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军：杨爵——挺挺直节 岁寒弥坚

　　作家费振中先生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有明一代从嘉靖到万历一百多年当中，明代的文人的行为方式基本脱离不了“献谄”与“攻讦”[1] 。至于为何如此？又大概归结于皇帝本身，嘉靖皇帝的“大礼之争”，文人集团就开始分裂成两大阵营，献谄者投其所好，借此打压政治对手；攻讦者不惜生死誓死捍卫宗法礼制。嘉靖在位四十多年，二十多年不上朝，诺大的皇宫硬是被整成道观，“斋醮”和“青词”成了嘉靖朝的两大主题，一代权臣奸佞严嵩便是靠写一手好青词而博得皇上欢心，把持朝政二十多年。

　　公元1541年，明嘉靖二十年，北京城初春的一场小雪，为久旱不雨的大明朝带来了一丝祥瑞。嘉靖皇帝久居深宫，斋醮修道，他一定以为这一场大雪是上天在眷顾他的无为而治，还生民以康泰。

　　二月初四，嘉靖帝的新殿落成，这位素来以自己是张真人的弟子自居的皇帝，对道教法事深信不疑，落成的新殿，既是对上天的诚敬，也为他继续做法事增添了恢弘的气派，整个帝国的中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双喜临门的欢愉之中，内阁大臣率领群臣，上奏表祝贺皇帝新店落成乃是天下吉祥之事，严嵩等大臣也免不了上“青词”，嘉靖喜欢严嵩的青词，句句写在心上，读来不胜欢喜。

　　是的，当几乎所有的文臣武官上贺表，庆贺天下祥，瑞皇帝大殿落成之时，一个另外的声音，如同暗夜里一把利剑刺在坚硬的金属上，硬碰硬所带来的声音，震彻寰宇！硬碰硬所带来的寒芒，让沉浸在欢乐中的帝王君臣，感到彻骨的疼痛。

　　这个声音来自帝国的一个监察御史，他实在不愿做笼中鸟，随声附和唱着讨好主人的曲，他也不愿意再做沉默的大多数，帝国中心以外的大片国土，因为大旱，饥民尸骨如山，因为大旱，地方腐败更趋严重。但这不是主要的问题，他要刮骨疗伤，指陈弊政，言所未敢之言，批龙鳞冒天下之大不韪。史书记载，这位监察御史在本该上贺表时却直言弊政，所言五件事，每件事都是嘉靖皇帝的弊政，尤其直指嘉靖引方士入内，修雷坛，皇帝的后宫成了道家做法的道场。

　　这个声音非常可怕，那些献谄之士，心惊胆战，那些装睡的人，面无生色，当然帝国的统治者嘉靖更是雷霆大怒，史书记载“上赫然震电，冯怒命锦衣使执北镇抚司监候，究竟其说”[2] 。

　　这个声音来自一位叫杨爵的监察御史，他是嘉靖八年（1529年）的进士，历任帝国的外交大臣，山东道监察御史、河南道监察御史，他是一位干吏。他入仕很晚，三十岁左右才开始做官，京官做了几年之后，就一直在基层工作，嘉靖帝治下的生民疾苦，他亲眼目睹心如刀绞，作为监察御史，他把皇权赋予他的这份责任看的比生命还重要，为民生疾苦而直陈，既是使命，更是担当。

　　公元1493年，明弘治六年，杨爵出生在陕西省富平县党林里独户村的一个农耕世家，他出生的那一天，“室中如火起，人咸惊异之”[3] 。这一年九月，关中大儒薛敬之先生完成了《思菴野录》的编订工作，将他二十年的读书思考编订成册传之后世；陕西三原学派的开创者王恕先生离休，开始了他长达数年讲学宏道书院的生活。同年，青年时期的马理先生向王承裕问学，关中学派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一种学脉的薪火，正在被年轻的一代所传续。

　　位于今天陕西省富平县境内的万斛山，相传秦国大将军王翦曾在此地练兵，日需万斛之粮，因此而得名。杨爵的家乡就在万斛山的南面，青山绿水土地肥沃，青年时代的杨爵随家人耕种于此，他生而俊美身长七尺，脱颖刚方，二十岁时苦读不辍，常常一边耕田，闲暇时便在田间地头抓紧读书，惜时如金。李桢在《斛山先生墓表》中说他：“年二十始发篋读书，苦无继晷资，常以薪代灯，夙夜罔或不勤。每只陇上耕，即挟书竝读而耕，意欣欣然也。”[4] 

　　生活的艰苦，常常能锻造出一个人坚毅的品质。杨爵便是这样一位从苦难中走出的坚毅之士，那时候兄长杨靖因事被县衙冤屈入狱，杨爵为兄伸冤，不顾百里之远，上省城鸣鼓申诉，事败之后也被牵连入狱，遭受百般侮辱，仍不放弃为兄伸冤之心。他在狱中上书，言辞激烈，有司衙门看到后非常惊讶的说：“简直是一个奇才啊，怎么会沦落至此”，遂命放人，并资助他薪水，劝他考取功名。

　　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地域，水深土厚，学者仁人常常苦心为学，且性情耿介忠厚刚毅，一旦走出关中，他们多是国之忠良学界宗师。传承数百年的关中学派，绝大部分人物为学不忘躬行，躬行不忘守节，杨爵出身关中，其操守、性情必也不失关中学人的本色。

　　公元1520年，明正德十五年。陕西朝邑，正在举行一场规模盛大的讲会。讲会的主讲人便是因弹劾宦官王堂而入狱，出狱后被革职在家的浙江按察司佥事、关中学人韩邦奇。韩邦奇，字汝节，号苑洛，明正德三年进士，任吏部员外郎时，以疏谕时政，谪平阳通判。稍迁浙江按察佥事，宦官强征富阳茶、鱼，他作歌哀之，遂被诬奏怨谤，逮系夺官。嘉靖初起山西参议，再乞休去。自后屡起屡罢终，以南京兵部尚书致仕。韩学问精湛，乃享誉一时的关中大儒，也是朝邑学派的缔造者。

　　这一年，远在富平的杨爵听人言，朝邑韩邦奇学问高深，传续程朱正学，心生仰慕之情。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决意背着辇来的小米，前往朝邑拜师韩门。这一年，杨爵二十八岁，这是他人生路上重要的转折点，而立之年，能有人师做指导，不啻为人生之幸事。然而，投师问道绝非易事，弟子有心向学空有热情还不够，老师也要看弟子是否有天分。杨爵二十八岁之前，基本是一边务农一边读书，家境贫寒使他过早的承受了生活的压力，他的读书完全是挤兑出来的时间学习，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他体格强壮，打眼看去没有一般意义上读书人的斯文。据史书记载，杨爵初入韩门时，韩邦奇是不愿意接受这位远道而来的弟子，因为看其长相举止，实乃壮汉，于是心生推却之意。韩邦奇的父亲看了杨爵之后，私底下告诉儿子说：“我看这个杨爵不是一般的人”。韩的父亲莲峰老人，久历官场，学行也堪为一代宗师，定有慧眼识英才的眼里。韩邦奇听从父亲的建议，几天后，韩邦奇试问杨爵的学问功底，感到十分满意，便告诉父亲：“纵宿学老儒莫是过，吾几失人矣”[5] 。据说，杨爵自入韩门之后，践履铮铮都有古人之节，韩邦奇称其为畏友，其学业增进为韩门其他人所不及，他与韩邦奇的另一位弟子杨椒山[6] 并称“韩门二扬”。

　　公元1529年，明嘉靖八年，杨爵等进士及第，授行人司[7] 行人。杨爵在此任上前后三年，奉公职守廉洁自律。这个职位在古代是一个肥差，代表天子往宗藩行礼，很多藩王多重天子之名，常常给办差的人馈赠各种礼物。杨爵曾代表嘉靖帝前往肃府、伊府、吉府行礼，三位藩王曾馈赠杨爵礼物，杨爵拒而不受，他说：“为士，饿死不食人非礼之食；冻死，不衣人非礼之衣。彼虽礼来，名重天子，使吾独不重天子使耶？”[8] 其品行高洁，多令藩王敬佩不已。关中学人常常以夫子张载之“四为”之教而砥砺，无论为官，亦或为学人，再或为庶民，皆能秉持始终，为生命立命。当年，嘉靖皇帝为生父母争取名分，而掀起长达八年之久的“大礼之争”，朝中多数忠杰之士，罢官的罢官，革职的革职，下狱的下狱，杨爵的顶头上司也因此获罪，杨爵舍帝王宗法而不谈，独以生民之命为重，直言上疏嘉靖帝：“臣奉使湖广地方，眼睹百姓多菜色，挈筐操刀，割莩肉鬻啖道傍。假令周公礼文尽行，抑何补于老羸饥馑之银？”[9]嘉靖帝准其奏疏，并派杨爵赈灾湖广，救活生民数万人。他在担任山东道监察御史时，目睹官场腐败，买卖官爵鱼肉百姓，置百姓生死于不顾，他为自己作为御史不能为民声张正义而扪心自责，他说：“古人朝拜官而夕上书，吾宁尸台端位誉耀荣耶？”生性耿直的他，随即向朝廷写了辞职书，归乡养母去了。据史书记载，杨爵罢官归乡前后大约十年，先是母亲病故，作为孝子服阙三年，三年里，他为富平诸生讲学论道诲人不倦，朝廷屡次起用，他坚卧不起，简牍不谒公府。如此再六年，读书修身齐家，培养一方子弟为正己之学。公元1540年，明嘉靖十九年，秋天，朝廷再次下诏起用杨爵，诏书到富平时，杨爵和妻子正推车往田地里，准备秋耕，“见者不知其御史也，服阙，故起官”[10] 。时隔近十年，他再度出山，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巡视南城，朝中奸佞权臣闻之，望风而逃。

　　至于明代嘉靖一朝，为何嘉靖皇帝笃信黄老，二十多年不上朝，专事斋醮，修养长生不老之术，史书尚无明确记载。但清代张廷玉编修《明史》时认为致使明世宗懒于朝政，专心黄老的原因是因为“大礼之争”（按：关于“大礼之争”，作者已在吕柟、马理文中提及，此处不再复述），既然天子不能说了算，索性干脆任性起来，二十年不上朝，疏于边事，灾害频仍，东南沿海又有海患，重用权臣严嵩父子，亲小人愿贤臣，大兴土木修建道场，整个大明朝怨声载道。张廷玉说明世宗：“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

　　就在杨爵上任之前的几年，实际上明帝国正在一步步走入衰退，嘉靖十六年（1537年），北方草原成吉思汗的后裔吉囊兵犯宣城；嘉靖十七年（1538年），慈宁宫建成，吉囊再次兵犯河西，京畿、江西等地大旱；嘉靖十八年（1539年），辽东、京畿、河南、两广等地旱灾持续，民不聊生。嘉靖十九年（1540年），吉囊兵犯大同，明军战败，江西旱灾严重……杨爵所处的时代，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然而，尽管天灾频仍，流民尸骨千里，决然不影响嘉靖帝清修道观，修炼长生不老术的兴趣。他，嘉靖皇帝，正在使帝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作为监察御史的杨爵，以及朝中清流，也绝对不能放任不管，社稷尤重，生民尤重！

　　回到文章开始时，那一场发生在嘉靖二十年正月的小雪，在古人的世界中，天象常常被赋予了皇权，它是皇权的象征，有时候一场不经意的天象或许会带来难以想象的人祸。比如，1541年的这场大雪，对刚刚履职一年的杨爵而言，就是一场灾难！《明史·杨爵传》记载：“二十年元日，微雪。大学士夏言、尚书严嵩等作颂称贺。爵抚膺太息，中宵不能寐。”[11] 他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能知道的一定是，他对于严嵩等人以贺表青词愚弄嘉靖的愤慨，我们也一定能够知道，那一夜他的内心是五味杂陈的。他的耳边，仿佛听到了河南饥民哀嚎的声音，仿佛听到了边疆战士在殊死与吉囊战斗的厮杀声，而眼前的一切，让他感到彻骨的寒冷。嘉靖帝沉湎于方术不可自救，新的道场即将在瑞雪之日上封，严嵩这些权臣还在不知廉耻的上着贺表，谁为生民而有一丝哀怜之意？

　　就在那一个难眠之夜，就在一声声贺表中，杨爵伏案灯下，也写了一份“贺表”，不，应该是抛向嘉靖帝以及装睡的严嵩等人的一颗响雷！他用工整的楷书在奏折中写到：“今天下大势，如人衰病已极。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即欲拯之，无措手地。方且奔競成俗，赇赂公行，遇灾变不忧，非祥瑞而称贺，?谄面谀，流为欺罔，士风人心，颓壤极矣。诤臣拂士日益远，而快情恣意之事无敢龌龊于其间，此天下大忧也。去年自夏入秋，恒暘不雨。畿辅千里，已无秋禾。既而一冬无雪，元日微雪即止。民失所望……”[12]他不知道，这道“贺表”让嘉靖帝看到后，命运将如何安排他，但他却知道自己的生死与国家生民比较起来，何其渺小，以自己的直言，若能换来天下的长治久安，纵然一死，也是值得的。我在翻阅明代嘉靖帝一朝历史时，有两道奏疏让嘉靖帝寝食难安，一道是杨爵的奏疏，一道便是海瑞的奏疏，而且两人出奇的相似，都是在吉庆的日子，响起的晴天霹雳，震彻河山！

　　《明史》记载，嘉靖帝看到杨爵的这道“贺表”之后，勃然大怒，史书上说：“及帝中年，益恶言者，中外相戒无敢触忌讳。爵疏诋符瑞，且词过切直。帝震怒，立下诏狱搒掠，血肉狼藉，关以五木，死一夕复生。所司请送法司擬罪，帝不许，命严锢之。”[13] 据说，后来还有主事周天佑、御史浦鋐为救杨爵，而被庭杖致死，后无人敢救杨爵。既不定罪，也不许人救，大明帝国的天子在用他的方式向言官宣战！

　　杨爵被下诏狱的那一天，北京城突然刮起了大风，呼啸的风声，让百官心生畏惧，京城百姓说：“这是杨御史风！”，天地为之动容，嘉靖在风声中停止了一切庆贺活动，依然幽居深宫，做着长生不老的梦……

　　从下诏狱的那一天开始，杨爵生命中最为宝贵的八年时光，都在阴暗潮湿的天牢中渡过。这八年当中，他的身心经受了严重的伤害，尤其是身体，常年不见天日，狱中饮食不好，原本魁梧健壮的杨爵，身体再被一天天拖垮。关于他在诏狱的这段日子，最为真实的记录是收录在他文集中三十五封狱中家书，我曾用了几个夜晚逐字逐句地阅读杨爵写给孩子们的家信，那是一个父亲对子女的希望，一个丈夫对妻子的寄托，一个深陷牢狱之灾前途未卜的士大夫对家国的悠悠深情。杨爵家书，在某种意义上绝不亚于当下走红的《曾国藩家书》，它是中国传统教育优秀的范本。

　　君子处世，临危而不乱，处荆棘而不丧其气，本色依旧，堪为大丈夫所为。杨爵在狱中受尽百般磨难，九死而一生，所幸上天自有眷顾怜悯之意，在他入狱后不久，王阳明先生门下高徒钱德洪、刘魁也因抗旨下诏狱，钱德洪是阳明先生心学思想的正宗传人，毕生致力于阳明子学术思想的传播，长期在南方讲学，是当时名动江南的大儒。刘魁，字焕吾，泰和人，少从王阳明游，深得王阳明喜欢，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九月，嘉靖帝用方士陶仲文言，建祐国康民雷殿于太液池西，务求宏侈。刘魁知谏争必得重祸，先命家人置买棺材一具，冒死上奏嘉靖：“国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复为此不经无益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后世”，嘉靖震怒，庭杖刘魁，而后下诏狱。三位大明帝国的直臣，患难一室之中，他们彼此相惜，患难与共，生死相依。

　　《明史》记载，三位稀世大儒，在狱中论学不辍。杨爵先生在狱中与他们一起辨《易》，完成了他的学术著作《周易辨录》，他在是书的序言中写到：“予久蒙幽系，自以负罪深重，忧患警惕之念，即夙夜而恒存也。困病中，日读《周易》以自排遣。”[14] 当代著名学者刘学智先生曾高度评价了杨爵这部著作的哲学思想，他在《关学思想史》中将这部书的思想概括为：以《四书》的义理解释《周易》，从而阐述君臣关系、政治伦理和道德规范；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张载《横渠易说》不谋而合。除此之外，三位先生常常赋诗唱和，觉得多年忙于朝政，昔日的旧业几度荒废，借此蒙难之际，或读《易》，或精研诸子百家，或赋诗以忘身忧。

　　然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的心最为牵挂的依然是远在富平的妻儿老小，每当想起他们，杨爵的内心就隐隐作痛。作为父亲，在孩子们最需要他教育的时候，他却身遭大难；作为儿子，年逾八旬的婶母需要他照料的时候，他却身在牢狱；作为丈夫，本该照顾妻子替他分忧之时，竟没想到，家中的担子全落在她一人身上。作为理学大师，常常被人误解为“存天理，灭人欲”，冷冰冰，不解人意。事实上，真正的理学大师，是有血有肉的真男儿，书信中的杨爵不再是朝臣，而是父亲、丈夫、儿子。七年时间，数不尽的日夜，他在简陋的书案前，提笔写着一封有一封家书。

　　他在狱中最担心的还是儿子们的学习，担心他们在没有父亲在身边的日子，一一放纵，荒废学业，所以他不厌其烦的写信给儿子杨仕、扬休等，在谈到自己的遭际时，他鼓励孩子们：“我今日之患难，关世道之升降，天下之安危，不是一身一家小小利害。大丈夫志在天下国家，不以生死存亡念。”[15]让孩子们相信自己的父亲，所经患难乃为家国社稷所系。他写信给杨仕，劝他学习要用功，天性不如人便要在勤字上下功夫，要懂得不耻下问，他说：“读讲有疑，当静思之。在先生朋友前，又当虚己质问，不要以问人为羞，心有所疑，不问岂能知？世上有一样人，心上不知以问人，又恐人笑，这样人终不能成。凡幼而不能事长，贱而不能事贵，不肖而不能事贤，此三者古人谓之不详。……若读书多记不得，不要贪多，只念熟。”[16] 淳淳教子之心，句句真实，无一字不受用，这样的家书，即便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他担心自己不在家人的身边，家中老小相互猜疑，以致兄弟不合，写信给儿子们：“……又千万说于你母亲，家中大小俱要以恩爱和睦体悉相处，共安穷分，甚不可猜忌不和，不成一家好人家，以贻远近之笑。能从我言，我虽死于狱中，亦无恨也。”[17] 他鼓励杨休、杨仕兄弟和睦相处，常读《诗经·棠棣》，“你兄弟须要恭敬相处，但知骨肉当厚，勿问其他。《诗经·棠棣》一篇竝注解，熟读之，必有感悟处”[18]。儿子写信告诉他，家里的田地被人侵占，身在狱中的杨爵告诉孩子，心要能让人，他在家书中说：“安贫守分，忍事让人，凡一切田土大小诸事，必存推逊之心，切不要与人争競。宁可我怕人，勿令人怕我。力善修德，念念不忘。取法古人，勿效世俗。”[19]他事亲至孝，常常眷念八十多岁的婶母，让自己的儿女好生照料，写信告诉孩子们，在北山为婶母买柏树做棺材，倘若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回到富平，也算是为老人尽孝道。

　　狱中七年的日子，他在苦心修志，身处困顿之中，不忘家国情怀，坦荡君子真情永驻。我读先生的家书，如与先生默语，仿佛我们在时空的隧道之中，相遇相知，他的谆谆教诲，无不裨益我心！

　　公元1549年，明嘉靖二十八年，寒冬十月的关中富平，山川萧瑟，万木枯荣。十月九日，五十七岁的杨爵扶杖村头，出狱后两年，他的身子骨已经无法再承受生活之重。这一天，他步履蹒跚的走在乡间小路上，突然看到一只大鸟落在树上，忽然猝死，他想到汉代直臣杨震死时，有大鸟落入杨震尸前，俯仰悲鸣，泪流湿地，直到下葬，鸟才飞去。他意识到人生的大限将至，说了句：“汉杨震之鸟至矣，兆在我乎？”[20] 回到家中后，他提笔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

　　“吾平生所期，欲做天下第一等人，而行不逮；欲干天下第一等事，而绩未成。今临终书此墓志，愿吾子孙当吾身后，择其善者从之，其不善者改之，此其意也。在人世五十七年，亦不可谓不寿，但懿行不足垂万世，功业未能裨当时，是谓与草木同腐朽。”

　　公元1549年，明嘉靖二十八年，十月十四日午时，杨爵病逝于家中，享年五十七岁。

　　杨爵死后数十年以后，关中大儒冯从吾说：“吾关中如王端懿之事功，杨斛山之节义，吕泾野之理学，李空同之文章，足谓国朝关中四绝。然事功、节义系于所遇，文章系乎天资，三者俱不可必。所可必者，惟理学耳，吾辈惟从事于理学，则事功、节义、文章随其所遇，当自有可观处。”当时，有人问冯从吾，杨斛山先生大节凛凛，不知有何修为能跻身于关中学人之列？冯从吾说：“先生学问亦从鸡鸣孳孳为善一念来。观其诗，有曰：‘病潜隐处最难医，拔去深根思所夷。舜蹠相悬初未远，差之千里子毫厘’又云：‘一原万象皆同有，要把心从此处知。善到公时多少大，须知无我是无私’，观此，则知先生平生大节，盖有所本云。”

　　[1]   费振中：《堕落时代》第135页；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9月第1版；

　　[2]李桢：《斛山先生墓表》，《杨爵集》第377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

　　[3]王美凤、张波、刘宗镐：《关学学术编年》第176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

　　[4]李桢：《斛山先生墓表》，《杨爵集》第376页；

　　[5]李桢：《斛山先生墓表》，《杨爵集》第376页；

　　[6]杨继盛（1516年6月16日－1555年），字仲芳，号椒山。直隶容城（今河北容城县北河照村）人，明朝中期著名谏臣；

　　[7]官署名。明代置，掌传送皇帝圣旨之事；

　　[8]李桢：《斛山先生墓表》，《杨爵集》第377页；

　　[9]引文同上；

　　[10]《杨爵集·传记书目提要·明史·杨爵传》，《杨爵集》第433页；

　　[11]《杨爵集·传记书目提要·明史·杨爵传》，《杨爵集》第433页；

　　[12]引文同上；

　　[13]《杨爵集·传记书目提要·明史·杨爵传》，《杨爵集》第435页；

　　[14]杨爵：《周易辨录序》，《杨爵集》第140页；

　　[15]杨爵《家书·一则》，《杨爵集》第181页；

　　[16]杨爵《家书·二则》，《杨爵集》第182页；

　　[17]杨爵《家书·七则》，《杨爵集》第184页；

　　[18]杨爵《家书·八则》，《杨爵集》第185页；

　　[19]杨爵《家书·三十四则》，《杨爵集》第202页；

　　[20]李桢《斛山先生墓表》，《杨爵集》第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