，《先父蓝川先生事略》中说：“故昭命三至，愿以没籍，而尽菽水之欢”[5] 。时任陕西巡抚端方，闻其孝名，为砥砺时俗，彰明孝义，向朝廷上疏表彰牛兆濂的孝行，朝廷两宫接到奏疏之后，批准了端方的奏疏，赐牛兆濂内阁中书衔[6] 。牛兆濂闻知此事之后，力辞不就，他向端方表明：“即复试逾达，亦迫于势之无可如。初非有奇节伟行足以表见孝行二字，何竟误达宪聪！……特赐敷奏，收回成命，无使濂有声闻过情之耻，以重不孝之罪。濂亦从此益矢志读书，以期永坚末路，庶他年粗有所就，当不第如寻常之感思图报已也。”[7] 牛兆濂此举深得地方缙绅赞许，有人说：“古之三征七避还以为只是书上写的事情，当世还有牛兆濂这样的人物，真是令人敬仰”。

　　辞去内阁中书衔的牛兆濂，声名鹊起，地方官员多请他出山主持政务，其中有请他任经济特科咨询员的，也有请他出任陕西师范学堂的组建工作，他一一辞而不就，在牛兆濂看来功名利禄乃是身外浮云，真正的士大夫就应该躬行理学，以道自任，倡明学术于末世，方不愧为男儿之本色。

　　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春天，对于牛兆濂来说意义非凡，这一年的春天，他拜谒了久已仰慕的三原贺瑞麟先生。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相遇，如同当年吕楠在长安开元寺相遇薛敬之一般，大师与大师之间的对话，常常不需要太多，一两句话足以师事终生。牛兆濂与贺瑞麟的相遇就是带有“传道”的意义，贺瑞麟门下弟子众多，能终生恪守师道者，牛兆濂；能穷尽余生之力，弘扬先师之学者，牛兆濂。

　　历史记住了他们之间这次对话。

　　那是在三月桃花绽放的日子，牛兆濂风尘仆仆的来到三原贺瑞麟先生的家中，贺先生端坐高堂，对这位前来向学的年轻人内心充满赞许，但古来先生传道常不喜形于色，贺先生问牛兆濂：“听说你功名在身，为何不去做官，反而到此求学呢？”牛兆濂说：“兆濂自幼深受母亲大人教诲，常以‘学为好人’为训诫，勉励我欲成好人，须得贤师，当时北面有大儒贺瑞麟，可为儿人师。况且兆濂仰慕先生之学久已，今特来问学于先生”。贺瑞麟听后，甚为感慨牛兆濂母亲的深明大义，他说：“贤哉，母也！”。牛兆濂问：“先生，我有一疑问，人居常动念，不是不知道，有时知道自欺，还要为之，而不能自克，怎么办？”贺瑞麟以朱子之训而回答：“即知自欺，便不要自欺”，牛兆濂领悟到先生所言正是，以自欺为病，也是治愈自欺之药的妙理。贺瑞麟进而告诉牛兆濂，学问之道的正麦是程朱之学，而程朱之学便最合孔孟之意，只要按照朱子之学上教人去做，其学也不会有差错。他向牛兆濂推介常读朱子《近思录》，并鼓励他以周濂溪为楷模：“大莫大于太极一图，精莫精于《通书》四十章，子其勖诸”。

　　牛兆濂拜师贺瑞麟如此简约，如此充满智慧，更充满了神圣。师道的传承在二人的一问一答中，便悄然确立起来。他们师徒二人没有朝夕相处的机会，牛兆濂回蓝天之后的五个月，贺瑞麟便谢世了。也许，贺瑞麟都没有想到，晚年之际，与晚生牛兆濂的这次对话，竟然使得他的学问在牛兆濂这里广大，更没有想到牛兆濂能够成为门下弟子中的“托命之人”。

　　三

　　公元1900年，农历庚子年，“八国联军”大举入侵中国，义和团揭竿而起，整个中国陷入水深火热之地。内外交困之际，是年，陕西发生大旱，生民一料无收，以剥树皮为生。

　　作为深受儒家思想浸染的牛兆濂先生心急如焚，面对饥民四处流浪，尸横遍野的民间疾苦，他自觉的担当起救苍生于水火的使命，四处奔走告急，为民筹集赈灾款项，尽管他自己的日子也过得十分艰难，常常也是三天不见烟火。他下江南，走商会，团结义商，鼓动他们为老百姓募捐善款。牛子宜在《先父蓝川先生事略》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时省上赈灾办的官员知道牛兆濂辛苦，于是暗中派人给他送来白金五百度日，牛兆濂说：“这钱我坚决不能收。”他派人将这五百白金，送到县里的赈灾办，全部用于筹集赈灾粮食。灾情十万火急，他叮嘱前去察看抚恤灾民的同道：“此行煞要费工夫，只把无才愧腐儒。十万灾黎齐待汝，晓寒露霜敢踌躇。”[8]牛兆濂作为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不仅学通古今穷究天人，而且在灾难来临之时，义无反顾的和百姓在一起，共度时艰，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他力劝当局遗爱百姓，救民于水火，“哀哉九重心，宵旰常苦悲。所期贤守令，奋死救燃眉。身任天下重，痛痒切肤肌。力破故常习，本心矢勿欺。爱民须稽古，併力拯炎黧。邦本自我固，遗爱衔口碑”[9] ，这样的格局与气魄，正是牛兆濂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所孜孜以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人生理想。

　　那是一个风云巨变的时代，新旧交替时每个人都在经历着痛苦与煎熬，尤其是身处大时代中的知识分子，家国情怀与民族之痛，让他们时刻面临着生死抉择。牛兆濂身处其中，新学思想成为时代的“显学”，固有的程朱理学面临着势微之境，何去何从，他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也曾做过深深地思考。

踏破白云千万里，仰天池上水溶溶；

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

——牛兆濂《登华岳南峰绝顶》

　　这首诗既是华山南峰的生动写照，也是他人生的选择，激流勇进做时代的中流砥柱，在瞬息万变的二十世纪初，他要坚守中国文化的道统，为关中之学传续薪火，他将余生放在了讲学传道中去，越是在昏天暗地的时刻，越是要以讲学正人心明学术。

　　早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牛兆濂就以出色的学行受到了关中学者的青睐，白五斋，陕西高陵人，曾求学于陕西宏道书院，同治十三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1889年，应陕西巡抚鹿传霖之邀回陕西讲学，期间对牛兆濂的学问甚为钦佩，即致信陕西白水县令，推荐牛兆濂执掌白水彭衙书院。时年二十四岁的牛兆濂在白五斋先生的举荐下，出任彭衙书院山长，在白水县他呆了两年时间，他以经学为本，辅以时务之学，带领学生走着一条“经世致用”的传统为学之路，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沿用北宋胡瑗的“苏湖”教法，设立“经义科”，学习“六经”，探索“六经”义理，摒弃乾嘉以来的“考据”之风，重在让学生回到现实中，以道德砥砺自我；设立“治事科”，以探索致用之学为主，重在实践所学知识，强调学以致用，笃行实践的精神。在牛兆濂的积极倡导之下，白水士子学风大振，人人竞相笃实为学，张元勋在《先师牛蓝川先生行状》中说：“历二年，诸生多循循雅饬，有苏湖安定之风”[10] 。

　　那个时代，传统的理学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四部曲，已经很难让浮躁的人心再次回归，大时代中，人如江海之鱼鲫，翻腾倒海之时又迅速沉入海底，牛兆濂目睹这一切时，忧心忡忡，他在给孙仲玉的信中说：“变难以来，愈加颓废。茫茫风云，伊于胡底？既而思之，死生命也。浮尸遍野，生者自生；浪息风平，死者自死。人各有命，顾吾命何如耳！世之平陂，非所虑也。抑又思之，世虽万变，死不重经，无穷之忧，庸胡为者，顺受之而已！惟读书修行，益励此身，为斯世留读书种子，万一天心悔祸，剥极而复，不患无硕果之谨存，则区区之志谅尊兄当无少异也”[11] 。孙仲玉，山东淄博人，与牛兆濂一样师事贺瑞麟先生，“弱冠后入邑庠，因长山焦公雨田（焦云龙）宦秦，得闻三原贺复斋（贺瑞麟）之学。即尊兄命禀于母，屏弃科举，负笈入关，至清麓从学三年。复斋没，葬师成礼。”恪守师道，以读书修行为时代留下读书种子，是牛兆濂和孙仲玉那个时代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与担当。

　　鼎革之后，民国二年，牛兆濂退居正谊书院，恪守师说，光大清麓之学。正谊书院位于陕西省三原县鲁桥镇，三原关中大儒贺瑞麟先生曾在此修建“清麓精舍”，讲学传道，光绪七年（1881年），三原知县焦云龙捐资修建改名“正谊书院”，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办学宗旨，在晚清废科举，办新式学堂的浪潮下，“正谊书院”独树一帜，以传习理学，刊刻《清麓丛书》为务，不随世俗而名传千里。史书记载，牛兆濂在正谊书院授徒传教，制定正谊训词，严明教法，真正落实贺瑞麟提出的“君子学道，学以致道。舍道言学，古无其说”为学宗旨，在当时旧学尽废，新学昌隆的背景下，牛兆濂对前来求学的学子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学子初来者，先令其住门下半载，待其心悦诚服，然后始纳门墙”[12]。即入门墙之后，牛兆濂教以《小学》《近思录》《四书集注》等，然后根据每个学生的天分，再传授经史子集，课余牛兆濂教学生下功夫在实行当中体会圣贤学问的精神所旨，从洒扫庭除接人待物全方位感知穷理尽性的乐趣所在。

　　牛兆濂先生为人和蔼可亲，施教又宽严并济，温和出于自然，学生一旦师事便终生相随，当时有朝鲜学生韩成龙师事牛兆濂，对先生的品行学问钦佩有加，他说：“先生敦厚质实，望之俨然，雍容和洽，即之也温。”[13] 先生教授学生一视同仁，门下弟子一旦从其师门，便忘记富贵贫贱，学生跟随牛兆濂道德学问精进，以至于从正谊书院走出的学生，一旦回到各自的故乡，妇孺老少皆以能目睹正谊学子为荣幸。由于牛兆濂笃行实学，以道德学问砥砺日益糜烂的世道人心，远近百里仰慕先生之学者甚多，常常讲学路过乡村，村民沿道以能一睹先生尊容而骄傲，牛兆濂常说：“惭愧乡邻远相问，相逢但说孝为先”。

　　当代著名学者刘学智先生在《关学思想史》中谈到牛兆濂先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时，充分肯定了牛兆濂在正谊书院这一阶段对“关学”和理学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进一步阐明“在传统理学日渐衰微之际，牛兆濂自觉地担负起捍卫传统学术、严辨师说门户的责任，既表现出了鲜明的保守主义立场，同时又有在传统理学框架下对时代做出的某种积极回应”[14] 。

　　四

　　在长篇小说《白鹿原》中有这样一段话，用来写小说主人翁朱先生是如何为解救西安百万生民免遭战火之痛说服起兵讨贼的巡抚，“方巡抚惊问：‘何至于此？’朱先生说：‘天下大乱，大家都忙着争名逐利，谁个体恤平民百姓？我今日专程求恩师讨活路来了’方巡抚顿然激愤起来：‘先生为关中大儒，既已困拮如此，百姓更是苦不堪言。我正为此披挂戎装，平叛讨贼，重振朝纲，百姓正翘首以待’朱先生模棱两可地问：‘你能平定关中，我深信不疑。武昌呢？湖广各省呢？谁去平叛？’……”[15]陈忠实先生在小说中写得这件事，在显示生活中确有其事，不过那位巡抚不叫“方升”而是叫“升允”，朱先生叫牛兆濂。

　　升允是清末大臣，曾任山西按察使，陕西巡抚，陕甘总督等，在任陕西巡抚期间，主持了陕西师范学堂的组建工作，曾邀请牛兆濂做总教习，他们二人是故交，也是师友。1911年，湖北武昌爆发了旨在推翻清廷的政变，史称“武昌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帷幕。辛亥革命中，陕西是最早响应革命的省份之一，日本留学回来的张凤翙被革命党人推举为陕西新军总指挥，领导陕西的辛亥革命。是年九月，身在甘肃的陕甘总督升允披甲上阵，从甘肃起兵讨伐陕西革命军，势如破竹，连克数城，直逼西安。革命军张凤翙为了让西安百姓免于战火，遂请关中大儒、升允的故友牛兆濂出面调停，劝其罢兵。遂才有陈忠实小说中朱先生劝说方升罢兵的那一段。《牛蓝川先生行状》中记载：“壬子，清室逊位，下诏停战，时升公允率兵攻咸阳甚急，生民涂炭，人心惶恐。先生不忍人民空遭蹂躏，省中亦欲为弭兵之计，门下郭希仁、刘守中东至蓝，西至兴，请先生及先兄仁齐同诣乾陵，为衣裳之会，即日罢兵息战”[16] 。

　　从1911年开始，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崭新的一页，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统治之后，进而迎来了长达数十年的军阀混战。牛兆濂先生从清末到民国，亡国之痛，以及固有的文化传统的丧失，使他陷入了深深地悲痛之中，作为关中理学最后的守望者，他依然坚挺在风雨之中，心在被一次又一次的撕裂的同时，又一次又一次的站出来，为生民立命，这是最后的儒者对时代最后的愿望——保住生民，中国有人在，中国就不会亡！

　　1926年军阀混战，中原大地狼烟四起，群雄逐鹿山河破碎！牛兆濂先生哀生民之艰，殇生民之痛，恨军阀之间以一己之私利，竟置百姓苦难于不顾，他哀伤的吟诵到“大祸中原小祸秦，置微亦足祸乡邻。苍天若念黎民苦，莫教攀阙生伟人”

　　1933年，日寇占领山海关，京畿要地承德失守，消息传来全国一片愤慨！时年，年过花甲的牛兆濂先生与兴平张元勋招募义勇五百人，通电全国出师抗日。壮士出关之际，先生在《酬张鸿山诗》中写到：“兹闻果斋仁仲激于义愤，有抗敌之壮举，诚堪启我国仇之慨。但恨鄙人年迈体弱，耳目昏聩，不克同赴疆场杀贼，以身殉国，为愧多矣。”他鼓励壮士出关杀敌，勿做亡国之奴“覆巢旦夕死相连，一死只争后为先；莫道为奴须幸免，古来卖国几人全”“?墙谁肯念同胞，气到东洋更不豪；一旦捐躯能为国，泰山哪得比鸿毛！”先生爱国之心堪比日月，在那个国恨家仇的年代，先生不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腐儒，他的心中盛满了家国天下之大爱。

　　五

　　有人说清亡之后，牛兆濂是以晚清遗民而自居，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并没有像其他所谓“遗民”为复清而作无谓的努力，相反牛兆濂先生坚守自己的文化信仰，在乡为民，创办芸阁精舍，授徒传道，以士大夫固有的责任感来教化乡民学为好人；在民族大是大非面前，他面对的局面是他的前辈从来没有遇到的情况，外敌入侵民族存亡岌岌可危，他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超越了政党之见的爱国主义情怀。历史常常是回过头来再去窥望，当时牛兆濂先生恪守程朱理学，以乡约乡俗改变世风，很多人不能够理解，认为是“不合时宜”，但几十年后的今天，先生所坚守的民族文化不正是我们今天所要恢复的吗？先生的担忧不正是我们今天所担忧的吗？晚年的牛兆濂先生在家乡创办“芸阁精舍”，阐发清麓之学，身先士卒的致力于明学术正人心的弘道事业当中去，“芸阁精舍”是他最后所坚守的精神家园，他在拼尽最后一丝力量来维护实践传统关学的精神旨趣。

　　“学者，所以学为人也。人道，非圣人不能尽；为圣，非孔子不能至其极。天生孔子以明人道，此天地之心也。今孔子之学为世诟病，天地之心几乎息矣。意者留此先贤读书、讲约寻丈之地，为中原绵一线人道之传，慎勿谓一二书生无与家国存亡之故也。”

——节选自牛兆濂《芸阁学舍记》

　　这篇《芸阁学舍记》收录在先生的遗书中，大约从这里面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先生创办“芸阁学舍”的本心，在世风堕落不知人伦的时代背景下，先生奋力崛起逆流而上，教人如何成为人，教人如何做一个人，为中国之崛起存续人道之传。“芸阁”是北宋张载门人吕大临先生的号，当年蓝田吕氏兄弟，在外敌入侵国破家亡之际，组织乡绅自觉发起乡约，号召民众走自救之路。明弘治年间，陕西提学王云凤在原芸阁寺的基础上修建“芸阁书院”，以提倡正学。沧桑百年巨变，芸阁书院已经荒废久矣，牛兆濂创办“芸阁学舍”，就是在承续先贤之志，立人心于来兹。

　　牛兆濂在芸阁学舍与同道一起，完成了对先师贺瑞麟先师著作的整理，他毕生恪守师道不逾越半步，毕生以先师所教诲的本于程朱便是合乎孔孟为治学准绳，牛子宜在《先父蓝川先生事略》中说：“先父之尊崇师门也，尝为拨款以裕经费，为之接济以救困难，为之倡率同人，为看守门户，其维持师门之功心，可谓无微不至。”[17] 他接济同门，为刊刻恩师贺瑞麟著述四处奔走化缘，苦心孤诣殚精竭虑。他常常告诫门人：“立志要坚，守道要严。不合于清麓，即不合程朱；不合于程朱，即不合于孔孟。”这种死守学道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浙江夏灵峯先生说：“先生承清麓之学，光大师传，非寻常讲学者比，已心仪之”。

　　与此同时，牛兆濂在芸阁学舍组织门人刊刻蓝田吕氏乡约，带领民众祭祀乡贤，婚嫁丧娶一切以古礼为重，蓝田乡民重回乡约时代，乡绅士族在先生的影响下率先垂范“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乡风民俗在乱世之秋依然淳正，这一点在陈忠实先生长篇小说《白鹿原》中演化成“白鹿乡约”，小说中主人公白嘉轩带领乡民誓读的内容，其实就是失传已久的“吕氏乡约”。

　　牛兆濂先生晚年，将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教化乡民之中，除此之外只要事关生民艰难国家安危的事情，他不顾年迈体衰义无反顾的担当大任，奔走告急。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在西安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先生主张两党和解，共同抗日，共赴国难，他说：“本是同根一体亲，朝朝煮豆饷东邻。却愁枝叶凋零甚，顾影谁为御侮人；阋墙兄弟本非他，外侮急时愿止戈；万事到头须自悟，算来毕竟不如和。”以此呼吁正在谈判的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消除政见，团结一线共同抗日。

　　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发动对我中国驻北平军队的军事侵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北平危在旦夕，在国民党军队的一再退让下，北平失守！是年，七十一岁的牛兆濂先生闻此消息后，抱恨长天，一病不起，他在极度悲愤之中走完了自己艰难、屈辱、孤愤、执着的一生。

　　中国当代著名学者刘学智先生在《关学思想史》中对牛兆濂先生做出如下评述，我引为做本文的结束语：

　　作为关中地区最后一位儒者，牛兆濂是传统关学在清末民初终结的标志，在牛兆濂之后，关中再无大儒出现。他经历了戊戌变法、废除科举、新式学堂、清帝逊位、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救亡……中国百年以来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在牛兆濂身上均有所映射。……牛兆濂在传统与现实的冲突中，以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来支撑其对社会种种运动的积极参与，说明他始终没有自觉也没有勇气冲决固有的樊篱，这正是牛兆濂身上所体现的时代悲剧[18] 。

　　注释：

　　[1] 陈忠实《白鹿原》第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2]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第4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3]牛子宜《先父蓝川先生事略》，《牛兆濂集》第381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版；

　　[4]引文同上；

　　[5]引文同上；菽水，豆与水，形容生活清苦，常指晚辈对长辈的供养；

　　[6]内阁中书，官阶为从七品，掌管撰拟、记载、翻译、缮写之事。 进士参加朝考以后，除择优任翰林院庶吉士者外，较次者部分用为内阁中书，经过一定的年限，可外补同知或直隶州知州，或保送充任军机处章京，一般很受重视；

　　[7]牛兆濂《辞加内阁中书衔禀》，《牛兆濂集》第88、89页；

　　[8]牛兆濂《察赈勉诸同志》，《牛兆濂集》第6页；

　　[9]牛兆濂《赈局书怀》，《牛兆濂集》第7页；

　　[10]张元勋《先师牛蓝川先生行状》，《牛兆濂集》第378页；安定即北宋理学家胡瑗，因世居陕西路安定堡，人称“安定先生”，苏湖教法”是胡瑗在苏州、湖洲二地办学，使用的一种新的教法。这种教法改变当时重辞赋的学风，而重经义和时务；

　　[11]牛兆濂《与孙仲玉书》，《牛兆濂集》第62页；

　　[12]牛子宜《先父蓝川先生事略》，《牛兆濂集》第383页；

　　[13]引文同上；

　　[14]刘学智《关学思想史》第507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版；

　　[15]陈忠实《白鹿原》第89、90页；

　　[16]张元勋《牛蓝川先生行状》，《牛兆濂集》第389页；

　　[17]牛子宜《先父蓝川先生事略》，《牛兆濂集》第384页；

　　[18]刘学智《关学思想史》第5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