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再洪 | 艾芜的内亲外戚

　　艾芜的先辈们，有记载是从“承”字辈开始入川的，到艾芜的祖父汤乾围这一辈，已经是第七代了。

　　汤乾围字式九，生于咸丰八年戊午九月十六日即1858年10月22日申时，其配偶梁氏，据《汤氏族谱》记载“梁氏繁邑宿儒经世公长女增生茂松胞妹举人茂先胞姊，生咸丰九年己未八月二十日即公元1859年9月16日午时”，艾芜小时候就听她讲《安安送米》、《打鱼雀》、《魏小儿西天问活佛》等故事，魏小儿敢于独自去西天的故事情节，给艾芜留下深刻印象，艾芜写到：“我想起魏小儿曾经那么小就敢一个人走到西天去，为啥子我不可以去呢？”（见《艾芜全集》第11卷第32页）。

　　《汤氏族谱》载，汤乾围与梁氏生子三人：坤庸、坤谦、坤柱。

　　艾芜的二爷爷汤乾国，其号“用宾”，生于同治十二年癸酉六月十二日即公元1873年7月6日辰时，艾芜记忆中的二爷爷“在他替曾祖母当家的时候，就竭力地使院落的内部和外表，变得舒适和美观。且开起粉房，想从庄稼的窄路上，跃进到工商的圈子去。终以创业的艰难，资本蚀掉，招来一大堆债务，还得受怨言的围攻。他只好辞去了当家的责任，搬到另一个地方，重新从事农业。但个人方面的舒适享受，并未加以节制，这在他家的饮食上面，可以看得出来。我家是不轻易买皮蛋的，记得初次吃皮蛋，就是在用宾二爷爷的家里。”（见《艾芜全集》第11卷第46页）汤用宾原配刘氏，《汤氏族谱》说，“刘氏繁邑来薰桥人，享儀公?女岁贡生纬公庠生靖基公胞姪女”，生子坤龢（生于光绪十八年壬辰十二月初五日即公元1893年1月22日未时）；刘氏比艾芜母亲刘贵迎长一辈，是艾芜的母亲的堂姑妈，喊作“孃孃”，正是这个“孃孃”做媒，使得艾芜母亲刘贵迎和汤道荃的母亲刘美珠嫁到了汤家。他们还有一个儿子汤坤萱，艾芜喊作“八叔”，据汤继华回忆，汤坤萱原姓赖，与汤家同院子住，抱养给汤乾国为子，排行八，故艾芜称其“八叔”。

　　艾芜的三爷爷汤坤仪，字象三，生于光绪元年乙亥十一月二十八日即公元1875年12月25日巳时，原配陈氏，是濛阳里长和公的女儿，生于光绪元年乙亥六月十四日即公元1875年7月16日未时。

　　艾芜的四爷爷汤乾暄，字旭东，生于光绪六年庚辰七月二十六日即公元1880年8月31日未时，艾芜在《我的幼年时代》里回忆说：“我在半年之间，大约抄了百来篇文章，厚厚的一本空白簿子，全部填满了蚂蚁大的小字。后来，我祖父第四个兄弟汤旭东，田卖完了，无以为生，便开个私馆教乡下孩子读书。他来我家，看见我这个抄本，也以为籍此可以练好作文，便甚为喜爱，要我送给他，还把他的一部《本草纲目》送我，以作交换。那时已是三年后，我已进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开始对植物学感到兴趣，故也喜欢地接受着《本草纲目》。”（《艾芜全集》第11卷第102页）

　　艾芜的五爷爷汤乾煦，字体仁，生于光绪七年辛巳九月初十日即公元1881年11月1日亥时，聘陈氏，陈氏九尺铺附近人，生于光绪十年甲申八月二十八日即1884年10月16日未时。

　　汤乾围当家的异母兄弟汤用宾在后来把艾芜高祖父德润公传下来的院落换成为瓦房，修葺一新，加之汤乾围夫妻名下的人口多了，便与继母分家，迁于距老院子一里多路远的三合院另住。

　　艾芜父亲汤坤庸，字伯平号鲁溪，生于光绪八年壬午九月二十三日即公元1882年11月2日，1945年8月卒；婚配新繁南门外刘家长女刘贵迎（约1884年生、1922－1923年春卒），育四子一女，四个儿子分别为道耕、道安、道辟、道远；女儿叫道珍。

　　艾芜二叔父汤坤谦字子亨，生于光绪十四年戊子十一月初九日即公元1888年12月11日戌时，艾芜在《我的幼年时代》第十二节里说“二叔父早夭”（见《艾芜全集》第11卷第013页）。

　　艾芜的三叔父汤坤柱，生于光绪十七年辛卯正月初十日即公元1891年2月18日亥时。三叔父汤坤柱的儿子有汤道达、汤道方，大女儿叫汤道纯，1965年2月艾芜携王蕾嘉第一次回乡，3、4、5日三天与汤道纯、汤道达、汤道方相聚，相会见的情景艾芜记在了日记中（见《艾芜全集》第17卷第361、362页）。

　　艾芜的四叔父在《汤氏族谱》中无记载，但艾芜在他的文章中谈到过，艾芜说，三叔父四叔父没有读几年私塾亦不善读书，后在家种田。四叔父后来进入警察训练班，做了一段时间的警察，当警察辛苦，又改行入官费的蚕桑学堂学习；后来遭土匪绑票，不久被土匪放回。艾芜的四叔有个儿子叫汤道显，艾芜1982年9月28日的日记里写道：“写信给清流公社的负责人，要他们回信告诉汤道显的通信地址。因汤道显来信，说他生活困难，要求帮助，但未讲他住在哪里。他是我四叔的儿子。”（《艾芜全集》第18卷第446页）1982年10月4日艾芜日记说：“收到清流乡人民政府回信，告诉汤道显住罗汉村二生产队。前次接到汤道显来信，要求救济，但未写通信地址。故去信人民政府。去信时还写公社，来信时才知道公社已废除，改为乡了。”次日艾芜日记写道：“送汤道显旧衣一包，由继湘到总邮局寄出，我则到庆云南街邮局汇钱十元给汤道显。”（《艾芜全集》第18卷第448页）

　　艾芜的夫人王蕾嘉，1906年5月21日生，1934年8月1日与艾芜结婚，1995年1月3日卒。艾芜第一个孩子，1935年6月生于青岛，这男孩一岁左右在上海夭折。第二个孩子是女儿汤珍妮，生于1936年11月26日，曾进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因病未毕业，1966年冬卒。第三个孩子是儿子汤继泽，1939年8月30日生于桂林，天津大学机械系毕业，妻子苏利九，生艾芜大孙儿汤宽海，小名大卫。第四个孩子是女儿汤继玳，1941年12月21日生于桂林，四川医学院毕业，丈夫彦冰，生艾芜外孙女刘芝蕙。第五个孩子是女儿汤继珊，1943年3月27日生于桂林，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染织系毕业，丈夫杨永善，生艾芜外孙儿杨帆。第六个孩子是1948年1月14日生于重庆的汤继湘，读四川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妻子王沙；1984年1月30日汤继湘王沙的女儿出生，艾芜为孙女儿取名“宽容”。

　　艾芜的大胞弟汤道安，原配廖氏，又配周兴*（即被艾芜父母定为艾芜之妻者，约1906年生，卒于1959年冬，比丈夫汤道安早饿死5天）；廖氏生子汤继聪（五岁时去世），周氏生子汤继昭；艾芜1982年2月17日日记写到：“继昭来，手上戴有手表，看来农村生活现在好转了。”其妻张治凤1987年12月24日随汤继昭去成都艾芜家，艾芜日记写到：“汤继昭及爱人张治凤来，他们要我的书，我送《风波》一本。”（见《艾芜全集》第19卷第376页）。

　　艾芜二胞弟汤道辟，十二岁时去世。

　　艾芜幺胞弟汤道远，原配刘秀清，生汤继琼（女）、汤继友、汤继华、汤继桂（女）、汤继才；艾芜1981年2月3日的日记记道：“上午十一时继友、继华来，留他们吃午饭。他们生产队的劳动日值一元一角多，每人分粮食六百斤。大队开砖瓦窑，他们两人在窑上工作。”1982年4月24日，艾芜日记：“继友的妈从新繁来。”4月27日日记说：“继友的妈妈今天回去了，继湘给她买去新繁的汽车票，我们送她十元钱。”1985年4月18日，艾芜这一天的日记写道：“上午看完《小河村的速写》，汤继友带儿子汤宽里来，……”（见《艾芜全集》第19卷第190页）这位汤宽里是艾芜幺弟的孙儿。

　　艾芜的幺妹汤道珍，嫁彭县竹瓦曾家的曾永常，二十岁时去世，生育一子曾传根，其妻杨太玉。艾芜1965年2月3日的日记记载他和王蕾嘉回乡探望的情况时写到：“曾永常夫妇（此妇为曾永常续弦--编者注）和曾传根夫妇都来了。”（见《艾芜全集》第17卷第361页）1981年7月14日下午，艾芜收到曾传根的信后，立即写了复信，艾芜当天有日记记载（《艾芜全集》第18卷第324页）。1983年6月5日晚上十点曾传根的儿子曾富华到访，由汤继湘领他去住旅馆；次日早上七点，艾芜亲领他去吃早点，艾芜日记记述说：“（曾富华）他说他将去西昌做建筑工人，没有路费，要借车钱。问他十元够吗，他说够了，便送他十元。送他到门口，他说没有零钱搭车去火车站，便又给他二元。他曾对我说，要在工余时候努力读书写作。我送他两本书，一本《文学手册》，一本《艾芜儿童作品选》。”1986年12月27日，“晚上曾传根和他的幺女来带有酒米、鸡和鸡蛋来。招待他们住小旅馆，一人一元八角。”（见《艾芜全集》第19卷第329页）

　　在艾芜的叔伯亲戚中，艾芜对汤淑成（艾芜堂祖父）、汤坤坦父子在《我的幼年时代》有交往的记述：“父亲的一个远房堂叔父汤淑成，正在县里高等小学教书。他的大儿子汤坤坦，先前在翠云山小学曾和我同过学，刚好也在里面做学生。他家的院落，跟我们的老院子，只隔数百步远，平常虽不大往来，但到每年的正月，都彼此拜年，且还互相请吃春酒。”“我的堂叔父汤坤坦在高等小学校，读的是第八班，我新进去读的，便是第十一班。他算是学校里最老的学生，我得到他的照顾很不少。”（见《艾芜全集》第11卷第101页）

　　据《汤氏族谱》查得，汤坤庸、汤坤坦的高祖父是汤美文公，汤坤庸的曾祖父汤德润是汤美文第五子，汤坤坦的曾祖父汤德政（生嘉庆二十一年即1815年丙子正月二十九日子时）是汤美文第七子；汤坤庸的妻子刘贵迎与汤坤坦的妻子刘美珠的堂姊妹，故两家走得很近，以致汤坤坦的女儿汤道荃及丈夫樊载道儿子樊川与艾芜的交往密切，艾芜日记中多有提及。

　　汤淑成，名乾慎字福根，生于光绪四年戊寅七月初九日即公元1878年8月7日亥时，“淑成”当是他的“号”。

　　汤坤坦生于汤家修谱之后，故《汤氏族谱》无他的记载。

　　汤道荃，生于1931年12月24日，她是在小时候从父亲汤坤坦拿回一本艾芜写的书知道在很远很远的大哥的。一九五四年，她收到艾芜给她的第一封信说：“我这次回家乡视察，去道远家见到了你的祖父、父亲、母亲。好多年前我到过你家，请你祖父教我英语，过了一个难忘的暑假。那时候你家的大门贴的对联‘青草池塘眠鸭塘，绿衣门巷养蚕家’。那是你祖父写的，描写出你家的环境，至今我没忘。”一九五五年汤道荃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工作，她利用火车在北京丰台换车的机会，决意的独自找去，实现了他们兄妹的第一次见面。（见《艾芜纪念文集》第132--134页汤道荃《记忆中的艾芜大哥》，天地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汤道荃回忆说，听她父亲汤坤坦讲，艾芜小时候很爱读书，她家里有一本《五色石》艾芜就借去看过！

　　艾芜小时候就爱读书，而当时能给他提供大量课外书的，是艾芜在《我的幼年时代》里提到的“三爸”。根据艾芜提供的信息，这个三爸是远房的堂叔父，他舅舅姓“高”，在《汤氏族谱》中查到，艾芜的高祖父汤德润的四哥汤德隆之子汤正阳的儿子汤乾枢，字星環，生于咸丰九年己未五月十六日即公元1859年6月16日亥时，其妻高氏邵家店怀明公女生咸丰八年戊午八月二十二日即1858年9月28日寅时，他们的三儿子汤坤久生光绪十五年己丑三月十三日即1889年4月12日巳时，算来比艾芜年长15岁多一点。艾芜说：“我的这位藏书甚多的三爸，他的住宅同我家的新院子，相隔只不过一里路，但两家却没啥子来往。”“他的藏书并非祖先留下，也不是自己买的，全是从他的舅父那里借来，久而久之，便作为己有的了。他的舅父姓高，是个极有钱的地主，平常在家爱买小说看，凡是县城书摊上所能买到的小说，他都不惜钱地全买来放在桌上。同时也依照小说上一些地主生活的方式，养起一批会打枪耍刀的闲汉，喂起一群会追捕抓拿的猎狗和鹞鹰，天晴的时候，就到附近荒凉的河坝里去奔驰，把野兔和斑鸠，当成他们最重要的猎获物。而在这些时候，我们的这位三爸，多半是要参加进去，充作一位勇敢的随从的。”（见《艾芜全集》第11卷第61--62页）

　　后来，艾芜从其他人嘴里知道了这位三爸“早就是个嘴硬骨头酥的家伙！”“于是，我的这位三爸，便在我的心目中，完全脱掉了他的神奇的外衣了。但我们仍然对他抱着好感，每次去借书的时候，便是他都毫不踌躇地立刻借给我，还把一些我未看过的书的名字，高兴地告诉我听，且介绍一下里面几个出色的人物，末尾总是带着怂恿的申请说：‘快点看，下次就换给你！’纯粹作为一个藏书家来看，他的慷慨，是非常值得感谢的。”（见《艾芜全集》第11卷第63页）艾芜继续回忆说：“在三兴寺读完一年书后，祖父搬来新院子居住，并且设馆招生，又教私学。我和我的兄弟道安，便重新做了祖父的学生。而藏书家三爸所藏的书，也已给我看完了，再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借到小说，只好每天读那些枯燥的古书了，日子重又过得很是沉闷。”（见《艾芜全集》第11卷第63页）看来，还是这位三爸，给了艾芜大量阅读的快感和难忘的记忆。

　　汤继强，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总裁(CEO)、首席研究科学家(Chief Research Scientist)；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斯坦福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学者；中小企业“梯形融资模式”、“企业孵化大市场”、“T型经济带”理论创建者。艾芜在1985年7月26日的日记里写道：“有一青年来访，他说他叫汤继强，高中毕业来成都考大学，是远房的本家。他父亲做小学教师，现经营建筑业，一直带大批乡里人到城里修房子，已四年了。在家种田的是他母亲，说她一道来看我。我说请她上楼吧。”（见《艾芜全集》第19卷第212页）艾芜1987年1月30日的日记记载“同时又来了汤继强及其父汤道聪，送我一些糖果饼干。请他们父子两人到街上馆子吃一顿饭。”(见《艾芜全集》第19卷第338页)汤继强家与艾芜家的亲戚谱系尚缺资料。

　　艾芜祖母梁家，据《梁氏族谱》记载，是由陕西渭南迁居入蜀，“迁徙无定，行谊弗传，后居繁。”艾芜小时候便知“（祖母）她的娘家，二兄弟便是中了举的。”（见《艾芜全集》第11卷第11页）艾芜在《童年的故事》里曾写到，祖母的“大兄弟是秀才，二兄弟是举人”。（见《艾芜全集》第11卷第159页）

　　艾芜在《我的幼年时代》对祖母的侄子梁少台有一段记述：

　　“我祖母的侄子梁少台，是翠云山小学的管理人，经管神田庙产，开始主张办新式小学，还把儿子送来读书，后来却又失望了，请我的祖父到他家里去教他的子女，读圣经贤传，但对神田庙产却始终紧紧地握在手里，因为可以从中渔利，表面上还没有反对办新式小学。”（见《艾芜全集》第11卷第111页--112页）

　　在梁家，与艾芜交往密切的是梁式武。艾芜说：“一个最大的表兄叫梁式武，他当时已读完‘四书’、‘五经’，在读《春秋》了。他是沉静的孩子，不喜欢在田野里，东跑西跳。偷鸟子蛋以及捕捉鱼虾，他多半从旁观看，不大动手的。他喜欢拿一本小说书，坐在果树园里的大石头上，慢慢地看，有时还要大声地念。这引得我忍不住也到他旁边去坐，跟他一同念了起来。于是两个人都念得十分高兴，声音念得越来越大了。最初一同念的是一本《三国演义》，近于十六开的木版本子，每个字都有胡豆那样大，且有小字的批注，看起来很是爽目。再加以我在晚间听见叔父他们讲的张飞大战长坂坡，刘备马跳檀溪一类故事，和在清流场街上看过木偶人演的三国戏，就更加爱看起来，而且一看就不忍丢开了。我们顶喜欢高声念的，是这样的句子，‘忽然山后金鼓齐鸣，闪出一彪人马……’或者是‘前面尘头大起，一员大将抡枪跃马而来……’”（《艾芜全集》第11卷第57页）

　　2018年10月19日上午，艾芜研究会龚明德教授访问了梁举人梁茂松的嫡重孙、成都市第四届道德模范、80岁高龄的梁伟清先生。梁伟清是梁式武的第三子，1938年8月23日出生。

　　据梁伟清介绍，梁茂松是梁氏入川的第八代人，字柏群，在清朝最后一届科考中举，本有当县官的机会，但他主动放弃了，终生在家耕读。梁茂松是艾芜祖母的娘家亲兄弟，艾芜南行的三十个银圆，即由梁茂松赞助。艾芜决意离家南行漂泊前，到祖母的娘家屋头转了好几圈，就是找梁式武这位老表说明心志，但没有见到梁式武。梁式武在《梁氏族谱》中为“十世祖，戎武公，字用之”。

　　艾芜母亲之刘家，也是“湖广填四川”时入川的世居湖北的人家。刘家口传的辈分是“富贵享荣华，作善兴仁让”。

　　据艾芜堂四孃刘华芝讲，刘家在她的曾祖刘贵某名下，育有七个儿子，都成家后有七大房人。

　　刘家这七兄弟中，只有从《汤氏族谱》知道，嫁给艾芜二爷爷汤用宾的刘氏的父亲叫“刘享儀”。

　　刘弄潮就是出自七房中的长房：刘弄潮的祖父刘荣春属单传，生刘华山亦单传；刘华山娶新繁福音堂神父卞氏之女，1905年5月1日生刘弄潮；刘弄潮七岁丧母，其十岁时刘华山续弦罗氏，生男刘作桢、刘作乾，女刘作玉。

　　艾芜与刘弄潮因为是表亲，交往由来已久。

　　艾芜第一次见到这个表弟，是1911年开始不久的日子，艾芜的母亲带着艾芜到堂舅父刘华宾家参加吊唁活动，表弟刘弄潮喊“妈妈”与艾芜喊“妈”的差别，就格外使艾芜注意而且感到新鲜。

　　艾芜清楚的记得，1915年刘弄潮10岁时，其父刘华山在发妻卞氏病逝大约3年之后，续娶了继室（罗氏），遭到刘弄潮在城墙贴告示的公然的强烈反对，这举动得到自己母亲刘贵迎的赞美。

　　1916年2月底，艾芜和刘弄潮俩同时在二爷爷汤乾阂家作客，刘弄潮同艾芜的八叔讲着春秋战国时的故事，给艾芜留下深深的记忆；尔后，“八叔”带着艾芜、刘弄潮去清流场赶“木敞会”，路上，艾芜对刘弄潮能像成年人一样说话而感到佩服。

　　1919年春，艾芜走近新繁县高等小学读书，和刘弄潮同校了。艾芜晓得写“主张男女同校，男女社交公开”文章的作者是刘弄潮后，“又高兴，又羡慕。”对刘弄潮发表的无韵新诗也有兴趣。

　　1921年初春的2月，艾芜外祖母万氏去世，开吊这天，艾芜忘却了外祖母去世的悲哀，与刘弄潮毫无戒备地谈话，就新思潮问题做了广泛深入的、愉快的交谈。刘弄潮的言谈，让艾芜见识了“一位又勇敢又年轻的战士”。这次分手后，艾芜要到了刘弄潮的通信地址，两老表开始通信了。艾芜把自己写的新诗都寄给刘弄潮，请他“改削”。1921年暑假期间，艾芜以同等学历的资格，去成都投考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找到刘弄潮做伴儿，艾芜清楚的记得刘弄潮给他谈论、背诵鲁迅《狂人日记》和冰心《超人》中精彩段落句子的情景。

　　1921年下半年，艾芜考上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又和刘弄潮同校读书，他们的交往就更多更频繁了。文化刊物上的作者、文章都是他们讨论的话题，艾芜通常对刘弄潮的评论都非常折服。艾芜还知晓刘弄潮为讨论新诗问题写信给胡适的事，但终没得到胡适回信。艾芜还知道，刘弄潮把自己历年的作品，制成《腐草集》，不随便示人。此间，艾芜还看了刘弄潮爱看而推荐给他的新书，如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等。艾芜还从刘弄潮讲“卫生徒弟”而在头脑留下了半工半读的“种子”。

　　艾芜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期间，还清楚地知道，“作宾已不作什么文章了。他多半是做我们学校的代表，去参加全省的学生联合会。本来他会讲话，会场舌战的兴味便把他深深地吸引住了，同时他也不愿意光拿一辈子笔杆儿，他要满足他身体中别种发展的活动。但一个常常代表学生讲话的人，是难免不受学校当局讨厌的，结果，他和另一个同学被迫离开学校了。而开除的方式，却是奇怪的，学校见他们那一班(第七班)中的好些人平日对作宾很不满意，便利用这点，叫他们对开除的事情开会议举手，赞成这件事情。如果由全校同学来投票，可就不同了。因为他们很爱护自己的代表，倘被学校当局开除，会引起愤怒的。学校当局看清这点利害，所以才采取巧妙办法，让一部分学生去分担这份仇恨的担子。至于作宾和他同班同学感情那么不好，全由于他为人太认真，看见别人不对的地方，总是抱深恶痛绝的态度指责，批评起来毫不宽容的。他和同班同学相处一道，日常生活以及言谈态度都极其熟悉，当然容易发生龃龉，时间一久即变成仇恨，别人时时都乘机报复了。而别的同他思想见解表示共鸣的同学，则没有一个不愿意做他永久的朋友。我就常常从他那里得到很多的诤言，深为警惕，而私心怀着感谢。”

　　1922年，刘弄潮主编《繁星》，虽然只出了一期，艾芜却上了至少两篇文章，一篇作为发刊词的献诗；一篇关于个人与社会的论文，有些“欧化”，怕人不容易看，被刘弄潮破例照新诗一行一行排列，艾芜感到刘弄潮做事勇敢。这次上多篇文章的“优待”，艾芜讲，真是增加了他以后不少写作的兴趣和勇气。

　　1923年夏天后，艾芜刘弄潮两表兄弟分开了，为避反动军阀追捕，刘弄潮被迫出川，进了北平朝阳大学。艾芜能经常收到刘弄潮的来信，清楚刘弄潮在北平的生活学习。艾芜依刘弄潮的推荐，了解了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艾芜读了《太平洋》杂志上刘弄潮最佩服的吴稚晖的文章，深感的确耳目一新、爱不释手，于是，艾芜后来南行背的小包袱里面，就有《吴稚晖文存》上下两卷和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艾芜从刘弄潮北平来信中，知道刘弄潮把在成都就开始写作的一个短篇完成了，里面还使用了艾芜的一段信；刘弄潮把这篇小说拿去给大名鼎鼎的周作人看，结果被周作人泼了冷水。艾芜由此推断，这是刘弄潮就改为热衷哲学了的缘由。

　　稍后，艾芜写信告诉刘弄潮，他也打算到北平求学，刘弄潮以自己艰苦的学生生活力劝艾芜打消念头，但艾芜南行的计划，没有因刘弄潮“这只有拖死在外面的”话而止步。艾芜回忆，1926年在昆明遇到挫折，突然起了自弃的念头，是对亲人的依恋和刘弄潮“这只有拖死在外面的”话，使他发誓要顽强地生活，于是向缅甸走去。

　　1931年夏天，南行至缅甸流浪了6年之久的艾芜来到上海，找到了刘弄潮，并与他合住在天潼巷的陋室。艾芜看到，几年不见的表弟留起了快到胸口的长胡须，经过坐在“法国公园”长椅上的交谈，艾芜方才知道刘弄潮受失恋的打击而蓄髯的秘密。这次相聚，艾芜刘弄潮商量，邀约沙汀，打算合办一个文学刊物。正在筹办阶段，刘弄潮接到中共党员陶钝（又名徐步云）的热情邀请，聘请他到济南第一师范去讲授《新兴社会科学》。当时山东进步空气浓厚，反封建的民主思潮渐次卷入压抑窒息的校园，一些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士纷纷被请去讲学，刘弄潮了解了这种情况，考虑到在上海接不上组织关系，不妨到济南去寻访，于是答应陶钝的邀请去了济南。

　　1934年8月1日艾芜与王蕾嘉结婚。稍后，艾芜携新婚妻子王蕾嘉，专程从上海北上山东济南，探望尚在狱中的刘弄潮。从艾芜口中，刘弄潮才零星得知家中状况。当他得知继母及弟、妹生活拮据的窘况，心中十分难过。便把艾芜带给他的50元钱及任白戈留下的50元，一并托艾芜转交家人，令艾芜感动不已。艾芜用隐语跟刘弄潮传递了中共在白区工作中仍存在左倾倾向，让他思想上有所警惕。而艾芜也得到刘弄潮“不要把自己限在文学这个小圈子内”的忠告，引起艾芜深刻的思索。

　　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前，艾芜忽然接到刘弄潮从南京来了一信，“说他要来上海创办刊物，并说他看见了我的第一个小说集子《南行记》，甚为愉快。我欢喜他的称赞，正如一个小学生作文，得到老师肥圈胖点一样。他是从小就给我以影响和鼓舞的，许多年后，仍然有着它不测的伟力。不幸这次想办的刊物，又和前次一样，没有成为事实。前次失败由于经济，这次则由于战争。前次失败，还有些惋惜，这次却不在意了。因为神圣的抗日战争的到来，已经吸住了我们全部的热忱，个人方面的牺牲，正如失掉一些小小的爱物而已。”

　　一九三七年冬天，艾芜和刘弄潮又在武汉见面了。艾芜这样记载说：“作宾的装束很朴素，随身一件老羊皮外套，一根与众不同的弯曲的手杖而已，胡子仍然长长的，只是有些微黄。我们好几次在大江堤边，蛇山坡头，做着数年来未有的剖心的畅谈。他先前那种凌厉无前的气概，已减少许多了，倒是有着更多的惆怅、苦闷和彷徨。这是从来很少在他身上发现的东西，也和他保存在我心里的印象不大配合。然而我却同他更接近了，他也希望精神方面给他助力，文艺和艺术以外的助力。这一点我始终是负疚的，我正如他二十多年前的批评一样，是个‘顽强的弱者'，只能固执地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文艺的路而不能走出路外，另走一条路，去援助一个需要援助的人。这一则由于我没有更大的力量，二则我也怕走不熟识的路，害了自己，也连累了途中的伴”。

　　1945年5月16日，艾芜在给沙汀的信里，记述了他和刘弄潮的一段交往。艾芜这样写道：“砻潮已来渝，头发有些白了，感喟甚多。他对文艺仍极有兴趣，交一首《敬献曲》跟我看，内容是描写一个女人，从头到足，讲她的肉体美。若就图画而言，便是一幅裸体画。文调则是五四时代的白话，文言辞头很多。前面有孙怒潮的序言，极端赞美，认为这诗是在写作功夫上集东方女体美的大成。砻潮要我也作一序，并交跟某某看看，也作一篇介绍。我回复他一信，说他题材落后，文言杂在白话里面，也很不赞成。并当面同他谈过我对他的希望又不在文学方面，而是在哲学上。不幸他把书本抛得太远，而一般社会的力量，又在不知不觉地影响着他。同他会过两三次后，感到的是惆怅和惋惜。”此时的刘弄潮，是受中共党组织派鲁自诚向他传达指示，要求他尽快通过特殊的社会关系，打入设在重庆的国民党陆军大学而到重庆的。

　　1946年10月，艾芜受以国民党陆军大学政治部中将副主任公开身份接任重庆市一中校长职务的刘弄潮邀请，到重庆市一中为教职员工和学生作报告，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代表团撤退重庆，艾芜受吴玉章行前指示，立即通知刘弄潮：身份已太暴露，处境危险，必须尽快离开重庆，转移到上海，与地下党员叶以群等接头。

　　1958年2月18日，正月初一，艾芜夫妇去到刘弄潮家中拜年，品茗寒暄，一如既往。当艾芜起身告别时，刘弄潮突然把自己被康生宣布为的“极右派”事情告诉了艾芜，艾芜夫妇十分惊愕。刘弄潮恳切地执手拜托：“我遭逢无妄之灾，丽火很年轻，孩子们都幼小，这种变故给他们伤害太大，以后还请兄长多多照应，拜托！拜托！”一揖到地……

　　就是在1958年2月18日艾芜刘弄潮表兄弟俩分别后，再无联系。1979年10月12日，艾芜在收到表妹吴诚荃的信，知道刘弄潮的音讯后写给吴诚荃的信中说：“宾兄跌伤了腿子，令人浩叹，希望痊愈快点。我一直没有同他通信，因为不知道他确实的通讯处，请你来信告诉我。”吴诚荃收信后，随即回信告诉了刘弄潮的确切地址，这样，艾芜才又有了和刘弄潮的通信联系。

　　1979年11月6日，艾芜在位于北京车公庄大街21号的北京市“革委会”第四招待所住房内，接待了来访的刘弄潮夫人陈丽火。艾芜通过与陈丽火交谈，才知道了刘弄潮一家的详细情况。

　　1979年11月9日，艾芜应刘弄潮陈丽火及女儿刘丹丽邀请，到位于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与任白戈、巴金、沙汀、陶钝、王云阶欢聚一堂，大摆龙门阵，照相留念……

　　1980年3月21日，艾芜在招待所接待了刘弄潮夫人陈丽火，知道了陈丽火的工作还没有安排的事。

　　1980年3月23日星期天，艾芜在女儿汤继珊陪伴下，带着一篓水果，从中关村徒步四、五站的车程，辗转周折，多次打听才找到刘弄潮在清华大学的蜗居，看望了刘弄潮，亲眼看到了刘弄潮一家的窘况：“他们两间房屋相当挤，屋子里没暖气，烧蜂窝煤炉取暖。他的腿医不好，还得拄两根棍子。”（《艾芜全集》第15卷第466页）

　　1980年10月5日下午，艾芜在家里接待了应四川省文史馆邀请在成都作录音报告并治疗骨折的刘弄潮及洪定桢和洪家楷的儿子，艾芜珍重地捧出唯一收藏着的、由华美书屋于1945年8月初版的《锻炼》，刘弄潮这才看到这篇艾芜在1944年1月9日写于桂林的、朴实纯真的深情记述《友》。刘弄潮也将登有自己谈话纪要的《四川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第二期）》赠送给艾芜。10月6日下午，艾芜请上沙汀一起去了刘弄潮的住处回访，并为刘弄潮将于10月7日乘飞机返京送别辞行。这是表兄弟俩的最后的相聚。

　　1988年11月20日，艾芜在日记中写下一段日记：“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在长春中日教育联欢会上，刘弄潮讲《唯物论的警钟响了》，峰簯良纪口译。一九五七年伊藤武雄写信给清华的刘弄潮，谈一九二五年前后的事情，未回信。清华收到信，只口头上通知刘（刘弄潮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西洋文明与唯物主义》荒村晓月编，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初版，1928年再版，刘弄潮著。”而刘弄潮已于1988年11月8日下午4时58分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

　　在几十年的深刻交往中，艾芜刘弄潮表兄弟俩怀着他们的“初心”跟着党，一心一意为革命，互相关心，互相鼓励，义无反顾，毫不动摇，一个成为著名作家，一个成为资深革命家、清华大学教授，殊途同归，为党和人民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是人们敬仰的名人!

　　刘氏第二、三、四、七房资料缺失；在第五房，“华”字辈只有一个女儿刘美珠，为“香火”抱养同族某家的刘华宾，艾芜回忆童年见过的隆重的丧事道场，就是刘华宾为追悼其养父而举办的，艾芜说：“我记得在四五岁的时候，母亲带我到一个堂舅父刘华宾的家里，看过极闹热的道场。四十八个全身穿袈裟的和尚，终天用笙箫琴笛，伴着佛曲，奏出许多美妙的声音。晚间还另请戏班子在大门口，用大锣大鼓，演唱皮灯影子戏。至于大群人吹吹打打地奏乐，穿过青色的田野，远到好几里外的江边去请水；在院子里空地上拿石灰，画出各种图案画，由穿法衣吹海螺角的和尚，去做破地狱的玩意；又在许多蜡烛照明的晚上，和尚带起一群小孩，绕着棺材打圈子，一边唱歌，一边把纸剪的花朵，散给围观的男女群众，这都使我们做小孩的，感到极大的快乐。死，倒没有在我们的心上，留下任何可怕的印迹。”（见《艾芜全集》第11卷第97页）。而刘美珠后经艾芜二祖父汤用宾之妻刘氏（刘美珠和艾芜母亲都喊作孃孃）做媒，嫁汤坤坦，生下艾芜远房堂妹汤道荃。这里，有必要说说这位“汤用宾之妻刘氏”在汤家起的作用。艾芜说，汤用宾“他讨的妻子，我们叫她‘二奶奶’，是我母亲娘家的人，彼此同一个曾祖父的，母亲在娘家喊她‘孃孃’，在我家便叫她‘婶婶’，也可以说我母亲来到我家，她不能不说是尽有做媒的力量的。”（《艾芜全集》第11卷157页）现在我们知道，刘美珠、刘贵迎嫁到汤家，汤道安娶廖氏（据艾芜研究会龚明德教授走访了解，廖氏名“红玲”），都是汤用宾之妻刘氏做的媒。

　　这里另还有一个情况是，在《汤氏族谱·四房文公派集》第八十六页，见生于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十月二十五日即1844年12月4日未时的汤乾理（字燮卿），他娶刘荣藻的次女为妻，这位刘氏比汤用宾之妻大25岁，辈分小一辈；这位刘荣藻的“荣”字辈分，正合艾芜外公的辈分，其应该是刘家“享”字辈七大房前几房之某一房的，有待考证以获得证据支持。

　　艾芜的外祖父这支出自第六房，他们是三个弟兄，大哥刘荣湘，年轻时因为受“洋务运动”、“西学东渐”的影响，有梦想、有追求，先是想“闯南洋”，因为经济问题闯不成，变成“南行”，在云南漂泊，被黑彝抓去当“上门女婿”他不从，便被充作奴隶“娃子”，几年后趁火把节监牢无人看守，与另一年长“娃子”砸开门锁，逃离魔爪，回到家乡。艾芜就是听过这位“大外爷”的南行遭遇，才在自己的南行途中避免重蹈覆辙的，并于1981年4月24日写成《大外爷讲的故事》一文（见《艾芜全集》第11卷第248--251页）。刘荣湘大约生于一八四几年，卒于1934年春，娶李氏，生有二子一女：长子名字不可考了，因刘荣湘对其要求严格苛刻，动辄挨打下跪，未成年而夭折，据说，大儿子的夭折使刘荣湘非常愧疚，有次清明节，他买上坟飘等祭品欲去上坟，其妻李氏将祭品掷之于地，怒斥他对孩子的苛刻和家暴。待有了二儿子刘华俊，刘荣湘便对他呵护有加，不再家暴，不再苛刻严厉了，这个儿子后来成为乡邻眼中的“神童书法家”，许多家庭的神龛、匾额、对联都请他书写，刘荣湘对此甚是骄傲自豪。刘华俊后来去重庆投军，因才遭人嫉妒，被人暗算，尸骨无还。艾芜回忆到：“外祖母开吊的前夜，有一个堂舅母娘，因为丈夫从军，远死他乡，自己年轻守寡，又无儿无女，便把满怀的悲苦，全在外祖母的灵前，伤伤心心哭诉起来，弄得所有的人，都在心上抹上一层愁雾。”艾芜说的这个“堂舅母娘”就是刘华俊的妻子刘梅氏。

　　刘荣湘唯一的女儿，叫刘华芝（生于1897年3月31日，卒于1979年1月26日），艾芜的堂姨妈，喊作“四孃”、笔者的外婆，1917年嫁到吴家，丈夫吴实秋（生于1890年4月6日，卒于1940年10月22日），早年毕业于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四川分会新繁支会会长”，“中华晏阳初平民教育促进会新繁分会董事长”，民国时期“四等文杏章获得者”，就是他在艾芜亲外婆去世的吊唁期间跟艾芜很聊得来，并将带去的《直觉》杂志送与艾芜，从此对艾芜产生了影响。

　　艾芜在他《我的幼年时代》里写下过这样的场景：“不久，我的外祖母去世了，开吊的前一夜，我在那里遇见了好些不大见面的亲戚。其中有一个是我大外爷（外祖父的哥）的女婿吴实秋。他的哥哥吴六庄就曾做过我们高小学校的校长。他身穿西装，脚踏长马靴，手里拿着手杖，脸上显得极有精神。和我三姨孃的丈夫贺印根，谈起话来，总有些顶，往往弄得脸红筋涨的。吴实秋正带有一份新出的《直觉》在身边，没和人谈话的时候，就要摸出来看。《直觉》出的新诗专号，除了开头穆济波的一篇序言而外，四版都登起新诗。贺印根望了一下，大为不满，皱起眉头，非常鄙视地说：

　　‘这都像诗吗！？’

　　吴实秋带着挑战的神情，非常反感地说：

　　‘咋个会不是？’

　　贺印根却不屑于应战似的，只向别的人感慨地说：‘现在简直闹得不成样子，啥子莫名其妙的东西，都印在纸上去了。

　　我倒很喜欢吴实秋，他在看《直觉》的时候，我总站在他的身边去瞧，并和他谈起新文化方面的种种事情，他也很高兴和我讲话，全不把我当成一个小学生，只仿佛和一个朋友接谈一般。后来因为见别人讲话声音太嘈杂，我们还走到庭前空地上去站着谈话。我向来在大庭广众之中，怯于发言的，而且也习于沉默，不喜欢多讲什么，但这一次谈到新文化了，竟像雨后的山溪一样，竟然潺潺不绝地流了起来。

　　我的父亲觉察出来了，便拉着别的客人，兴奋而愉快地指点着说：

　　‘你瞧，他还在同他吴姑父讲哩！’

　　原来我的不会交接谈话，已在亲戚中，形成固定的观念了，而父亲也因此担心我，将来长大，不会处世，得不到什么发展。比如有客人称赞我老实，守规矩，父亲就要惋惜似的说：

　　‘这没啥子好，长大没出息的！’

　　但母亲却一向不以父亲的看法为然，总是替我护短地说：

　　‘孩子，只要他肯用功读书，就是好的！’

　　经过这一回的谈话，吴实秋还把他带来的《直觉》，送了给我。而我对于《直觉》的印象，也以这一期新诗专号为最深，好些年来，都还记得一张全排新诗的刊物。”后来艾芜在跟我母亲吴诚荃交谈时，称赞吴实秋这个四姨父是“老教育家”。

　　说到吴实秋，不得不说到吴六庄，艾芜不但知道吴实秋和吴六庄的关系，还对这位小学校长有认真的观察而且留下过深刻的记忆。艾芜写到：“校长吴六庄面貌严厉，使人一望，就不免有些害怕，他训诫我们，走路的时候，要‘步履安详’，切不可随便跳跃。他常常也是露出非常稳重的样子，轻轻地慢慢地在窗下走过。他对学生，爱打手掌，有一次，他也打过我两下。虽打得并不十分痛，但却是我幼年时候，最不能忘记的一件耻辱事情。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挨过大人打了，也可以说是，幼年时候，最后一次的挨打吧。挨打的原因，是一个在自习室和我同桌的同学，姓薛，名字却记不起了，他并不是怎样喜欢开玩笑的人，但脾气却很古怪，他不高兴的时候，会忽然摇下桌子，使你的笔立刻写坏了字。有一次，我气极了，便索性赏了他一拳头。他马上去报告校长，校长就拿起三尺多长的篾片子来了，并不查问我竟会弄到动手的原因，只是处罚我一个人，就算了事。从此，我跟姓薛的同学，便没有再和好了，一直同读了两年半的书，都不曾讲过一句话。”（见《艾芜全集》第11卷第102页）

　　刘荣湘一生的转折，是在他当家的二弟去世后，他们分了家，“各打米另烧锅”；稍后二房遗孀万氏搬到新繁东街居住；刘荣湘不会管家理家，再加之后来弟媳妇死了，儿子侄子战死的战死，活着的又断绝了消息，请人打探消息喃，说是遭人嫉妒被暗害了，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生活的窘迫，亲人的罹难，使这位心怀梦想、敢闯敢干的刘大爷万念俱灰，他从药铺买了砒霜，服毒自尽，这个影响艾芜南行的“南行”先遣探路者，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享年八十岁有余。

　　艾芜的外祖父，刘家的老二，他叫刘荣什么也不知道，娶妻万氏。开始，刘家两弟兄没有分家，由于大哥刘荣湘心野不安分，刘家这个大家就由艾芜的外祖父当家管理，而且管得非常好，为数不多的田地能长出可观的庄稼，两房共八个娃娃还能请得起先生来教，据我的外婆刘华芝讲，当时为了让她三个哥哥练好毛笔字，家里有个房子布置成书房，练字的火纸码了半间屋，写成杵杵的毛笔，用撮箕端去埋；他们都写得一手好字，尤其的刘荣湘的二儿子刘华俊更为出色！后来，艾芜的外祖父先于大哥刘荣湘去世。艾芜的外婆万氏万家，是新繁有名的中医世家，艾芜说“老舅爷行医，是全县都有名的，家境也还相当过得去。”（见《艾芜全集》第11卷第20页）艾芜还记得这位大舅爷的名字，艾芜在他写的《我的幼年时代》校后记里写道：“母亲看见她的大舅父万剑如，因考科举失败，愤而为医，后又全家信基督教，得到教会的帮助，儿子得免费进入华西中学、华西大学。大学毕业教中学，工资相当可观。母亲主张我进教会学校。”（见《艾芜全集》第11卷112页）

　　艾芜还有个三外爷，因本家某房无后就抱养过继过去了。

　　刘二爷的长子小时候出天花，落了一脸的麻子，被艾芜喊作“麻子大舅”；他去重庆投军，进入军阀刘成勋（字禹九）部，给自己取名“刘镇邦”，与艾芜的交流互动颇多，记忆很深，他结婚很晚，婚后带着新婚的妻子回了部队；1920年9月17日至9月21日，当了连长的他，在龙泉山与滇军的作战中受重伤不治而亡，没留下子嗣，艾芜在《童年的故事》里，多有笔墨记下了“麻子大舅”留给他的记忆。

　　刘二爷的第二个儿子叫刘鼎明，在成都绸缎铺当过管账先生，后来在刘成勋军中当军需官，当得很好，受长官信赖，手头也比其他兄弟宽泛，常常拿钱接济老母，但在其母万氏去世后几年，也传来艾芜这位二舅死去的消息，于是就断了音讯。艾芜在《我的幼年时代》、《童年的故事》中，都记叙有这位二舅父的情节。

　　艾芜的母亲刘贵迎，是其父亲以“贵人迎娶”之意而命名，大约是生于1884年前后；据艾芜1925年南行离家推测卒于1922年至1923年春之间。

　　艾芜的二姨妈刘贵管，在大姐出嫁后年多，嫁到成都洞子口去了，夫家姓李，也是耕读世家。

　　艾芜的三姨妈刘宜珍，这个姨妈聪慧，心性颇高，曾与几个姐妹在回澜塔下发誓：此生不做贵人妇，就做贵人母。后来她嫁与贺印根，生有一女；刘宜珍也是早逝。贺印根是一位知识分子，当过小学教师，后来跟随艾芜两个舅舅从军，在重庆刘成勋军中当书记官；他们的女儿贺德琼成年后嫁给当时新繁小学的何兆祥校长为妻，后来何兆祥当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新繁县万安乡乡长，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贺德琼解放后在万安乡中心小学教过书，后因其夫被镇压的原因，离开万安乡小学教学岗位。

　　艾芜的亲“四孃”，被艾芜喊作“小孃孃”的刘华恭，读书较多，爱看小说；在艾芜幼年时她带艾芜带得多，经常带去赶场，讲故事给艾芜听，艾芜对这个孃孃也格外亲近；这个小孃后来嫁到新都南门外的兰（一说“蓝”）家，其夫是国民党军的军官，他们生育有一个女儿，女儿约两岁时，小孃孃就去世了，女儿由她当教师的姑妈抚养，不久，小孃孃的丈夫亦相继去世，稍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1955年6月，艾芜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回新繁县视察调研，住在县政府大堂的县长室，工作之余，他非常怀念他的姨妈们，母亲的早逝使他把对母亲的眷恋寄托在母亲的姊妹中。他委托当地的干部和朋友帮忙找他记忆中的四姨夫吴实秋四孃刘华芝，在挨家挨户问询了几十家人后，终于在新繁米市坝一条巷子里的一个小院落，见到了几十年不见的堂四孃刘华芝，他才知道，他崇敬的四姨夫吴实秋早在1940年离开人世了。他向四孃问起他的其他孃孃家的情况。

　　1979年1月27日凌晨三时十九分，艾芜的这位四孃离世，终年82岁。艾芜得知噩耗说，我母亲这边这辈的亲戚，就一个都没有了。

　　刘华芝吴实秋育成两女一男，刘华芝用以教育孩子的榜样，就是艾芜、刘弄潮。

　　大女吴文璧，生于1923年5月1日，2005年2月22日卒；小学卒业考上四川省大名鼎鼎的重点中学--树德中学。

　　二女吴诚荃生于1928年7月7日，受母亲教诲熏陶很深，自小的榜样就是艾芜刘弄潮两个表哥，12岁丧父后，克服困难，顽强学习，中学升学投考三所学校皆进前三名，14岁登上小学讲台任教，后考上省幼师，毕业后不久迎来解放，参加了征粮、土地改革运动，当过幼儿园长、教导主任等；她在母亲刘华芝的感染下，深知母亲这边的近亲太稀有了，姨妈都没有了，姨表兄弟姐妹唯汤家，故而，吴诚荃是汤吴两家紧密来往的穿针引线第一人，她亦是把艾芜刘弄潮作为榜样楷模，用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吴文一是我外婆唯一的儿子，生于1930年5月23日，我外婆更是给他灌输艾芜刘弄潮如何读书学习、如何发愤的；他小学毕业即考上四川著名的石室中学，后就读师范学校，子承父业，解放后在华阳合江小学教书，是新中国最早的前两批教师，曾任教导主任、校长等职；他多次随姐姐吴诚荃去成都新巷子19号探望艾芜一家。

　　我的父亲吴子圣，生于1923年8月8日，卒于2007年7月28日；改革开放后调回新都文化馆并负责新繁镇文化站的工作。因亲戚关系和工作关系，他与新都文化馆领导黄德安等、新繁镇镇长张凤琼等去艾芜家中完成有关工作，并陪同过艾芜在河边散步并留影。

　　艾芜接到我们这一辈最早的信是吴诚荃的长子吴运鑫（原名晓红）写的。1977年初，吴晓红从插队的农村招工到县氮肥厂造气车间工作，平常就爱读书的他，有了更好的学习条件，于是动笔给艾芜表叔写信，意欲在写作上得到作家表叔的指点。1977年3月6日艾芜表叔写了回信；1980年上半年他写了两首诗，寄给艾芜表叔看，艾芜圈点后，6月30日给他写了回信。后来他把这两封信捐给了新都档案馆。1982年6月8日，吴晓红带着新婚妻子刘天蓉拜望艾芜表叔。1983年7月，新都县文联成立，邀请艾芜参加；艾芜于7月7日下午被接到新都后，吴晓红全程陪同，夜宿桂湖文管所内；艾芜记述说，第二天“早上同吴晓红在桂湖走走，并登上城墙。”（见《艾芜全集》第19卷第039-040页）九十年代初，吴晓红带着妻子和上小学的儿子吴环宇去看望艾芜，还留下了珍贵的照片；吴环宇是我们的下一代中唯一见过艾芜爷爷的。

　　我的弟弟吴志伟，上世纪70年代他尚小，母亲吴诚荃去成都看望表哥表嫂，都带上他，他见艾芜表叔的次数较多。

　　艾芜四孃刘华芝的孙儿媳妇陈枢淑，1982年川农毕业后，分配回新都工作，1983年和刘华芝嫡孙吴永红恋爱；这年7月8日，新都县文联（筹）成立，艾芜来到新都，陈枢淑在亲人们的鼓励支持下，以吴家未来儿媳妇的身份见过艾芜表叔，并合影留念。

　　我原名“再红”，与艾芜表叔的见面是颇多的，记得最早一次是母亲吴诚荃带着我和志伟弟弟去的。那时，外婆刘华芝尚健在，表叔和母亲就谈“四孃”，拉家常，中午了，表叔还亲自掌勺炒菜，吃饭时，还不住地给我们夹菜，我感觉，艾芜表叔跟我外婆炒的菜一样好吃，对人很慈祥。

　　1981年下半年到1985年7月，我常到新巷子19号去串门，多半是星期天返校，母亲让我给艾芜表叔家捎去点农家鸡蛋或一只鸡什么的，如果赶上晚饭了，艾芜表叔蕾嘉娘都会热情留下我一起就餐，当然，能有时间和他们多坐一会儿，我是很乐意的。

　　1982年4月11日早上，我大外爷吴六庄的外孙女官剑璧表姐宴请几位有头脸的客人，想邀请艾芜到场，派我去请艾芜表叔。在艾芜书房，见桌上摆满了翻着的书，表叔说他正在忙哩，我告诉他说，中午到场的有民委的领导，他也坚决辞谢，我只好返回告诉表姐，艾芜表叔确实忙。在此前后，吴六庄的大女儿吴文礼也前往艾芜家中拜望，吴文礼是吴六庄的长女，其夫是国民党将军级军官官梦兰，官剑璧是他们的长女。

　　1985年我大学毕业，本已留校的我，主动申请去新疆马兰核试验基地工作，母亲大为反对；6月23日，我母亲约我到艾芜表叔家谈话，想借表叔劝我改变主意，我意已决，并且校党委已经同意我的申请了，我就没去艾芜表叔家，这事艾芜表叔写在了他的日记里。毕业离校前的7月8日晚上，我带上一本新笔记本去请表叔为我题词留念，表叔拿着笔记本进书房去写，我陪蕾嘉娘说话，蕾嘉娘说，艾芜表叔和她已经都看到了7月5日《四川日报》第一版的消息，她还把我的选择说成是和艾芜表叔“南行”相仿的“西行”，我听了心里暖乎乎的；一会儿，表叔题好词递给我，我立马阅读了题词，见表叔给我那么高的评价，心里感到非常受鼓舞，我见表叔和娘的精神状态还可以，我请他们多保重，许诺以后回来探亲再来看望他们。谁知，这是和艾芜表叔蕾嘉娘的最后一面，更为遗憾的是，没有跟艾芜表叔合上一次影。

　　在部队工作期间，正赶上我国核试验加速时期，没能跟艾芜表叔联系；1992年12月底，接到艾芜表叔去世的消息，我写好请假申请未能批准，后来艾芜墓的落成仪式也没参加了，留下颇多憾事。2004年，我转业回乡，我带上受艾芜表叔教诲影响而写成的拙作《采菊东篱下》，敬献于艾芜墓前，告慰表叔，这是愚侄西行的一点收获。

　　逝者长已矣，亲情还悠悠。作为艾芜的亲戚，我们将永远怀念艾芜这个伴随我们成长的光辉的榜样。

　　注：据作者外祖母艾芜堂四孃刘华芝讲，她的祖父辈“享”字辈是七个弟兄，作者感觉这个“享儀公”的“享儀”有“享一”的意味，如果他真是“享”字辈的老大，他便是刘弄潮的曾祖父。当然，这有待深入考证。

　　2020年7月13日第十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