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禹：超越苦难的成长叙事——评杜阳林长篇小说《惊蛰》

　　杜阳林的长篇小说《惊蛰》（《十月·长篇小说》2020年第6期）以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为名，乍看起来令人不解其意，细读之下方知这题目的精到和恰切。何为惊蛰？《大戴礼记·夏小正》曰：“正月启蛰，言发蛰也。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这里说的是气候和物候，惊蛰时节，寒冬已逝，万物萌生，尤其是在小说故事发生的川北，这时已是一派融融春光。农谚有云：“到了惊蛰节，锄头不停歇。”惊蛰的到来也意味着农民们要抓住“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大好时节，开始忙春耕了。当然，小说所表现的“惊蛰”不止于此，除了自然气候之变，更指向了川北农村少年凌云青人生中成长成熟的重要时刻和1976年华夏大地萌生涌动的澎湃春潮……《惊蛰》正是在此意义上，写出了“山川之兴”和“万物复生”。它以少年凌云青的命运突围之路为中心，通过一个小小少年和他违时悖运的家庭，写出了一个村庄在一个特定转型时代的蝶变，从而勾连起那段影响深远的共和国史。

　　上世纪70年代末的川北阆南县观龙村，贫困、饥饿、失学、疾病……苦难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小说一开头，四岁的凌云青就遭遇了父亲突然离世的悲剧。少年失怙、顿顿红苕的饥饿感、叔叔一家的仇视、偷果被抓的颜面扫地、读书梦想的破灭，初试生意的失败、受伤和重病、投亲靠友的无奈……从1976年到1986年，从四岁到十四岁，凌云青的痛苦与挣扎、希望与绝望、呐喊与彷徨，形绘出一代农村少年成长的精神地图，不仅让同时代人产生强烈的精神共鸣，也让陌生的读者通过鲜活真切的描写，感知到彼时农村看得见摸得着更是身处其中的“苦”和“难”——大山一般的苦难。

　　这本不稀奇。长久以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描写农民、农村苦难的小说数不胜数，以至于形成了鲜明的农村苦难书写谱系，被看作百年来苦难中国的缩影。哺育中华民族的土地，在作家笔下，常常以一种深沉而充满沧桑，饱经忧患而负重前行的沉重形象出现。梳理文学史不难发现，苦难似乎是一条“顽强的文学遗传基因链”（雷鸣语），写农村的小说很少有轻松的，苦大仇深是其基本面相。如此作结或失之武断，但似乎可以大致概括作家在面对农村时的基本情感态度。以至于《新世纪乡土小说的三大病症》一文中所归纳的第一条就是“苦难依赖症”。那么，《惊蛰》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果将视角进行转换，或许可以发现，小说的重心不在苦难，而在超越。

　　《惊蛰》中既有大伯陈金柱的恶，也有堂妹陈吉祥天使般的善良；既有岳红花等女性对寡母徐秀英的搬弄是非，也有仗义援手的上官云萼夫妇；既有孙家“三条龙”的为非作歹，也有韩老师对凌云青的默默相助。尤其是磨豆腐一节，善良能干的徐秀英受托为福喜婆婆的寿宴做豆腐，凌晨三点就起床开始忙碌，孩子采萍、采芹、云青也纷纷来帮忙。豆腐的气味对于农村的孩子，是多么大的诱惑，采芹情不自禁伸出手想拈一点吃，被打了手；小儿子云白生下来就没吃过豆腐，实在馋得受不了，徐秀英在孩子们央求的目光和“手脚不干净”的心理负担之中纠结，最终允许他们尝一点。一小勺豆腐从“胡豆大”的一块，变成“黄豆大”的一块，再变成“绿豆大”的一块。没想到还是被岳红花抓住把柄，“监守自盗”的脏水泼到了徐秀英身上，他们不仅白忙活了一场，连本该自己留下的豆渣也被拿走。贫困和流言的双重打击，怎能不令秀英绝望？然而故事每每到这时候就会出现转折，对“寡妇门前是非多”感同身受的福喜婆婆亲自登门送回了豆渣，安慰徐秀英“你的为人，旁人不晓得，难道我还不晓得吗”，让我们看到苦难中时刻闪耀着的人性光辉。类似的情节突转在小说中还有多处，徐秀英一家生活的小船，在惊涛骇浪中屡屡遇到倾覆的危险——凌云青被烧成重伤、患病住院、因没粮而不得不投奔亲戚；凌云鸿对弟弟的病见死不救、又为保护亲人出手伤人；采萍与小木匠刻骨铭心又阴错阳差的爱情——类似的情节设置略显极端，但作者的目的不是为了夸饰苦难。“苦难不是目的，展示苦难之中人性的光辉与拯救才是苦难叙事的解放大道……苦难叙事很容易蜕变为不断刺激读者神经的，比狠比惨的‘残酷叙事’或者苦大仇深的‘仇恨叙事’。而当苦难被注入太多的道德内容时，这样的苦难叙事不是在批判苦难，而是在神化苦难，为苦难辩护。”《惊蛰》中对苦难的描写，既不是流于表象的展示性地揭露创伤与伤疤，也不是通过善恶对比与斗争来讲述一个好人战胜坏人的故事，而是意在赋予生活坚实质地的同时，写出渡过急流险滩、躲过狂风骤雨的不二法门——爱，这也是生活奔涌向前的内在动力。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这样形容“爱”：“有一种超乎一切之上的动力，就是爱。我们看到爱的本来面目就感动，不论爱采取什么形式，是慷慨，还是慈悲，还是和善，还是温柔，还是天生的善良；我们的同情心遇到它就起共鸣，不管它的对象是什么，或者是构成男女之间的爱情，一个人委身给一个异性，两个生命融合为一；或者是构成家庭之间的各种情感，父母子女的爱，兄弟姊妹的爱；或者是巩固的友谊；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互相信任，彼此忠诚。”几种爱的形式，在《惊蛰》中几乎都有涉及，这让小说充满了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试看细妹子和凌云青的一段交往，四年级下学期，眼瞅着还有一年多就能小学毕业，凌云清却因交不出学费被迫辍学。同窗好友细妹子给他教材，并和他约定可以在野棉花山上为她讲课。在细妹子和韩老师的帮助下，云清凭借自学考上了镇中学。刚上了一年，云清却因病再次辍学，经过生死考验和长达二十九天的流浪之旅，云清迅速成长起来，并再次借助细妹子父女的帮助获得了参加高考的资格，考上了大学。每每在凌云清遭逢苦难的时候，细妹子都像一盏明灯为他照亮前行的路，而两人见面的野棉花山，也具有了神圣的象征意义：这高高的山坡，不仅是地势的高，更意味着凌云青在此建立起自己的一方知识高地、精神高地，和现实的观龙村形成了对照，他在这里收获了知识、友情，坚定了去往无限远方的信心，获得了超越现实苦难的精神动力。凌云清在这里对细妹子说：“我要到远方啊，虽然不知道那个地方叫什么，但它肯定是‘远方’。”小说结尾，他读罢路遥的小说《人生》，心里想的是“到高高的野棉花山，对着天空吼上几声。”凌云青和高加林形成了某种精神同构，成为那一代农村少年的典型形象，换句话说，凌云青也可以看作是观龙村的高加林。

　　《惊蛰》不仅表现了一代乡村少年的生活史、情感史、精神史，更落脚在人物的成长上，使得这部小说具有比较浓郁的成长小说特色。凌云清的性格处于不断展开的过程中，但也可以从儿童时期一系列小事中窥见他的坚韧和刚强。四岁的他遭遇父亲去世，哥哥没在，在众人的质疑中扛起孝子的责任；到大伯家烤火，面对无理的冤枉，即使挨打也不认怂；对学校同学的欺负，他隐忍但不失原则。当然，除了内在的禀赋外，凌云清也在交学费、做豆腐、做生意（卖米花棒、收破烂）、投亲、流浪等一系列事件中不断感悟亲情、友情、爱情，感受世态炎凉和人间冷暖，从而不断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出于自尊，他不想继续投靠舅舅，默默出走，展开了一段孤身一人的奇异冒险之旅。在回家路上的二十九天里，他被售票员驱赶，夜宿荒寺，向人乞讨，用劳动换食物……让人想起西方成长小说中主人公必经的成长之路——漫游。但我们的主人公凌云青的“漫游”却没有一丝矫情和刻意，彼时的川北大地，还没有那么多诗情画意，有的只是生活粗粝的磨练。“云青并不知道，骨膜炎严重到差点逼他锯腿保命时，他的肉体在痛苦中得以蜕变，而这一路近乎乞讨的流浪归家，尝世间冷暖人事，确实令他对生活的认知更加深刻。”他像一棵从坚硬的土地上破土而出的幼苗，在风餐露宿中沐浴日月精华，最终淬炼成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而凌云青也没有辜负这一切，就像老爷爷留给他的字条上写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他终于考上大学，坐上远行的火车，去往更加广阔的人生。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乡村书写，大抵形成了三条路径：一是田园牧歌式的美学想象，用浪漫抒情的笔法歌颂乡村的纯净、道德的圣洁和生之顽强，将其想象为涤荡现代化带来的一切浊流的精神力量；二是站在启蒙批判的立场上，揭露乡村的封闭、愚昧、落后，将其作为剖析社会的标本，或是反映乡村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冲击下的支离破碎和矛盾丛生；三是以人民性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文艺，致力于反映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新农村建设成就，塑造时代新人，弘扬奋斗精神。站在历史的坐标系上考察《惊蛰》会发现，它是杂糅的，并不典型地属于哪一类别。我无意说这部小说开创了乡村书写的新类型或新路径，而是意在说明：在克服乡村书写的雷同化和文学史经验“影响的焦虑”上，杜阳林的尝试是有益的，他的策略是，从作家自己最熟悉的土地中，种出凝结着个人成长经历和心灵温度的行行文字，这其中有独一无二的东西。

　　张鹏禹，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曾于《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作家报》《长江丛刊》《北方文学》《青年文学家》《散文百家》《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刊物发表文学评论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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