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最早源自中原？

四川文化网 2021-4-7 10:13 939人围观文化资讯

通过三星堆遗址文物的发掘和文化考证，河南应该意识到，中原华夏文明虽然深厚、丰富和悠久，但明显的存在着一个与周边华夏文明传承的历史对接问题，存在着华夏民族文化精神家园“老家河南”如何阐发、回归的问题。如 ...

　　在前些天召开的黄河文化座谈会上，有位同志问我：如何解释三星堆文化问题。我告诉他：这是中原文化的一种历史传承。

　　现在三星堆考古披露的实物越来越多，历史证据也越来越丰富，源于中原文化的文脉也越来越清晰了。

　　华夏人文始祖为伏羲，伏羲的父亲为燧人氏，即大人氏雷神。华胥氏在澭（鸿沟）沮（睢水）会合的雷泽，履雷神大迹、即大足孕育了伏羲。伏羲为四象东方青龙，青龙的爪子与雷神大迹和鸟迹类似，上古时期应为同族。东帝（皇）伏羲所配东方神为句（勾）芒，也是鸟迹（足）。

图一华胥履雷神大迹图

　　太阳升起在东方。东方升起的太阳，古人称“三足金乌”，亦称“金乌”“踆乌”“阳乌”“太阳鸟”“三足鸟”“赤乌”“吴（昊）”等，居住在东方东海的神树“扶桑”之上。扶桑之上的十个太阳神鸟，代表着制定和掌握十月历法的十日族。

　　唐（汤）尧取代帝鸷称帝时，十日族因不满而发生叛乱。唐尧平定十日族叛乱后，重新任命羲和氏家族为天官日御，制定十月历法，取代了旧十日族天官日御的职位。

　　关于扶桑、十日、踆乌等，出自东方东海旸谷一类的记载，最早出自协助大禹治水时期伯益所编《山海经》的古籍中。而伯益作为大禹称夏王时期的太宰执政官，其封地“梁”国，又与大禹居住的“宫室”“夏邑”、王都“阳城”同地。不然，就无法行使太宰执政的职责。

图二羲和御日图

　　目前已知，河南有两个“阳城”：一个在距离黄河下游洪水、洪（鸿）沟较远的郑州登封阳城；一个在黄河下游洪水、洪（鸿）沟泛滥之地的古“梁国”开封禹王台阳城。据战国时期赵国史官《世本·居篇》记载：“禹都阳城,在大梁(开封)之南。”又记载：“言自禹至太康与唐虞不易都域也”。孰是孰非，暂不作定论，但毕竟均在三星堆文化的最早发源地中原。

　　同时，应该指出，十日族制定的十月历法，正是尧、舜、夏时期天官日御羲和氏制定的《夏小正》十月历法，也发现在黄河下游的开封杞县一带。

图三杞县龙山天文台文化遗址与夏代《夏小正》图

　　春秋时期周游中原列国的孔子，在商周封给夏人后裔杞国（今开封杞县）的夏代大运河（古汴河、通济渠，今惠济河）之滨，征集到了夏代《夏小正》十月历法，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历法，并传承至今。这个历法，西南地区彝族等少数民族历史上都曾使用过。其历法文化传承与中原相一致，也源于中原上古历法。

　　三星堆地处西南古蜀国之地，与十月历法应该关系密切。蜀国文化，来源于蜀山氏。蜀山、蜀山氏，也称濁山氏，因濁水、即黄河下游地区泛滥、混浊的洪水而得名，自然也发源于黄河下游黄帝氏族居住的中土、中央之国、天地之中。

　　故宋代罗泌《路史》记载：“蜀之为国，肇自人皇，其始蚕丛、柏濩、鱼凫，各数百岁。号蜀山氏。盖作于蜀。蚕丛纵目，王瞿上。”“人皇”，为三皇之一的炎帝，是黄帝元妃嫘祖的爷爷，其后裔女系与濁山氏应为同族，或就是濁山氏，也与黄帝、昌意父子氏族通婚。黄河下游地区有卫国的“濮上桑间”、杞国的“空桑”，均是炎黄时期植桑、养蚕、抽丝、纺织文化的发源地，居住汴河与济水之间黄帝中央宫室（帝都）的嫘祖，也被后人称作为“蚕神娘娘”“织机神”等。

图四炎黄氏族结盟图

　　据唐代医学家王鹳《广黄帝本记》、北宋著作佐郎张君房《云笈七签》、南宋无名氏《轩辕黄帝传》等均记载：“帝娶西陵氏于大梁，曰嫘祖，为元妃。生二子玄嚣、昌意。初喜天下之戴己也。”黄帝娶元妃、生子昌意、建都的“大梁”，本指开封北部济水（今黄河）之滨的柳园口乡轩辕丘（楼），与黄帝出生的昆仑山丰沮、太寿陂、青丘、黑（玄）池、寿丘同地。

　　所以，出生于战国大梁（今开封）之地的黄帝次子昌意，也娶了黄河下游濁（洪）水流域的蜀山氏女昌仆为妻，生下了在开封杞县高阳镇居住的高阳氏颛顼帝。昌仆(僕)，也称昌濮、景仆、景颇。相传为蜀山氏女，为昌意之妻，黄帝嫘祖的儿媳，也我国西南地区景颇族的先祖。对此，云南学者已多有论述。

　　可见，中国西南地区的三星堆、青铜神树、太阳鸟、蜀国、濁山、若（济、黑）水、昌仆、景颇等文化，均来源于中原伏羲、句芒、炎帝、黄帝、昌意氏族的文化传承。

图五三星堆青铜神树图

　　通过三星堆遗址文物的发掘和文化考证，河南应该意识到，中原华夏文明虽然深厚、丰富和悠久，但明显的存在着一个与周边华夏文明传承的历史对接问题，存在着华夏民族文化精神家园“老家河南”如何阐发、回归的问题。如果不能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解读和认识，阐发、传承和弘扬中原、中国华夏文明，就可能出现严重的误解，就会存在着无法逾越的文化障碍，树立中原、中国文化自信就失去了历史和地理依托。

　　对于这种状况，值得河南、乃至中国历史文化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