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军：高陵杨氏 ——三代志于圣贤 操履不苟于时

高陵杨氏：三代志于圣贤 操履不苟于时

文/孙亚军

关学肇始张横渠

杨恭懿（1224～1294） ，字元甫

号潜斋，奉元高陵（今属陕西）人

杨天德之子

关学于金元时期的高陵学派

是以今·陕西西安东北的高陵为中心

兴起的一个新的关学地方性学派

是杨天德、杨恭懿、杨敬伯父子孙三代

携门人及友人不断研习形成的家学门派

与以杨奂为代表的奉天之学兴起相始终

元至大二年(1309)立

姚燧撰文、萧维斗书丹之杨恭懿碑

1982年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碑名：

元昭文大学士

赠荣禄大夫弘农郡公文康杨公碑

杨恭懿墓在今西安高陵区张卜乡张卜村

与其父杨天德、其子杨寅墓

呈“品”字形排列，占地3000平方米

三墓封土已被夷平，而墓地尚存

古都长安京畿重地泾渭分明之高陵

雪中高陵

元至元十八年（1281）实施之《授时历》

为元至元十三年（1276）六月至

至元十七年（1280）二月间

许衡、王恂、郭守敬、杨恭懿等

在东西6000余里，南北长11000里的

广阔地带，建立的27个测验所

进行实测完成

其法以365.2425日为一岁，

距近代观测值365.2422仅差26秒，

精度与公历（指1582年罗马教皇

格里高利十三世颁布实行的历法，

称《格里高利历》,在中国称公历或阳历）

相当，但比西方早采用了300多年。

　　【题记】

　　孔子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意指明白了人间大道，即便为此去死，也是值得的。此间大道，便是宇宙间煌煌之真理，人世间之仁义礼智信。然而，世间众生不在迷茫，就是在奔向迷茫的路上，能开悟大道，明了生死者甚少！杨天德，这位生于乱世，却抱毕生之志而求大道，临桑榆之际，方领悟夫子所言之道，死而无憾。君子处世，难能可贵者，审思审言，尤为可贵者，虽历风雨仍不改其志，杨天德就是这样的君子，他的意义在于——一个人不要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影响自己的心志，岁愈艰难，其志弥坚！

　　继杨天德之后，其子杨恭懿，光大父志笃信好学，躬行实学崇尚礼仪之教，学问博大精深，尝与许鲁斋切磋砥砺，真知实践立乎敬义，名重关中。

　　在其后有其子杨寅，于事功、于立德、于立言不逊于先祖，讲明正学悔诱不倦，守身治学，不坠家风。

　　高陵杨氏三代，家学永继，砥砺时风，开启元代关中实学之先河，由其祖孙三代所奠定的“高陵之学”，使关学学派愈加宏大，愈加精微，愈加笃实。

　　一

　　《易》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美君子不改常度，守志如初。通读关学人物小传，生于金、元易代之时的陕西高陵人杨天德先生，虽生忧患之际，不移其志，毕生将追求圣人大道视为志业，至晚年，仍以发奋读书，求得近道，其精神让人甚为感佩。《关学编》记载：“先生自读书入仕，至于晚岁，风节娇娇，始终不少变。乱后士夫活不能自守，而先生于势利藐然如浮云”[1]，古往今来，改朝易代之时，最能见士人心，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异族入主中原之初（按：三次异族入主中原指南北朝时期的五胡乱华、蒙古人建元、满清入关建清），士人倒戈求生变节之事举不胜数，变节之后，平生学问德行变得轻如鸿毛，此间如明末清初之洪承畴、钱谦益之辈。当然，易代之秋也最为恢弘与悲壮， 由宋入元时，不愿屈服的士大夫或隐迹山水、或剃度为僧，由明入清之时，更有刘宗周、黄宗羲、黄道周等，以死抗争，不辱名节！冯从吾先生列杨天德入《关学编》，所倚重者便是杨先生的“不变节”，更倚重者是他那种士大夫精神，视势利为藐然浮云。

　　由宋代张载所开创的“关中学派”，其学人最为珍重者就是“风节”，因此绝大部分关中学人，其性情耿介敢于直言，遇国难之际多有赴死之精神，凡为官也必能以舍我其谁之决绝为生民立命，以大有为之心践行终身之学，造道于心惠及于人。杨天德是金兴定二年的进士，这一年蒙古立国，西辽国被蒙古所灭，整个世界都在一片战火当中，蒙金战争正打的如火如荼，杨天德所处的金宣帝时代是金国最为昏暗的皇帝，在位十一年，因为他的错误判断直接导致金国灭亡。兴定二年，公元1218年，杨天德临危受命至庆阳安化郡，当时安化被围生民死伤无数，成都双流人张骥先生在《关学宗传·杨庄敏公》中记载杨天德在安化任上：“昼夜不遑处，尽知毕力，据守踰年，居民饥死者枕相籍，围解，召公还京师，公叹曰：‘既不救民之死，又暴其骸骨而去之，吾不忍也’，忧扰中竟留月余，悉收而葬之。”[2]士大夫当有不忍之心，杨天德在动荡之秋，不失君子情怀，这种为民立命的精神正是关学的大旨所在。后来，杨天德被任命为隆德县令，赴任之时又因战火，被困于德顺，他以必死之心请求去隆德复命，张骥说他“抚养疮痍，诛锄强梗，民赖以安”[3]，曾子曰：“君子可托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杨天德在家国危难之际，所践行的就是自孔孟已降的君子之道。

　　二

　　公元1234年，蒙古军与宋军合围蔡州，金哀宗悬梁自尽，建国115年的金国就此灭亡。杨天德生在金国，也在金国做官，从某种意义上讲，金国就是他的祖国，蒙古人占领金国之后，大批金国文人士大夫选择了变节，而杨天德则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十年，选择了隐居乡里，潜心读书。他鄙视那些变节换取荣华富贵的文人，他不能忘记1234年，城破之日的惨状，数万金兵要么战死，要么殉节，其中丞相完颜忽斜虎率500官员，投汝河自尽，为金人的士大夫留下最后的尊严。杨天德深知，作为文人士大夫，以孔孟之道而立身，在家国危难之际，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学术人格留下些许尊严是分内之事。

　　冯从吾先生在《关学编》中记载杨天德先生晚年：“晚读《大学解》，沿及伊洛诸书，大嗜爱之，语人曰：‘吾少时精力奋于课试，埋没篆刻中，岁不复见天日，殊不省有此，今而后知吾道之传为有在也’，目昏不能视书，犹使其子讲诵而朝夕听之，以是自乐。”[4]世间三种学问，课试之学求得功名，功名得手便可弃之，如同我们今天的应试教育所学；诗文之学求得名利，书海浩繁徜徉其中，以作应时之需，或为取悦他人，终不能抵彼岸；天人之学求得通达，宇宙万象大道持怀，穷究天人之际，突破生死之道。杨天德先生晚年徜徉其中之学，便是天人之学，他在诸子之学中找到了立身天地之间的大道所在——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杨天德先生一生遭逢乱世，为官能为生命立命，澄怀君子之道；为人坦荡如虹，不辱名节，宁可遁世也不坠入势利之流；为学终生不渝，至桑榆之境渐悟大道之理，他说：“吾晚年幸闻道，死无恨矣！”[5]

　　金末元初著名理学家许衡先生为杨天德先生书写墓志铭，褒扬他：“出也有为，死也以之；处也有守，不变于时；日临桑榆，学喜有得；其知益精，其行益力；吾道之公，异端之私；了然胸中，洞悉毫厘；俯仰古今，可以无愧；受全于天，复归于全。”[6]字字珠玑，可窥先生一生学行，真真是“俯仰古今，可以无愧”！

　　三

　　古人言“忠孝持家远，诗书处世长”，杨天德毕生闻道不渝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儿子杨恭懿，他的学行以及高尚的品德，在儿子的心中既是榜样的力量，也是对自我人生的一种鞭策。

　　杨恭懿（1224—1294），字元甫，号潜斋。少时聪慧绝伦，在父亲的教导下，很早就能读书识字，张骥先生在《关学宗传》中记载：“童时读书，记识强敏，日数千言。”[7]他生逢乱世，青年时代随父亲为躲避战乱，四处颠沛流离。在举家不定的日子里，杨恭懿仍然在父亲的教导下，不废读书之业，未尝倦怠一日。杨天德教育儿子，读书乃是一个人永远安身立命之处，不能因环境的险恶而改变读书的志向，应该虽处艰难，大丈夫应有鸿鹄之志。

　　杨恭懿十七岁那一年，战事稍微平息，他和父亲杨天德回到了故乡高陵，结束了长期流浪漂泊的日子。连年战争，山河俱碎！望眼而去，一片疮痍。他们一家在废墟上重建家园，邻里乡亲看着他们一家贫困至极，常常想接济他们一家人，杨恭懿都一一谢绝了乡亲们的善意，君子不受无功之财，宁可安贫乐道，也不愿自损志向。他惜时如金，白天忙于家务，晚上挑灯夜读，三更睡五更起，不知疲倦徜徉于典籍之中。

　　宋元鼎革之际，天下大乱，群雄争鹿，百姓不得安宁。经此大乱的知识分子无不思考一个问题——何以治世？他们在反思亡国之痛，寻找治世之方。杨恭懿作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汉族知识分子，他也在做着同样的思考。他把读书的眼光锁定在《周易》《礼》《春秋》等治世经典著述上，着力于史学的研究，“遂反覆史学，以鉴观兴废存亡、理乱得失于千数百年之中”[8]。他深深地意识到，天下兴亡一定要兴王道，而兴王道的关键则是善用“辅治之具，礼乐兵刑”，行仁义之道。由于他在史学方面的精研，日益深邃，且有独到见解，正值国家百废待兴之际，很多王公大臣，海内缙绅持书，愿与年轻的杨恭懿结交朋友，四方慕名求学者也渐渐多起来。

　　杨恭懿真正走向理学研究是在他二十四岁那一年，他开始穷究《集注章句四经》《太极图》《小学》《近思录》等书，诵其言而推其义，穷理其中又能反躬于实践，逐渐认识到君子应该载道而为任重道远。他不禁感叹的说：“人伦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书，今入德有其门也。吾何独不可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动静云为一乎持敬，行之以刚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将，任其成功于潜斋之下。”[9]他一如父亲杨天德那样，朝闻道夕死可矣，从此坚定不移的走向成为一代儒学宗师的道路。

　　四

　　梁启超先生曾说：“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制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认之术也。”[10]而笃实为学，反身实践，正是元儒最大的特点，当代著名学者刘学智先生说：“从一定意义上说，高陵之学代表了金代关学的学术水平。由高陵之学所建构的崇儒信道、笃行践履的学风一直到元代才在关中得以传承”[11]。走上希圣之路的杨恭懿，秉持家学之风，崇尚气节，尊儒崇礼，笃实躬行，成为关中地区影响深远的大儒。

　　他一如关中先贤张载，重礼仪教化，做事做人依礼而行，关中元代风俗之变，自杨恭懿而始。父亲杨天德去世后，杨恭懿伤心之至，“水浆不入口者五日”，他不做浮屠事，严格按照《朱文公家礼》处理丧葬之事，杜绝世俗所依佛教“感世之法”，他的这一举动在当时关中地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远近士大夫皆来参加丧礼，感化至深，对敦化三秦乡俗起到了积极地作用，冯从吾先生说：“三辅士大夫知由礼制自致其亲者，皆本之先生。”[12]当时，许衡提学陕西，与杨恭懿交往甚笃，参加完杨天德先生的葬礼之后，他告诉学人：“小子志之，旷世坠典，夫夫特立而独行之，其功可肇修人纪”[13]。

　　他秉持经世致用之学，协助朝廷完善科举之法。元至元十一年（1274），皇帝命令窦默、姚枢、许衡、杨恭懿集议贡举之法，杨恭懿认真分析了历代选拔人才的弊端，提出了尚文辞专赋诗的选拔人才之法是无益的，进而提出了取士专注于“治经术”“学孔孟之道”，辅之以时务策论的取士之法，认为尚能如此则能立“万世治安之本”，这是杨恭懿践履实学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君子立世，当以家国天下为上，诗词曲赋之学无益于经国安邦，反而助长颓废虚华之气。

　　他崇尚气节，以醇儒砥砺自我，不事功名之学，专注于德业。至元七年（1270），他与许衡一起被召，他辟而不就，许衡常在右丞相童安面前称赞杨恭懿有贤德；至元十一年（1273），元世祖忽必烈派人来请杨恭懿，他以疾不就；至元十一年（1274），太子以商山四皓的故事来喻其有大隐之贤，礼聘他前往京师咨政，杨恭懿不得已才赴京。他的这种始终以醇儒自持，淡泊名利，坚守气节与人生信仰的精神，正是关中人物的品范。

　　五

　　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杨恭懿病逝于高陵老家，享年七十岁。关中大儒萧维斗先生在杨恭懿墓志铭中高度赞扬了杨恭懿一生品行：“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盛于江左，北方之士闻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圣贤精微之蕴，笃志于学，真知实践，立乎敬义，表里一致，以躬行心得之余私淑诸人，继前修而开后学，粹然一出乎正者，惟司徒及公。”[14]

　　杨恭懿去世之后，承继高陵之学者是杨恭懿的儿子，杨寅先生，他以“守身立学，无坠先业”为砥砺，毕生如其先祖杨天德、杨恭懿一样，孝悌仁慈笃行于实，官至国子监祭酒，在地方任官期间，兴儒学公赏罚，振纲纪征隐逸，为政风清气正。

　　从杨天德“朝闻道夕死可矣”，到杨恭懿笃行程朱之学，慨然以道自任，再到杨寅守正如一，践履济世，由高陵杨氏三代所开创的“高陵之学”传续的正是中华民族赖以立身的文脉，他们历经战乱目睹沧桑巨变，仍能高扬起学术立身的大旗，实属难得。著名学者刘学智先生在《关学思想史》中说：

　　关学在金元曾经一度消沉，经过奉天之学、高陵之学以及其后奉元之学的传扬，到元代中期渐见起色。该时期关学力阐关、洛宗旨，尤重程朱，其学风特点是重礼教、重践履、重实践、重气节，这些都与张载开创的关学传统一脉相承。[15]

　　注释：

　　[1]   王美凤整理编校：《关学史文献辑校》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20页；

　　[2]王美凤整理编校：《关学史文献辑校》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196页；

　　[3]引文同上；

　　[4]王美凤整理编校：《关学史文献辑校》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20页；

　　[5]引文同上；

　　[6]王美凤整理编校：《关学史文献辑校》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20页；

　　[7]【民国】张骥著《关学宗传》卷八，王美凤整理编校《关学史文献辑校》，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版，第204页；

　　[8]引文同上；

　　[9]【民国】张骥著《关学宗传》卷八，王美凤整理编校《关学史文献辑校》，第206页；

　　[10]【民国】梁启超著 夏晓虹点校《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272页；

　　[11]刘学智著：《关学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200页；

　　[12]【明】冯从吾著 陈俊民、徐兴海点校《关学编（附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9月第1版，第20页；

　　[13]【民国】张骥著《关学宗传》卷八，王美凤整理编校《关学史文献辑校》，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版，第205页；

　　[14]【民国】张骥著《关学宗传》卷八，王美凤整理编校《关学史文献辑校》，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版，第207页；

　　[15]刘学智著：《关学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