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军：李柏——愿学古人 虽死不悔

李柏——愿学古人 虽死不悔

文/孙亚军

关学肇始张横渠

隐逸之士

关中三李之李柏

李柏(公元1630年-公元1700年)，

字雪木，号太白山人，陕西眉县人，

清初隐士，关中学人。

著有诗文集《槲叶集》等。

清 光绪十五年

眉县故居

特立碑刻

故居今貌

留有题匾

勒石可鉴

独茔孤冢

槲叶就诗

槲叶成集

我自采薇去

太白山上乐逍遥

关中三李传正脉

　　【题记】

　　享誉清初陕西关中地区的“三李”——李颙、李因笃、李柏，各有所成，各有风华昭然与世，李颙固守理学，穷且益坚白首不易青云之志，发“反躬诸己，明体适用”之学，裨益来者；李因笃任侠豪迈风雅独步气谊过人，坚守气节弘扬学术，终成一代大儒，最不同者就是李柏。他是真隐士，真君子，真丈夫，也是那个时代的魏晋人物。他的志向在天地山水之间，不入仕，不攀附权贵，不苟且偷生，平生只要生命的大自在，隐居太白，无问尘世繁琐礼仪，浪迹山水，与白云孤鹤为友，惟愿与古人同行，虽死不悔！

　　品读关中“三李”的人生历程，李柏是最不让人揪心的，二曲先生在苦难中坚挺，李因笃在现实的生活下常常做着两难的选择，独李柏来的更彻底，做个真隐士，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格调来，在乱世之中泰然保持一颗高士之心，独立特行真切洒脱。所以，当我阅读李柏先生《槲叶集》时，我一下子被他文笔之中，所充盈的天地真气所深深震感，他的气象胸怀，如日月如高山如江海，直摄人心。

　　一

　　明末清初，整个关中学派承上启下式的人物中，最为关中学人称道者是家喻户晓的——关中三李。李二曲（李颙）辟居垩室，闭门不出，穷究天人之道，阐发先儒之学，道继横渠，康熙数次征召不起，操行高洁人师楷模。李因笃国变之后，游走塞上阴结豪士，反清复明，失败后闭门读书，博学鸿儒征召，为全母命应诏，两月之中，连上三十七道奏疏乞归养母，义薄云天；李柏国变之后，隐居太白终生不仕，风追“四皓”，有首阳采薇之志。三位关中大儒，在鼎革之际，以身垂范，为关中学人固守士子之心，传续关学正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或许因为李柏选择了“以隐为生”生活，他的学问名声后世绝大部分人不太熟悉，即便在李柏生活的时代，若不是李因笃在京城推荐，京城的学术圈恐怕也很少有人知晓李柏的事迹，频阳王于京在京为官时就从李因笃那里听说“雪木李先生，学业文章，诚足羽翼《六经》，发矇振瞶”[1]，以至于只见到文章未见其人都觉得李柏对他有提命之功。他的诗集《槲叶集》在清代乾隆时期曾经一度被列为禁书，因而知者更少，关中大儒贺瑞麟先生也曾感慨地说：“抑二曲、天生著书久显于世，先生《槲叶集》往往求之不得。是以二曲、天生，后生犹多能举其姓名，至先生则知者少矣。”[2] 即便在今天，很多学人提到“关中三李”时，某些版本当中居然去掉了李柏，足见作为隐士的李柏先生，身后是如何寂寞。然而，不知其人并不能淹没他的事迹，也不影响他作为关中学派学人的形象，所谓“自古圣贤皆寂寞”，世道人心浑浑噩噩，浮华如梦醉死一生，能够在《槲叶集》中感知李柏先生之学者，寥若无几！这是古来先贤的宿命，期待来世的知音进行穿越时空的对话。

　　李柏先生，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卒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原籍在陕西汉中褒城（今汉中南郑），七世祖从汉中迁徙至眉县曾寨居住，遂为眉县人。他没有显赫的家世，世代农耕持家，父亲李可教略识文辞，细读东晋陶渊明诗词，一生未考取功名。父亲细读陶渊明或许影响了少年李柏，相传他曾在少年时就在书斋门前栽下了五棵柳树，有志于“五柳先生”陶渊明，他曾在《杀蜘蛛说》一文中说：“李子曾有诗云：‘茅屋果然如斗大，诗风洒月度年华。客来楼巷不知处，五柳柴门第一家’，盖余少年慕渊明之为人，故于斋前手植五柳而题之以诗”[3] 。李柏在九岁的时候，父亲病故，教育李柏的责任全落在了母亲王氏的身上，母子们相依为命贫寒交困，母亲希望李柏认真读书，将来考取功名光宗耀祖，所以母亲省吃俭用，很早便给李柏延请私塾先生，教授李柏应举之学。

　　少年时代的李柏十分勤学，在私塾先生的教导下，通读“三、百、千”这类蒙学读物，尚不知《大学》《中庸》《论语》等应举之书，十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偶然阅读了《小学》，里面载有古人的善言嘉行，慨然觉得科举之学索然无味，便将案头应时科举之书，焚烧殆尽，并发誓要“愿学古人”。私塾先生闻之大怒，用鞭子抽打他，让他从今人之学，研习帖括应举之事，生性倔强的李柏态度坚决地回答：“愿学古人，虽死不悔”，母亲闻后也百般责骂他，让他改“邪”归正，乡里邻居听到李柏放弃举业，而事“无用之学”，认为他脑子有病，或者鬼神附体，请他母亲赶紧给李柏看病。甚至一些不怀好意的人背后嘲笑李柏的母亲，说李家命该贫贱。李柏是个孝子，不愿看到母亲伤心，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参加了童试，成为生员，陕西督学田心耕非常欣赏李柏文章中所透露出的性灵之气，于是“授之冠一军，食廩饩，而文名扬邑庠矣”[4] 。即便这样，李柏的心思依然不在科举上，常常课桌上是科举应试的书籍，私下里却最喜欢阅读经世致用与陶冶性情的诗歌，王心敬在《太白山人雪木李先生墓碣》中记载他如痴如醉的阅读喜爱之书时“负锄出耘，家人馈之食，则见其依陇树而诵《汉书》。又一日，驱羊出牧，则背日朗读《晋处士集》，亡羊而不知”[5] 。

　　少年时代的李柏已经决然表现出脱俗不凡的人生志趣，他用行为向他身处的明末清初的动荡时代宣誓，绝不流于俗谛，绝不与时苟合，慨然以“隐士”自居，性情豁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国变之后，他避而不就，先后西渡汧水，南入云栈，东登首阳，拜伯夷叔齐之墓，以壮心志，以鸣遗民之憾！

　　二

　　“关中三李”并生于同一时代，因为人生的经历大致相同，都是明朝的遗民，所以在感情上他们心心相惜。虽然，他们在人生的抉择上走出三种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根本上都保持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固有的气节。因此，三原贺瑞麟先生曾说过：“盩厔二曲先生、富平天生先生及眉县雪木先生，并称为‘关中三李’云。二曲理学；天生文学；而雪木则高隐。成就虽各不同，要其根本之地，未尝不一”[6] 。他们三个人是难兄难弟，也是知己好友，李因笃曾称呼二曲为行伯，李柏为行仲，在明亡清初社会动荡不稳的情况下，他们互相帮助，彼此欣赏，堪为君子之交。

　　李柏十九岁那一年，远赴盩厔沙河东村，拜会李二曲，两人相见恨晚，遂学术观点不一，但性情相近，遂结为永生之交。李柏在耳顺之年，回忆当时与二曲先生砥砺为学时的情景，曾去信给李二曲，他在信中说：“忆昔与兄相见于沙河东村，兄年二十二，弟年十九。兄十四少孤，弟九岁失怙，命之苦同。兄一寒彻骨，弟贫无立锥。兄菜色而登山，弟枵腹而临水。兄縕袍而见客，弟鹑衣而访友。境之困同。兄囊萤而读书，弟爇香而照字。学之勤同。兄企慕于先民，弟亦不屑为今人。志之远同。”[7] 李柏一生当中重情义，结交有道之士，一旦结交便引为同怀视之。《李柏集》中保留了很多他与朋友之间的书信往来，认真阅读便能深切体会李柏之心如日月，光明而磊落，坦荡之气，可比山川河流荡气回肠。他关心朋友胜过关心自己，在《寄宗弟仁候》一文中，他托付宗弟代他照料身在病中的结交兄弟张幼南将军，他认为别人萍水相逢都能尽到一丝关怀，更何况他们结拜为兄弟，更应该以骨肉相待。李柏也曾坦言自己交游之中，乃是一片性情，他说：“柏平生为人，如志不同道不合，虽共眠一榻，如南海一人焉，北海一人焉。如闻有道长者，即千里亦同堂也。”[8]

　　李柏讲气节，虽然身在太白山中隐居，其学问早已名震关中。康熙三十一年，眉县大旱颗粒无收，李柏被迫举家迁徙至洋县，适逢洋县邑候邹溶欲编修《洋县志》，邹溶多次修书欲聘请李柏参与编订志书，但李柏数请而不就，他推脱说：“柏九岁孤，家徒壁立，寡母弱子，力田糊口，耕多读少，是以空疏无闻。即今稍稍识字，不过耕辍之余，拾得残简馀唾。”并且以当日朝廷修《明史》，征召顾炎武，顾以“七十老翁，与世无求，所欠一死”为例，说明顾炎武都不去修史，更何况他李柏，更不能如此，这种出于人格道义的气节操守，是李柏对基本底线，出于对故国的眷恋，他终身不事王侯，宁愿忍饥挨饿，尽管当时李柏一家逃难于洋县，但气节不能丢！

　　作为隐士的李柏和他同时代的很多遗民知识分子一样，时常会遇到生计困难的境域，而且他可能必李颙和李因笃更难，因为在太白山上隐居，生活物品常常缺乏，忍饥挨饿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越是这样，他的志向越是坚定，他曾说过：“宇宙事业有两：曰山林，曰廟廊。廟廊非吾事也。以山林言，茹草，葛天食也；草服，神农衣也；茅茨，帝尧居也；耕稼，大舜业也。四帝王日用过活，野人兼而有之，可谓荣矣。”[9]他在给焦卧云的信中，以能尚友古之饿夫而自嘲，“杨无敌三日不食，为饿将军，文天祥一十八日不食，为饿宰相，柏也何人也？以至贫至贱得与天子、诸侯、将军、宰相同为饿夫，此亦往古来今饥困场中穷豪杰，窘丈夫。”虽然如此，纵然李柏先生能尚友饿夫，然而其妻子子女也未必能如他一般，他必须解决生计的问题。所幸的是，每当他面临生活困境的时候，远近朋友都会想办法去接济他，比如茹仪凤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馈赠他小麦，宋澄溪由商南令调任省城时，闻李柏大名，为其捐金买田，他接受这些馈赠是因为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完全出自于友人的真诚。常新先生在《李柏评传》中对李柏在危难之际接受清代官员馈赠做出精准的评述，他说：“李柏接受清朝官员的馈赠，同陶渊明一样不为五斗米而折腰，他在接受馈赠的时候没有牺牲丝毫的个人尊严。”

　　李柏以“士”者自居，《论语》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要安贫乐道，守贞如初，尤其在生死攸关之际，舍生取义在所不辞。李柏虽然没有入世为官，但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遗民身份，以古人道德砥砺自我。他曾作《士也贫》来鸣心志：

　　金石坚其骨，江汉濯其身。呜呼！士不贫，谁则贫？

　　头颅照以日月，衾影凛以鬼神。诗书养其百骸，圣贤责以五伦。

　　其进也，伯夷揖于门闼；其退也，盗蹠觞于东邻。呜呼！士不贫，谁则贫？[10]

　　三

　　“隐士”在中国由来甚早，三皇五帝时期，许由就是一位大隐，相传许由德性高尚，帝尧知其贤德，欲让位给他，他辞而不受，逃于箕山，后帝尧又让他做九州长官，他跑到颖水边上用水洗耳，不愿意听到这些世俗浑浊的声音。西周初年，伯夷叔齐兄弟，采薇于首阳山，誓死不食周粟，相传他们二人为制止武王伐纣，曾在阵前劝说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不听，克商之后天下宗周，伯夷叔齐隐而不仕，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山。秦亡汉兴之时，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甪里先生四位秦代的博士，为避战乱隐居商山，汉高祖刘邦夙闻四位先生大名，多次邀请其出山辅政，都遭到拒绝，作《紫芝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以鸣其志。他们都是古代的高士，宁可固守穷困，而不愿意丧失其志向。李柏在明亡清初的选择，便是宁做高士，不愿屈节。他一生深爱陶渊明，更爱屈子，引为千古知音，曾不远千里悼念三闾大夫，望滚滚江水而叹曰：“废生于忠良，谗生于文章。愤发于骚经，怨流于潇湘。君不我感悟，臣不我同行。皇天兮苍苍，后土兮茫茫。楚天兮崔嵬，泪水兮洋洋”[11] 。

　　李柏生于明亡之时，亲眼目睹了李自成祸害百姓，满族人入主中原后的残酷镇压，他自幼即以“学为古人”为平生志向，从内心而言，无法忍受变节苟且偷生之人，他深爱百姓，更爱生生依恋的关中大地。他的诗歌里面充满了亡国之痛，充满了对生民的哀怜之情，在他的《槲叶集》中收录了很多这样的诗作，如在《忆旧》一诗中，他回忆当年战争的伤痕时说：“落落荒村耳，侬生初在此。五岁能记忆，百家丛一里。盗贼时窃发，走避似奔兕。闻人说太平，如在梦寐里”。他三十九岁那一年，在盩厔二曲先生家做客，目睹饥民不能过活卖儿卖女，心如刀绞，哀伤之余，泪眼婆娑到：“盈盈两岁女，而我心头血。岐嶷亦堪爱，如何成远别？思之不得见，脉脉意偏切。对人难为言，强抑心如铁。汝既儿之母，岂可轻挫折。饥寒固当恤，衣食亦须节。勿教多出门，出门恐蹉跌！”身处时代的洪流之中，每个人都不能逃脱时代的映射，李柏目睹沧桑之变，既不能救生民于水火之中，又不能挽狂澜于既倒，惟其能做者，就是坚守节义，为故国守魂，为士人守贞，山居太白，心忧天下。邓之诚在《清诗纪事初编》中说：“清初遗毅多矣，如柏者实罕”。

　　或许因为李柏从未做官，亦或其出身贫寒，他对世态人心的洞察，更为深邃，身上也更有布衣士者的风范。他鄙视那些国变之后屈膝求得福禄的前明官员和士子，更鄙视如唐代王维那样走终南捷径的人。当年，有人说陶渊明隐而不隐，曾不束带见督邮，归隐田园后，又扣门乞食，并以王维评价陶渊明“曾一惭不忍而终后惭乎”为例，鄙视陶渊明。李柏闻后怒不可竭，他说：“王维，坏名教者也。……是教天下后世士大夫丧尽廉耻，昧出处。”“且渊明晋人也，志在为晋，耻食宋禄”。李柏少年时，原名叫“李如泌”，参加童试时，主考官以朱笔改为“密”，他告诉主考官是“泌”，取唐名臣李泌的意思。主考官说：“唐无李泌，惟《陈情表》有李密，汝名为密则可，若如泌则不通矣。”回家之后，李柏思前向后，感觉不对，他想李密一生多变，先仕汉，汉亡既而又仕晋，按理来说晋应该是汉的仇敌，这种认贼作父的做法实在是奚奴下贱之举，况且李密是蜀人，蜀汉本是李密的桑梓父母之邦，李密仕汉得其正主，汉亡之后李密应该效仿先贤不事伪朝，天下人皆知李密有孝道，殊不知，李密身为孝子却忘君事仇，这是不忠，既是不忠何来孝名，这样的人《春秋》上说其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李柏觉得他用李密的名字，不顺不美，遂改名为“李柏，字雪木”。李柏在《易名说》一文中申明了自己的家国主张：“家之孝子，即国之忠臣，不亦侠烈大丈夫哉？乃计不出此，袖手旁观，视国家兴废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而且形同雀鼠，东家有粟则就之，西家无粟则去之，罪可逭乎？”[12]

　　李柏心性高洁，不为贰臣便为清逸，林居太白，终日以松鹤为友，寄情山水之间，惠养圣贤之志，乐山智水，旷达心性。他结庐太白，春耕秋收读书吟诗，俨然是那个时代独立特行的君子，他写了很多诗，其境界深邃，意境辽阔，大气雄浑，文辞优美，王心敬说他的诗：“其文率出胸臆，不蹈袭前人。诗则自成一家，而声韵颇与彭泽近。盖平生最爱者渊明，故于渊明之诗，咀嚼尤熟，不知不觉，风神逼真耳！”[13] 他热爱山水，赋诗太白山“太白去天三百尺，山椒古雪皓四极。若教伯夷居上头，山是蚁垤雪如墨”，他安逸山居生活，赋诗曰：“群籁无声夜未央，青山如梦是蒙阳。觉来忆旧终南月，万壑千峰似水涼。”“家山深处雪重重，长夏翻书曝夕春。磵户猿啼松万壑，萝堂鹤唳月千峰”。他安于贫困，山水壮其志，松柏赋其魂，以士而任，慨然而赋曰：“周之士何贵，秦之士何贱。贵贱无定名，吾道终不变。凤鸣岐山头，麟来鲁何求？赵杀窦鸣犊，仲尼不西游。物情恶伤类，桂伐蘭自愁！”

　　李柏心慕古代大隐之士，越在山中久，越能体会古人心，他不止一次凭吊陶渊明、许由、屈子，也不止一次孤夜难眠，心如比干，热泪盈眶。他讴歌巢父、许由“万国亲考妣，遁世终不悔。出亦匪我功，处亦匪我罪。”他同情屈子的遭际，又恨屈子生不逢时，更恨那些身在庙堂不作为的小人，视屈子之命运如自己，远赴南国哭屈子于江边，“我恨屈三闾，何以生楚国。先生既生楚，墨守乃可则。枳棘充四郊，明哲亦默默。……谗言倾国土，令我泪沾臆。遥拜汨罗江，秦山隔异域。手剑斫佞人，事往不可得！徒挹砚海水，泣洒雪山黑。”“吾闻天之爱忠臣也，成就全在一死。如得志于一时，则寂寥于万世”。

　　李柏的这种精神，实在是令当朝的人惧怕！李柏的这种决绝，也是清廷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常想为什么清廷在乾隆时期将李柏的诗集《槲叶集》列为禁书，甚至一度“封杀”他，试想一下，倘若天下的士子都“奴性”中觉醒，清廷的江山还会固若金汤吗？历来统治者不怕“终南捷径”的假隐士，最怕的是李柏这样的真隐士，他们一旦让民心动摇，必然江河为之呼啸！

　　四

　　时光如白驹过隙，站在今天的历史舞台上，回望几百年前李柏所生活的时代，设身处地的想，他真的很难！我们决然不能用今天的价值取向去绑定古人的思想，甚至对他们的行为说三道四，假如时光能够倒流的话，假如我们是李柏，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我们将何去何从？所以，李柏真的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真君子！而不是当下人所论之腐儒，甚至不识时务之流，也不是没有担当之避世。他——李柏，选择做隐士，本身就已经是将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为往圣继绝学”。

　　李柏和横渠张子是同乡，也是横渠张子几百年后的知音，因为他的特立独行，因为他为隐士，虽然他的文词卓越，虽然他的气节高标，曾一度未入“关学学人”的阵容。万历年间关中学人张舜典先生在《关学编后序》中提了几个标准：不载独行，不载文词，不载隐逸，而独载理学诸先生，这里面李柏就占了三个不符合，这自然是他“不入”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这并不代表他没有作为关中学人所应有的本色，他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儒者，遵循着儒家的“道统论”；依然学有所自高度认同张载所提出的“太虚即气”并作出积极地继承和发挥；依然坚守关中学人所固有的气节，不失操守，身居太白犹如苍松翠柏；依然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以自己的学行砥砺世人，甘为经世致用之学，以他坚挺的意志一再告诉人们，书不可不读，剑不可不看，气不可不养，志不可不存。所以，无论从精神气质而言，还是从其学行来看，李柏先生是不折不扣的“关学”人物，即便他没有理学著述，但他的诗文就是通往他精神世界的一扇门窗。

　　光绪十九年（1893年），眉县知县毛鸿仪创修“雪木祠”，亲题匾额“道继横渠”，以昭贤名，载留史册。关中大儒贺瑞麟先生也认为李柏先生之学，和李二曲、李因笃“性情气谊相契合也。故当时如太华三峰，鼎立天外”。

　　李柏先生性情本真，曾总结一生时说：“十五入学，五十白首。厥生不辰，遭逢阳九。文儒为乱，笔弑哲后！引盗入室，逐昭杀纠。酿成厉階，四海奔走。偷生苟全，耕牧糊口。茅屋三楹，山田百亩。古人既往，来者在后。渺焉一身，太湖蝌蚪。明明在天，南辰北斗。岳岳在地，九华二酉。仰观俯察，万物速朽。槿桦蜉蝣，其何能人？蹉跎半世，空垂两手。”[14]这是他的人生，也是那个时代拥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共同的蹉跎人生！

　　注释：

　　[1] 王于京：《太白山人槲叶集叙》，《李柏集》第4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

　　[2]贺瑞麟：《创修李雪木先生祠堂记》，《李柏集集》第322页；

　　[3]李柏：《杀蜘蛛说》，《李柏集》第54页；

　　[4]王心敬：《太白山人雪木李先生墓碣》，《李柏集》第317页；

　　[5]引文同上；

　　[6]贺瑞麟：《创修李雪木先生祠堂记》，《李柏集》第322页；

　　[7]李柏：《与家徵君中孚先生书》，《李柏集》第129、130页；

　　[8]李柏：《答刘孟长先生》，《李柏集》第119页；

　　[9]李柏：《寄张素石》，《李柏集》第115、116页；

　　[10]李柏：《松窗琐言》，《李柏集》第141页；

　　[11]李柏：《吊三闾大夫》，《李柏集》第148页；

　　[12]李柏：《易名说》，《李柏集》第52页；

　　[13]王心敬：《太白山人雪木李先生墓碣》，《李柏集》第318页；

　　[14]李柏：《短歌行》，《李柏集》第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