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军：韩邦奇——忠孝酬明世 · 艰危系此身

韩邦奇——忠孝酬明世 · 艰危系此身

文/孙亚军

关学肇始张横渠

韩恭简公邦奇，

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五年(1479)，

卒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6)，

终年七十七岁。

字汝节，号苑洛。

出身官宦，正德三年（1508）进士，

陕西朝邑人。

官至南京兵部尚书。

嘉靖三十四年(1556)冬月关中大地震，

与南光禄卿马理等同日遇难，

至始，关学发生断代并转折，

后由明末冯从吾重拾。

明朝疆域

公元1556年1月23日午夜(子时)，

"声如巨雷，鸡犬鸣吠"，

关中大地震，8级~8.5级。

致睡梦中，方圆2000里（八百公里），

八十三万人丧生。

恭简公文理兼备，

精通音律，著述甚丰。

此为当代《关学文库》汇编

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魏冬点校之

《韩邦奇集》（上、中、下三卷厚集）

性理三解 (明）韩邦奇 明刊本 竹纸

一函四厚册

明 韩邦奇撰重刻恭简公志乐二十卷

《苑洛集》二十二卷

 《苑洛志乐》 《四库全书》辑

　　【题记】

　　《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此为《易》之乾坤二卦大旨所在，言君子砥砺奋进不畏时艰，又胸怀厚土之德，兼济苍生。古今能于乾坤二卦于一身者，鲜有！阅读明代关中学人韩邦奇先生跌宕起伏的一生，我顿然觉得先生厉行君子之风，崛起于关中，三十入仕，五起五落，百折不挠九死一生，只为捍卫乾坤真理抚济苍生所系。

　　他出生于世家，文武兼备，是有明一代关中地区难得一见的济世之才；他刚正不阿，不辱家门，秉持中正，浩气凛然；他与马理、吕柟等同朝为官，是明代中期关中学派的扛鼎之士。他的一生虽遭大难而初心不改，“其一生出入仕途凡五十余年，进则登庙堂，历边关，劲节自持，尽心国事；归则退乡野，述圣学，孝悌谨身，授教讲学”[1]，清风誉满关中，桃李冠天下。

　　阅读韩邦奇，知难而进何其壮哉！阅读韩邦奇，守志弥坚凌霜傲雪风骨卓然，乃知天地之间，君子当立人杰，方不负此生也。

　　一

　　阅读明史，其实就是在阅读一部明代帝王的生活史。在中国历史上，明代的帝王是唯一一个将个人兴趣爱好融入到治理朝政中，朱元璋嗜杀，左手杀功臣右手杀贪官，杀人成瘾；朱瞻基嗜好蛐蛐，继承帝位之后，为了玩蛐蛐劳民伤财，人称“蛐蛐皇帝”；朱见深有着深深地恋母情结，一生只守着一个比他大十七岁的万贵妃；朱祐樘天生好玩，建“豹房”，放火烧乾清宫，二十多岁就身死皇宫；朱厚熜酷爱长生不老术，斋醮炼丹，比上朝理政还要过瘾；还有那个朱翊钧视财如命，天生一个叛逆者，三十年不上朝……所以，明代的官员的人生命运，大多与皇帝的爱好息息相关，皇帝专注于个人爱好，臣子们就活得很累，整个大明朝二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中，帝王与大臣之间的矛盾从没有停止过一刻，以至于崇祯帝朱由检上吊之前还在说是大臣误导了他，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埋怨。

　　在整个明代的历史中，我比较关注那些大臣的人生命运，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往往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们的起起落落悲欢离合充满了很多无奈很多悲壮。在整个关学史上，明代的关中理学大师的人生命运，大多仕途不顺，坎坷备至。我们常常为他们敢为天下先的铮铮傲骨而钦佩不已，也常常为他们担当道义的赤子情怀而心怀感动，然而细想之下，这些都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的内心其实充满了很多个不得已而为之，他们何尝不希望生逢明主，一展人生抱负，何尝不希望天下太平生民康泰，时代成就了他们，他们也在影响了他们的时代！比如明代关中大儒韩邦奇，他的人生命运与皇帝的私人生活息息相关，明武宗的荒淫无度，使得韩邦奇等关中学人屡次上疏犯上，从而招致人生诸多不测。

　　阅读当代学人魏冬先生的《韩邦奇评传》，让我深深地感受到韩邦奇这位大明朝的诤臣在他的时代里如履薄冰的生活是何其艰难，然而他又是何其百折不挠的坚持自我，在逆境中挺拔，如寒松傲视风雪，其人格、学术、事功在命运多舛的风雨人生中，洗练铅华卓然超迈。

　　横渠先生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韩邦奇的一生当之无愧，诚如明代学者许宗鲁所言：“公学具体用，非世所谓道学者比也。究心于理而不立异，临事以道而不苟同，进无所跲，退无所疚，古之所谓儒者，殆庶几焉。”[2]

　　二

　　明成化十五年（1479）八月十二日，韩邦奇出生在陕西省朝邑县（今属大荔县）的世代官宦之家。先祖本为庆阳府安化县人，宋元以来战事频仍，韩氏先祖以武官而名重于世，元末明初，以金牌万户镇守蒲关，明洪武初年，遂罢黜武阶转为平民，世居朝邑。朝邑韩氏一门素有忠义家风，自始祖髯翁就有“志违肤敏，守东陵之节，乐首阳之薇”[3]的高尚节操，韩邦奇的祖父韩显事亲至孝忠肝义胆，明正统年间，岁饥寒，“尝输粟五百以赈饥”， 为邻里所倚重。叔祖父韩伦官至武清县知县，性情耿介，当时权臣梁昉威加海内，人人见而惧怕，独韩伦不畏权贵与梁昉争斗，彰显士人之气，罢官林居又能躬行礼仪之教，邦奇父亲少失父母，韩伦视为己出，教以成才。叔祖父韩英以商贾而闻名，韩邦奇说：“玉立长身，沉毅善智……修宗族之恩，广乡闾之义……尝先身解厄士之难，煮谷活殍人之饥，返枉判之田，诛不义之仆，望庐息争着之讼，迎门多长者之车。”[4]

　　韩邦奇的父亲韩绍宗，字裕后，号莲峰，官至福建按察司副使，其为人秉持家风，不辱名节，忠厚耿直，学识才品名重一时。为官明察秋毫，绝不示弱于权贵奸佞之人，时在福建寿宁侯有门官樊氏，依仗豪门结交权势，府中一切奏章皆出自樊氏之手，弄虚作假，招来怨恨，受人揭发。韩绍宗将其擒拿归案，查获证据后，无畏权势之门，秉公执法将其斩首，以正法令。后辞官归里，讲学不辍，传续家风课子读书，十余年如一日，不辞辛苦。

　　朝邑韩氏一门，素有家学，三代治蔡氏《尚书》学，据说韩绍宗十岁就跟着叔父韩伦学习《尚书》，得到韩伦的秘传，王九思在《韩莲峰墓碑》中记载：“（韩绍宗）十岁读书，日记千言，盖受《尚书》武清令伦所，武清令伦者，先生之叔父也，精通《尚书》。以此尽传其秘，十六而为学官弟子”[5]。少年韩邦奇跟随家父韩绍宗学习祖传《尚书》学，聪慧绝伦的他，很快领悟其间奥妙所在，十多岁的时候，便能有所著作，开席讲授。冯从吾先生说：“（韩邦奇）为诸生治《尚书》时，即著《蔡传发明》《禹贡详略》《律吕直解》，见者惊服。”[6]韩邦奇从十四岁开始，一直跟随父亲在身边，一边侍奉父亲，一边接受父亲的教导。那时候，韩绍宗在福建任官，他闲暇之际广泛地接触社会民生，结交有志之士，二十岁左右即能精通文学诗词，文笔粲然，表现出决然不同的大气象，传世之作《木轩墨迹记》即是这个时候的佳作，他结交福建才俊杨乔夫（字，木轩），两人志趣相投，问道登萧，昼倚芸窗，夜烧熏篆，成为胶漆之交。

　　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二十六岁的韩邦奇与长兄韩邦彦、弟弟韩邦靖、高陵吕柟同试于长安，他们相识相知，互相砥砺，成为终生挚友。这一年，韩邦奇以《尚书》中举，自此开始了他在为官之前在学界的广泛交游。当时，王云凤（1465—1517）督学陕西，韩邦奇常与王云凤切磋学问，王云凤十分赞赏韩邦奇的学问，至调任山东时前夕，恋恋不舍在陕西时的美好回忆，曾赋诗到“七载宦游无可述，一时佳士远相从。谈经训诂词章外，论道精粗巨细中。”

　　明正德三年（1508），三十岁的韩邦奇以二甲五十七名，与弟韩邦靖、吕柟同中进士。从此拉开了他长达五十年的为政崎岖之路。应该说，韩邦奇在三十岁之前，完成了他人生“起跳”前所有的准备，他正在做好起跳的姿势，迎接生命中最大的考验。他优越的家世为他人生储备了太多的能量，他不像吕柟先生那样家贫如洗，应该说一切顺利的话，他当有作为于他的时代，实现一个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然而，前方究竟是什么？未来还有多少个未知？迎接他的会是一个怎样的巨浪？三十岁的韩邦奇必须去面对！

　　三

　　一个人的成功往往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备之时，才有大作为。韩邦奇入仕之时，正是明代那个贪玩的皇帝明武宗执政时期。历史记载，明武宗是一个将“玩”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的皇帝，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忠贞于爱情，一辈子守一个老婆。明武宗朱厚照贪婪纵欲，到处搜刮民间妇女为自己享用，常常夜不归宫，公开嫖娼，建“豹房”烧乾清宫都是他干过的事情，他的昏庸导致民间怨声载道，百姓苦不堪言，一生当中数次南巡，挥霍无度。这就注定了韩邦奇入仕之后的艰辛，因为没有好的领导，所以再怎么努力，总是事事不顺心。韩邦奇初入仕被授予吏部考功司主事，这个位置是一个要害职位，担负着整个帝国的人才晋升的使命，所以常常也是得罪人的职位。当年，三原马理先生就在这个职位干了没几天，就因为与上司在用人上意见不合，毅然罢官回家，韩邦奇在这个岗位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儿去。

　　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身为吏部考功司主事的韩邦奇奉命前往浙江考察都御史，史书上说他秉公行事，不留情面，忤逆太宰之意。关中学人说到底永远不会那套“潜规则”，他们有着坚定的人生信仰，绝不能因为一己之私玷污自己高贵的人格，比如那位浙江的都御史本想按照惯例，私底下递一个小帙子，夹点银两，事情就可以搞定。但他遇到的是韩邦奇，这样的小动作当场就被揭穿，搞得浙江这位都御史很没面子。冯从吾说：“都御史某私袖小帙窃视，先生曰：‘考核公事，有公籍在，何以私帙为？’乃夺其帙，封住不检，都御史为逊谢，众皆失色。”[7]正德六年，先后爆发了两次规模较大的地震，一次是五月在云南永胜的地震，房屋损失严重，形成水患；一次是十二月在北京地区爆发的地震。接连两次地震，对于古代人而言，这意味着上天的惩罚，按照古例皇帝要做深刻的检讨，要思考施政方针的过失。时年，韩邦奇上疏明武宗，直述朝政弊端，明武宗大怒，着有司贬韩邦奇去山西平阳任通判。

　　被贬山西并不是韩邦奇人生最大的挫折，更大的挫折则是在浙江担任按察佥事。明正德九年（1514），韩邦奇再贬为浙江按察佥事，这一年韩邦奇三十六岁，他已经在官场上浪迹六年时间了，官场的政治斗争多少使他明白了，一个真正有抱负有追求的士大夫，想要有所作为必须面对形形色色的小人奸佞，官场无非就是一个巨大的染缸，想要毅然独立其中，必然要抱守万死不辞的决心。他在浙江任上做了两年官，身处一线，民生疾苦以及朝廷中官的贪腐，使他触目惊心，本性刚正的他不能坐视不管。当时，浙江镇官太监王常、市舶太监崔珤、织造太监晁进等人，以进贡皇帝为名，在江浙一带大兴勒索之风，百姓苦不堪言，他们打着皇帝的旗号，四处搜刮民财，致使多地乡民相聚为乱。韩邦奇为整肃风纪，上疏明武宗言明宦官之害使地方百姓“鸡犬不得安宁”，其“任意科敛，地方被害，人不聊生。而肆太监伴贡之物，动以万计。是陛下所得者一，而太监即所得者十，参随人等所得者百”[8]所造成的伤害，实际上是“利归于私家，怨归于朝廷”，为此，韩邦奇呼吁朝廷停止江浙两地的纳贡，以免去百姓之苦。此疏经户部、礼部商议后，批准豁免江浙两地百姓进贡事宜。

　　百姓得到了一时的安宁，韩邦奇为此招来宦官的嫉恨，他们寻找机会准备报复韩邦奇。同年十月，宦官王常等进谗言，诬陷韩邦奇“沮格上供，作歌怨谤”，这个“歌”指的就是韩邦奇体恤百姓之苦，反映生民之难的《富阳民谣》，他在民谣中说：“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是天朝不仁，此地亦何辜……”[9]这样一首可怜生民之难的歌谣，到了明武宗那里竟然成了怨恨之歌，武宗下令，立即缉拿韩邦奇归案，下镇抚司狱。缉拿韩邦奇的诏书到达之时，浙江百姓感念韩邦奇为民伸张，不忍被抓捕，男女老幼沿街相送，泣不成声。

　　韩邦奇在诏狱中，无畏生死，坦然面对各种刑讯，他曾赋诗云：“欲将忠孝酬明世，敢为艰危系此身”，以此鸣志，虽身陷牢狱，此心光明磊落，亦复何言！出狱后，他被削籍为民，魏冬先生说：“在这段削籍为民的日子里，韩邦奇仍保持自身节操，以讲学授徒，著述撰文为职事，并于其弟侍奉双亲，至亲孝悌，传之乡里。”[10]

　　我相信在古代很多人基本上受不了如此重创，做官一路下坡，最后身陷牢狱，还被剥夺官籍。但是，韩邦奇不一样，他是有使命有担当的人，削籍罢官对他而言恰好是人生的一次历练。他在削籍为民这段日子，闭门谢客，专心读书，开始了他的讲学活动，冯从吾说：“既归，谢客讲学，四方学者负笈日众。”[11]这段时间，赵芳游学于韩邦奇门下，研习《周易》；尚道从学于《尚书》；杨爵开始跟随先生学习，成为韩门弟子中的佼佼者，与杨椒山并称为“韩门二杨”。这段时间，韩邦奇白天忙于授徒讲学，晚上开始编订《正蒙拾遗》，系统的研究张载的著述，学者认为编订此书标志着韩邦奇哲学思想体系正在形成。

　　四

　　韩邦奇，在我看来是一位难得的治世之才，他不仅去官可为人师，而且危难之际可以身先士卒，领兵作战，文武兼修，在关中学人当中，他的气质很接近张横渠，生逢家国多难之秋，作为士大夫绝无贪生之念。武宗一朝，昏天暗地的政治，的确让韩邦奇感到身心俱累，他在削籍为民的日子里，在讲学传道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个儒者的安身立命之处。他开始逐渐厌倦仕途生涯，并有意隐居起来，彻底的做一个民间传道的布道者。但是，世事总难随人所愿，1521年，明武宗驾崩，明世宗即位，改年号“嘉靖”。世宗即位之后，立即起用韩邦奇为山东布政司参议，从此他又开始了在世宗一朝宦海沉浮的为官生涯，当代学人魏冬先生在《韩邦奇评传》一书中，罗列出他在世宗一朝，先后五起五落，坚贞不屈捍卫道义尊严。

　　嘉靖元年（1521）三月，韩邦奇第一次复起，前后不到一年时间，导致他辞官的原因是明世宗的生母兴献王妃，路过山东境内，他因高唐州同知金波后勤供应出了问题，明世宗要锦衣卫拿韩邦奇进京问事，他因此绝意致仕，不在为官，并赋诗“归来家有书千卷，独取羲经日玩辞。”表明自己归隐山林的意愿。

　　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农历八月，大同府巡抚都御使张文锦因实行残酷的统治，引起了大同驻军的反抗。军人首领郭鉴、柳忠、陈浩、胡雄、郭疤子等人以夜间举火为号，杀死贪官张文锦，打开仓库，发放粮食，砸开监狱，释放囚犯，占领了大同城，史称“大同兵变”。朝廷在万难之际，起用韩邦奇为山西左参政分守大同。据冯从吾先生《关学编·苑洛韩先生》中记载，当时人人畏惧前往大同，独先生不计生死，只身前往虎穴，快到大同城下之时，先生连随从的两个人也不要了，把危险留给自己，书中记载逆贼“使二人露刃迎，且故毁参将宅以慑之。先生奋然单车入，时诸司无官镇，人闻先生入，皆感激泣下，人心少安”[12]。韩邦奇以他超人的胆识与智慧，在大同城内与反叛的士兵将领斡旋，将士们信服韩邦奇遂使城内百姓免遭涂汰。是年十一月，朝廷逐步缓过劲来，绝意不在姑息反叛的大同将领，派胡瓒率军镇压，讨伐大同。韩邦奇向胡瓒积极建言，善待兵变的将士，胡瓒不听，镇压手段之残忍，史无前例。韩邦奇与胡瓒意见分歧严重，四十五岁的韩邦奇遂再次上疏致仕。

　　四十五岁至六十九岁，韩邦奇又前后三次罢官回家，每次罢官都无形中给他带来无限的倦怠之意，每次罢官回家他都会抓紧一切时间，授徒传道，整理著述，在韩邦奇的心中，这是儒者应尽的本分，官场的漩涡，人在其中，往往会迷失自我，也往往会将宝贵的年华消耗在无休止的掐陷中。

　　但是，阅读魏冬先生的《韩邦奇评传》让我深切的感受到，韩邦奇在嘉靖朝做官，绝不是有意功名，绝不像弘治时期那种心怀强烈的“平天下的抱负”，他虽然五起五落，但每次都不会“屈己”，不会丧失心中的道义，他不断地罢官，其心底仍然是一个切实的读书人，绝不做浪迹官场博得虚名之徒。

　　韩邦奇，在激荡不定的人生岁月中，保持了一个中国读书人应有的本色！

　　五

　　午夜时分，我的心依然不能平静，望着窗外闪烁的霓虹灯，我陷入了深深地思考中，怎样的人生才算是一帆风顺？怎样的人生才算是无怨无悔？手捧着魏冬先生的《韩邦奇评传》，我反复在揣摩。实际上，一帆风顺的人生根本不存在，人生天地间，既来之，则必有使命，既有使命则必然为此而努力，为此而经历风风雨雨，以致最后，亦无怨无悔。纵观韩邦奇先生的一生，不可不谓之波澜壮阔，自入仕之后的数十年间，风雨一肩挑，从学子到官员，从官员到阶下囚，从阶下囚再到平民，从平民又再为官员。然而，先生不渡君子之志，为官则心系天下安危，披荆斩棘力挽狂澜不负此生；为人师又能躬行身教，发微言大义，阐述圣贤之学，教人以善，孜孜以求诲人不倦。

　　先生一生著述丰富，二十多岁的时候就以《禹贡详略》《律吕直解》等著作名世，三十七岁完成了《洪范图解》，不惑之年又完成了《正蒙拾遗》，基本完成自我学术体系的构建，六十七岁完成了《易》学大作《易占经纬》，七十多岁的时候《苑洛集》刊行于世，门人张文龙将先生平生著述汇集成册，共二十二卷，是先生毕生学术精华的集大成。孔天胤先生评述《苑洛集》时说：“苑洛先生，当代之贤儒也……故其为文类非丹雘斧藻之事，盖帝王统治之?、圣贤传心之学、人物之汗隆，风俗之上下、性情之所感宜、闻见之所著录，其辞不一，其陈理析义，卓然一出于正，其扬教树声，翕然一矢乎！”[13]

　　先生之于关学为明代中期重要人物，与吕柟、马理齐名，黄宗羲先生在《明儒学案》中将先生列入《三原学案》，认为起学脉渊源与三原王恕、王承裕、马理等人相近，一宗张载之学。当代学人刘学智先生则认为：“他（韩邦奇）不是从程朱入手，而是另辟蹊径，直接从张载关学进入。除了易学受张载影响之外，重要的是他一直关注张载最重要的著作《正蒙》。其门人白壁所说的‘而论道体乃独取张横渠’绝非虚言，自此实现了三原之学由程朱转向张载关学的回归。”[14]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二月十二日夜半，陕西关中地区发生了罕见的大地震，先生在地震中丧生，享年七十七岁，此次地震同时丧生的还有关中学人马理先生。明代关中学派在1555年是一个分水岭，1556年，明代后期关中大儒冯从吾出生，延续道脉，薪火相传。

　　韩邦奇先生逝世四百六十多年之后，关学后劲魏冬为先生作传光大先生之学。我阅读《韩邦奇传》，觉得魏冬先生在是书最后对韩邦奇先生的评述甚为公允，兹录如下，为我小文结尾：

　　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江河之流，非一源而单线，实主流而通汇也。江汉之大所能成其大，非仅取之于其源头也。邦奇学承张载，主流也，然亦与时俱化，兼容百家。朱蔡《尚书》《禹贡》《洪范》之学，出于张载之后，邦奇兼取之也；汉代焦氏之《易》，邦奇取之也。乐学，张载之论略也，邦奇则详为考述，以成志乐。此横渠则为横渠，邦奇则为邦奇也。然邦奇之求通，与张子之意，一也。其所特出者，亦有助于张载关学之扩容也。故邦奇，非仅能为张载述其学者，亦能为张载光其大者也。[15]

　　注释：

　　[1]   魏冬著：《韩邦奇评传》，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7页；

　　[2]魏冬著：《韩邦奇评传》，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7页；

　　[3]【明】韩邦奇著：《苑洛集》卷六《叔祖考樸菴府君暨叔祖妣陈孺人合葬墓志铭》，魏冬点校整理《韩邦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版，第1448页；

　　[4]引文同上；

　　[5]转引自：魏冬著《韩邦奇评传》，第24页；

　　[6]【明】冯从吾著：《关学编·苑洛韩先生》，陈俊民、徐兴海点校《关学编（附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第48、49页；

　　[7]【明】冯从吾著：《关学编·苑洛韩先生》，陈俊民、徐兴海点校《关学编（附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第49页；

　　[8]【明】韩邦奇著《苑洛集》卷十三《苏民困以保安地方事》，魏冬点校整理《韩邦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版，第1606页；

　　[9]魏冬著：《韩邦奇评传》，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36页；

　　[10]魏冬著：《韩邦奇评传》，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39页；

　　[11]【明】冯从吾著：《关学编·苑洛韩先生》，陈俊民、徐兴海点校《关学编（附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第49页；

　　[12]引文同上；

　　[13]刘学智著：《关学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233页；

　　[14]刘学智著：《关学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242、243页；

　　[15]魏冬著：《韩邦奇评传》，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3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