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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只有一个植树节，法定日为三月十二日，今年是第39个植树节；一年有两个植树季，春季和秋季。 多年来我十分关注植树，之所以如此，皆缘于川西坝林木被砍光的痛苦记忆。植树对我更有其特别的意义。 在我们川西平原，星罗棋布的林盘庭园，是引以为傲的一大亮点，一大特色。庭院里，房前屋后，呈现给你的是茂林修竹、凝绿结翠的悦人景象。夏天能遮太阳，小雨不湿衣裳，一年四季郁郁葱葱，置身其中，是何等惬意！
上世纪八十年代“四旁”绿化取得初步成效。（雷仕忠 摄） 可惜！实在太可惜！1958年，一场大跃进、一场全民大炼钢铁、一场一大二公的公社化运动，再后又有毁林开荒，十年浩劫，割 “资本主义尾巴”…… 林盘庭园的竹木几乎全被砍光，美景被摧毁得面目全非。昔日，因茂林修竹的遮档，抬眼望只能看半里一里的川西坝，转瞬，四处被砍得光秃秃，一眼可看二三里甚至三四里，令人唏嘘不已！
上世纪九十年代九龙沟。 （雷仕忠 摄） 我家住在黑石河下游的三江镇古泉村。离我家不远的黑石河畔有一个“大王坟”，高有一二十米，占地约有20亩，墓地有大几百棵古柏树，老远看去，古木参天，像座小山。我们读小学时，老师专门带我们去“爬山”，做游戏，过少先队队日。50多年过去了，但那欢天喜地乐开花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可我在上世纪七十代末去寻踪时，只见有一条三米多宽的沟渠穿过那里，那大坟、那古树、那“小山”，全都荡然无存，找不到昔日“大王坟”的一丝丝痕迹！在离我家不远处有条名叫深沟的小河，河边上有一棵千年古柏“独柏树”，起码要四五个成人方能合围，枝繁叶茂，苍劲挺拔，自成一景，远近闻名，也难逃树被砍根被刨的厄运！白塔山上那满山满坡的乡土树——青杠树、桤木树等也被砍得精光，成了荒山秃岭。
1984年春节县领导给育苗专业户拜年时察看育苗现场。 （雷仕忠 摄） 忧竹忧树忧林盘。惨痛的教训，使人们慢慢清醒过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崇庆县(今崇州市) 党和政府在交足了“学费” 之后，主动以史为鉴，自我纠错，从抓公路绿化着手，力图带动整个“四旁”(宅旁、路旁、地旁、沟旁) 绿化，但因林权不清、重栽轻管，结果年年植树不见树，年年植树只见“数”，有的甚至当月植树，当月成“柴”。 后来党和政府努力探索，在林业权属、利益分成、责任落实上走新路，绿化很快就有了大的起色。崇庆县荣光地迈入了南方十三省区公路绿化先进县行列。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全国各地方方面面带来了堪称世代觉醒的、快节奏的惊人变化。 1981年12月13日，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根据邓小平同志提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规定凡是条件具备的地方，年满十一岁的公民，除老弱病残者外，每人每年植树3——5株；并把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3月12日定为全国“植树节” 。 全国人大决议说到了百姓心里，把百姓的心病除了。 人们奔走相告，不用开会动员，纷纷用主动植树，多植树，植好树的行动表示对人大决议的衷心拥护。
第一个植树节驻崇州市王场军营解放军在光秃秃的白塔湖山坡上植树。 （ 雷仕忠 摄） 我为决议兴奋欢呼。我坚信党和政府的号召力，我断定，植树造林的真正春天来了！毋容置疑，川西平原林盘院落生机的恢复指日可待！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也应该主动来个义务植树。当时，我住在县委挨着西湖塘那一排单身宿舍。我在宿舍前面，用钢钎凿了一个又一个大坑，将烂砖头瓦块和石头捡个一干二净，栽下了一排十来株香樟树并精心管理，保证了百分之百的成活率。这些树，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比五层高的机关办公楼还要高。
笫一个植树节期间，军民在光秃秃的白塔湖山上植树。 （雷仕忠 摄） 1982年春节很快就要到了。那年春早，腊月三十日，除夕，适逢“立春”。照理，除夕前几天，是传统的腊月场。按历年惯例，应该是人们办年货最集中最繁忙的赶场天，其他的集市活动像是被人冷落了。但那年却很有些不一样：昔日冷清的苗木市场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第一个植树节期间解放军冒着春寒在白塔湖荒山上植树。（雷仕忠 摄） 农谚说：“植树要早，莫让春晓。” 我敏感地意识到，人大开展义务植树的决定，说到了人们心窝窝里，已经开始产生威力，变成了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没有半点犹豫，我挤进县城西湖塘旁边的苗木市场进行采访。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一句句鲜活的话语，一幅幅热闹的景相，令我兴奋激动。虽是严冬，一个多钟头的采访，我已挤得满头大汗，笔记本上也歪歪斜斜记了几页。采访进行得出乎意料的顺利，我满载而归了。 我兴奋地提起了笔，一篇千余字的通讯《春风送暖植树忙》一气呵成。 植树节前的3月4日，《四川日报》刊出了这篇通讯。
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都晚报》记者沈定泽（右一）爬上三千 多米高的红岩山上采访承包造林的林业工人。（雷仕忠 摄） 一年多后的1983年3月的一天早晨，我照例早早起床，边听收音机边准备早餐。忽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一则消息，说是全国林业好新闻评选结果揭晓了。新华社社长穆青和记者陆拂为写的《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和我写的那篇《春风送暖植树忙》获得了通讯类一等奖！（事后得知全国通讯类一等奖共21个，四川省只有我这篇获一等奖。） 这太令我惊讶！是我听错了还是幻觉？想想，通讯发表一年多了，无论从哪一个渠道都没有一点点评奖信息透露啊，我怎能相信能获奖！我只能不露声色，淡然处之，权当没听到。 大约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由林业部、全国记协、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社和中国农民报社八家单位组成的全国林业好新闻评选委员会颁发的一等奖获奖证书，同时还有一本获奖作品选，一本首次编辑出版的新闻年鉴，当然还有一笔奖金。 如钉钉木，这下我才确信：在那评奖十分正统的年代，在事先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我真的侥幸地获得了一个奖。 1989年元月，我主要凭这个部级奖项和和其他省市奖项被县委县政府命名为首批13名有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之一。(以后我又因获得多项奖再次侥幸被授予第二批和第三批有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称号。) 这些激励更让我感到，人大把植树造林纳入法律范畴后，做好让林盘、山河重披绿装的宣传报道，为绿化祖国山川大地鼓与呼更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 自那以后，林盘、河沟旁、公路边、白塔湖山顶、苟万群山，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脚印和身影。
如今白塔湖早已绿树成荫。 （图据网络） 在白塔湖，我不仅参加义务植树，还拍下了一张张军民热忱参加义务植树的历史性画面。 有一次，我同县林业局长刘元正、《成都晚报》资深记者沈定泽绕到万家煤矿旁的大山下，沿着四五十度坡度的沟漕，手脚并用，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连续攀登两个多小时终于到了红岩山顶，看望采访在荒山野岭承包造林的林场工人。看着多年的荒山因为实行承包成功植上了树，我们心潮澎湃，不由得振臂高呼：“包”是振兴林业的灵丹妙药！
如今宽阔漂亮的金盆地大道红梅花儿开。 （雷仕忠 摄） 完成采访，在返回住地苟家林场时，我们才发现刘局长遭山上的干蚂蝗咬了，流了好多血，把他一只裤管都染红了一大半，而他却浑然不知！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事还深深印在我脑海里。 1991年植树节前夕，江源乡农民建筑队队长、优秀共产党员李元庆自掏腰包治理老家景河湾的荒河滩，造出了40来亩河滩地，然后又花几万元种植了一万五千株有一人多高的水杉树，把树林的所有权全部无偿地分给该村民组的农民，等于给乡亲建了个绿色银行。他还挑选五个家庭贫困的农民担任护林员，每月给他们发工资，定期给他们配电筒电池，既扶持了贫困户，又把管树护林工作做得扎扎实实。对这样先富起来后，以这种特殊方式努力回馈乡亲、搞绿色扶贫的优秀共产党员，我们打心里佩服。于是当即到现场采写了一篇充满热忱讴歌的通讯：《情满景河湾》。《成都晚报》很快在头版头条纪念建党七十周年征文中刊登。后来这篇稿件还荣获成都市1991年度好新闻一等奖。 要植树，必须要有树苗。我们还积极宣传报道段玉成、李玉珍、黄世民等一批育苗专业户坚持用先进科学技术育苗，既使自己走上了富裕之路，又为义务植树提供大量优质树苗的先进事迹，推动了植树活动的开展。
绿树掩映的崇州市区新貌。 （雷仕忠 摄） 一“绿”定乾坤！正由于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军民齐心协力的不懈努力，我们市才多次被评为全国公路绿化先进县和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如今，崇州市全域森林覆盖率超过了百分之四十！那星罗棋布的林盘庭园也更加亮丽，更加富有吸引力，成为一个个新景点；城市、乡村、平原、丘陵、高山到处有景区，2020年12月又传来喜讯，崇州市已被正式认定为国家第二批97个全域旅游示范区之一；青山绿水、大田景观、花海绿道已成为游人打卡地；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建设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为公园城市建设垫定了坚实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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