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冬：横渠四为句的思想意蕴

魏 冬
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副院长
四川省新文人画院人文研究所所长

　　马一浮先生是将马克思《资本论》引进中华的第一人，他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1938年，马一浮先生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之聘，至江西泰和讲学。在此期间，他第一次将这句话概括为“横渠四句教”，并逐一对之作了解释，用之勉励世人。马一浮先生在《泰和会语》中如此鼓励大家：

　　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今教诸生立志，特为拈出，希望竖起脊梁，猛著精采，依此立志，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须知人人有此责任，人人具此力量，切莫自己诿卸，自己菲薄。此便是“仁以为己任”的榜样，亦即是今日讲学的宗旨，慎勿以为空言而忽视之。

　　为了四为句广泛传播，马一浮先生还专门给丰子恺先生写信，嘱托他邀请名家为“横渠四句教”谱曲，以使天下广受教益。后来，萧而化先生将此谱为四部重唱，丰子恺先生特作附说，发表在当年的《宇宙风》杂志上，以广流传。这就是“横渠四句教”这个说法的由来。
　　将这句话概括为“横渠四句”的，是冯友兰先生。
　　1942年，冯友兰先生在全民抗战之际，写成《新原人》一书。其自序中即引用“横渠四为句”以明心志：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

　　在冯友兰看来，张载的这句话，也就是当代哲学家的使命。后来，冯友兰先生还将这四句话概括为“横渠四句”，将之作为座右铭悬挂在寓所中以时时自励。而在他后来完成的煌煌大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冯友兰先生还用此四句话作为结语，以表示自己志向之所在。由此可见冯友兰先生对“横渠四为句”景仰之深。
　　应该说，马一浮先生和冯友兰先生对张载这句话的传播贡献是很大的，但将这句话概括为“横渠四句”或“横渠四句教”也有不确切之处。因为在张载的思想体系中，还有不少这样四句构成的格言。比如
　　最能表现张载辩证法思想的是：

　　“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最能表述张载哲学总纲的是：

　　“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

　　因此，为了区分这句话和其他话，就需要注意到这句话里边的四个“为”字，将这句话概括为“横渠四为句”。


　　如同大家所见到的，横渠四为句的经典表述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然而我们检索张载的著作，却发现这一句话在张载的著作中的表述和大家看到的并不完全相同。在张载的著作《横渠语录》的《语录中》，这句话的表述是：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其中的差别，是把“立命”表述为“立道”，把“往圣”表述为“去圣”。我们先不说这两者之间的意义差别，先思考一个问题，即这种文本的差异，是怎么来的？通过检索文献，我们发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表述，最早出自于文天祥的《御试策》一文。南宋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以第五名中进士，参加了由宋理宗亲自主持的殿试。在临安殿试的答卷即《御试策》中，文天祥说：

　　天地与道同一不息，圣人之心与天地同一不息。…… 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为之。圣人出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亦不过以一不息之心充之。

　　可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提法，并不是张载的原话，而是文天祥最早这样讲的。在文天祥看来，宇宙间存在着和天地一样亘古长存、千年不息的精神，这就是与圣人之心同等的“道”。无论天地万物怎样变化，总存在着一种不息长存的精神，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天地精神、圣人之心的经典表达。正是基于这篇浩气长存的《御试策》，文天祥被擢拔为当年的状元。
　　那文天祥的这个版本，是否与张载的“四为句”有一定的关系？我们通过对文天祥著作的考察，认为应该是有的。在文天祥的著作里，多次提到张载，比如他在与朋友的书信中称赞先生：

　　横渠早年纵观四方，上书行都，超然有凌厉六合之意。范文正因劝读《中庸》，遂与二程讲学。异时德成道尊，卓然为一世师表。其视韩公（按：指韩愈）所为，盖益深远矣。（文天祥：《送赖伯行如赣序》）①

　　这里，文天祥讲先生与韩愈相比，认为他“德成道尊，卓然为一世师表”，比起韩愈的贡献，要大得多了。另外，文天祥还将先生的《西铭》中的思想写成通俗的诗赠送友人，说他“后来得《西铭》，精蕴发洙泗”，认为《西铭》阐发了孔子思想的精蕴。②他还与张载的后裔张德从、希明交好，题其堂曰“德从讲学无不尽，希明其有所受之矣”。③我们认为，文天祥受到张载思想的影响是很深的。正是因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激励，文天祥成为守卫大宋江山的千古名臣，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句。更因为文天祥在抗元斗争中可歌可泣的故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也随之广为流传，成为后世人人尽知、口相传诵的千古名句。文文山先生，真可谓是“横渠之忠臣”也！
　　其次，我们发现，一首诗、一段话、一篇文献出现先后不同的表述，在历史中是常有的事。后人总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不断地调整、完善、润色前人的论述，使之更能表达自己的心声。其实在文天祥之前，“横渠四为句”就随着个人语境的不同而被多次“改造”过，从而出现了在表述上略有不同的各种“版本”。比如：
　　朱熹的弟子陈淳(1159-1223)将“四为句”表述为：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④

　　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1178-1235）将“四为句”表述为：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前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⑤

　　而朱熹的四传弟子黄震（1213-1280）则将“四为句”表述为：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⑥

　　而到了文天祥那里，“四为句”则被表述为：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样的例子，在宋明的文献里还有很多。我们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说明至少在南宋开始，张载的四为句已经在知识分子中得到认同了，得到广泛的运用了。各种版本的不同，正好说明了“横渠四为句”在当时社会影响的状况。而在明代以后，这种现象还一直存在。不过由于文天祥的提法流传作为广远，所以很多人都接受了文天祥的说法，比如冯从吾《关学编》、黄宗羲的《宋元学案》中都用的是文天祥的表述，而在清代刻本的张子全书中，张载的原话，也变成了文天祥的表述。但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四为句”在历史的流变中出现过多少不同的版本，但大家都普遍认为这句话是张载提出来的，是张载给中华民族文化的重大贡献，由此可见历史上广大知识分子、仁人志士对张载“创作权”的尊重。
　　我认为，我们也要看到历代思想家和仁人志士对完善、传播“四为句”所做出的的贡献，因此应该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看作是张载最先提出、并经历代理学家润色、仁人志士传诵而成的经典名句，看做是以张载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共同智慧的结晶。
　　同时，我也主张，我们应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称作“横渠四为句”的“通行版本”，而把出自《张子语录》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称作“横渠四为句”的“原来版本”。
　　我认为，在考察张载思想历史影响的时候，当然离不开“横渠四为句”的“通行版本”；但在考察张载思想本身的时候，还是用“横渠四为句”的“原来版本”好些，这既是对张载原作权的尊重，也是合理阐释其思想内容的必要。

　　现在，我们大家知道了“横渠四为句”的原本表述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在张载的著作中只在《张子语录》中出现过一次。除此之外，我们没有看到张载对这一句话的任何解释和论述。在张载的弟子里边，也没有人讨论过这一句话。在后来的思想家那里，比如冯从吾、贺时泰、黄百家那里，都认为这句话是张载自己的志向，是张载自己的人生期许。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是张载在什么时间、什么情景下提出来的？对于这些问题。一时都难以下结论。这就给理解这句话留下了无穷的诠释空间。
　　现在的学者对这句话的解释，大致分为两种路向。一种是借用这句话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和想法，或者来表达一个新的时代、新的语境下的意义；比如习近平的解释，就是要将这句话的意义转入到当今时代来。而另一种解释倾向，是期望了解这句话在张载那里的本意是什么。但在解释的时候，不是用通行本，就是用这句话中的经典出处来解释。但是我们知道，张载说话的特点是旧砖盖新房子，他借助经典的句子、典故，来表达自己所开出的义理。这也就是朱熹所说，是“大抵皆古人说话集来”（《朱子语类》卷九十八）⑦。所以用这种方式解释“四为句”在张载思想里的意义也是行不通的。我的主张是，将这句话放到张载的生命历程中去理解，放到他的思想语境下去理解。
　　首先，我们需要推断张载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说这句话的。我们知道张载一生只有58岁，在他的人生中有下面几个重要的节点。一个是在他21岁的时候在延安见到范仲淹，从而从一个喜谈兵、热爱兵法的青年转变为一个学者；第二个是他37岁的时候在开封见到二程，他说“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这说明他已经对儒家文化树立了坚定的信仰；第三个节点是在他50岁的时候遇到王安石，因为彼此对于改革的看法不同，所以张载此后就退居横渠了。这三个节点，是张载人生的三个转折点。我认为，“横渠四为句”的提出，就是张载在他退居横渠以后讲的。
　　首先，“为万世开太平”是先生对社会的终极关怀，是先生对未来的真诚关切，是一生最大的理想追求。这一信念虽然贯穿在先生的一生，体现在先生人生的方方面面，然而其产生，却发自于先生的早年，是先生这一生的“初心”。试想，没有早年家庭教育熏陶出来“虔奉父命，守不可夺”的志向，先生又怎么可能“少不自立，无所不学”？没有父亲很早就在他内心埋下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种子，先生又怎么可能去关注宋夏边患危机，而“少喜谈兵，至欲收复洮西之地”？所以在幼年时期，先生就已经树立“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了，不过这一志向在当时还比较模糊。正因为有这一志向，所以才有后来的“为生民立命”，通过辛苦的学习寻求人生的价值，才会有后来的“为往圣继绝学”，在生活中去践行落实、体会检验、阐释推进儒家的学说理念，也才会有最后的“为天地立心”，从宇宙存在的整体和高度去论证儒家价值理念的合法性、正当性。
　　其次，“为去圣继绝学”，是先生对传统的真诚尊重，是先生对文化的终极关切，是先生一生最大的思想主题。二十一岁之前，先生主要着眼于国家的边患，因此主要是从军事边防的角度切入“致太平”的。在这一时期，他主要还是一位“以功名自许”的豪杰壮士，还不是一位学者，他人生的真正问题还没有提出来。直到他受到范仲淹的提点而受读《中庸》，先生才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问题，这就是要实现天下的太平，并不能仅仅着眼于军事，而应该从根本上入手，为社会确立合适的价值观。这个转变，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为生民立命”，要通过理论的研究，确立整个社会中所有人的价值信仰。那怎样的价值观才是合适的价值观呢？先生开始读《中庸》，但并没有从中找到这个答案。他进而用十余年的时间到佛老中寻求，也没有找到答案。但通过这一番学习，使他认识到儒家价值观念比佛老更适合现实的需要，于是他反之六经，再次把对儒家经典的研习作为重点。又通过数年的学习，他在自己三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了对儒家价值观的信仰。有了这个信仰，先生才会有对儒学的认同和信心。对儒家文化传统的坚定信仰，是先生一生的价值依托，也是他建构自己思想学说的文化依托。
　　其三，“为生民立道”是先生对民生的终结关怀，是先生一生最大的事业。为了让自己上下求索所找到的价值理念落实于社会而为大众所广泛接受，先生不得不投身于社会的政治实践和教化事业中去。当时恰适先生踏入仕途，于是他利用自己为政去施行儒家的思想，利用空闲去讲学。然而，现实道路并不平坦。首先是他所讲的东西，未必别人都信。但是这一问题随着吕大钧拜他为师基本上解决了。另一个问题是，儒家的价值理念要在现实得到实现，必须有更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熙宁二年，宋神宗准备施行变法，从地方大力招揽有才之士。先生也得到举荐而进入朝廷。熙宁十年，先生受到吕大防举荐再次进京时，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辞，庶几有遇焉。”先生之所以要出仕，并不是爱官，而是对自己的理想追求抱有深切的希望。
　　其四，“为天地立心”是先生在思想创造上的最高追求。由于先生的执政理念与当时王安石的变法思想相左。在这种情况下，先生也只能退回横渠，从事民间的讲学和著述活动。也正是在现实中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先生不得不走上另一条路子，即进一步深入理论的研究，以确立自己的理想观念。这条路子，主要是从对天道的思考去确立人们对儒家价值观念的信仰和政治理想的认同的。这条路子，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天地立心”。所谓的“为天地立心”，其实并不是说天地并没有心而要为天地确立出一个心来，而是说要从哲学的高度，回答天地万物的主宰问题，也就是说要确立起天地万物的客观依据和规律，作为人类实现自我价值和建构社会秩序的自然依据。而这一追求的实现，恰恰是先生人生追求和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代表着先生最主要的思想创造。
　　先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是在他的生命过程中提炼出来的，其中的每一个方面的提出，都和先生人生的一个阶段相对应的。二十一岁之前，先生“幼承庭训，少喜兵法”，萌发了“为万世开太平”的初心；二十一岁到三十七八岁，先生“受读《中庸》，笃学志道”，确立了“为去圣继绝学”的信念；三十八岁到五十一岁，先生“出仕讲学，敦本善俗”，实践着“为生民立道”的理想；五十一岁到五十八岁，先生“退居横渠，著述立说”，不仅完整的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期许，更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著述立说、社会实践、弟子教化中去，他仰思俯读，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完成了“为天地立心”的追求。故而先生的人生，就是志道为学的一生，就是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一生。
　　我们认为：“为万世开太平”（实现社会的永恒太平）是先生一生最大的追求，“为生民立命”（确立全社会的价值信仰）是先生一生最大的主题，“为往圣继绝学”（继承圣贤的理念学说）是先生一生最大的事业；“为天地立心”是先生一生最大的创造贡献。先生的思想，就是要通过“为天地立心”来“为生民立道”，就是要通过“为生民立道”来“为去圣继绝学”，就是要通过“为去圣继绝学”来“为万世开太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并不是可以彼此孤立的教条，而是相互贯通的体系，完整地体现了先生一生为学的追求、主题、方向与创造，是先生一生价值追求的简要概括。


　　我们知道，“横渠四为句”是张载在五十岁之后隐居横渠时提出来的。而张载隐居横渠的七年，是他思想创造最重要的时期，也是他思想的成熟时期。因此，“横渠四为句”所要体现的理想，也必然的要体现在张载的思想创造里边。那张载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思想成果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西铭》和《正蒙》。
　　《西铭》为先生思想精华中之精华，为先生思想成熟后，换一种眼光对宇宙万物、社会人生的观照。而这所谓的换一种眼光，也就是打开自己的心灵，用一种与万物一体的眼光来审视这个世界。在这一种宏阔的、开放的眼光的观照下，我也就不是仅仅拘限于个体的小我，而是能够体量和包容万物的大我，而宇宙万物的存在，以及社会人生的意义，也得以豁显为四重相关的新的文化意境。
　　第一重，大我新视野下的天地万物。

　　乾称父，坤称母；余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正蒙·乾称篇》）

　　在此视域下，秉承自强不息精神的上天，即为我们共同的父亲；秉承厚德不息精神的大地，即为我们共同的母亲。而我们人类，乃是天地生化养育万物中渺小的一种，因为天地万物的形体都是气化而成，故而与天地万物混然如一而处其中。所以说充满天地之间的，是构成我们生命的共有物质；统帅天地万物的，是我们生命中的本性。与我们同处于天地之间的所有民生，都是我们的同胞；而与我们同生于天地之间的万物，都是我们的朋友。如此，则我们怎能不爱戴如同父母般的天地，又如何能不认同万物一体，如何能不遵照天地的主宰我们的本性生活，又如何不爱护他人和万物？将天地万物看做一体，发扬自己的仁爱本性去对待他们，这岂不是确立了天地的精神，这岂不是“为天地立心”？
　　第二重，大我新视野下的社会伦理。

　　大君，吾父母宗子也；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 （《正蒙·乾称篇》）

　　在此视野下，人人都发挥仁爱的精神，则政治生活中的最高统治者，就是如同父母的天地在人类社会中的合法掌政者；而辅佐他的各个机构部门的，不就是他的辅佐和助手吗？社会中的圣人，就是能够与天地道德相合的人；社会中的贤者，就是人类群体中出类拔萃的人。对于他们，我们难道不应该抱有尊敬之心？而天下还有许许多多生活平困、身体残疾的人，还有许许多多失去亲人和生活依靠的人。这些人，也就是我们兄弟姐妹中生活困苦而无处倾诉的人啊！做人，只有时时保持仁爱之心，小心翼翼的去守护；以喜悦之心爱护他们而没有忧烦，这才是对天地父母最纯粹的孝道啊！反过来，违反这种本性的就是悖离，戕害仁性的就是贼子，相助于作恶者都是不才，而对此身体力行的，才是上天的好子女啊！先生此说，基于对天地万物的认识而落之于人类社会，将人类社会看做是一个各尽其责的大家庭，将发扬仁爱之心作为人的应尽职责。这不就是“为生民立命”吗？
　　第三重，大我新视野下的历史文化。

　　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孝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正蒙·乾称篇》）

　　先生以上天作为人类本性的来源，所以要了解人类的本性，就要了解天，而了解天，则是要了解天的道德——神化。所以穷神知化，就是人尊天、事天的使命和要求。先生认为，能知道宇宙万物演化的规律，这样才善于演述他们的故事；只有能穷尽宇宙万物演化的神妙，这样才算是善于继承上天的志向。落实到社会生活中，也就是无愧于祖先神灵才会没有愧疚，能够存心养性才是没有松懈。他举了六个例子给我们说明，崇伯子——也就是大禹能远离美酒，这是能从自身修养做起的人；颖封人——也就是善于教化他人，这就是能正己感人的人；大舜能辛苦的劳作而充满快乐，这是乐观奉天的人，申生能遵从天命而无所逃避，这就是能心有恭敬的人，体察自己的孝心而将生命归之于父母，则是曾参，勇于顺从而守护天命，则是伯奇呀！向这些人物学习，把他们对父母的敬爱顺从落实于上天，这就是“为往圣继绝学”。
　　第四重，大我新视野下的人生境界。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正蒙·乾称篇》）

　　确立了万物一体、广大深厚的仁爱之心，则能正确的面对自己的生活境遇。如果生活富有、地位高贵、事情顺利、受人关爱，就将之看作是上天对我的厚爱；如果生活贫困、地位低贱、事情曲折、没人关心，就将之看做是上天对我的磨炼。活着，我就顺从本性做事；生命要结束了，我也坦然的面对。先生在此提供的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豁达面对生活境遇和坦然面对生死的人生态度。如果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人生态度，又何愁天下不太平？这不正是“为万世开太平”的基础吗？
　　如此看来，短短的一篇《西铭》，描绘了一个广大切实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观，体现的正是先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追求啊！
　　这是我和大家分享的第四点认识，期望大家批评指正。

　　《正蒙》是张载一生思想的精华，是他在自己去世前一年基本完成的。后来经过自己的弟子苏日丙划分篇章之后，通行于世。从《正蒙》的篇章次序和内容来看，它也体现了“横渠四为句”的理想追求。

　　先生“为天地立心”的思想追求，体现在《正蒙》中《太和篇第一》《参两篇第二》《天道篇第三》《神化篇第四》这四篇。《太和篇第一》的主题，就是说明整个宇宙是一个实有的、整体的、和谐的、运动的、有自性、有规律的存在——太和，这是关于宇宙最基本的看法。基于这一看法，先生提出，佛老所谓的“太虚”，并不是什么都不存在的虚无，而是一种无形无象的存在。这样的太虚，因为自性而运动，从而表现为运动的、有象的气，再由这样的气，变成有形质的万物，进而万物再变回太虚。《参两篇第二》，是用阴阳的观点来解释天地日月星辰和气候、气象，主要体现了天是宇宙的主宰的观点；《天道篇第三》，将以上整个宇宙看做是天，由天与地上万物的关系，揭示天的性质；《神化篇第四》，揭示人要知天，就是要了解天的性能——穷神知化，而且能够“存神顺化”。这四篇内容，基本上都是对天道的探讨，体现了“为天地立心”志向。

　　先生“为生民立道”的思想追求，主要体现在《正蒙》的《动物篇第五》《诚明篇第六》《大心篇第七》《中正篇第八》《至当篇第九》这五篇。其中《动物篇第五》也是用阴阳的观点来解释动物、植物的生命形式以及人类的生命活动，从而确立起人在万物中的地位；接着在《诚明篇第六》提出人应该发挥上天赋予的德性，也就是要穷理尽性，达到对自我本性的实现；那人如何实现自己的本性呢？这就是《大心篇第七》所要回答的问题了。《大心篇》将人的认识方式分为见闻之知和德性所知两种，认为人要尽性，主要就是要发挥德性所知，扩充心灵，达到和宇宙一般大。而《中正篇第八》，则解释了人不仅要大，而且要能合乎道，这就是“中”，“中正”是人的基本准则。《至当篇第九》则由中正之道推进个人和社会，认为人只有顺理，才能实现自己的幸福，实现社会的幸福。

　　先生“为去圣继绝学”的思想追求，主要体现在《正蒙》的《作者篇第十》《三十篇第十一》《有德篇第十二》《有司篇第十三》这四篇中。《作者篇》主要是从历史上文明的创制者入手，回答了谁是历史上的圣人，历史上圣人的品质问题；《三十篇》则集中于孔子，认为孔子才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圣王的圣人，而其弟子颜回则是追随圣人的大贤。进而《有德篇》讲述了孔子的境界，《有司篇》扼要阐释了孔子的政治思想。

　　先生“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追求，主要体现在《大易篇十四》《乐器篇十五》《王禘篇十六》和《乾称篇十七》中。其内容虽然是以解释儒家经典为主，然而我们知道，先生是主张以儒家经典为依据来“渐复三代”的，所以这些篇章基本体现了先生的社会政治思想。先生正是通过对经典的解释，阐发微言大义，将“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寓于经典的解释之中。

　　以上是先生思想体系的简单勾勒。我们认为，先生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是他的“四为”精神在思想建构上的具体体现。其宇宙观的建构，体现了“为天地立心”的情怀；人生观的建构，体现了“为生民立命”的现实关怀；而对圣人和经典的诠释，体现了“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使命；对道德实践和社会秩序的构想，体现了“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理想。

　　我们也要看到，“横渠四为句”的这四句话也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贯通的体系。其中，“为天地立心”的“心”，最终落实到人，也就是“为生民立命”中的“生民”；“为生民立命”的“命”，最终落实到历史存在的作者，也就是“为往圣继绝学”中的“往圣”；“为往圣继绝学”中的“学”，最终体现为亘古不变的真理，也就是“为万世开太平”的“万世”，而“为万世开太平”的“太平”，也不仅是每个个体的身心和谐，整个社会的群体和谐，而且还指向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也就是《易传》所说的“保合太和”，这就是身心、你我、天地人圆满和谐的境界，也就是先生在《西铭》所表述的“民胞物与”的宇宙境界。

　　1、【清】王梓材、冯云濠编撰，沈芝盈、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补遗》（第二册），中华书局，2012年1月第1版，第1375-1376页；

　　2、【清】王梓材、冯云濠编撰，沈芝盈、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补遗》（第二册），中华书局，2012年1月第1版，第1380-1381页；

　　3、【清】王梓材、冯云濠编撰，沈芝盈、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补遗》（第二册），中华书局，2012年1月第1版，第1381页；

　　4、【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 23《与朱寺正敬之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1168 册，第 682 页；

　　5、【宋】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3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706 册，第98 页。宋李幼武纂集的《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 4 记载相同；

　　6、【宋】黄震：《黄氏日抄》卷 3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708 册，第 22 页；

　　7、【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朱子语类》卷九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