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热云：笔墨新风写新景——罗铭的艺术历程与艺术风格初探

新文人画院 2021-5-23 07:51 1113人围观艺术名家

罗铭（1912年—1998年），字西甫，别号西父，广东省普宁市南径镇人。罗铭出生于一个医生家庭，中学毕业就考中了广州医校，却最终“弃医从画”。

罗铭（1912年—1998年）

笔墨新风写新景

——罗铭的艺术历程与艺术风格初探

文/张热云

一、序言

1954年的春天，李可染、张仃、罗铭三位画家赴江南写生，历时三个月，于当年九月十九日在北海公园悦心殿举办了“三人山水画写生展”，画坛为之震动，甚至边徐特立、齐白石等各界名人都给予了高度赞赏。此展开启了中国山水画一代新风，成为了当代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罗铭（1912年—1998年），字西甫，别号西父，广东省普宁市南径镇人。罗铭出生于一个医生家庭，中学毕业就考中了广州医校，却最终“弃医从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主张中国画改革，并提倡写生，融汇中西，获得了巨大成功，其画风雄秀苍劲，尽抒胸臆，意趣盎然，素有“罗华山”之美称，在当代中国美术史上独树一帜。除擅长中国山水画外，他在花鸟画上也造诣颇深，香港著名画家、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饶宗颐称他为“画中雀可罗”。1989年，国务院总理聘他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其在岗位工作十年，直到病故，享年八十六岁。

二、海上海外求艺路

罗铭自幼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不但对医学耳濡目染，对绘画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中学毕业后，他同时考上了广州医校和广州烈风艺专的西画专业。在艺术上天赋极高的他，“爱画胜过爱医”，遂“弃医从画”。当时，西洋绘画传入中国不久，它独特的立体、写实的造型和丰富、强烈的色彩，深深吸引了一大部分青年艺术家的目光，罗铭亦是如此。罗铭在广州烈风艺专学习了一段时间西画后，不久又考入以西画教学闻名的上海美专，继续深造该专业，但是，罗铭的学业并没有止步于西画，在经历了以严格的造型训练为基础的他，对艺术的认识有了新的见解。他认为，中国画在表现客观事物和抒发个人感情上或许比西画有着更抽象与诗意的自由天地，想要继承并发扬中国画的使命感深深印在罗铭的脑海。于是，罗铭以西画的视角及扎实的造型能力，又被弘扬国粹艺术著称的上海昌明艺术专科学院艺术教育系的中国画专业所录取，从此便与中国画结缘。师承王一亭、黄宾虹、贺天健、潘天寿、王个簃、诸闻韵等名师，成为了“吴门弟子”。

1932年，罗铭从上海昌明艺专毕业后，再次回到潮汕，开启了教学生涯，分别在揭阳一中、普宁师范学校、汕头聿怀中学教书，这一教就是十五年。期间，他除了教学外，还勤奋地写生作画，举办画展，在业界小有成就。

然而罗铭并不止步于此，在他经历了数年兢兢业业的教学与勤勤恳恳的艺术创作同时，也不断思考着，如何利用他西画的写实功底去拓展中国画的诗意空间。这个问题让他重新燃起了对艺术的新探索，他想要在中西结合的艺术创作之路上越走越远。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罗铭想要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1947年至1952年，罗铭开始游历泰国、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各国及中国香港地区，此后他一直侨居马来西亚槟城。这段时间的海外经历，不但开阔了罗铭的视野，还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他完成了大量偏重西画水彩风格、反映东南亚居民风情的写生作品。在这个过程中，他感受到东南亚的华侨们对他的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同时他也认识到中国画改革的必要性。于此同时，他对当地华侨做出了一系列的支持与帮助，在华人圈影响甚大。其作品也被许多人收藏，被誉为“中国创新新派”，享誉东南亚。

1947年底，泰国华侨艺术协会为了宣扬罗铭为中国画所做出的贡献，为他出版第一本画集《罗铭先生国画集》。该书主编对罗铭的绘画给出极高赞誉，是“集六法，渗西学......既非北派，亦非南宗之创新”。一时间报道罗铭的媒体纷纷而至，有着“中国创新派”绘画风格的罗铭家喻户晓，当地报纸对他的画展大加宣传，好评如潮。关山月先生在为罗铭画集所做的序中，极力肯定了他在绘画中迈出的中西结合之新的艺术道路。其中作品《和平使者》《春色满堂》《暮樵》《万里前程》令人眼前一亮，这些画作，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与融合，他为摆脱旧时中国画陈陈相因的模古风气，坚持写生，创作不辍。他的这些作品，将人们在旧国画泛滥中的日益消沉击个粉碎，把那些看厌了“守旧”并期盼着的那个“创新者”完完整整的展现出来，就像一股飓风，席卷了整个东南亚地区。他曾慷慨陈词：“国画的前途，要让传统保守的国画家长此发展下去，是没有大希望的......我极盼望老练而有素养的西画家亦多来研究国画，探讨纯真的艺术，共同肩负改革开拓的任务。”

1950年，他笔耕不辍，第二本画集《罗铭纪游画集》在马来西亚问世，并由徐悲鸿为其题签、作序。在这本画集中，他的墨点发生了很大改变，主要以南洋旅行时的写生为主，反映东南亚人民的生活和社会风情。比起上一本画集，西画写生技巧和造型被更加突出的应用于中国画的笔墨之中。随着他创作题材的拓展，也使他别具一格的作品风格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徐悲鸿评价他的作品：“笔歌墨舞，尽情挥写自然佳妙”充分肯定了罗铭兼融中西绘画创新国画的写生笔墨，并称赞其关心人民疾苦。打开画册，一幅幅劳动人民的生活场景栩栩如生，如《剥椰子》《烤饼》《贫民窟》《取椰水者》等。罗铭不但用画笔表现出异国风情，还对生活疾苦的劳动人民表达出发自内心的深切关怀和同情。在作品《剥羊皮》中，一个赤裸上身，皮肤黝黑的青年男子佝偻着后背在木架前熟练地剥着羊皮，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幅劳作的场景，线条用笔娴熟，黑色变化也十分丰富，人物的皮肤被施以赭石淡彩，显得无比准确、生动。

三、江南写生创新风

1952年，罗铭应徐悲鸿院长之聘，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回国，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画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美术院校都不设国画系。有人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否定中国画，说它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另有人持保守态度，固守临摹古画，反对到现实生活去写生。太多学生被陈腐、僵化的风格所束缚，也被模棱两可的绘画风格所迷失方向，山水画的改革刻不容缓。罗铭站在特殊的时代节点，又作为美院的中国画老师，肩负着改革中国画的使命，想要带领美院未来人才走出一片新天地的想法非常急迫。

提起中国近代山水画的改革与发展，就一定要提起一次重大的事件，那就是1954年9月，在北海公司悦心殿举办的一次“李可染、张仃、罗铭水墨写生画展览”，白石老人还专门为该展览题写了展名。

1954年上半年，李可染、张仃、罗铭三人带着从《新观察》杂志社预支的二百元稿费，到黄山、富春江、苏州、杭州、无锡等地写生，百元的经费非常紧张，三人到江南写生之行的艰难可想而知。他们先以杭州为原点，再往周边扩散，白天要写生一整天，晚上还要再请教黄宾虹先生。后来罗铭和李可染去黄山写生，张仃去鲁迅故乡绍兴写生。

写生这一创作方式，在我国很早就出现，多是到现场画些素材，“搜尽青山打腹稿”。外国是对景写生，自然主义多些。而罗铭三人的写生是创作，是在现场创作，不受自然景观的限制，他们对眼前的山水有所剪材，是种创新的写生方式，是新山水画。

历时三个月的写生创作，于同年九月，三人在北海公园举办了写生山水画展。该画展共展出三人的写生作品八十幅，其中李可染四十幅，张仃十二幅，罗铭二十八幅。此展中三人的作品风格殊异，却都展示了同一趋向的探索，即用中国画的笔墨融合西洋画技法，面向生活进行写生创作。他们三位在展览前言中表示：“我们的目的是画一些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但又不是老一套的，而是有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这期间，在罗铭笔下诞生了一系列的水墨佳作，其所画篇幅虽小，却如大画，所谓以小见大。例如《杭州六和塔》《翁家山村》《富春江之畔》《芦茨溪归筏》《猴子观太平》等等。

此次展览触动了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在社会上引起了剧烈的反响。黄永玉观展后，认为这是继承和发扬传统水墨的一个新尝试，是提倡国画改革以来的可喜收获，这次写生创作对山水画新风格的发展影响深远。并称赞：“由于画家们运用了我国绘画传统的水墨技法，描绘了祖国锦绣河山的明媚和壮丽，并部分反映了祖国人民的新气象和新生活，也流露着画家对于自然和生活的健康情感，因而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爱。我们这时代的人，已经不习惯欣赏过去那种破破烂烂的荒烟衰草、乱鸦斜阳的老画了，那些画纵然也许还有不少技法上的长处，但那些画的感情和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不对头，我们固然也喜欢古代的优秀美术作品，难道我们不更应该从今天的活泼、新鲜、明朗、健康的现实生活来要求今天的艺术创作吗？”吴冠中则称“这个规模不大的画展却是中国山水画发展的里程碑”。更为重要的是时任中央美术学院代院长江丰在看过展览后，改变了以入对中国画传统的认识，当即表示了自己对中国画的支持。

李可染、张仃、罗铭三人的水墨写生展在北京引起轰动后，也影响了全国各地的画家及学者，至此，北京的古一舟、吴镜汀，江苏的傅抱石、钱松嵒，陕西的赵望云、石鲁，等等，也都纷纷开始组织写生活动，整个中国画界掀起了一股改革中国画的写生潮，许多画家开始面向大自然，对景写生、对景创作，至此，中国画创作面貌得以改变。美术院校也陆续有了国画系，开了写生课，直至今日，依旧延续写生创作。

三位画家在艺术上的实验探索，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却皆有“中西结合”的共通之处，将各自的不同感受与写生风景结合了起来。吴冠中多年后曾讲：“1954年在北海公园山顶小小悦心殿中举行了李可染、张仃、罗铭三人山水画写生展览，这个规模不大的画展却是中国山水画发展的里程碑，不可等闲视之。他们开始带着笔墨宣纸等国画工具直接到山林中、生活中去写生，冲破了陈陈相因、日趋衰亡的传统技法的程式，创作了第一批清新、生动、具有真情实感的新山水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来的山水画新风格蓬勃发展，大都是从这个展览为基点上开始生长的。”

四、山水花鸟擅胜场

1957年7月，罗铭就西安美术学院刘蒙天院长的强烈要求，调任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支援我国大西北美术教育事业，一去三十年。他在西安美术学院任教期间，致力于中国画的继承创新及美术教育工作，这个时期正是“长安画派”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作为“长安画派”的代表画家之一，他倾注了不少心血，如今仍活跃在陕西及全国画坛的“长安画派”代表人物如崔振宽、余乡、罗平安、江文湛、王宝生、王西京、王子武、苗重安等均是他的学生。

罗铭在西安的日子，特别喜欢画华山，但改革开放之前，西岳未曾建登山索道，且山路失修，游客罕至，有“华岳天下险”之称。但他不顾自己年近古稀及山路艰难险阻，曾经十七次攀登华山写生，创作了大量以华山为题材的山水画，积稿盈筐，为后人留下了大量表现华山的佳作。沿着罗铭攀登过的险径登西岳，不得不为老画家那勇攀险峰的精神与毅力所感动、折服。在陕西期间，罗铭也带着学生赴陕北、登秦岭、过潼关、渡黄河......三秦大地留下了他写生的足迹，黄土高原撒落过他辛勤的汗水。

为了总结、归纳华山皴法的特点，罗铭分别在严寒、酷暑的不同季节中仔细观察，同时又在一天早、中、晚不同的光线下观察华山石质纹理的变化，分析最能表现其形神的笔墨技法。罗铭笔下的华山，高耸入云、奇峰峭壁、云气缥缈、古松亭屋，笔墨雄浑、浓淡干湿相衬，勾画出一派灵秀壮观的奇峰景象。《西岳华山图》，远山近松，苍翠挺拔，岩石古朴，灵秀独特，一派和气象，让人如身临其境，心旷神怡，《飞越秦岭》，一列火车，飞跃高山峻岭，《深山运木》，工人们在大雪封山时仍开着拖拉机运输木材，表现了劳动人民的伟大，笔墨刚健雄浑，再看《太华山图》《雨后华山》《西岳脚下无忧亭》《华山下棋亭》《北峰古松》《西岳青柯坪》《苍龙岭》《凤凰台》等，都以华山为题材，描绘了不同的人文、自然的佳作。其作品，笔力刚健，气势陈雄豪壮，风格苍雄秀丽，感情饱满深沉，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华山雄伟、壮丽、险峻的风采，既可观其势，又可观其质和景，气韵生动，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罗铭在山水画经营中规律性的东西，如山脚水口、左实右虚、大幅小景等等，在画坛上独树一帜，赢得了“罗华山”的美誉。

新加坡评论家玛戈这样评论他：“罗铭的山水画，一反过去山水画的弊病......令人看后不禁兴起缅怀乡土的情绪，更进而增加热爱祖国河山的意识。他这么努力挽救山水画的颓势，匡正过去山水画的消极观念，实在是值得推崇的卓越画家。”罗铭到了晚年，所画《西岳华山图》及其他华山图，用笔老辣，构图之变化，意境之深邃，气魄之豪壮，更可标榜于画史的。我们能体会到一个画家用自己的生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默默耕耘，完成了中国画走向现代化的一种程式，开拓了现代山水画定生的新途径。

罗铭除在山水画取得很高造诣之外，其花鸟题材的作品也极其新颖。罗铭擅长观察，尤其是笔下的麻雀被描绘得栩栩如生。他画麻雀不是从画谱中描摹，而是对着村着场院或山林枝头上活动的麻雀写生得来。他经常买些小米撒在地上，让麻雀吃，以便于他观察其各种动态。由于他对麻雀的生活习性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所以他笔下的麻雀或振翼飞舞、或斜翅投林、或喧闹嬉戏、或并肩而立、富有情趣、呼之欲出。至此他许多的花鸟作品中都有麻雀的存在，据统计，罗铭曾画过上万只麻雀，近万张画稿。其中最具代表的作品有《竹雀图》，该作品描绘了一幅竹子与麻雀共生的和谐景象。在一大片浓淡有致的墨竹中，停落、飞舞着十几只麻雀。前景中的竹枝上落了数只颜色较浓一些的麻雀，它们三两成组，高高低低把竹枝压弯了腰，远处还描绘了一些在竹林中飞舞的麻雀，用色清淡了许多，大大拉开了画面的空间感，笔墨上，整片较重的墨色竹叶中点缀了几只褐色的麻雀，这种前实后虚、一动一静的对比让画面显得十分灵动、活泼。另外一幅作品《百雀图》，在东南亚和香港颇具影响，画中绘有一百只麻雀，形态各异。罗铭说：“我画了麻雀一只又一只，三四五六七八只，一共一百只。三四一十二只，五六三十只，七八五十六只。”

2019年5月，笔者再次访问罗铭故居时，采访到罗铭曾生活过的村子里的罗阿酷老伯，他回忆说，罗铭是他叔叔，从马来西亚回来一直生活在北京，他曾见过罗铭一幅作品，印象极为深刻，描绘了两只鸟儿似乎在聊天，生动有趣。其作品名为《爱话当年》，被罗老伯的兄弟收藏了。新加坡美术评论家玛戈黎罗铭为“罗梅雀”。黄山谷云：“自成一家始逼真”“罗雀”可谓罗铭融西画写生和“吴门”花鸟画功力的精品，形神兼备，超群脱俗。