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关学·中国行”系列活动之五：专家发言摘要

       2021年5月16日—17日，“中华关学·中国行”系列活动之五：走进临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乡约文献辑考及乡约文化与当代乡村治理体系建构研究”专家组一行赴渭南临渭区考察乡约文化及乡村振兴。在陕西省渭南市政协、临渭区政协的主持下，召开了“传统文化与乡村振兴”座谈会。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与社会科学部编审柯锦华，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王中江，四川师范大学杰出教授蔡方鹿，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邵汉明，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系教授董平，华东师范大学诠释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系教授潘德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主任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刘丰，浙江余姚市东海城市文化研究院院长华建新，陕西孔子学会党支部书记、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魏冬，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王美凤，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博士刘宗镐等与会专家围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渭南人文，助力乡村振兴做了交流发言。陕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乡约文献辑考及乡约文化与当代乡村治理体系建构研究”首席专家刘学智教授做了总结发言。为了助力乡村振兴和乡村文明建设，本栏目经活动主办方同意，将本次座谈会专家发言根据录音情况予以整理发布，以供社会各界学习参考。

       柯锦华（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与社会科学部编审）：这两年乡村振兴的课题我也做过，从2018年开始调研，我重点关注的是乡风文明，精神层面的。调研过程中我的确发现一些问题，就是在乡风文明、风俗礼仪方面发现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咱们《吕氏乡约》其中讲的一条就是“礼俗相交”，比如说乡村过去在一个家族里面最有权威的应该是在家族里面德高望重的年长者，可现在变化了。比如现在在家庭里倒过来了，年轻人儿子儿媳妇更有话语权，老人公公婆婆变得没有很多话语权了，因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支撑他话语权的重要的支撑不再是伦理道德，不再是过去传统的一套东西，而是经济。如果你在家庭里掌握了经济大权，你挣钱挣得多，你就有相应的话语权；如果年纪大了没有劳动力了，没有工作，不可能去挣钱了，在家庭里实际上就被边缘化了，你的地位就变了。现在我发现婚礼跟过去也是有了很大的改变，过去传统文化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我们谈乡村文明建设，乡村振兴不要仅仅关注经济，乡村文明程度我感觉也很重要。我们过去的民俗当中至今还保留下来，我们要想想这个东西为什么还能保留下来，它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是被大家所认可的，即使今天也是被认可的，还有一些东西没有被保存下来，它在民众当中逐渐消失了，我们想想为什么，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必然性的，就是已经消失的东西让它再回来可能性不是很大的，因为时代已经变了，今天的时代跟过去的农业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把过去优秀的东西，还能传递下来的东西，精神实质性的东西，我们把它继承下来。我们要往回看，在现实生活中被老百姓接受的东西，我们要把它挖掘出来，纳入到我们新的村规民约当中去，老百姓认可的东西，自然而然的就会留存下去，因为它是有生命力的。还有些新的东西在农业文明中不存在，但现在社会是存在的，比如说法治精神、人的个体独立性、人的自由精神，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纳入新的村规民约当中来，在农村应该是广为宣传的，未来农村的礼俗应该是老的东西和新的东西相结合的东西，老的东西经过现代新的转化加上新的以前没有的东西结合起来，这将是乡村振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重要的一个工作。

       潘德荣（华东师范大学诠释学研究所所长、终身教授）：我是研究诠释学的，诠释学我们现在可能还不太了解，但我们可以想象中国的经学是什么样子的，诠释学是从经学发展出来的。我们现在讲的诠释学，主要是从西方的经学，具体地说就是《圣经》解释这条线下来的，现在我们把它扩展开来，使它得到非常广泛的运用，这里面包括中国的典籍，包括入儒家的经典，道家的经典，以及佛家的经典等等。另外一个工作跟我们现在就有点关系了，因为它和经学不太一样。是什么呢？它还涉及到一个实践层面的考量，你解出来的经和我们现代这个社会和我们当下的状况，它的连接之处在哪里?哪些东西是需要我们吸取的，继续发扬的。我觉得对于我们传统的文化，历史流传下来的乡约演变出三重工作在里面，一种是怎样使它发扬光大，优秀的东西；另外一种也是在历史的过程中或者发展到现在与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相脱节的不再适用的东西，我们必须放弃；那些东西属于保留的，这样的过程才有可能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从继承来下发展下去，这样才有一个持久的生命力。我认为中国的文化和典籍，它的伟大之处，我们可以不了解它的理由，但是我们必须相信它的这个现象，相信什么呢？就是它活到了现在，这就是理由。你不知道不要紧，古希腊文明在哪？古罗马文明在哪？没有了，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的文明流传至今，这就是一个事实，不容否认的事实，它的生命力就在这里，所以我想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也是有振奋精神作用的。就我自己来说，我不知道能够为振兴乡村做些什么，我对乡村还不太了解，可以反过来想，也就是你们需要我们做些什么，也不妨谈一谈，比如说我能做的关于国学、解经等方面，对于梳理思想资源，大概我能够参与你们的工作。

       蔡方鹿（四川师范大学杰出教授）：我是四川省朱熹研究会会长，我们每年都会深入到乡村去调查，包括彝族的村寨，已经连续11年了。我以前修成昆铁路，去年是建成通车50周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很大的提高。我们四川省朱熹研究会每年给他们搞活动，最大的活动几千人参加，在西昌市悦城广场，举办儿童读经活动，各地优胜选手30名最后决赛。我们朱熹研究会下属单位到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演出活动，主要是背诵《朱子家训》《弟子规》，表演文艺节目。我们深入到乡村给他们做一些文化方面的建设。《人民日报》做过一个专访就是“茫茫成昆出大山”，介绍成昆铁路通车50年来发生的变化，对当地的经济文化、乡规民约有一些促进。陕西省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以前在陕西省参加修建襄渝铁路。我觉得农村建设要经济发达才行，像凉山有些地区经济发展了，我们以前采访一个老村民，他也修过成昆铁路，现在他办了一个养牛场，100多头牛，一头至少卖几万，去掉成本一年也能挣到100万以上的收入，他到现在也不忘当年铁道兵的情节。我们多年深入乡村给他们普及乡规民约，送文化、送书籍，主要是思想观念。我觉得刘学智教授这个项目就是解决国家重大问题，社会出现重大问题需要去解决，这个课题应运而生，把解决社会发展重大问题解决好，把学术研究和推广普及相结合，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力提倡，我也相信当地政府和村民也会积极配合，一起促进我们乡村的建设，更好的发扬发展壮大。

       华建新（浙江余姚市东海城市文化研究院院长）：今天的问题是乡村振兴的问题，我发言的主题就是用阳明的心学思想融入振兴乡村。我想谈几个方面：一是当前的农村尤其是注重经济相对复苏，老百姓的生活物质水平有重大的提高，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有没有同步前进呢？从我们浙江余姚来讲，怎样把阳明心学融入到老百姓精神生活的提升，我们编了姚剧《王阳明》，影响非常大。另外我们还出版了各种各样的书籍，送到农村里面，特别是农村的小学里面。第二点是原来的农村振兴当中的输入型，农村里的东西都要靠上级去输入的，要利用外在的输入转向内生的提升。我们觉得阳明心学主张的自主性，内生性，就是说乡村要振兴，外在的支持是个重要的方面，但是我们还需要去发掘他内心的灵魂，就需要激发良知。第三点就是从集体性向家族性、家庭性的转化，我们生产组织形式是集体的，公社解体以后，成立公司、工厂都是集体性的，但是对我们传统文化，他有一定阻隔的影响，我们传统农耕文化是以家族家庭这样一种传统方式留下来的，家族内部文化的凝聚力，不是其他能替代的，我们这一代比较强调的是家族文化的振兴，由家族文化推广到乡镇，这样一个演变。阳明心学也有这样一种传播模式，阳明心学先是传播到学校，首先是传播到他亲戚的周围，从身边的人开始传播，我觉得这样一种传播模式对我们还是有意义的。第四我想从物质的引领到精神的引领，我们现在社会发展经济的发展速度要远远超过文化发展的速度。文化是一种外在与内在的结合，但是我们在精神上的挖掘，精神上的提炼，精神上的引领，做到了吗？阳明心学是一种普世的价值形态，超越国界的，同时它具有民族性、地域性，所以我们讲阳明心学能够深入到我们老百姓心里，内在的良知发挥作用的话，我们好多的家庭问题、社会问题都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且他是根本性的，不是外在的。城镇化的兴起，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尤其向大城市转移，好多当地的农民，已经成了城市新市民，这些人尽管生活在异地，但是他的精神状态，他的文化基因仍然是在老家。所以在这样一个文化流动的年代，假如说我们用静态的思想去搞好乡村振兴的话，我想这个是做不到的，所以阳明心学，它也是一种普世性的东西，它有普遍的价值，所以我的结论是阳明心学是农村振兴的一个精神的法宝。

       王中江（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今天的主题是关于乡村文化建设，围绕这个主题我谈一些具体的设想。中华孔子学会是全国性儒学的共同体，有三百多位理事，有十几个全国性的学会，有一部分是传播普及儒学思想的，比如儒家国学教育研究会、儒家孔子后裔儒学促进会、儒家书画艺术研究会、儒家乐教研究会，这些研究会面向社会大众，对儒家的学术、思想、艺术、乐教有各方面的研究，从这方面讲和渭南可以经常合作，做一些具体的事情。现在，利用简短的时间，我讲一个大问题的小解释。儒家的核心观念是“仁、义”。“仁”的思想大家很熟悉，但长期以来大家有很多误解，今天给大家讲个故事:孔子有一回和几位弟子的对话，孔子问什么叫“仁”， 什么叫“智”，何为“仁者”，何为“智者”。第一位回答问题的是子路，仁者让别人爱自己，智者让别人了解自己，这是子路的答案。子贡的答案是智者是了解别人，仁者是爱别人，这是第二个答案。第三个答案是颜回的答案，是智者自知，仁者自爱。孔子最肯定的是颜回的答案，为什么孔子肯定颜回的答案？仁者自爱，大家想一想，一般来说仁者爱人，颜回讲仁者自爱怎么讲，“仁”这个字怎么写，从人从二，表示人与人之间发生交往、情感。可是《朱子文集》把仁字说成上面一个身下面一个心，一个人的身体和心灵两个部分构成一个人，叫身心一体。过去我们讲“仁”，是人与人之间，现在讲“仁”，是人的自我，人的身体和心灵的关系。如果我们和颜回讲的仁者自爱结合起来，人生下来逐步产生自我，产生一个身体和心灵之间的身心关系，人的成长过程是身体的成长过程，更是人格心灵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首先从情感上对自己最了解，对自己的关心可能超过关心别人，所以父母生孩子是天生的缔产主义者，孩子刚生下来就是利己主义者，因为首先吃喝要生存。但这种情感开始是一种自然，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和父母发生关系的时候，和亲人发生关系的时候，儒家就产生了孝的概念，从对自我的爱发展到对父母的爱，叫推己及亲，过去大家都说儒家的仁爱首先是孝，这毫无问题，孔子确实是这样讲，但儒家的爱到了推己及亲的时候并没有停止，推己及人，从爱自己到爱父母到爱别人。这就是仁者爱人的第三种方案。第四种是儒家的爱并不限于对人的爱，扩展为对天下万物的爱，追到宋理时就是：仁者是以天下万物为己，不仅要爱自己爱父母爱人还要爱万物，儒家这种思想发展到现代就是和和生态联系到一起了，从这方面来讲，儒家的思想绝不仅仅是孝的概念，不等于是爱人的概念，是爱万物爱天下的概念，所以意义非常广泛和普遍。

       邵汉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我今天以新村民的身份和大家交流，交流的主题是传统文化与乡村振兴，这个题目很大，也很有意义。我从农村出来很多年了，对农村有所陌生，但感到现在和小时候的情况有很大变化，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在村子里，现在不一样了，很多人都涌向城市了。现在总书记特别强调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同时国家又提出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乡村振兴不止是经济的问题，经济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同时也是人的问题，文化的问题，传统文化和乡村振兴也有很多关联。乡村振兴的目标，我理解应该是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乡村环境的改善，农村人口综合素质的提高。同时农民精神需要得到发展、满足，人民幸福指数提升，应该是这样一个目标，对宣传、挖掘、推广乡村振兴起到一定作用，这个作用从传统文化方面主要有这几块？一块是主流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历史上的儒、释、道，主要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因为这是我们土生土长的，佛教后来是引入的。再一个是地域文化的挖掘和利用，对乡村振兴有一定的作用。从主流的传统文化的角度，从一般的意义上说，我想最起码提两点，一是儒家的和谐的观念，社会大发展，农村的和谐稳定是农村战略的重要的方面，如果我们必须在乡村的发展目标有不同的特点，那就是“以和为贵”的观念，“和而不同”的观念，“和而不同”用哲学的话说，就是在多样性中追求统一性，这个不仅运用在国际事务中有效，在现实中，在农村发展中如何考虑不同地域、不同乡村的实际情况，做出合理的对待，也会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儒家要建成人际和谐的社会。第二个儒家的道的思想很强，道和政治的关系来说，道是为政之本，是政治的根本，乡村治理有不同的措施，道德的这一面，我们干部要把道德建设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道德和经济的关系，儒家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要发展经济提高农民生活，但是我们要合理合法正当的方式。儒家有很多方面可以直接运用的。儒家的义利观要求我们要见利思义，道家讲道法自然，自然与人的观念，现在讲非常有意义。现在讲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强调生态经济、低碳经济、绿色发展，这也是我们新发展观的体现，道家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在农村的经济发展中我们要考虑到自然的因素。从前特别突出发挥人的主动性，人的主动性是要发挥，但不能把人凌驾在自然之上。恩格斯说过：人类对大自然的每一次破坏，每一次伤害，最终都毫无例外的得到大自然的报复。德国著名诗人康德也说，大自然不会犯错误，犯错误的是人。我们中国在历史上，犯过很严重的错误，给了我们严重的教训，我们应该用生态哲学的观念对我们进行矫正。从地域文化这个角度也很重要，刘老师的重大项目，是地域文化挖掘整理应用的很好的体现。不同文化都有优秀的悠久丰富的资源，很好挖掘利用对乡村建设也是有意义的。

       董平（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系教授）：我们为什么今天要提乡村振兴，它表明在我们国家40年的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城镇化，GDP的提升、关注的是工业化，恰好在40年的发展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忘了乡村。到现在这个时候，回过头来看，有问题，所以重提乡村振兴，为此还立了《乡村振兴促进法》。目前就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来看，乡村振兴不是因为人的问题，不是提倡的问题，而是怎么做的问题。正是在国家经济振兴的过程中，乡村出现了空心化，农业人口流失，土地减少，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也在减少，这个才是今天面对的乡村的问题，在这个意思上说，乡村振兴先要弄清乡村振兴的主体是谁，是不是把村子里房子造起来就算乡村富裕了？所以振兴什么？它一定是有具体内容的，我想了想，还是经济，经济还是要发展的，只能是在这样的道路的前进方向上来振兴乡村，不能说让今天的老百姓都回到土地上去，都回到传统的所谓的生活方式中，这肯定不是乡村振兴今天应该有的方向。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富裕，才有可能带来精神的和谐。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的确不能说乡村振兴就是管着经济，如果管着经济，现在40多年来，我们不断把乡村城镇化，不断在减少农业人口，大家都能看到实实在在带来老百姓收入的提升，生活水平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全国都一样，所以除了经济振兴、经济发展之外，刚才各位老师谈到的文化问题，我觉得是可以成为乡村振兴的一种支柱，一种精神支撑。或者说我们现在提倡这个方面，换句话说，尽管生活现代化，经济水平在提升，人心似乎是变得越来越陌生了，不像过去那么热情，那么亲切，人和人的感情也不像过去那么黏糊了，但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理想样态是什么？在这个意思上我们可以谈文化。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构成就是乡村，古代基本不存在乡村振兴，社会整体发展就是以乡村为基础的，农业的生产方式，一定以这个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恰好是基本的生产方式已经改变了，基本的生活方式已经改变了，因此带来了人的观念、价值、理念等等发生了改变。但是我相信，人不论这个社会怎么发展变化，总是应该活得更好一点点，这个是整体目的。不论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好，经济的发展也好，别的发展也好，都是让人活得更好。什么叫过的更好？每一个人生出来心身健全，饿了会哭，想要什么会表达，我们每一个“心身”本来一体化，可是我们活着活着，慢慢成长着，会跑了，见得多了，想法就多了，想法多可能带来一个坏处，心和事物会分离，人格会分裂，你想本来是一个身心健全、人格完整的人，活着活着活成“二”，要“二”还是要“一”？要“一”。就是在这个意思上说，文化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使我们免于变成“二”，让我们回到人格完整，健全的统一体。换句话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仅仅饭吃好，酒喝好，衣服穿好，房子住好，有钱够还是不够？那是活了一半，你还有更重要的另一半，和我们的精神面貌有关，和我们的文化价值有关，和我们的精神理念有关，所以在传统社会一个乡村，不仅是生产生活的共同体，同时是文化共同体，道德共同体，所以西家有事东家帮，东家有事西家帮，这就有个邻里和谐，邻里亲睦，像孟子说的那样，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是传统的乡村社会，也就是因为如此，说他是道德的共同体。今天讲重建乡村，振兴乡村，我想我们应该在保有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在老百姓物质生活过的富裕的前提下，还要把在追求物质生活过程中跑出去的那个心找回来，使每一个人都能为一个心身健全、完整统一的人，如果做到了，传统乡村文化共同体的那种面貌会重新回来，这是我们乡村振兴应该达到的目标。

       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主任）：我们现在谈乡村振兴，提升到国家战略，说明问题非常严重，那么中国乡村问题在哪里？我认为有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城乡经济收入差距太大。比如日本，日本的城乡经济收入基本是平衡的，其他发达国家也是这个趋势，那么我们中国呢，就我研究的资料，除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城乡的经济差距在缩小，其他包括现在一直在变大，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农村年轻人，他只待在农村他无法养家糊口，他要在城市谋生，然后青年人流失，这是一个主要原因。第二，城乡文化和教育的差距在拉大。现在的农村，我认为它的文化状况是非常有问题的。现在农村都是留守人群，留守老人、妇女、儿童，大多数没文化。传统的乡村有一套完整文化生产体系，私塾、书院、祠堂、宗族，各种庙、观、堂，北方基本没了，这种养生送死的一套文化体系没了，所以农村的意义世界没了。那么，作为知识分子，我们现在振兴乡村能做什么呢？我认为要重建乡村的意义世界，重建乡村的文化。我认为乡村文化教育是情感教育。我们的教育是不中不西的教育。不中，是把我们儒家的情感教育和人格教育丢了；不西，是我们只学习了西方教育的形式和学校的样式，没学到他们的创造性。儒家的根本教育，回归于民间，必须要讲情感教育。这种情感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人人都有。给村民讲课不是灌输忠孝道义，要选择一个他们所能接受内容来讲。那么谁来讲？我们要建立一个义工讲师团，主要是在县城里慢慢发动，逐渐带动村民来参与。这个体制是什么，主要是借鉴古代书院的体制，民办公助。在我们向全国各地推广的过程中，最能坚持下来的是义工团，政府指导支持，义工团为主，义工团包括一些在职和退休的老师、干部，一些企业家、律师，他们都有工资。乡村义学不只是讲课，我们发现有的村他讲课讲得一般，但是效果非常好，它还要和公益相结合。在讲堂讲课之前，先去老人家里，给老人理发、推拿、针灸。因为村里的留守老人、儿童大多没人管，所以我们要有人去照顾他们，关爱他们。我们有一个村子做的非常好，我们义工帮助留守老人收庄稼，打扫卫生。冬天，给老人糊窗户，带老人去城里洗澡。通过这些事，老百姓就相信我们了，和我们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我们还要搞乡村老人补助，因为农村的老人没有退休金，农村的养老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都是需要去解决的。通过乡村义学教育，我们就可以唤醒他们的觉悟，让他们去互助，六七十岁老人去照顾八十岁的，他们很愿意，因为他们也会出现八十岁的这种情况。老百姓很欢迎，地方政府也很欢迎，他可以解决农村的很多问题。做了一年之后，都会有成效，不但家风变了，村风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我们从家风教育的孝道开始，从基本的家庭伦理仁义礼智信来重建我们的乡村文化。

       王美凤（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最近我被被临渭区聘为乡村振兴的新村民，新村民的角色着实让我非常振奋，有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感，对渭南的历史文化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明清以来，咱们渭南在传统文化方面有许多杰出的人物，比如说，咱们渭南的薛敬之，据史料记载，他在拜周惠为师时，在学习的过程中十分刻苦，尤其是遵循传统的礼教，尊师重教。据记载，薛敬之“尝师事周小泉，每鸡鸣而起，候门开，洒扫设坐，至则跪以请教”。这段话说的就是薛敬之从学与著名学者周小泉，每天鸡鸣而起，等候先生开门，然后打扫堂室，摆好桌、座，等先生坐好后，恭敬的跪下请教。这就是“周门候启”的典故。还有明代的史记事，这样一位在山西介休做官的一个地方官员，其实他毕生著作都主要是礼学方面的。比如说《正俗》，就是纠正社会风俗的一个著作；还有就是《司礼纪要》，明清之后儒家文化，受到社会虚浮风气的影响后，很多人内心产生了动摇，尤其是礼文化受到了很多人的淡化之后，史记事挑起了历史的重任，将礼文化毅然决然的传承了下来。咱们渭南除了史记事和薛敬之外，还有一位重要的大学者就是南大吉。南大吉罢官后回到关中，阳明子对南大吉的气节给与了高度的评价，说你受到了我的影响被罢官回乡，而南大吉对阳明子答复说，我自己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内心能守住一方阵地。那么他守的是什么，是什么让这一批人坚定不移的守护下去，即使丢官也不在乎？他们在乎的是儒学这个阵地、儒学最核心的部分，传统文化的根不能丢。正是有渭南像南大吉、史记事、薛敬之这样一批传承传统文化的学人，所以一直到清代时期，渭南是咱们关学的重镇，咱们渭南一直是咱们关中地区礼文化、传统文化非常好的一个地区。同时作为临渭区的新村民，我为临渭区乡村振兴能做什么？我应当做什么？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如何能够创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为乡村振兴提出一些对策和一些文化方面的建设，这样一个良好的契机，促使我们这些高校的老师离开了书桌，踏入了我们心心念念一直牵挂的农村。乡规民约在农村究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次我们带着问题来，也希望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化解我们内心的焦虑。除了经济能够快速发展，真正能给农民解决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后，是什么能够让很多的人留守在我们热爱的这片土地上，我们用什么能够把他们的心灵系在这片土地上，即使人走向远方，心也会留下，这是我们课题组努力的一个方向。

       刘  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本人是在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我们哲学所从事的是基础理论研究，但是这些年因为社科院整体定位的一个调整，我们哲学所在基础理论研究之外，也要进行一些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所谓的智库的一些研究。我们哲学所智库的研究成立了文化中心，除了基础研究之外，也提出了的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想我们这个乡村振兴里面，也应该是在这个五位一体之下来理解这个乡村振兴。我们今天这个研讨，可能主要是在传统文化的领域，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思考、来促进这个乡村的振兴和乡村的的建设，以预期能够实现整个城乡一体的发展和五位一体的发展。在关中地区谈历史、谈文化，应该是有说不尽的资源，刚才几位老师的发言中，都谈到了关中地区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在当今文化建设和乡风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我个人学习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儒学当中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礼的问题。关于礼的问题，其实就我这些年比较粗浅的一个了解来说，确实在当今缺失比较严重，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存在礼崩乐坏这样的一个局面。其实就我的研究来说，可能更多的涉及的还是在理念层面上，那个礼的一些理论、思想，或者说某些方面也涉及到了一些制度，更多的还是在一个比较宏观的抽象的层面，礼无论多么的复杂，多么的抽象，它最终都要落实到我们的生活行为当中的。所以我觉在那个乡村地区来恢复传统文化，礼俗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其实据我比较简单的一些了解，无论是葬礼还是婚礼，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简单来说有时候是非常简略或甚至是非常的低俗。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我们的婚丧嫁娶的一些方面有意识的来恢复一些礼俗，但绝不是进行一些简单的复古。在关中地区讲礼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的周礼也是从这个地方发源来的，如果从周礼开始到孔子、到后代，它绝不是简单地复制以前的礼，礼一定是跟随社会的变化，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演变而变化，所以我想说今天我们一方面可以有意识地恢复一部分礼俗，比如婚礼、丧礼这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礼俗。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些仪式、一些节点，能够有一些重要的一些仪式，能够使我们的生活有仪式感，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解决一些刚才赵法生老师所讲的那些类似于信仰的问题、意义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是贯通古今的，我们不仅要恢复传统文化，重视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有意义的方面。

       刘宗镐（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讲师、博士）：新乡约在乡村振兴中能够提供什么借鉴或有没有什么价值？我思考了一下，想从四个方面谈一下《吕氏乡约》。第一个就是从形式上来看，它具有契约精神。这个《吕氏乡约》是加入的人他才遵守这个，也说的非常清楚，来者也不拒，往者也不追，完全是自愿的。第二个就是从立场上来看，他倾向于人道主义。我们说人道主义就是人们之间的关爱救助的话，那么《吕氏乡约》非常明确，在自然灾害和人祸面前，他都会有积极的救助。有人对《吕氏乡约》提出了质疑，他们这个不是强人所难，他们都是自愿的，这是儒家的文化，人之初，性本善。第三个就是在方法上，他是重功绩，“正其理，不为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这个价值观点充分表示他是重价值理念。《吕氏乡约》对救助对象是有规定的，这个规定就体现了救助对象必须是一个安守本分的人，这个救助对象他是有能力的，只是在这个时期受到了灾害等方面的影响。《吕氏乡约》为什么这样强调呢，一个方面就是他和政府救济不是一回事，另一个他跟民间慈善事业也不是一回事。再一个他们的方式就是无息借贷，就是你到时候必须要偿还我，对这个施救者，如果你有房贷或重大的经济损失，那可以不救济。都体现的是一种理性，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救济不是赠与，扶贫也不是给予。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授之以渔，不是授之以鱼。所以说《吕氏乡约》这个方法上面他是重视公平理性，这一个他对于我们传统理学来看他这个价值还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方面在价值层面他是追求公平、正义。《吕氏乡约》它是一个自治体，但是他必须还有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就是约正和值月，约正相当于一个监督者或者说一个评判者。那么他是怎么产生的呢？《吕氏乡约》很清楚他是众推，是众人选举产生的，他对这个人的品质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他是正直不阿。那么值月呢？他是轮流的，这一月在参加的缔约中来领导我们来干这一件事情。这都体现出，他有这种追求公平、追求正义的这种价值体现。如果我们学习从这个层面来把握它，我们可能更清楚我们应该继承这些传统中的哪些东西，而哪些东西在我们今天它是不适合的，因为毕竟我们今天的这个乡村，是我们这个现代社会中的乡村，他应该具备我们现代社会中所具备应有的一个基本价值，而不是再是古代社会中的乡村了。

       魏冬（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的活动，是“中华关学中国行”的第五站，我是“中华关学中国行”这个活动的策划者、发起人。所以在这里我想跟大家重点分享的是“中华关学中国行”这个活动和乡村振兴的关系。因为这个话题的内容很多，所以我就从我的生命体验里面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我曾在西藏工作过五年，在西藏去过十几个县，在两个村里生活过。想起西藏，让我最怀念的不是布达拉宫，不是拉萨，而是西藏的乡村，我最有感情的村子是西藏日喀则昂仁县亚木乡的朗孜村，因为这里的老百姓特别特别淳朴。记得当时西藏给我做一个采访，问我，你是内地过来的，你看我们西藏有什么变化。我说，变化的是这个世界，不变的是老人和孩子的眼睛。西藏的老人啊，孩子啊，那眼睛真的是非常非常清澈，就像是平静的湖水一样，不想我们在城市里生活惯了，眼睛都黯淡没精神了。所以我对西藏，对西藏的乡村特别有感情，觉得那就是我的一个家乡，一个心灵的归宿。说到这里，我也想说说我们的乡愁。在座的各位都和我一样，都有过一个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上大学，最后离开本村到外地工作生活的过程。我是在本村上小学的，现在小学没有了。后来背着馒头到乡上上初中，之后到县里上高中，以后离开本县到外省读大学。然后又离开了家乡到西藏工作。在这个过程里边，我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就是乡愁。什么是乡愁呢？当我们是孩子离开家上初中的时候，乡愁就从我家到我上初中的那条路，母亲在那头，我在这头，这是一种乡愁。后来我上了大学，什么是乡愁呢？乡愁就是我母亲给我写的信。我母亲不太会写字，这个时候的乡愁就表现了是母亲写给我的信。后来我结婚了成家了，但又调到西藏去了，这个时候我就不在那么想我妈了，而是想我老婆跟我的孩子。乡愁就是那一个小小的手机，每天可以视频一下。去年4月18日，我的母亲去世了，今年的5月7日是她的周年，我站在她的坟墓前想，这活的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突然说没就没了，见不了她了。后来就知道乡愁是一位诗人写的那样，乡愁是一座矮矮的坟墓，母亲在里头，我在外头。我现在回到我的家里去，非常非常漂亮，但是母亲不在了，我感受到落寞，这是我的乡愁。我想我们在座的，也有很多人离开家乡，也有同样的感受。那现在，实际上是谁在谈治理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我们村里的老百姓，更多的是我们这些离开家，有乡愁的人，无家可归的人我们在谈乡村振兴。所以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有个叫乡愁的东西牵动着我们，是我们需要乡村，而不是乡村需要我们。这是一个观念。

       其次，我们能看到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动态。它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跟我们成长的过程相关的，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越来越离家越远的过程。对不对？你上了小学，完了上初中，完了上高中，高中完了上大学，大学完了上研究生，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这实际上也就是不断远离我们出生远点的一个过程。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能看到，现在每个村的资源它会到乡镇去集中，乡镇的资源它会到县城去集中，县城的资源会到地市去集中，地市的资源会到省会去集中，对不对？这是一个大的结构，呈现出一种越繁华的地方越来越繁华，越贫困的地方越来越贫困资源流动趋向。要振兴乡村，必须从这个城乡资源流动的这个结构入手。如果讲乡村振兴，乡村就首先得有人，现在很多村里就是一些老头、老太太、或者是残疾的、贫困的，你怎么谈乡村振兴？你谈不了的，就解决不了。所以引导以人为本位资源，向乡村的流动，就是对乡村的援助。因为我们也需要乡村。鉴于我的这两点感受，所以我就发起了“中华关学中国行”这个活动，将乡村振兴与关学传播结合起来去做。但是我们的力量毕竟有限，我举个例子，比如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实际上也是乡村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关学宗师张载的后裔张世敏先生这些年一直在家里、在乡里推行，我想帮助他，支持他，但我也只是大学里的一个老师，我给他送了一本关于家风、家训方面的书，我能够提供的一些支持，也就仅仅如此。

       我们回到农村里去，看到一草一木，这是我们需要的。所以我作这一个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城市里和乡村中的一些东西建立联系，让他们互补、互动起来。我举一个例子，城市里的娃娃可能不认识动物，不认识小麦、韭菜，我们城里的娃娃去一下乡村，呆上几天，他可能就能认识了，乡村里的娃娃到了城市，他可能就能开拓一下视野。能做的仅仅也就是如此，实际上就是相互互补、交流的这样一个想法。因为我们目前的力量还不够，经验也不足，所以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支持、参与到“中华关学中国行”这样一个活动里面来，这不仅仅是为了帮助别人，而是让我们回归我们的本心。

       刘学智（陕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乡约文献辑考及乡约文化与当代乡村治理体系建构研究”首席专家）：我们的课题是重点落到了乡村治理体系，而乡村治理体系又是国家乡村振兴里面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没有良好的一个乡村治理，那么乡村振兴可能就很难落实。乡村治理，它涉及到了文化传统。我们今天要乡村振兴，怎么振兴？我们要借鉴我们古代乡村治理的历史经验和智慧。我们陕西关学学人创造了一个在全国有影响的《吕氏乡约》，不仅影响到大江南北，而且影响到国外。我们这个课题的一个内容就是要把历史上重要的乡约文献经过甄别、考证加以整理。我们要进行研究、要进行甄别、要进行考证，工作非常麻烦，但是过去的乡约又不能在今天简单的来搬用、套用，时代已经不同了。这就有一个我们怎么能够吸取乡约文化的精神，把它用之于我们今天的乡村治理，从而服务于我们今天的乡村振兴建设。这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困难，所以我们需要和社会结合，和基层和民间结合。这个乡村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中国的陕西的其他地方不一样，北方和南方不一样，中原和少数民族地区不一样。也正因为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需要解决。

       为了能够在这个课题研究方面能够比较顺利的来实现目标，我们选择了一些群众基础比较好，领导比较重视，而且还比较有典型性的一些地方，作为我们的实践基地。我们选取的一个是蓝田县，一个是我们的渭南下邽镇西关村。我们还要在其他地方，像山阳县、河南、安徽，我们还要建立一些基地。传统乡约有很多东西，过去它是一个伦理，是农业文明的代表，伦理农业的背景下解决乡邻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我们在制定新乡约的时候，就提出这么几个原则，就是我们一定要结合今天的情况，要借鉴传统乡约的文化精神，比如说道德自律、村民自治这些基本原则、这些文化精神。只能把它的精神借鉴过来，但是要结合现代生活而且要给它赋予新的现代性的内容。比如说给他赋予权利意识，过去不太讲权利，主要讲道德义务。要给他赋予权利意识，给他赋予法治观念，还有环保意识等等。这就是新的时代要解决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怎么解决？我们需要去乡村调查、研究，所以我们以后可能要多次来到我们渭南，希望能得到你们的支持。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们就有了底气，有了信心。（封面家宽文化·王晓慧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